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外生活了十年，尤其是法輪功被鎮壓以後我對中共的本質有了越來越清晰的認識。當我看了著名的《九評共產黨》的文章後，一下子全明白了，共產黨是一個地地道道的邪靈。我回憶起我在中國共產黨的紅旗下生活的三十年，簡直不寒而慄，那時的我無疑是億萬個被邪靈控制的犧牲品之一。我慶幸自己修煉法輪功，走上返本歸真的光明大道。我深深的感到自己肩負的責任，要讓更多更多的人們瞭解真象，從邪靈中解脫出來。當備受痛苦的中國人民覺醒時，中華民族才會有希望。

一、上小學

我是64年出生的，6歲時上了小學，正值文革中期。我們教室裡掛滿了毛主席語錄。每天上課前都要齊聲背誦幾條語錄或默寫。學生們每人書包裡都有一本毛主席語錄。我在班上第一批加入了紅小兵，每天左臂上戴一個紅小兵的徽章。後來紅小兵改稱為少先隊，即共產主義少年先鋒隊。每位光榮入隊的隊員會得到一條紅領巾，每天到校一定要把紅領巾戴在脖子上，忘戴的，不准進班，要回家去取。我的一條紅領巾用了幾年，都洗得發白了。那時哪位學生沒有戴紅領巾，就屬於表現不好，落後的。所以學生們個個爭著寫入隊申請書，有的盡量巴結老師，好早點入少先隊。

學校成立了文工團，要求少先隊員們積極參加。我加入了舞蹈團。我學的第一個舞蹈就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每天下午上完課後就去練舞。我們跳著忠字舞的舞步，邊跳邊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啊就是好，就是好！」後來這個舞還參加了區裡的比賽獲得了名次。除了舞蹈團的活動外，我們還要參加「三跳」活動，即跳繩子、跳皮筋、踢毽子。我記得跳皮筋用的歌曲是斗私批修，「學習雷鋒好榜樣」等之類的。

我們還常上憶苦思甜的課，學校領導請來苦大仇深的農民做報告，痛訴地主剝削他們的罪行。我們去市博物館參觀劉文彩的收租院，講解員講解地主剝削農民的血淚史。老師每次都要求我們回家寫一篇觀感，主題是千萬不要忘記過去。我們還到市中山公園去搞長征模擬表演，體驗二萬五千里長征的革命英雄壯舉。我們爬雪山，過草地，爬鐵鎖橋，還到「農民運動講習所」，參觀毛主習當年在那工作的舊居。

學校還常組織我們看樣板戲和歌頌共產黨的現代舞劇「白毛女」，「紅色娘子軍」。大家都學唱樣板戲，少先隊員們在文藝匯演時表演「紅燈記」，「沙家濱」片斷，十歲的小女孩唱李奶奶，沙奶奶。我們常排著隊，由老師領著到電影院看電影，當時看這一類電影成了小學生的樂事。有一次我們幾個女生聽說一個學生家長的單位那天晚上要放最新影片「洪湖赤衛隊」，講共產黨解救湖北水鄉漁民的故事。那個單位很遠，我們幾個人很想看這部片子，沒有錢坐公車，就決定步行前去。我們走了一下午，四個多小時，趕到那時電影已放映了一半。大人們很佩服我們的精神，一個個向我們伸出拇指來。

那時我們還要拾草積肥，每個學生要交一定數額的綠草，支援人民公社。記得我那時一放學後就背個簍子上我們家對面的山上去割草，第二天背到學校去上交。學校的操場上每天都堆起小山似的草堆。我們再把他們一小捆一小捆的壓縮起來，排著隊背著它們送到附近的公社裡去，邊走邊唱「我是公社小社員」。除此之外我們還要回收廢鐵，支援工業建設。放學回家的路上誰一看到鐵片、鐵絲、小螺絲釘等，都急忙揀起來，放回家積攢，到時交到學校去。有時我在外面實在找不到廢鐵了，就請父母把家裡的鐵釘、鐵絲、舊鐵鍋拿出來上交。

記得我們那時每個學生都有一件草綠軍裝，大家平時常穿著去上學，尤其一到集體活動時，全校師生清一色穿綠軍裝。我們還常常搞軍訓，端起用於訓練的假槍「殺！殺！殺！」喊個不已。女學生們也練得個個聲音高昂洪亮。

