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最緊張的時段返大陸，雖然沒有槍林彈雨，但那種風雨欲來的壓迫感，對大人小孩來說都很可怕！

記得那天過深圳海關，只有兩家人，母親、妹妹和我回穗，鄰居阿姨和她的兩個女兒經穗赴上海。阿姨是在金邊赤化之前回中國大陸讀書，嫁了上海人，後來在上海呆不下去，自己帶著幾歲的大小女兒在香港生活，但經常返上海與丈夫團聚。阿姨的母親和妹妹也離開了金邊，趕在兵荒馬亂之前，逃來香港，也做了我們的鄰居。還記得她們送給母親的「金邊綢」，黑色隱隱透著暗花，摸著很爽很挺很涼快，不像中國綢軟軟的。

「在這方面達到登峰造極地步的是中國共產黨所全力支持的柬埔寨[1]紅色高棉，其奪取政權後居然屠殺了柬埔寨全國四分之一人口，包括該國的大多數華裔和華僑。並且，中共至今阻攔國際社會對紅色高棉的公開審判，其目的當然是為了繼續遮掩中共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和所扮演的惡劣角色。」〔《九評》之一〕

中共需要生存環境，需要邪惡支撐，所以不單止要裁培和支持各國的xx黨，同時在國際上，因為需要別的流氓國家的支撐，中共專門拉攏流氓國家。哪個國家人權不好，有大屠殺，它就扶持，像北韓、伊朗、蘇丹、津巴布韋、緬甸、烏茲別克斯坦，還有原來的南斯拉夫和伊拉克等等。

「中共除了在國內、黨內殺人殺得興高采烈、花樣翻新之外，還通過輸出革命的方式參與屠殺海外華人。紅色高棉就是一個最典型的例子。

波爾布特的紅色高棉在柬埔寨僅僅維持了四年的政權，然而從1975年到1978年，這個人口只有不到800萬的小國卻屠殺了200萬人，其中包括二十多萬華人。 這裡暫不討論紅色高棉的纍纍罪行，但卻不得不說一說它和中共的關係。

波爾布特是毛澤東的絕對崇拜者，從1965年開始，曾經四次來中國當面聆聽毛澤東的教誨。早在1965年11月，波爾布特就曾到中國訪問三個月，陳伯達和張春橋等人給他講述「槍桿子裡面出政權」、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等理論和經驗。這些都成為他後來奪權、建國、治國依據。回國後，他將原來的黨改名為柬埔寨xx黨，並倣傚中共農村包圍城市的模式，建立革命根據地。

1968年柬共正式成立軍隊，到1969年底也只有三千多人，但到1975年攻佔金邊之前，已發展成為「裝備精良、作戰勇猛」的近八萬人武裝力量。這完全得益於中共的扶持。王賢根著《援越抗美實錄》上說，僅在1970年，中國就援助波爾布特三萬人的武器裝備。1975年4月波爾布特攻下柬埔寨首都，兩個月後，就到北京拜見中共，聽取指示。顯然，紅色高棉殺人沒有中共的理論和物質支持是根本就辦不到的。」〔《九評》之七〕

話說那時期，認識的親朋不少是家破人亡或家分幾地，夫妻分隔兩地的。居港的男人請我們帶女人物品給大陸的妻子，居港的女人則請男士們帶男人物品給丈夫，為的是省點過關稅。如果是偷渡來港的男人，在大陸的家是歸不得的了，留下高堂怨婦孩子，在港另建家室。而那些居港的女人則含辛茹苦，一面獨自帶孩子過活，一面籌措買衣食回鄉探丈夫。

此刻想起封塵已久的景象──從羅湖過了深圳橋，便去到一個可怕的邊境地方，好像什麼都沒有，只有巨大無比的海關大樓，只有令人見而生畏的象機械人的關員，小孩自覺的不敢喧嘩說話。那時深圳是個鄉鎮吧，從海關大樓望過去，一條無盡的泥路，兩旁種滿樹。近年過關的香港人，看慣深圳密集的高樓大廈，很難想像當年的情景。話說文革最緊張那段日子，深圳至廣州列車每天只有一班，錯過了要在深圳過夜。關員沒事做，一組挨一組的輪流翻查行李，重複審問，你們六個大大小小女的，在這時刻回鄉幹什麼？當時因為人少，不用什平日一樣坐在海關大堂數小時至十小時輪候關員「審問」填寫「介紹書」，輪候檢查行李，也不用按常規在等候期間集體唱革命歌曲和讀「毛語錄」。

