我生在中國，長在中國。那裡是我魂縈夢牽的土地，我從內心深處希望她富強，人民安居樂業。然而，我的投資對此有幫助嗎？首先，我可能回去投資嗎？在那裡，我有一些昔日的同窗好友。他們大多是從學校出來的老實的老百姓。我還有為數不多的遠親，他們中沒有官職顯赫的大人物。看來我得「公事公辦「，層層蓋章，不可稍有疏忽。有一種做一筆必輸的生意的感覺，這讓我想起新加坡投資興建的蘇州工業園。

1994年5月，蘇州工業園區正式啟動，中新兩國領導人在敲鑼打鼓的熱鬧場面下參觀過園區。我因工作關係去過蘇州。第一次去蘇州時工業區已是初具規模。從上海到蘇州途經工業園，接我的司機載我繞進去看了看。為此配套興建的公路像極了新加坡本地的，整個園區具有新加坡的特點：整潔，嶄新，有條理。看得出基礎建設投資不少。新加坡從資政到普通國民對此期望甚高。新加坡與中國兩國間關係良好，資政與中國領導人的私人關係甚佳，看來園區理所當然有非常好的發展。

本地報章報道過資政在北京見到了中國副總理，還見到了江XX，江XX當時已經代表中國人民給了資政一個明確的態度。江XX認為中新兩國共同搞發展的這個園區是中國的「重中之重」項目，而且一定要把它發展好下去。

當然，這些和我的工作本身並無直接關係。和我工作有業務往來的公司位於蘇州政府投資的蘇州工業新區。由於經濟利益上的衝突，新區和園區的矛盾很大。

儘管中國方面的領導人一直信誓旦旦表示對外資投資的鼓勵，蘇州工業園區開發公司提前進行股比調整，交由中方管理。也就是新加坡對園區的管理無法繼續，提前結束營業。這過程，虧損的數目不是一般投資者所能承受得了的。這筆資金，餵了不少與此相關的大小官吏吧。

這兩年，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我就不方便到中國公幹了。聽說我去過的公司也不能自由上互聯網了，儘管它屬於中外合資企業。說到上明慧網看一看，那裡的同事半開玩笑地說：「這可不敢，恐怕網站沒聯上，樓下警車就開到了。」

中國推行了改革開放政策以後，商機很多，中國人好像都富起來了。一黨專制下的媒體盡力渲染歌舞昇平的景象。實事求是的說，是少數人富起來了，而且貧富懸殊。下崗(即失業)職工，每月只能領取生活費的工人，勞作一年也換不來溫飽的農民，佔了人口的大多數。由於道德下滑，社會風氣敗壞，引來了數不清的社會問題。記得到中國公幹的時候，由於住宿的飯店屬於當地數一數二的，晚飯後的景觀讓我瞠目結舌。非常多的打扮妖艷的女子聚集在大門及前廳，她們在天暗下來以後被陸續領走。那裡是一個一切向錢看的社會，人們說笑貧不笑娼。出租車司機也因夜裡載很多這類主要在黑夜出動的乘客顯得生意興隆。

那些次到中國公幹的經歷使我對自己的國家產生了很深的失望。人心變壞，希望在哪裡？直到修煉了法輪功，我才在修煉者人群中看到了道德回升、人心向上，並看到了整個社會道德大面積回升的跡象。然而，這個時候中國展開了全國範圍內的對法輪功的殘酷鎮壓。以江XX為代表的中央政府裡一小撮人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用最殘忍的手段打壓法輪功。舉國上下的警察放著壞人不抓，而專去抓一心向善的法輪功，甚至把他們打殘打死。還向被非法關押學員的家屬索要錢財。公職、住房、工資、子女上學等成為學員保證不煉的籌碼。法輪功學員堅持自己對真善忍的信仰，絕不會以此作為交換條件，結果所受到的折磨令人髮指。

於是，縱觀全中國，敗壞體系下的每方面都體現敗壞標準。古時的「秀才遇到兵，有口說不清」。實際情況比這更糟，哪裡有道理可講？如果見識過去府右街的路上需要罵人方可放行，以及天安門前眾目睽睽之下公安便衣對法輪功學員的拳打腳踢，連西方學員也無倖免，就明白我所言不虛。1999年江XX的一句話演變成一條國家法律，說明平時根本無法可循。

這樣想來，假若我有十個億，暫時還是不要到中國去投資為好。一個政府如果對真善忍精神進行鎮壓，這個政府會把國家引向道德、社會和經濟的全面崩潰。這不危險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