老師還要我們寫大紙報，大標語。父親讓我很小時就練毛筆字，所以我當時在學校同齡人中算是寫書法的佼佼者，學生會來找我寫標語，大字報，諸如「造反有理」，「批林批孔」，「揭批走資派」等等。當時學校還開了外語課，我們班是五年級，開的是俄語科。那時交白卷的張鐵生成了全國學生們的英雄。「我是中國人，何必學外文」也成了我們的口頭禪。我們班集體罷課硬是把那位教俄語的老師趕走了。我當時和幾個班幹部合夥寫了一張大字報，我抄好，第二天大家把它貼在學校工宣隊辦公室前，工宣隊就是工人階級的先進代表進駐學校監督領導的。我們的行為很受工宣隊的讚揚，他們還在全校大會上稱我們為「革命闖將」。我們幾個當時是班上第一批光榮加入紅衛兵的成員。不久那位外語老師被校領導撤職了。

回憶起上小學的經歷最讓我忘不了的是毛澤東的逝世。有一天我放學回家，一進門就聽到收音機裡傳來沉重的哀樂聲。我看到奶奶和一位來看奶奶的阿姨失聲痛哭，原來毛主席逝世了。我也禁不住跟著哭起來。「東方紅，太陽升，……」這是我在小學學的第一首歌。

那時老師還要求我們學習《毛澤東選集》。我家裡有兩套金裝的毛選，有一套我拿來用。我記得大概是70年媽媽被廠黨委派為帶隊幹部，帶領廠職工的年輕子女到邊遠的農村下放改造，當時全國青年都要走毛主席指引的上山下山的道路。媽媽一走就是一年多。奶奶照顧我和弟弟。爸爸早出晚歸，他當時在廠宣傳隊負責宣傳工作，他要畫宣傳畫，還要組織文藝宣傳活動。我每天晚上靜靜的學毛選，那時沒有電，家家用煤油燈。爸爸自做了一個乾電池的小燈。每晚我就在微弱的燈光下讀毛選。很多字，詞彙不認識，我細心查字，還認真寫日記，比如我寫道：「今天我學習了毛主席關於農民運動的調查報告，越學心裡越亮堂。毛主席真是英明偉大」。奶奶見我很晚還在學，會心疼的勸我睡覺，或做碗熱湯端給我。她很為我驕傲，說我小小年齡，志向遠大。

奶奶是小商出身，丈夫很早去世了，她一人拖大三個女兒。共產黨取得政權後，她的三個女兒都進了大城市，上學或工作。她常對人說毛主席解放了她，萬惡的舊社會讓她受盡了苦。奶奶總愛給我講報恩的故事，如兒子孝順父母啊，受人之恩不忘啊之類的。有一次她若有所思的對我說，她一輩子忘不了幾個善良的大哥，即她丈夫生前的幾個朋友。當她們母女四口人揭不開鍋時他們悄悄送來一點吃的解救她們。我問她為什麼解放後不去找他們。她說他們是國民黨的人，戰後可能早死了。我感到奶奶心中的苦衷，我很害怕再問她什麼，當時對國民黨有好感的可危險了，那就是劃清界線的問題。

「大救星」去世了，奶奶哭成了淚人。全國上下沉浸在沉痛的悲哀之中。我們學校整天放哀樂，還組織了一次隆重的追悼大會。會前我告訴老師我負責做全班的小百花。爸爸很會做這種花，像店裡賣的一樣精緻。我和爸爸，奶奶也幫忙，一起連夜趕製了幾十個小百花。第二天我帶著花趕到學校去。全校師生都排好了隊，整個操場站滿了人，每人左臂上戴上黑袖章，隊伍緩緩前移，到台前向毛主席遺像告別，那兒擺滿了花圈和百花。班主任正急得滿頭是汗，因為我來晚了，只有我們班的學生胸前沒戴小百花。她一見我，氣急敗壞，說不出話來。當她看到我做的花時，整張臉笑開了，「做得真好！辛苦了」。

二、進中學

「四人班」被粉碎後，全國上下一片歡騰，揚眉吐氣，「春天來到了」，收音機裡經常播放這首歌曲。風向一下轉了一百八十度，高考制度恢復了，「臭老九」釋放出來了，懂專業的被專政過的老師們紛紛平反上崗。全市所有的小學、中學都按水平劃分級別，我上的小學是第三類學校。我正值進中學，爸爸托熟人給我轉到了全市第一類中學去讀書。當時還沒有中考制，班上來的學生都是各個學校推薦的優秀學生。