依稀記得打了驚人的重稅，可是執拾行李時，已知要在深圳過夜了。只記得招待所的房間很暗，有蚊帳。翌日乘火車，只有幾位黑人和我們，在這年頭去大陸，想是「我們的朋友遍天下」其中的朋友吧。

說起革命歌曲，無人會把那些荒謬的歌詞當真，筆者天生強記音調韻律，只是順著調子追憶幾十年前唱過的歌詞。「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大海航行靠舵手，萬物生長靠太陽。……毛澤東思想是不落的太陽」。當時想，傻的也曉得這些歌詞內容是空言。除了唱歌，從未聽聞人們在談話間生活上提到此等有關內容，根本是非現實的。這些被名為「政治學習」。上班的大人、上學的青少年和兒童，都要上政治課，人人都要講同樣的空言，明知是假的也要講。因為在xx黨的統治下，人們沒有講真話的權利，但是也沒有不講假話的權利。可怕的是，謊言重複多次之後，很多人就把它當作真理了。筆者有幸，對共產文化有「免疫力」，從未被歌詞或語錄內容洗過腦，因筆者在香港有開放教育思維經驗，可悲的是在大陸生活的人沒有這樣幸運了。

「人民除了被禁錮思想自由，還要被灌滿共產黨的說教和黨文化。於是人們只能聽到對黨的歌功頌德，頭腦中除了共產黨的東西之外就貧困的可憐。舉個例子，『六四』鎮壓時，天安門廣場附近一開槍，許多人一下子本能的躲到灌木叢後去了。等人們緩過一點神，馬上從各自躲藏的地方，不約而同的高唱著《國際歌》，勇敢地走出來。那些中國人誠然勇敢、純真、可敬，但是為甚麼面對共產黨的屠殺，他們還要高唱共產黨的《國際歌》呢？原因也很簡單：黨文化的教育下，可憐的人們被共產黨搞的只知道共產主義。除了《國際歌》和其它為共產黨歌功頌德的歌曲，就再也沒歌可唱了。」〔《九評》之八〕

2005年10月期間，在香港電視黃金時段播放的中共稱為國歌的《義勇軍進行曲》，歌詞被抽起，只有調子。可能中共擔心「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有鼓勵香港人造反的意味吧？據開放雜誌報導，11月期間就連中央電子傳媒也不再把「國歌」作為前奏曲了。另外，凡是有勞工民工參加的企業集會或社會集會，一律不許播放或唱《國際歌》，違者以「黨紀國法」追究「破壞社會穩定」之罪。上一段談及的中共將人們洗腦到只懂唱《國際歌》的情況，與目前「禁國際歌」、「禁國歌」，表面看來是天壤之別的政策，其實前後兩者都是為了鞏固沒有合法性的統治吧了！

姑且撇開殖民地管治不討論，我們這一代香港長大的，小時唱中國民謠、西方民歌、香港本地的兒歌、基督教詩歌，歌詞內容不外是大自然現象、美好四時萬物、生活物器、待人處事寬容大度、尊敬師長父母、兄友弟恭、睦鄰愛人等。聽的是詞藻風雅的港產粵曲、中國民謠、台灣抒情歌曲、歐美時代曲、古典交響樂曲。筆者從聽唱中學會了不少中英文詞彙，還學會了國語呢！反觀缺乏文藝陶冶的大陸同輩，想來要惡補才能在言教身教上感化自己的下一代了。這不能不歸咎於xx黨。

文革期間，只有幾出樣板電影，人們沒有選擇餘地，被迫一看再看。「白毛女」和「紅色娘子軍」芭蕾舞劇，筆者覺得難看極了，芭蕾是優雅的，它是生硬滑稽可笑不堪入目的。「紅燈記」，是扭曲的階級鬥爭樣板戲，但因為它盜用了京劇的唱做，人們在重複觀看中，也好像能借其聊以自慰，算是對國粹的一丁點兒緬懷吧！可是好像沒有多少人意識到傳統戲曲重道德內涵，被「政治樣板」洗沒了，只剩哄人的假殼。其它更不值一提了……

