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修園中舉後上京會試，碰到刑部郎中伊朝棟患了中風病，手腳偏廢，整日昏迷、不省人事，十多天沒吃沒喝，所有醫生都束手無策，聲稱不能治了。他便用加大處方劑量的方法為其治療，結果治好了，於是在京都名聲大振，前來求醫者門庭若市。其間，軍機大臣和紳病「足痿」(腳上肌肉麻痺萎縮)，也是經過陳修園的治療而痊癒。他便想把陳修園強留在自己身邊，並用推薦陳修園去太醫院任職來加以引誘，但陳修園堅決推辭不答應，借口有病回家去了。1801年在威縣任職時，他得知直隸(河北省)的婦女許多都患有「陰挺」（子宮下垂）病，便專門研製了內服、外敷的方藥，救治了不少婦女。恆山夏季雨水成災，陳修園奉旨去勘探災情，發現當地「溫瘧」(發熱多、發冷少的瘧疾)流行，很多人死於醫生的誤治。他就按病症分型，製成三種不同的丸藥，普遍施捨給城鄉的百姓，並告訴人們對症選服丸藥的方法，救治了許多人，史書贊其「活人無算」。在許多人得救的同時，陳修園自己卻因積勞成疾而得了「寒厥」症(四肢逆冷，臉青腹急，不省人事)。所有醫生都束手無策治不好了。誰知他竟在半夜神志略為清醒時，為自己開了一張處方，服了兩劑藥就痊癒了。第二年，直隸省制台大人熊謙得了中風病，陳修園讓他經常服用黃蓍五物湯，並用補腎養肝的丸藥調理，給他治好了，深得熊謙的嘉許。

陳修園的朋友蔣慶齡在為他的書寫序言時，對他治病時的神態有一番唯妙唯肖的描述：「老朋友陳修園精於醫術。別人都治不好的危難病症，眼看沒救了。他一去，把帽子往茶几上一放，舉手探脈，閃亮的眼珠子向上聳動著，好一會兒，乾笑著說：症候本來不奇怪，是治病的人給攪壞了。主人說：這可是某某名醫啊。他說：治錯了。主人說：是按朱張王李的方法治的喲。他說：那就更錯了，天下有朱張王李而能治病的嗎？他便嘴裡切切嚓嚓的罵，手上理直氣壯的寫著處方。寫好了，又獨自點批讚歎，自我解釋，然後按方取藥。藥煎成了，又一齊催促病人喝下去。病人喝了後就真像他說的那樣治好了。」[2]

陳修園曾說，「文章報國，尚挾時命而行，而能為良醫者，隨在可以活人」[3]。就是說，以儒術報國，要講機運和命運，不是想做就能做的。但一個好的醫生，卻可以隨時治病救人。因此他雖然做了官，已經算是報國有門了，但仍然在公余或者救災時，盡力為百姓解除病痛疾苦，時常以醫術濟世救人。

在醫學理論上陳修園特別推崇張仲景，是維護傷寒派的中堅人物之一，也是繼張志聰、張錫駒之後最有影響的尊經崇古派。在傷寒研究的爭論中，他極力反對方有執、喻嘉言的「錯簡」說，認為王叔和重新編注的《傷寒論》已經把張仲景的學說完整地流傳下來，不能隨便改動和取捨。他在研究《傷寒論》、《金匱要略》方面的代表著作有《傷寒論淺注》、《金匱要略淺注》和《傷寒醫訣串解》，前兩書曾三易其稿，史書稱其「多有發明，世稱善本」[1]。他還將《傷寒論》、《金匱要略》兩書中的方劑和治法編成《長沙方歌括》、《傷寒真方歌括》與《金匱方歌括》，易於記憶、習誦，對後學理解《傷寒論》、《金匱要略》很有幫助。雖然有人說陳修園註疏古籍有獨到之處，但他上述著作的廣泛流傳主要是因為他的研究具有深入淺出的特點，為後學者、特別是初學者研究張仲景典籍提供了入門的階梯。

在臨床治療上，陳修園長於用溫補脾腎的方法治療雜病，不喜用寒涼滋陰的藥物。如他自己所說：「寒涼之藥不可久服，人人俱知也，唯滋陰降火及不涼不溫之品，最是誤人。余素不喜寒涼，姑以寒涼方之不可棄者列」。他雖然承認滋腎丸、四生丸、清燥救肺湯等寒涼方劑能培補生氣，是治療「癆門」(肺結核一類消耗性疾病)不可少之方，但也只能暫用。而對保元方、六君子湯、五味異功散、歸脾湯、附子理中湯等溫熱方劑則大讚其「補虛退熱，進食除疾」、「益精氣，扶元氣」的功效，有「補火以致水之妙」。[4]

其實，在中醫理論的研究和臨床治療的方法上，陳修園的著作只能算一家之言。與之水平相當或更高的醫家還有許多。真正使他在中醫史上佔據特殊地位的，是他在普及中醫學方面的特出貢獻。