我開始感到了壓力，我沒學過英語，整個小學階段我在學校沒學什麼，整天搞活動，全身心的投入。現在每天緊張的學習，考試評分，排隊。我排在很後面，我的自尊心受到了極大的傷害。以前無憂無慮的我嘗到了什麼叫自悲的滋味。奶奶聽不到了我的歌聲，一放學我就扎進書堆裡看書做作業，吃完晚飯我又做，有時做到半夜，早上又起早床背英語單詞。一天，兩天，一個月，兩個月，超負荷量的學習，我的腎炎病復發了。我後來在學校住讀，以便節約時間學習。爸爸每天一清早坐車到學校給我送熬好的中藥。每天我要喝一罐子苦藥。我咬著牙度過了最艱難的時刻，學習慢慢的跟上來了。

除了緊張的學習外，年級的政治輔導員從未放鬆過對我們進行政治教育，發展共青團員。由於我歷來的政治檔案有良好的記載，我在班上輕輕鬆鬆的第一批入了共青團(共產主義青年團)，後來成了班上的團支書。那時中央強調抓兩個建設文明：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輔導員要我們艱苦樸素，這是黨的傳統，以促進國家的物質文明。我的許多同班同學還穿綠軍裝上課，女學生們不敢穿花俏一點的衣服，怕別人說是小資產階級的情調。我這個當團支書的更是注意。記得媽媽給我做兩件春裝，讓我選花布。我選了暗醬色條紋布。做好後穿上試試，奶奶說太老氣了，色調適合四十歲的婦女穿。

為了加強學生的思想教育，年級領導安排每個班每天讀報二十分鐘，讀的是「人民日報」的頭版新聞。那時學生們又開始學習雷鋒做好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以促進精神文明。我們班的班幹部主動到火車站去掃地，掃廁所，扶老攜幼。我們從火車站回家後累得腰酸背疼，晚上還要複習功課。當時學校的學習非常緊張，我們還到汽車站去維持公共交通。輔導員知道後馬上找同學寫稿件貼在宣傳欄裡，表揚我們。宣傳欄經常登些表揚稿，如拾金不昧啦，捨己為人啦。

年級裡定期組織歌詠比賽。我們年級有七個班，每班約60多人。七個班進行比賽，看哪個班唱得好。於是班主任每天下午安排時間讓學生練歌。我們唱的歌多半是「我們是共產主義的接班人」，「社會主義好」，「我的祖國」等。

為了推動精神文明的建設，學校組織學生們進行愛國主義教育。那時中國發動了對越自衛反擊戰，許多前線士兵受傷或戰死。學校請來殘廢的英雄們介紹他們作戰的事跡。他們講那兒的環境如何恐怖，那兒的人如何狠毒，勇士們如何用身軀在地雷區滾出一條血路來，如何用殘臂端槍掃倒一批批越南士兵。全校師生們群情激昂，雷鳴般的掌聲衝破雲霄。

一進入高中一年級、二年級，就是老師們稱謂的衝刺階段，學生們也進入了一級戰備狀況。一切圍著高考轉，只有考上大學，才會有出息，這成了家長們、老師們、學生們和周圍人的共識。我們年級裡有位政治老師在上一屆高考時猜準了政治考題的百分之七十，他一下名聲大振，今年大家把政治考題的重任又壓在他身上。他給考生們準備了無數的複習題，針對事實問答的複習資料一疊又一疊的發給學生，以便提高猜中率。我們那時每天都要背政治題目，比如黨的新時期的方針政策，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內涵等等，我們還要大量的做其它學科的複習題，太累了，這種奮鬥。

我問自己，難道只有如周圍人們所希望的那樣去學習、去拚搏，才會有前途有出息嗎？為什麼我們會被擺弄來擺弄去呢？一會兒不准學習，正如小學的那斷荒廢的日子，當時我們都在聽黨的話啊，現在一會兒又被逼著學習。誰考不上大學就像當年誰沒有戴有紅領巾一樣，屬於落後，不爭氣者。到底什麼是衡量的標準？黨的政策？為什麼它今天一個樣，明天卻另一個樣？連國家主席劉少奇也被打成工賊，當時學校走廊貼滿了大標語，大字報，之後報紙全仍進紙簍裡，黨中央的一句話，他又被平反了。

三、大學生活

終於我告別了中學的生涯，82年步入了大學的門檻。考大學前的所有壓力全拋擲腦後，我感到疲倦，一種放鬆後的疲倦。我對政治越來越覺得乏味無聊。我喜歡靜靜的躺在草地上聽輕音樂，我喜歡讀詩歌，如泰戈爾的，還有中國古詩名句。