眾多「革命歌曲」中，有幾句曲調，很好聽，一直縈繞腦際，聽不清歌詞的字為何解。多年後，在香港看了一齣電影「黃土地」，為陝西省黃土山區的極度貧困寫照。電影開場銀幕出現的影像是：下部五分之四是黃土，上部五分之一是天，懾人心魄！電影主線寫一名中央派來的青年，搜集整理陝西民謠，交織著一家死了主婦的三口人的苦活。青年道明來意，老者(其實不老，大女兒只有十來歲)沉默片刻，說：這裡有什麼歌謠，只有「酸歌」，隨即唱了幾句，抽人的心淚，沒有眼淚。將竊政初期農村寫成非人生活，其實，此電影是想堆砌中共所謂「解放」人民苦困的主題。提這齣電影，是想說，中共的「革命歌曲」用了不少動人的陝西民謠，配上它用來洗人腦的「革命」謊言空言做歌詞，例如長篇史詩式的舞劇「東方紅」，主題曲是偷了家喻戶曉的，原本的陝西民謠：「芝麻油，白菜香……」換作「東方紅，太陽升」，以此歌頌毛澤東是紅太陽。大陸的這幾代人是在這樣的「文化薰陶」中過來的。另外的樣板劇、電影、舞蹈，更不用提了。而近二十多年來，「開放」了，道德滑落後，什麼變異東西都來了，層出不窮，很多大眾文化不知所謂。「開放了」是中共用來迷惑人，讓人對它產生幻想，以為它已改善改進，只是又一欺騙伎倆吧了。

再說「過關」，香港人回鄉，港界是羅湖，過深圳河時便是過境，那邊是深圳，大家都叫「心震」，可想而知「過關」多嚇人。說兩個小故事。有位老友跟筆者聊天時，提起小時回鄉，弟弟手拿著一把糖，用報紙包的，關員發現報紙上的內容「有問題」，扣留問話，嚇得全家心驚膽跳，幾十年後談起還是心有餘悸呢。一位朋友談及有一段時期，「沒有了」母親，因為母親回鄉探親，過關時被扣留，一扣就是幾年！沒有人知道原因，包括當事人自己。

還有隨便叫進黑房，搜身盤查。母親從來不敢帶大姐回穗，就怕她天真直爽說了「不合宜」的話，只帶兩個內向的「乖」孩子算了。

記憶中的文革暴力

「文革是從1966年的5月16日正式開始的。這段時間被中共自己稱為『十年浩劫』，胡耀邦後來對南斯拉夫記者說：『當時有約一億人受株連，占中國人口的十分之一。』」

「文革時期是中國『左傾』最瘋狂的時期，此時的殺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展示『革命性』的表演，因此對『階級敵人』的虐殺就極其殘酷和野蠻。」〔《九評》之七〕

文革十年，在小孩來說應是很長的一段時間吧。再說幾個小故事。

不記得哪年了，隔壁有個乳名叫「肚豬」的男孩，一直被人取笑排擠，只因當時到處掛著「打倒陶鑄」，廣府話陶鑄與男孩乳名諧音，著實委屈！

「與如火如荼『鎮反』運動同時的，是同樣如火如荼的『土改運動』。實際上，中共在上世紀二十年代末就在其佔領區開始『土改』。表面上是實現類似『太平天國』『有田同耕』的理想，實際上真正的目的卻是要找藉口殺人。中共黨內後來的第四號人物陶鑄提出『村村流血，戶戶鬥爭』的土改口號。也就是每村都要槍斃地主。」〔《九評》之七〕

1950年始的「土改」中，陶鑄是「顯赫」人物。「服務」中共邪靈完畢，文革初期，成為被批鬥對象，陶鑄被打倒以後，成為排名第三的走資派，1969年去世。鄧小平復出後，這文革「冤」又被「平反」了。

