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9月2日，在東京灣的美國軍艦密蘇里號上，日本代表在投降書上簽字。中華民國政府亦派代表出席了日本投降儀式，並在其投降書上簽了字。

根據盟軍最高統帥美國將軍麥克阿瑟所劃受降地區的規定，中國戰區受降範圍為中華民國、中國台灣和越南北緯十六度以北。中國東北由蘇俄受降。因為中華民國是全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而且正是在中華民國政府領導下，中國人民進行了十四年堅苦卓絕的對日持久抗戰，為抗戰付出了重大的犧牲，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因此，只有中華民國政府才有對日受降權和對日受降的指揮權。凡屬於中華民國的任何地方政府和軍隊，均只能在中華民國政府的統一指揮下才擁有對日受降的權力。因此，中華民國政府及其所隸屬的抗日軍隊不僅在名義上，而且在實際上，擁有代表全體中國人民對日本的受降權。中華民國政府在指揮和接受對日受降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上是毫無疑問的。

就中共而言，也根本不具備單獨對日受降的權利。首先，其在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後，就已經宣佈其政權是中華民國中央政府管轄下的「地方政府」，並為中華民國政府所接受。其軍隊亦為國民革命軍之一部，番號為「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和「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其次，中共在八年全面抗戰中堅持假抗戰和真擴張的陰謀抗戰策略，早已使他們在道義上和在實際上，完全喪失了自己原來所具有的，在中華民國政府及其軍事委員會指揮下的對日受降權了。

正因為如此，在日本宣佈投降之際，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介石為避免中共乘機叛亂，特別在他有關對日受降的命令中，「警告轄區敵軍，除接受（中國）政府指定之軍事長官的命令之外，不得向任何人投降繳械」，同時向全國各部隊發出了「應就原地駐防待命」的命令。8月11日，蔣介石還就此項命令致電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朱德：「在今作戰地區境內之部隊，應接受各該戰區司令長官之管轄。」

此後，各戰區開始次第受降；10月，國民政府正式收復台灣。

但是，經過八年抗戰得以養精蓄銳的中共，早已不顧什麼道義的中共，早已將陰謀之術運用自如的中共，根本不考慮人民期盼和平的中共，已經迫不及待的準備奪取抗戰的勝利果實和與國民黨奪權了，首先就是強行奪取對日的受降權。與僅存不足二萬人馬，勢力亦不足三縣之地的1936年時相比，1943年的中共在敵後共一億八千三百萬的總人口中，已經能夠控制擁有五千四百萬人口的根據地。到1945年，中共已經在全國建立了16個根據地，中共黨員已達一百二十萬人，其軍隊也已達一百二十萬之眾，所挾人口已達一億以上。這與在十四年抗戰中傷亡了數百萬官兵、陣亡了二百餘位將官的國民黨軍隊相比，其反差之大，足以令人觸目驚心了。

8月9日夜，當延安獲悉日本投降和蘇聯對日宣戰的消息後，毛澤東在延安立即向中共軍隊發出了對日本「實行廣泛進軍」的命令。8月10日夜至8月11日下午的十八小時內，毛澤東向中共軍隊連續發出了七道命令，其用心竟是「立即發動二十萬大軍以奪取中原」。為此，毛澤東命令各地中共軍隊，要強行對日受降，強行阻撓政府軍受降，強行「佔據及破壞全國各地交通要道」，「收繳日軍武裝」，並「將反抗的中國人當漢奸處分」，同時以「中國解放區抗日軍總司令」的名義，擅自指定受降地點，命令日軍司令岡村甯次向中共軍隊投降。

而8月11日，朱德在接到蔣介石關於由政府統一籌劃受降的命令後，竟公然回電反駁，稱蔣的命令是「完全錯誤」的，甚至威脅說：「如果你不公開承認你犯的錯誤，並公開撤回你這個錯誤的命令，我便徹底反對你的命令。」其流氓嘴臉可見一斑。

8月13日，毛澤東在為新華社所寫的社論中顛倒黑白的說：「我們要向全國同胞和全世界人民宣佈：重慶統帥部，不能代表中國人民和中國真正抗日的軍隊。中國解放軍抗日軍隊在朱德總司令指揮之下，直接派遣他的代表參加四大盟國接受日本投降和軍事管理日本的權利。要不是這樣做，中國人民將認為是很不恰當的。」