大學裡的老師一看我的政治檔案，便要我當系裡的宣傳委員和班幹部。我無法推脫，服從組織安排已習慣了。隨著國家改革開放，大學已不同於中學時代。校園裡開始風行舞會，跳迪斯科，每週週末都有由系或班舉辦的舞會。當時大家稱之為現代派，趕時代潮流。女生們打扮的越來越俏麗，開始有女生燙捲髮，塗脂抹粉。老教授在課堂上稱其為不務正業。學生們稱他們為「老古懂」，認為這是兩代人的鴻溝問題。

當時學校的學生會和團委威力很大，辦事雷厲風行，只要中央有什麼精神，馬上貫徹執行，不打折扣。每次我們辦黑板報都由他們規定主題，大標語。他們會去一個班一個班的檢查、評比。他們還搞團干培訓，演講比賽，如競賽題目為「改革開放之我見」，「做新時代的新人」等等。我有一次被推薦去參加演講比賽，得了二等獎，得到一本《現代漢語詞典》的獎品。我當時花了好些時間準備這個演講。

八十年初中央強調加強中外文化交流。有一次三千名日本青年被邀請到我們城市進行參觀交流。我們大學接到市政府的指令，要舉行一個盛大的歡迎儀式。校學生會和團委為此忙乎了三個月，準備了一系列的文藝節目，其中還有上百人的大型日本民間舞蹈。女大學生們每天下午在大操場上排練。全校的熱門話題就是日本，寢室、教室裡到處聽到日本音樂，大家都在抓緊排練。學校的黑板報也都圍繞這個主題進行宣傳。那天全校師生早早來到市青年文化宮等候三千名日本青年的到來。我當時在一個歡迎隊裡，每人手上舉一個歡迎的小旗。大家等了一上午，中午時日本青年到了，於是整個文化宮裡載歌載舞，鑼鼓喧天，熱鬧非凡。等所有的活動舉行完畢時，整個下午又耗過去了。我們並不明白到底意義何在，只是上面要我們這樣做，我們就得這樣做，就如同我在小學、中學被這樣教育的一樣。

考進大學後我對政治活動越來越不感興趣，能躲避的我就躲避。但是對政治不聞不問是不可能的，任務分給你，你得干。考試出政治問答，你得複習。你周圍的環境和你息息相關，你不能視而不見，因為你必須在這個空氣中呼吸，在這個氛圍中生存。記得有一次系裡搞了一次政治時事測試題，有一問是「誰是當政的國家副主席」，我答不上來。後來系裡搞政治的副主任在一次學生骨幹政治學習會上拿這個當笑柄。他沒點我的名字，可我當時臉紅到了脖子根上，恨不得鑽到地裡去。可沒想到，我這個不喜歡政治的人，在班上第一個入了黨。我的班主任，也是系裡的黨支書，一直對我的印象很好，讓我當學習委員。她找我談話，說我各方面條件很好，家裡政治背景好。我爸爸媽媽都是黨員，而且是黨的基層幹部。她說我這樣的人正是黨支部培養的對象，還告訴我入黨對我今後的前途會有很大的幫助，讓我早點寫入黨申請書。當時中央有指令要多發展青年知識分子入黨。我慎重的寫了申請書，不久我就成了全班第一個共產黨員，我那時才20歲。

大學畢業後我留校任教。全系老師們每週有一次政治學習，黨員們每週要過一次黨組織生活，除了交黨費外，主要是傳達和討論黨的文件。這個時間是我最難熬的時候，枯燥的念文件，不疼不癢的談體會，匯報思想，批評與自我批評……我絲毫談不出什麼來，輪到我發言時就心跳、臉紅、吱唔，好在那些老師都瞭解我，最後讓我做發言記錄員，我才自在多了，因為我可以不用發言了。

沒想到系領導還要我兼職教新入學的大學生一門新開的政治課，叫德育課。為了在改革開放中杜絕資產階級自由化，中央強調對青年知識分子進行共產主義的思想教育。這門課教學生共產主義的理想、品德，等等。當時沒有現成的教材，於是一位搞了多年行政工作的老師編寫了一本書，我聽說他為此很快被提升成副教授。我用這本書機械的教學生，沒有樂趣。我最怕改學生的考卷，因為所有的答案都是一樣的，就等於說每個考生都得一個政治分數。當年，我的小學老師、中學老師、大學老師對我進行共產主義的思想教育，現在我也對我的學生們進行共產主義的思想教育。也許我的學生以後也像我這樣教他的學生。一屆屆、一代代永遠被黨的思想來控制。