陳修園一生勤於著述。除了專門講學的時期外，哪怕在居官期間，他都抓住一切可能的機會寫作。在探查災情、救治瘧病的過程中，眼見許多人死於庸醫之手，他便精選了唐宋以來108個最常用的醫方，於公余編成《時方歌括》，使其他醫生能按法治療，因而救治了許多人。他又融合歷代醫家和自己的經驗，進一步闡述「時方」在一些常見病治療中的用法，寫成《時方妙用》。為糾正當時庸醫誤人的弊病，他還寫了《醫學實在易》，此書易學懂易用，「即素未習醫，偶然得病，盡可按證用藥，絲毫不錯」[5]，是中醫入門最容易的啟蒙讀物。他的《女科要旨》一書，簡明實用。書中主張以調理脾胃的方法調經，很可能源於他在做官的期間為河北子宮下垂(陰挺)患者治病的經驗。書中重視對陰陽、虛實偏勝的辨證，發明了陰陽偏勝的調經處方(四物湯加味)，創製了平補安胎的所以載丸，該方成為後世治療習慣性流產的常用方劑。他的名著《醫學三字經》，是他休官後在榕城(福州)撰寫和刻印的。該書總共一千多字，首篇「醫學源流」談中醫簡史，其次按病症名稱分篇，介紹各種病的診治方法，有論有方、簡約實用，便於初學者背誦，是兒童學醫都能閱讀的好書。《神農本草經讀》雖然遠不如《本草綱目》內容豐富，但言簡意該、奇不離正，收集了各家對藥理認識的精華，也是一本研究本草和臨證用藥的必讀書。

除前面已提到的《傷寒論淺注》、《金匱要略淺注》、《傷寒醫訣串解》、《長沙方歌括》、《傷寒真方歌括》、《金匱方歌括》、《時方歌括》、《時方妙用》、《醫學實在易》、《女科要旨》、《醫學三字經》、《神農本草經讀》等十二本書外，被確認為陳修園所著的醫書還有《靈素節要淺注》、《醫學從眾錄》、《新方八陣砭》（原名《景岳新方砭》）以及《十藥神書註解》。上述醫書合刊後稱為《南雅堂醫書全集》，又名《陳修園醫書十六種》。

陳修園是遵經派，明白《黃帝內經》的重要性：「夫醫家之於內經，猶儒家之於四書也。日月江河，萬古不廢」[6]。在醫學教育方面，陳修園特別強調啟蒙教育的重要定向作用：「醫學之始，未定先授何書，如大海茫茫，錯認半字羅經，便入牛鬼蛇神之域」[7]，「入門正則始終皆正；入門錯則始終皆錯」[8]。因此，《南雅堂醫書全集》具有以《黃帝內經》、《神農本草經》為基礎，以《傷寒論》、《金匱要略》為中心，博采眾家之所長的整體結構。這套書內容比較完備，包括了經典的基礎理論，診斷、方劑、藥物和各種病症的治療；寫法上深入淺出，又多從臨證需要出發，切合實用；文字清新流暢、淺顯通俗，且多賦以韻腳，或作成歌括，易讀易記。因此這套書利於自學，是中醫普及教育的理想教材。無怪其問世以來便廣為流傳，近兩百年中好評經久不衰，對中醫教育的普及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南雅堂醫書全集》的巨大成功，除了上述的內容、寫法和文字的因素外，還有一個重要的、甚至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作者濟世救人的誠心和著書的態度。如前所述，作者的好幾本書都是由於自己在大面積救治病人時，痛心於庸醫誤人的現狀而起心撰寫的。而作者對於寫書的嚴肅態度和無私奉獻的精神也使人感動並堪作後學的楷模。

據陳修園的兒子陳元犀說，他父親病危時十多天水米未沾，他已經為父親準備了後事。中秋那天半夜過後，他父親又稍微清醒些了，每天早晚可進一茶杯的水或食物。於是就對他說：我這幾年所寫的書還不完備，比如霍亂、吐瀉兩條也須重新補寫，應該採用張仲景的理中湯和孫思邈的治中湯，「以正群言之失，亦以見古人立法之純」[9]。他把自己在人間的最後光陰，都投入到自己留給後人的書上，其誠可感、精神可嘉。

《南雅堂醫書全集》是在同治四年(1865年)首刻刊行的，接著就有二、三十家書商翻印。在不斷翻印的過程中，書商們就逐漸加入他人的醫書，混雜其中，於是從《陳修園醫書十六種》變成了二十多種、三十多種、…最後多至七十二種！在加入的醫書中，有的是名家的著作，比如王孟英的《霍亂論》和竹梅居士的《急救經驗良方》，有許多是無名氏的著作。這個現象從一個角度證明了《南雅堂醫書全集》在當時流傳之廣。不但學醫的人爭購，連許多不學醫的人也要買一套放在家裡，作為保健常識書來翻閱。

到了清代，歷代中醫典籍已經汗牛充棟，授徒的中醫們各自憑自己的經驗和理解選擇授徒的課本，官方並無統一的教材。乾隆四年(1739年)，一批醫家在乾隆皇帝的御召下用三年的時間編撰成了《醫宗金鑒》。這是一套大型的醫學叢書，共有48冊，內容包括基礎理論和各科的疾病治療方法。這套書平正樸實，強調基礎和應用，是官方出版的醫學教材，也是皇家的太醫院醫學考試的標準參考書。這套書出版時(1742年)，陳修園還沒有出生。因此，陳修園的《南雅堂醫書全集》是在《醫宗金鑒》這樣一套權威著作的對比中脫穎而出、成為中醫歷史上最有影響力的個人專著的。

參考文獻

[1]《清史稿•列傳二百八十九•藝術一(陳念祖)》
[2]《神農本草經讀》(蔣慶齡序)
[3]《傷寒論淺注（跋）》
[4]《時方妙用》
[5]《醫學實在易(凡例)》
[6]《靈素節要淺注》
[7]《醫學三字經(小引)》
[8]《醫學從眾錄》
[9]《醫學實在易•卷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