正是在毛澤東的命令下，八年來養在深山、長在敵後、養精蓄銳、旨在打內戰奪江山的中共軍隊，遂如猛虎出山般開始了對受降權的瘋狂爭奪。同時，又因爭奪受降權而開始了它的「全面抗戰」和「發動內戰」。中共除於察哈爾、河北、山西、山東、蘇北等地強行對日受降以外，還曾對三萬拒絕向中共投降的日軍實行進攻、包圍和繳械，對日寇打了一場八年來從來沒有打過的「大戰和運動仗」，獲得了八年抗戰以來從未有過的「抗日戰果」。同時，華北綏遠的集寧、清水二縣為政府軍受降不過五日，即被8月12日自河北、山西一帶急行軍而來的三萬中共軍隊所攻陷。9月11日，抗日名將馬占山的東北挺進軍由綏遠進至察哈爾受降時，竟被中共軍隊圍殲三千餘人。10月17日，中共又開始調動軍隊，對歸綏的傅作義部展開包圍……獲得了八年全面抗戰以來「 專打友軍」的又一個輝煌「革命戰果」。

而在毛看來軍事地位十分重要的東北在日本投降後是否能據為己有有著重要的意義。由於當時蘇聯不僅與英美有約，由蘇聯受降東北的日軍；而且中蘇亦有約，由蘇聯支持中華民國政府赴東北接管行政。蘇聯在國際條約的限制下，既不宜立即和公開違背國際公約，又不宜立即和公開撕毀「中蘇同盟條約」。中共能否奪取東北還要看蘇聯的態度。但毛澤東大膽的進行了試探，並為將來奪取東北進行了軍事準備。

在毛8月10日至11日以延安總部名義所發出的七個命令中，其發出的第二、三、六號命令就是以「為配合蘇軍進入中國境內作戰和準備接受滿州敵偽軍投降」的名義，命令原東北呂正操部「由山西綏遠現地向察哈爾、熱河進發」，原東北軍張學詩部「由河北、察哈爾現地向熱河、遼寧進發」，原東北軍萬毅部「由山東、河北向遼寧進發」，現駐河北、熱河、遼寧邊境之李運昌部「即日向遼寧、吉林進發」，賀龍所部「由綏遠現地向北行動」，聶榮臻所部「由察哈爾、熱河現地向北行動」，現駐華北的朝鮮義勇隊司令武亭等「立即統帥所部隨同八路軍和原東北軍各部向東北進軍，並組織東北朝鮮人民解放朝鮮」。同時，毛下令派遣千餘中共幹部迅速進入東北，進行輿論上的先期宣傳。此後，中共中央又命令部分中共軍隊相機進入東北。

中共利用國民黨軍隊主力遠離中原時機，迅速攫取地盤。其搶奪抗戰勝利果實是十分驚人的。在日本投降僅兩個星期後的8月26日，毛就在其起草的對黨內通知中赤裸裸的說道：「日寇迅速投降，改變了整個形勢。蔣介石壟斷了受降權利，大城要道暫時（一個階段內）不能屬於我們。但是華北方面，我們還要力爭，凡能爭得者應用全力爭之。兩星期來，我軍收復五十九個城市和廣大鄉村，連以前所有，共有城市一百七十五個，獲得了偉大的勝利。華北方面，收復了威海衛、煙台、龍口、益都、淄川、楊柳青、畢克齊、博愛、張家口、集寧、豐城等處，我軍威鎮華北，配合蘇軍和蒙古軍進抵長城之聲勢，造成了我黨的有利地位。今後一時期內仍應繼續攻勢，以期盡可能奪取平綏線、同蒲北段、正太路、德石路、白晉路、道清路，切斷北寧、平漢、津浦、膠濟、隴海、滬寧各路，凡能控制者均控制之，哪怕暫時也好。同時以必要力量，盡量廣占鄉村和府城縣城小市鎮。例如新四軍佔領了南京、太湖、天目山之間許多縣城和江淮許多縣城，山東佔領了整個膠東半島，晉綏佔領了平綏路南北許多城市，就造成了極好的形勢。再有一時期攻勢，我黨可能控制江北、淮北、山東、河北、山西、綏遠的絕對大部分，熱察兩個全省和遼寧一部。」