記得系裡的老師們當時最關心的話題是，哪篇小說、哪篇報告文學被禁了，哪位文人被審查了，哪位作者被點名批評了，那時中央正在嚴厲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些老師中大部分是中年知識分子，一些老師當年被打成右派，下放過，政治鬥爭的痛苦經歷把他們造就得神經緊張，小心謹慎，自我封閉和自我保護。他們中有的默默的把自己關在書齋裡，聊以自慰，有的對一切都不感興趣，毫無追求，打發日子。我認識學校兩位很受人尊重、學問淵博的老教授，反右派中他們受過整，落得一身疾病，一生淒苦。六十多一點就去世了。那時我常想跟他們比年輕的一代要幸運得多。

然而事實並非如此。89年時，我在大學已工作了三年，我和一位同事到北京去玩，沒想到到那兒後不幾天，發生了學生們在天安門請願的事件。那之後的一周我每天都到天安門去觀看。有一次整個廣場上擠滿了人，工農商學，各階層人士舉著牌子遊行支持學生請願，要求政府民主改革。還記得一個名牌大學的老師們也出來遊行，他們舉的牌子是「教授教授，越教越瘦」，還有的隊伍舉的牌子是「世界上最大的廣場═天安門裝不下人們的怨憤」。觀看遊行的人們不斷鼓掌，叫好。我和千千萬萬的人一樣那時看到了人們的勇氣，敢說出自己的心裡話，也看到了民族的希望。不料，風聲越來越緊，說北京馬上要戒嚴。我和同事便在五月底回家了。回來後我們向系裡同事們大講北京的見聞。個個來聽，大家都支持北京學生的壯舉。6月4日那天，當我來到系裡時，聽到了哭聲，萬沒想到學生們被政府殘酷的鎮壓，說他們是暴徒。幾個老師痛苦的哭了，說不相信政府會這樣。

那以後我每天收聽「美國之音」，我瞭解到士兵們的坦克如何碾過手無寸鐵的學生，中共如何抓捕學生頭子和懲治支持學生運動的知名人士。我無法忍受中央電視台的謊言。那段日子我如坐針氈，心裡有說不出的憤恨和絕望。從小到大我受到的教育就是中國共產黨是光榮、偉大、正確的黨。沒想到就是這樣一個黨把學生們送上斷頭台，還無恥的造謠，誣蔑，欺騙。我當時萌生了很強烈的願望，早晚我一定要離開這個國度。

接下來讓我更受不了的是系裡不斷開會念文件，傳達中央指示。每個人要談認識，要和中央保持一致，從那以後系裡再也聽不到有人公開支持學生運動的言論了。終於系領導知道了我去過北京，讓我寫材料。我寫了我當時聽到的看到的事，沒有寫任何我的認識。系裡黨支書，也是當年發展我入黨的班主任找我談話，說我的報告過不了關。我告訴她，我如果沒有去過天安門的話我會相信政府說的，可我親眼看到的那些不是暴徒啊。她說：你是個共產黨員，不相信自己的黨？我很替你難過。她一臉嚴肅並且很為我傷心。我很堅定的對她說我可以退黨。她非常驚訝，說讓我回家冷靜考慮考慮。那以後她沒再找我談這個話題了，我也沒被開除黨籍。我想是她不忍心讓我捲入政治的不幸之中。

可是事情還沒完，中央有規定所有年輕的大學教師都要到基層去鍛煉一年，系裡的老師們私下稱之其為文革的洗腦教育。我和十幾名年輕教師下放到了一個邊遠的的大機械製造廠，在那兒下車間和工人們在機床邊工作了一年。我的雙手結了繭子。工人們很尊重我們也很同情我們，他們不能想像我們的工資那樣低，他們常常把他們分到的魚肉給我們吃，還把我們請到他們家裡吃好的補補營養。他們私下對我們說：還是沒知識的好，看看你們有知識的不是被殺就是被壓。

四、回國探親

93年，我近三十歲，終於出國來到了歐洲。那時我才知道什麼叫自由自在。從此沒有了政治學習，沒有了黨支書及輔導員對你的壓力，沒有了錯綜複雜的人際關係，再也聽不到什麼幾號幾號紅頭文件，什麼堅決擁護中央的英明決策了。你可以自己決定你的生活，你的未來，你有了自己的思想，能說自己想說的話。