暑假期間，我們家幾個女孩幫祖母張羅每朝的買菜大事後，都要做父親囑咐的功課，就是練書法，臨摹書法家的拓印字帖。不讓外出，聽大人們每天下班回來，述說當天在大街上又掛了幾具被群眾在「鬥牛鬼蛇神」時打死的人的屍首。大人侃侃而談，好像述說電影情節，沒有絲毫懼怕的神色，只是吩咐孩子不要上街。想是見得多了，人自然會變得麻木，或許這是天生自我保護的機制，否則人在情感上是承受不了不斷的刺激和驚嚇的，那會引致精神失常。早課時，每逢聽到街上喧囂，都忍不住趴在窗台上看個究竟。不時有開篷的卡車經過，卡車上載著一個至數個被戴上高紙帽的人，帽上用歪斜的字寫上林林總總的罪名，字墨未干帽便戴上，可清楚看到墨汁下流的痕跡。播音器聲浪震耳的聲音數算著被斗的人──被共產黨稱為牛鬼蛇神──的罪狀。街上擠滿看熱鬧的人群。

暑期中，百無聊賴的孩子傳遞消息好像烽火台，遊街示眾行列才來到街尾已知曉，趴在窗口等著看，或跑到街上等待，或索性飛奔到行列當中，參與罵粗和擲石。有一天，看到一群孩子，正在很投入的參與「鬥牛鬼蛇神」！只見一位老婦人，脖子上掛著一根繩子，繩兩端各綁著一隻尖頭高跟皮鞋，胸前掛著一塊牌子，寫上了一些罵這婦人的話，光著腳低頭向前蠕動。孩子在後面跟著，邊走邊擲石邊咒罵，狠狠說她是妓女。場面很可怕，充滿仇恨和暴力。當時我的直覺是，誰知道她是否壞人？誰可以如此對待她？那罪名是否過往的事？就算罪狀是真的，孩子也不應去擲石罵人，婦人或許該受法律的裁判。當時又想，孩子為什麼會如此充滿仇恨，畢竟還是孩子啊。我們不僅不欺負小動物，連細小如黃絲螞蟻也不願殺。多年後，一直到執筆時，想起此情此景，內心還是深感悲涼。那些孩子現已屆中年，悔悟了嗎？只希望他們沒有將人性惡的一面不自覺的滲透給下一代。

至於說中共鬥某些指定的妓女，掃黃賭毒，是為了教育人民過道德生活嗎？不是！

1999年春天在北京大飯店住宿期間，晚上不時有電話接入房間，是職業女性在找生意。筆者入住世界各地的酒店旅館，沒有遇過此情況，一般接線生都要向致電的人問明房客的名字才接電話進房間的。

「文革是鮮血淋漓、怨魂飄零、棄絕良知、顛倒黑白的時代。文革以後城頭變換大王旗，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政權，在20幾年裡交替更換了六代領導人。私有制又回到中國，城鄉差別加大，沙漠劇增，江河斷流，販毒賣淫有增無減。所有中國共產黨曾經提出要消滅的『罪惡』又被中國共產黨扶持起來。」〔《九評》之三〕

「其實，共產黨領袖們教導大眾常說什麼『共產主義道德品質』『為人民服務』，差不多都是鬼話。馬克思婚外生子、列寧嫖妓染梅毒、斯大林霸佔歌星被控訴、毛澤東縱情聲色、江澤民淫亂、羅馬尼亞黨魁齊奧賽斯庫全家雞犬升天、古巴黨酋卡斯特羅外域銀行存款數億、北朝鮮吃人魔王金日成子孫日費萬金……共產黨領袖們的言行不一、表裡相反，從祖師爺馬克思就已開始。」〔《九評》之九〕

「共產黨的鬥爭哲學就是為了製造大亂，且動亂不斷，由此樹立『一黨天下』的教主地位。」〔《九評》之三〕

那時期，還有一件很荒謬的事情，就是大煉鋼，記得60至70年代有兩句對稱的標語：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當其時已過了1958年「大躍進」時期的「大煉鋼」，說來話長，在此不贅）。小孩好像常覺飢腸轆轆，見到街上有間收買站，好像很多舊雜都收，便將從香港帶回吃完的罐頭煉奶的空罐拿去「賣」，竟也收到幾分錢去買糖解饞。據說空罐也可回收作煉鋼用呢！