此後，中共在蘇聯的默許和暗中幫助下，數十萬軍隊開入了東北。1945年10月28日，當東北保安司令長官杜聿明飛到長春與蘇軍馬林諾夫斯基元帥談判國民政府進入東北接收事宜時，馬林諾夫斯基「熱情允諾」中國政府軍於營口登陸。但是，等到返回上海的杜聿明復於11月7日率領一個軍乘美艦駛向營口港外時，非但發現蘇軍不知去向，而且發現營口海灘上滿是正在修築防禦登陸作戰工事的中共軍隊。原來蘇軍早已通知中共「接防」。杜聿明只好率軍轉赴美軍佔領的秦皇島登陸。自此，中華民國政府軍進入東北接收已經沒有希望，政府軍派駐東北的第十三和第五十二軍只好從門外打起，節節打退中共軍隊的阻擊，先攻佔山海關，後攻佔錦州，至11月下旬，才「攻入」東北接收。由於蘇軍支持中共陰謀搶佔東北和武力搶佔東北，中國的內戰實際上已經在東北公開爆發。

重慶談判和制憲國民大會--國民黨政治解決紛爭的努力

在中華民國政府和蔣介石的率領下，中國的抗日戰爭取得了勝利，但是戰後擺在國民政府面前的形勢十分嚴峻。一方面，戰爭嚴重損害了國家元氣，國家大部分地區經濟停滯，通貨膨脹嚴重，百業待興；而且國民政府內部政治腐敗，貪污現象嚴重，致使國家整個運作遲緩，喪失民心；此外，在對戰後如偽軍收編等諸多問題上欠缺周密的考慮。但更嚴重的是，另一方面，在抗戰中壯大的中共，準備乘機作亂，與國民黨爭權。

蔣介石為了避免內戰和利於戰後恢復，因此對中共一再作出了讓步。蔣介石在日本投降後，三次電邀毛澤東到重慶商談國際和國內重要問題，並一再籲請國際社會調停和幫助(比如致電斯大林)，希望中共能夠罷兵休戰，共同參預戰後的中國民主憲政建設。為了解除毛顧慮的安全問題，蔣介石還親自敦請美國大使赫爾利親赴延安陪同毛澤東同機往返重慶和延安。

毛在蘇聯的命令和國內的輿論下，不得不於1945年8月26日赴重慶談判。但毛在赴重慶前夕，繼續下達了「今後一時期內仍應繼續攻勢」的命令。可以想見，毛從未放棄奪取政權的野心，其赴重慶談判也是其政治伎倆的體現。10月10日，國共雙方在重慶簽署了《會談紀要》，也稱《雙十協定》。從達成的十二方面協議來看，關於「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和「承認國民黨、共產黨及一切黨派在法律面前同有平等合法地位」的協定條文，在事實上具有巨大的進步意義。因為上述條文於嗣後被寫進了政協會議的決議、特別是「中華民國憲法」之中，無疑是中國民主憲政建設的具體成就和重大成就，亦是一個民主國家所必須遵循的政治原則。

然而，毛在和談結束剛剛回到延安時，馬上向軍隊發出了「立即向蔣管區發動進攻」的命令，公開破壞《雙十協定》。還是他自己說得好：「這一次我們去得好，擊破了國民黨說共產黨不要和平、不要團結的謠言。」這才是毛的真心話，因為他要欺騙國人的目地達到了。可見，中共對於戰後中國民主憲政的阻撓和破壞，實是從破壞《雙十協定》始。

在中共進行叛亂之時，受蒙蔽的美國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對民國政府施加壓力，要求遷就中共，並派馬歇爾以調停人身份來華。

雙十協定簽署後不久，1946年1月10日在重慶召開了包括中共和各民主黨派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同時應馬歇爾之要求發佈停戰命令。這對於從不曾放棄奪取天下的毛和中共來說只不過又是一場「 政治秀」。其目地一仍然是要消彌國民黨說共產黨不要和平、只要內戰的「謠言」，二是，政治協商會議前後，正值中共搶佔東北和必須鞏固東北之時，毛澤東和中共需要時間來穩定他們剛剛搶奪到手的東北根據地。正如毛在政治協商會議召開前夕，即1945年12月28日，為中共中央起草了對東北局的指示信。該信指示說：「我黨現時在東北的根本任務，是建立根據地，是在東滿、北滿、西滿建立鞏固的軍事政治的根據地。」「建立這種根據地不是輕而易舉的事，必須經過艱苦奮鬥。建立這種根據地的時間需要三四年。但是在一九四六年內，必須完成初步的可靠的創建工作。否則，我們就有可能站不住腳。」由是可知，中共參加政協會議是假，而建立鞏固的東北軍事政治根據地才是真。也就是說，中共有心參預戰後中國民主憲政建設是假，而積極和堅定不移破壞憲政和發動內戰是真。