起初西人朋友們告訴我最多的話題是：中共如何鎮壓西藏。我十分震驚，我在國內從沒聽說過西藏被鎮壓過，相反藏農如何感謝共產黨，歌唱毛主席是他們的大救星。我從西方的電視中看到了關於西藏的報道，又看了在海外發行的中文書和電影，他們在中國都被禁止發行和上映。我驚訝極了，三年自然災害時人吃人的事件不斷發生，大躍進年代人們成批成批的累死餓死在煉鋼爐前，我要不出國的話，怎能瞭解到這些？我也會和上億的中國人一樣蒙在鼓裡。

96年我回國探親了一趟，我把我在國外瞭解到的告訴了親朋好友，他們中有人立即板著臉對我說：你在西方中毒太深，沒出去多長時間就忘了生你養你的祖國。聽後我好一陣心涼，我不出國的話也會像他們這樣想。這兒的空氣真是渾濁窒息，不呼吸新鮮空氣的人是不會明白的。

我回去後被親朋好友陪去逛商店，超市。我感到國內幾年來的變化很大，物質生活極大的豐富了，人們可以買到外國名牌、名貨。其價格比國外的還要貴。但是似乎買的人還很多。市中心高樓大廈比比皆是，出租車滿街飛跑。可和國外比，髒、亂、差的感覺很強烈，而且聽說失業人數大得驚人。一些我以前認識的阿姨才四十多歲就被單位要求退休了，許多公司不景氣或倒閉。失業者為了賺錢，就私下的什麼都干，在黑賭場打工，在賓館接客，毫無選擇，只要能撈鈔票。我聽朋友談軼聞趣事，不免感歎，人們的道德規範已經沒有了，以前談起誰有生活問題都當成醜事來鄙視，如今誰有外遇，婚外戀都是小事一樁，甚至被視為有能耐，活得開心。人們的道德水平的下滑和物質水平的表面提高嚴重脫節。

我還去拜訪了我的大學老師、同事們，他們請我給青年教師和學生負責人談談我在西方生活的體會。我那天去的時候老師們正在開會，我在另一間辦公室裡等了半天，正如我當年經歷的那樣，系領導講話，黨支書講話，大家討論，會議拖了一下午。大家都很疲勞，青年教師們仍願意我給他們講講。聽後他們說很長見識，還說我的變化很大，以前不愛發言，現在講起來頭頭是道，滔滔不絕。他們問我出去後最大的感受是什麼，我說就像小鳥飛出了籠子，自由自在的翱翔。我看得出他們眼中的羨慕。

事後和一位老師交談時她告訴我，我的黨籍仍然保留著。我驚訝的問，不是一年內不交黨費就算自動退黨嗎？我都出國了好幾年了？她說，原則上是這樣的，但也沒人查問，我們對你的印象很好，覺得你如果哪一天又回來工作了，還有黨籍，對你的前途還是有好處的……我苦苦的笑了，不知道對她說什麼好，她對我是出於好心。黨票在中國人眼裡如同通行證，走到哪兒都管用，似乎到了海外還應留個後路。

後來我們轉了話題，她很佩服我，說我都三十歲了還在國外考上大學讀書。她問我是否吃得消。我告訴她我在煉法輪功，身體非常好。她說難怪看我紅光滿面。我還告訴她如果我不學法輪功的話早就綴學了，我曾患過胃病，很厲害，後來我父母從國內給我寄來法輪功的書，他們都在煉，效果很好。我便開始試試，不到兩周我的胃病就好了，我後來學習得很輕鬆。她很驚訝，說她的一些朋友們也都在煉法輪功，他們還勸她也煉。

我還去看了我的兩個中學好友，她們都已是單位的處級幹部了。我們還存有二十年前我們的合影。照片上我們穿著簡樸的白上衣、藍布褲、球鞋，在一個橋邊手挽著手站著。那時我們上初中三年級。我們的笑容很天真、純樸。她們才三十多歲，上下班都有單位的司機接送。請我上賓館去吃飯，也都是司機開車來接。她們被單位派出過國，到過香港、美國、法國等。她們的小孩都是在全市最好的小學上學。我已找不到了當年他們純真的笑，她們現在笑得很頻繁，可我感覺那是一種官場上養成的應付的笑，大概從政的人都要順應一套處世哲學吧。她們不理解的問，我都漂洋過海了怎麼還這麼斯文、單純，這在國內可吃不開的。當她們得知我每天在家煉氣功，即煉法輪功時，就使勁的笑，說都什麼年代了，還有那個閒功夫搞迷信，勸我趕快放棄。我看到我們之間的差距很大很大了。

