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日的前一天

7月21日是我的生日。

我是1995年開始修煉大法的。1999年前我每天的日程除了正常的工作就是和母親一起到學法點學法煉功，那時的生活無憂無慮、充實而且快樂！可是就在1999年的7月19日早上煉功時聽到了一些同修的議論，當時並沒有在意，當天下午時才確切的得知國家對大法學員有了不公正的對待，便抱著和平上訪的心態和幾位同修坐上長途汽車到達了長春——省政府附近（母親和另外一些同修已先於我們達到）。因當時有同修說，已經有人去和相關領導聯繫並做解釋了，所以請同修們先原地等待，我們便在公園附近等待。

這時有同修發現有一些人既不是同修，又不是閒逛的市民，因為他們老是跟在我們後面問這問那。還把瓜子皮扔一地，一位同修給了他一個空塑膠袋，他很驚奇的問：干什麼用呀。同修說：裝瓜子皮用，要不清潔工人掃起來太麻煩。他才反應過來，氣急敗壞的說：管你什麼事，就走開了。因當天並沒得到相關領導的答覆，同修們商量先在長春住下，明天再說。就這樣我們就在當地同修的安排下住下了。

7月20日早3點鐘，大家就都起床了陸續的往省政府聚集。當時天還沒怎麼亮，我們也不認識路，但只要看著有人，跟著走就行了。當天亮時，我們就已經在省政府了，這時前後一望，道的兩旁站滿了人，大家都表情凝重，相互認識的同修見到了也只是一點頭，並且都有序的站在適當的位置上，將過道留了出來。這時應該是長春當地的同修，送來了饅頭和麵包，大家也都是有序的吃多少拿多少，沒有紛爭，沒有客套，甚至都沒有過多的話語。因為每個人心裡都知道：我們都是為大法而來的!大約9點多以後，警察越來越多，再後來警察把同修往車上拉，不論男女，不論老少，行為越來越粗暴。這時沒有被拉上車的同修們背起了<論語>，遠處的同修也背誦起來，聲音越來越大，越來越大，這時警察也停住了手，看著眼前這一片一片靜坐著的人群，喘著粗氣，搖了搖頭。拉扯的時候我和母親走散了，我和另外一些同修被拉到了一個什麼學校，由這個學校的一些老師看著我們，並說要登記才能讓出去，這時有同修小聲說，不要聽他們的，他們騙人。這樣他們就把我們軟禁了起來不讓我們走動。這時有一個看著我們的老師悄聲跟我們說，你們不應該呆在這裡時，我們才醒悟，我們應該回去（也許這人是同修），便三三兩兩的以各種理由和方法逃了出來。這時的長春幾乎看不到公共汽車，我們便步行往回走。當走到長百時，有人說省政府已進不去了，我們便在長百附近的一個橋下休息。當快到中午12點時，我聽到有人說，快看天上都是法輪！我站起身，向天空望去，看到太陽不像平時那樣刺眼，而滿天空都是和太陽一樣大小的法輪在旋轉。連路過的常人也都駐足觀看，人們發出驚奇的讚嘆聲！

當天，我和母親再相遇並一同回到住處時並沒想好如何是好，當晚的雷聲，真好似一場善惡的交戰！

7月21日，早已有同修做好了去北京的準備，我和母親說，我也想去。母親說，這事我管不了你，你自己拿主意。當時我就想應該去一趟，把事情說清楚，也沒有多想，雖然從家走時沒有帶身份證，我就帶著身上兩百多元錢（差不多隻夠來回的車票錢），自己買了票去北京。到了北京下車後“偶遇”到了同來的幾位同修，因為我沒有身份證無法住宿，所以北京當地的同修把我安排在一個學校宿舍住了下來（後來同修們說，他們因北京的大搜查，東躲西藏吃了好多苦）。我住的床是一個家在東北的女大學生同修的床鋪。她父母也是同修，當時她的父母也在北京，他們白天回來輪流睡覺，晚上到火車站和汽車站接到北京來的各地同修，幫助安排住處和聯絡事宜。

據他們回來說，北京體育館抓了好多同修，政府已不和我們對話了，直接就是抓人，還有不少同修挨了打。我當時就想：怎麼會這樣呢，怎麼能這樣呢!當晚我和兩位女同修一起去火車站買回家的票時，我聽見有人喊：你站住，站住！我仍然徑直往前走，當我走過一段路後再回頭，不見了另兩位同修，我便給學校的同修打電話，他讓我先回學校。第二天，他們給我買了票讓我別四處走，到點上車。恰巧在車廂裡看見了昨天走散了的兩位女同修。她們說：別提了，當時有人喊站住，我們就站住了，上來一群警察把她們帶到了站前派出所。那裡關押著好多各地來上訪的同修，其中還有和爸爸媽媽一起來的小同修，警察把他們關在一起非打即罵，用啤酒瓶打同修的頭，小同修們嚇的哇哇哭，說著我們都流出了眼淚。因為警察在她們身上沒有搜出什麼東西來，她們又說出了一個親屬在北京的地址，警察便把她們放了，她們在車站附近租住了一宿也買了回程的票，我們便又一起回到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