當年問大人，為什麼大陸的米飯麵條麵包那麼黃舊那麼難下嚥（當然不是現在香港人為了健康而吃的「粗麥包」「糙米飯」那麼香那麼好吃）。大人答，聽說我們吃的是三、五年前收成的稻米小麥，而且米麥都是粗磨的，這樣才磨出更多的糧食。共產黨的謊言是，因為要「備戰、備荒、為人民」，所以要先吃舊糧，不斷儲新糧，實行「深挖洞、廣積糧」。人民不只在思想上每天接受「不斷鬥爭」的政治教育，還要常處於長年飢餓的虛構備戰狀態，真苦！其實糧食去了哪裡？從1958年開始，成年累月地搞大躍進、全民大煉鋼，當年糧食豐產，沒有人去收割，成熟的稻米都爛在田裡。接著就搞人民公社，xx黨幹部由南到北都爭先恐後地虛報糧食高產，小麥畝產萬斤，廣西水稻畝產十三萬斤。共產黨政府於是按報徵購糧食，農民為了上繳公糧，不但分配不到在公社集體耕種的口糧，農村幹部還捱家逐戶把農民僅餘的口糧也搜刮殆盡。數千萬飢餓農民就這樣活活地被餓死。於是餓殍遍野。活著的吃死人充飢，夫吃妻，父吃子的傳聞不斷。

因中共不斷搞鞏權的政治運動，糧食的問題就這樣延續到70年代。

「文化革命」，見詞釋義，應該是發展文化教育事業、掃除文盲、提高人們文化水準的意思。可是十年文化大革命浩劫，不幸是「革」了「中華文化」的「命」！

文革後，大陸開放，遊客可以在第一站，到派出所申請批准到下一站。自1979年往後幾年間，大江南北大漠絲路東北三省走了一回。看到多少名勝古跡橫遭破壞。

筆者喜歡坐火車，親近大地，感受國土之遼浩。某年，長途火車路經甘肅蘭州，上來一位文質彬彬的先生，跟我們說廣東話，難得碰到會說廣東話的人，大家暢快交談起來。他是蔡和森[2]的後人，竟因他的「背景」而被「貶」蘭州。真的令人費解，蔡和森是毛澤東的「難兄難弟」，何以蔡的後人會淪落到此田地？蔡和森如果不是死於36歲英年（中共說他是給特務和軍閥害死，真相不明），他後期的命運可能也會與劉少奇[3]差不多呢。

話說蔡和森的後人，一直都不能適應蘭州的生活，包括天氣，看他咀唇呈火赤色，想來是蘭州內陸太乾燥了吧。我們各自談了大陸與香港的情況。翌年，我們又再途經蘭州，他早已在火車站等車進站，帶著兒子，送筆者一管「白鶴游天」，保存至今還未用呢。

那怕誰是「忠心」黨員，當黨不「喜歡」他時，連後人都難逃一劫。後來中共為蔡和森建紀念館，不知他的後人有否獲「恩賜」而得到「平反」。

某年，去烏魯木齊，遇上乘同一班火車，出差後回新疆家的人。他在文革時因某原因從北京老家被「外調」往烏魯木齊，帶著一家子在那兒呆，不知等到何時才可回京。從這些小故事，看到中國人在中共管治下的苦與不安。

文革時期的香港暴動

香港暴動期間，筆者正讀小學，有一段時期，香港沒有正常的公共文通，為間歇性罷工，但不記得為甚麼還要上學，乘搭應運而生的簡陋不合規格的私營小巴上學，車資還很貴呢。晚上在家裡常受「催淚彈」之苦，因警察在街上用其驅散滋事者，濃煙吹到民居裡來。當時街上有很多「菠蘿」，即土製炸彈，不少市民傷亡。放炸彈的人肯定是流氓，禍及無辜。