五、法輪功

出國不久我就準備上大學，我去上語言訓練班，一年後我通過了大學的入學考試，我開始學習文學語言專業。一年後我得了胃病，我知道是由於學習的強大壓力造成的。我去看醫生，吃止痛片，每天好幾片。半年來，我換了好幾個醫生，病還不好，藥的副作用卻增大，我的精神更緊張了。就在這時我的父母給我寄來法輪功的書和煉功帶，告訴我他們煉後效果特別好，希望我無論如何要試試。我不抱希望的拿起書來看，沒想到一看就放不下了，一本書連夜看完。第二天起床後我就開始煉功，便每天堅持煉，兩周後我發現我的胃疼消失了。從此我的記憶力增強，學習起來效率很高，最後畢業時獲得很理想的成績，主考的教授和老師們很驚訝，因為這在外國學生中很少見。

我知道這一切都歸功於法輪功，他的真善忍的原則指導我生活，提高心性，不斷去掉執著，獲得身心的健康。我感到我嶄新的生活開始了，我有了自己真正的信仰，它絕不是外來強加給我的，而是我本性的渴求和回歸。我無以言表我的幸福，我希望讓更多的人知道法輪功。我開始向朋友和鄰居們介紹法輪功，98年初我在家設了一個煉功點，在大學裡貼煉功的廣告。有人給我打電話，要看書學功，這樣一個組就成立了，一直保留至今，期間不斷有新人來。

99年北京中南海的4.25事件發生後，我還想不會出事的，不是有國家領導人支持嗎？7月20後我開始十分擔憂，不久中央取締了法輪功並大張旗鼓的對之誣陷打擊，我知道一場浩劫不可避免的發生了。這兒的西方著名雜誌也刊登了中共的宣傳，我的鄰居們不理我和我的丈夫，我的丈夫是位西人，他看到我煉法輪功的效果後，也開始煉，而且越來越相信。那時鄰居們見到我倆就像躲瘟神似的急忙避開。中共無恥的誣陷造謠從鎮壓的一開始就延伸到了海外。

當我得知趙金華被打死的消息後，我哭了，這是人們知道的第一個法輪功學員被打死的案例。我決定走出去告訴人們：善良的人在中國被打死。我們先告訴鄰居真象，他們說他們看了報道後感到害怕，但覺得我們不是那種人，相反對我們的印象始終很好。我和同修們一起舉辦信息咨詢活動，我們掛出被打學員的圖片並征簽制止迫害，路人驚呆了，不相信在中國有這種事發生。我們走南去北，從西到東，幾年來大家參加了一系列的反迫害活動，越來越多的人知道了迫害並支持我們反迫害。

兩年多前我聽說爸爸被開除了黨籍。爸爸和媽媽是95年開始煉法輪功的。鎮壓開始後他們的上級朋友好心的勸他們放棄，不要受牽連。他們不放棄。爸爸當了好幾年的義務輔導員，在機關大院的宿舍區很出名。爸爸被單位領導找去談話，要他放棄，否則退黨。爸爸選擇了退黨。他有幾十年的黨齡，曾任機關辦公室的副主任許多年，為人厚道，樸實，不和人爭名爭利，很受人信賴。他因給上級領導提過意見，便一直受擠壓，許多年不讓提升和增工資。退休後他和媽媽一道煉法輪功，身體健康，精力充沛，心情愉快，生活充實。他們在黨的方針政策指引下工作了一輩子，現在終於找到了自己的歸宿，有什麼能比這更讓他們幸福的呢？鎮壓後他們不僅不放棄修煉還向周圍人講法輪功的真象。

得知爸爸退黨後我寫信轉告他：「值得慶幸，退出這樣一個黨，一個不相信神的黨是邪惡的」。仔細想想從鎮壓以來中共政府採用了一切古今中外的邪惡手法來對付法輪功學員，卑鄙邪惡之極無與倫比。最早讓我認清它的面目的是六四屠殺，如今它登峰造極的迫害法輪功，其邪惡在世人面前已暴露無遺，它還能掩蓋什麼呢？邪惡的末日不會久長。

