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集校注》中第64篇「論地震」如是說：「臣近聞登州地震山摧，今又鎮陽，雄州五月朔日地震，北京，貝州諸處蝗蝻蟲生，皆天意先事示變，必不虛發也。謹按《漢書·五行志》曰：『地之戒莫重於震動』謂地者陰也，法當安靜。今乃越陰之職，專陽之政，其異孰甚焉。又夷狄者，中國之陰也，今震於陰長之月，臣恐四夷有謀中國者。且雄州控扼北鄙，登州密邇東夷，今繼以地震山摧，不可不深思而預備之也……況災變之作，未有無其應者，惟陛下特留聖意。」

包拯的這篇《論地震》中至少包含了三個信息：一是地震，蝗蟲自然災害是某種「天意先事示變」，二是各種災害相應的人事變化「未有無其應者」「必不虛發也」，三是人間君主應「深思而預備」或能免除災害應驗的更大人禍。

需要指出的是包拯的這篇《論地震》是收錄在他給皇帝的奏議集《包拯奏議》當中，那麼既然是給皇帝看的奏議，其嚴肅性就不言而喻了。事實上古代無論是君主還是臣子，老百姓都是把這種「災異遣告說」視為如四時變化，晝夜更替一般信實的規律的，絕不是現代那些被無神論洗腦了的人們眼中的「迷信」。對這一說法歷代史書都有專門的篇章——《五行志》來認真記錄下來，足見古人對此學說的肯定性。最早官方將其作為信史記載收錄的時期是漢朝，董仲舒在將儒學復興同時也將上古時期流傳下來的《春秋》公羊學中的「天人感應」「災異遣告」說發揚並承繼下來。

董仲舒說：「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康災異之變。」他認為天人相類相通，天的賞罰是依據人類行為好壞而施。他指出天分別用符瑞和災異對統治者顯示讚賞和譴責，用以指導人世間的活動。其中他又特別強調災異的警懼作用，認為自然界的災害變異，是為政者的錯誤所導致，「天地之物，有不常之變者謂之異，小者謂之災，災常先至而異乃隨之。災者，天之譴也；異者，天之威也。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凡災異之本，盡生於國家之失。國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災異以遺告之；譴告之而不知變，乃見怪異以驚駭之；驚駭之尚不見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見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必仁且智》) 「國家將有失敗之道，而天乃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漢書•董仲舒傳》)極力強調統治者須承天意而施政，否則就要受到天的譴告和懲罰。

董仲舒還認為各種不同的天災還對應不同的事，不同的天災反映了不同的政治之失，也就需採取不同的補救措施，比如——

日食：陰侵陽，人君驕溢未明，為陰所侵。帝王自責不能治育群生，吏不稱職，所謂「男教不修，陽事不得，則日為之蝕」。其措施為君懷謙虛，下賢受諫，位有德，褒有志。

地震：地為大臣之位，當載安萬民，懷藏物類。地震昭示臣有貳心，政權不穩。帝王自責不能附遠安民。其措施為舉賢良方正，罷擾民之事。

火災：人君貪財，賦斂民取民貨。帝王自責不治，過失甚大，而群臣又未肯極言過失。其措施為舉廉直之士，大赦天下。

久旱：人君不能澤惠下民，則蝗蟲害谷。帝王自責不德不明。其措施為宥謫罰，行寬大，惠兆民，勞功吏，賜鰥寡，廩不足。

日無光：國有讒佞，朝有殘臣，混亂朝綱，禍害黎民。其措施為遠佞諂，近忠直，修經典，習聖人之道，舉賢良方正。

他指出災異之變在形式上表現為天意對統治者的譴告，統治者如能對災異譴告作出積極反應，改善治政，就會感應上天，變災異為禎祥，否則必將亡國失政，基於這種體認，漢代思想家和政治家每每借災異而要求帝王下「罪己詔」。這種傳統一直流傳到清朝，也就有了前文提到的包拯上奏論地震的史話。事實上這也是古代統治者敬畏天道，為政求德的傳統，可不像如今共產黨宣傳下的封建君主有多麼獨裁專制。

流傳了幾千年的傳統自有它的道理，如今中共「無法無天」的統治導致這些年天災不斷，僅是今年就有暴雪、地震、暴雨、沙塵暴的頻發，再結合如今大陸的社會的狀況——社會誠信缺失，官僚貪污腐敗，九年來迫害法輪功修煉團體……難道還不足以讓我們警惕深思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