有一次是明目張膽的恐怖政治謀殺，在筆者小小心靈上留下深深的烙印。商業電台節目監製林彬，主持兩項節目，一是市民每天追聽的廣播劇「大丈夫日記」，筆者也是其忠實聽眾之一，另一項是「欲罷不能」，節目名稱嘲諷左派發動罷工罷課罷市失敗。林彬批評發動該次暴動的左派人士，指他們擾亂香港秩序。多次譴責香港左派極端分子，「斗委會」的核心人物楊光。節目很受聽眾歡迎，左派卻對之痛恨入骨。林有天駕車由窩打老道山寓所往商台上班，途中被偽裝成修路工人的兇徒攔截，兇徒向車上潑以電油縱火，結果林彬與其同車的親屬被活活燒死。林彬被殺後，左派中有人匿名承認責任，稱林彬為「民族敗類，港英走狗」；謀殺是「執行民族紀律」，並聲稱仍會繼續「制裁其他敗類」。事件中無人被捕，至今仍為懸案。

此事引起廣大市民震驚憤怒。這是中共用來「靜音」的殘酷手段。

筆者當時年紀小，但從市面既蕭條又恐怖的氛圍中，也感到不妙。聽聞不少親朋計劃「移民」。

「左仔」一詞，即源於此時，其中帶有很大鄙屑之意。

《人民日報》出版的《香港大事記》，曾對香港歷時8個月的「六七暴動」作了這樣的定論：「香港式的文化大革命」。

1977年後，中共已否定了文化大革命。香港的「六七暴動」是文化大革命的副產品，當然也在被否定之列。可是2001年，董建華頒給楊光大紫荊勳章。大紫荊是香港特區勳章中最高的一級。楊光是「六七暴動」中「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簡稱斗委會）的主任委員，亦即公開領導這場暴動的最高頭頭。頒勳章事件掀起軒然大波，鬧得滿城風雨。

看來，中共對文化大革命在香港來了一個否定之否定。

反正，對什麼事情的看法，都是為了共產黨的繼續存在和加添能量著想。五四運動，在中共看來，「是一場全國範圍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運動，標誌著中國新舊民主主義革命的轉換，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在思想上和幹部上作了準備。」這場學生運動在中共眼中，似乎是被肯定的，但是為甚麼精神和形式上與此類同的1989年愛國學生工人運動便被「定性」為叛亂？只因其不反帝反封建，而是要求中共改革吧了。中共對普世價值觀沒有原則立場，所以文革可以由中央發動，稍後可以「平反」，近年在香港又可以隨便來個否定之否定。推下去，「六四」說不定也可以平反，為了安撫受害人和香港16年來的「平反六四」呼聲，為了化妝成仁愛維權……

話歸文革，總之，這就是中共搞的「政治動亂」，人民是不可能「亂中國」的。中共用國家的權力和資源才能這樣系統化、大面積、暴烈而深層的去破壞，包括能觸摸的文物和不能觸摸的人文精神。可是，反過來，它將罪責推給幾個人，表面上又「定性」文革是錯的，讓受害人民得到「恩賜」式的平反，誰都服了，又再度歌頌起xx黨來，有誰會再有魄力去尋根究底呢？況且，在中共的思想言論自由箝制下，也沒有可能去尋根究底。

且看〔九評之三〕有關文革的一段：「……文革中的暴力屠殺首案、大案全是國家機器的行為，是共產黨領導人縱容和利用暴力迫害殘殺百姓。直接指揮和執行這些屠殺的兇手多是軍隊、警察、武裝民兵和黨團骨幹。如果說，土改是為了土地而依靠農民打地主，工商改造是為了資產而依靠工人打資本家，反右是為了讓知識份子緘口，那麼文化革命中這種你鬥我，我鬥你，並無哪個階級是可依靠的，即便你是共產黨依靠過的工人農民，只要觀點不一致，就可以殺你。這究竟是為了什麼？

這就是為了造就共產黨一教統天下的大勢。不光統治國家，還要統治每一個人的思想。文化革命使共產黨、毛澤東的『造神』運動登峰造極。一定要以毛澤東的理論獨裁一切，置一人之思想於億萬人腦中。……文革中只允許崇拜一位『神』，只誦讀一本『經』──毛主席語錄。……人們……已經完全被罩在共產黨的邪靈之下。」