痛心的是億萬中國人民還在它的魔掌下生活、被毒害。我有一次打電話到北京，沒想到電話打到一個中學生的宿舍樓。我告訴接電話的女孩我從海外打來，想給她講講法輪功在中國的迫害。她一口咬定法輪功是x教，害怕得不讓我講。我又試著講了一些並請她給我郵電地址，我好寄給她資料看。她急忙給了我，還告訴了我她的名字，就掛了電話。我試著給她寄了幾次郵電，但都被打回來了。我又給她打電話，接電話的是另外幾個女孩。當我問起那位女孩來並談到法輪功時，她們大聲的說：「我們老師不讓我們理你，你要拉我們上當，辦不到！」啪，電話掛了。

記得當年我上小學那會兒，學生們最聽老師的話，老師教育我們要聽黨的話，做黨的好孩子。我每學期被評為「三好生」，我在小學獲得的各種獎狀有厚厚的一疊，奶奶以此最替我驕傲了。然而我的整個小學生活就這樣無情的被政治吞沒了。我們接受的「做黨的永不生繡的螺絲釘」的教育年復一年，個個被培養成溫馴聽話，沒有個性沒有思想的工具。那是七十年代的事，直到今天黨還在指引著學校，老師們還在教育學生們聽黨的話。天真無瑕的學生們就像我們當年蒙在鼓裡一樣被欺騙被愚弄。可憐的下一代人又列入被毀掉之中。

我給我那兩位在單位當處級幹部的好友打電話講法輪功的事，她們明顯的不高興，說我受西方宣傳的毒害太深。今天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蒸蒸日上，不是共產黨的功勞嗎？還勸我回國看看就知道真像了。我努力講迫害，她們對我說她們對政治不感興趣，能生活的安寧，好就行了。我想她們關心的是她們在黨內的地位，如果不和其保持一致就會丟了烏紗帽。看到當年和我一樣純真而被愚弄的好友，我的同輩人如今還深深的置根於黨的土壤中，被其腐蝕，我感到莫大的悲哀。

2001年我被一個西方公司請去當教學翻譯，幾十個從中國來的不滿20歲的學生在該公司搞技術培訓，中方的公司要買西方公司的機器設備。剛接觸時我問他們知不知道法輪功，他們讓我講講，都很感興趣的聽著。我又帶去了幾十本真像小冊子給他們，他們一搶而光。第二天當他們再見到我時，我一下感到所有人和我拉開了距離。在吃午飯的時候一個學生問我，我還是不是中國人，為什麼這麼不愛國？他們中的一位帶隊的年輕隊長也異樣的笑著說：鍛練鍛練身體嘛，沒關係，和政府對著幹，是玩命的事，我們都是還要回去的人啦。後來他們中帶隊的老工程師也善意的告訴我，政治的事少管為好，他是過來的人，知道它的厲害。當我和他們共相處了一個月後，他們逐漸的瞭解了我，慢慢的有人悄悄的來問我法輪功的事，還告訴我他們在國內偶爾得到過關於法輪功的郵電，知道一點情況，但不敢確切，現在從我身上看到法輪功的人根本不是政府講的那樣。他們出國能瞭解真象，真是幸運，那些永遠不能出國的人，每天浸泡在黨的環境裡，受其污染熏陶，要認清黨的邪惡談何容易。即使有明白的人，也會害怕受到牽連。我真正的感到國內法輪功學員的偉大，在這樣的一個殘酷邪惡的恐怖統治下，不放棄自己的信仰，冒著生命危險走出來告訴人們真象，救度世人，令天地為之動容。

96年當我第一次回國探親時，每天和父母到附近一個法輪功煉功點上煉功，每天早上不到五點鐘開始煉，那時父親是輔導員，他和同修們組織了一次九天法輪功講法錄像學習班，來了很多人，將近兩百人，有的從很遠坐車趕來排隊，希望坐在前面看錄像。九天來，天天如此，座無虛席。看完後大家都不願離開，在一起交心談體會，人人都感到結識這樣的高德大法幸運無比。我們還參加過一個公園裡的煉功點的煉功活動，那兒每天清晨有兩百多人在一起煉法輪功，什麼階層的人都有。這只是一兩個煉功點而已，全國有多少這樣的點啊，那麼多人自覺的修心做好人，民族有希望了啊。然而這樣的人群被共產黨視為大大的危害了黨的威信，黨一貫要求人民對它絕對服從，它知道這次卻征服不了這些信善信神，有頭腦的廣大群眾，所以它不遺餘力的要消滅法輪功，因為它在真善忍面前只有滅亡的命運，那就讓世人等待它滅亡的那一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