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會議不僅達成了諸項完全有利於戰後中國民主憲政建設的協議，而且提出了「用政治方法解決政治糾紛和禁止一切黨派在軍隊裡有公開或秘密黨團活動」的條款，議定了「關於軍隊整編及統編中共軍隊為國軍之基本方案」，成立了以馬歇爾為主、和以張群及周恩來為輔的「軍事調停小組」，拿出了整軍方案，達成了停火協定。顯然，這對於解決戰後各派政治力量間，特別是政府和中共之間的政治問題和軍事問題，消彌內戰和推進民主憲政的進程，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政協會議召開後，國民黨軍隊嚴格執行了停戰命令，而中共軍隊則乘機攻城掠地，以擴大其佔領區。馬歇爾在華一年，如此停戰者三次。每次馬歇爾都以停止軍事援助加以威脅，使國軍所有美式武器皆如廢物；而蘇聯則將從東北百萬日軍所獲得武器給了中共軍隊，國共實力消長之間，形勢已大異。

但是，由於上述一切不可能適應中共建立鞏固的東北軍事政治根據地以發動內戰打天下的需要，所以，政治協商會議尚未結束，中共就為了建立和鞏固它的東北軍事根據地，而於1946年1月26日單方面提出了四條要求。其中關鍵的兩條，一是第三條：要求政府承認並整編剛剛偽裝搶佔東北的十數萬中共軍隊──即改名換姓的「東北民主聯軍」。二是第四條，要求政府承認剛剛由他們搶佔東北才建立的中共根據地「自治政府」為合法的地方政府。上述無理要求自然遭到了民國政府的拒絕。因此，中共很快將剛剛召開的政協會議和它的「和平建國綱領」扔到了一邊，為建立和鞏固他們的東北根據地而立即發動攻勢，大打出手，並於3月中旬陷四平、下長春，奪取了哈爾濱和齊齊哈爾。這個真正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中共於東北發動的大規模內戰中結束了。

至此，中共假和談，真內戰的嘴臉暴露無遺。

不過，也有一種觀點認為國民黨與中共和談也是假，是為了贏得軍隊轉移的時間，中共先發制人也沒有錯。依照個人看法，蔣介石為人民計，為國家計，在戰後本意是希望避免內戰的，因此對中共的種種作法一忍再忍。

而最能說明蔣介石真誠希望避免內戰的，是戰後立即開始的民主憲政建設。雖然中共在中國政治協商會議之後，繼續大規模侵佔東北和華北，但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為了避免內戰對中共採取了一條「和平未到最後絕望時期，仍不放棄和平」的抗日式決策。其根本目地，固然是在於結束訓政，走向憲政，還政於民，以完成民主建國的歷史性目標，同時，亦在相當程度上，表現了他期待中共參預戰後中國民主憲政建設的願望，更希望借此來避免內戰的發生和擴大。

1946年5月5日中華民國政府召開首次「制憲國民代表大會」。然而，此時，由於中共在東北的內戰中打得「順手」，所以，它便要求於國民大會召開前就按照它的意願先改組政府，後召開「國大」，並且沒有達到滿足就拒不交出代表名單。由是，國民政府只好將制憲國民大會延期半年。不過，大會終於在11月15日舉行，12月25日制憲完成。1947年1月1日，正式公佈憲法；定1947年12月25日為憲法實行日期，中華民國正式進入基於三民主義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國憲政時期。全國開始致力於實行憲政。

可見，正是因為中共假和談而真心發動內戰，中華國民政府和國民黨為避免內戰所付諸的努力都付之東流。中華大地上烽煙再起─一場由中共挑起的內戰爆發了。中國老百姓再次陷入戰火的蹂躪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