文革是毛控制，由中央發動的，但到後期又推給「四人幫」。中共史料[4]，雖然大家無法知曉其真確性有多少，表明「四人幫」一語，發明權屬毛澤東。那麼到底是「四人幫」發動文革，還是他們被「委以重任」之後，被陷害去全盤承擔文革帶來的禍害之罪責？當然他們四人也是罪惡滔天的了。

筆者想指出的是，第一：共產黨只為延續其生命，它是沒有原則的，喜歡斗誰便斗誰，有時反「極左」，有時斗「右傾」，有時是批中間路線不夠紅。而人民是不知道真相的，到底是誰在斗誰？誰對誰錯？第二：共黨中的領導人或某時期的寵兒，最終也難逃一劫，共產黨的罪都推到他們身上，黨從來沒有錯，可繼續享有獨裁統治權。第三：受害的是中國人和中華傳統文化道德。無日無之的政治鬥爭運動使人們恐懼，從而無可奈何的接受中共的獨裁管轄；使傳統文化道德斷流，讓荒謬的外來共產「幽靈」任意肆虐。

註：
1、金邊市是柬埔寨的首都。香港人比較熟悉的「吳哥窟」就在柬埔寨的暹粒。
2、1918年6月，毛澤東在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本科畢業。畢業後與蔡和森等，計議在此間辦「工讀同志會」。對此，蔡和森贊同毛澤東的意見說：「著手辦法，惟有吾兄所設之『烏托邦』為得耳」。後與毛一起創辦「新民學會」。
蔡和森在1920年8、9月寫給毛澤東的長信，蔡和森明確指出，要發展中國革命，必須成立中國共產黨，並對黨的性質、思想等問題提出了主張。毛澤東給蔡和森覆信說：「你這一封信見地極當，我沒有一個字不贊成。」
儘管蔡為邪黨立了大功，後因其反對「過左」的政策，於1928年被撤銷政治局委員和中央宣傳部長之職，後來更死於非命。
3、「由於共產黨是一個靠黨性、而非道義結合的團體，其黨員、尤其是高干對最高領導人是否忠心就成了問題。因此，在黨內也需要殺人，也需要製造恐怖氣氛以讓活下來的人看到當最高獨裁者要搞死誰的話，這個人會死得多麼慘。」
「劉少奇這個中國的國家主席，曾經的中國第二號人物就是在極其悲慘的情況下走完一生的。在他70歲生日那天，毛澤東和周恩來特意囑咐汪東興帶給劉少奇一個生日禮物──收音機，目的是讓他聽八屆十二中全會的公報：把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並繼續清算劉少奇及其同夥叛黨叛國的罪行！
劉少奇一下子就從精神上被擊垮了，他的病情急劇惡化。由於他長期被固定捆綁在床上，一動也不能動，他的頸部、背部、臀部、腳後跟都是流膿水的褥瘡，疼痛難忍。由於他疼起來時一旦抓住衣物或他人手臂就不撒手，人們乾脆就在他每隻手中塞一個硬塑料瓶子。到他臨去世時，兩個硬塑料瓶子都被握成了葫蘆形。
到1969年10月，劉少奇已經渾身糜爛腥臭，骨瘦如柴，氣息奄奄。中央特派員既不讓洗澡，也不准翻身換衣服。而是把他扒個精光，包在一床被子中用飛機從北京空運到開封，監禁在一個堅固的碉堡地下室裡。在他發高燒時不但不給用藥，還把醫護人員全部調走，臨死時，劉少奇已經沒有人形，蓬亂的白髮有二尺長。兩天後的半夜按烈性傳染病處理火化，用過的被褥枕頭等遺物均被焚化一空。劉的死亡卡片上這樣寫著：姓名：劉衛黃；職業：無業；死因：病死。 黨可以將堂堂國家主席迫害致死，而且死得不明不白。」〔《九評》之七〕
4、「1974年7月17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說：『她（江青）算上海幫呢！你們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12月下旬，毛澤東對王洪文說：『你不要搞四人幫。』」
見1977年8月12日華國鋒《在中國共產黨第11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