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網2011年10月30日】
國元朝時代的忽必烈(1215－1294年)，蒙古族，成吉思汗之孫，蒙哥之弟。中統元年(1260年)即大汗位，成為元王朝(1271--1368)的建立者，史稱元世祖，蒙語尊稱為薛裨皇帝(意為賢者)。
忽必烈在開平(今內蒙古多倫北之石別蘇術)即大汗位的詔書中，明確指出要實行“宣新宏遠之規”，改變蒙族先輩們只重武功而輕文治的傾向。同年年底，他在詔書中再次強調：“鼎新革故，務一萬方。”忽必烈的這些詔令，就是要實現他在青年時代就樹立的偉大抱負：“思大有為於天下”！
早在他還是一個藩王時，就已博得了“愛民之譽，好賢之名”。在他的周圍，除有蒙古貴族上層以外，還有不少漢人。如河北邢州的劉秉忠、雲中懷仁的趙璧、冀寧交城的張德輝，以及金朝的狀元王鶚等人，都經常給忽必烈講《四書》（即《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和《五經》(即《詩》、《書》、《禮》、《易》、《春秋》)，以及治國平天下的道理。他力勤苦學，十分認真。又如張文謙、竇默、姚樞、魏瑤、許國楨、許衡、鄭經、趙炳、張惠等人，也都以博學多聞而成為忽必烈的左右。在漢族士人的教育、幫助和支持下，忽必烈有效的致力於自己的抱負。
忽必烈的“鼎新革故”並不是全盤“漢化”，而是根據當時客觀的需要，採用“漢法”去“變通”舊的規章制度。換句話說，他一方面要依靠蒙古大貴族，維護蒙古貴族的特權，甚至鎮壓被統治民族——主要是漢族，才能鞏固其統治地位。而在另一方面，在中原先進文化的影響下，為了統治眾多的漢族人民，又完全有必要進行鼎新，使蒙古祖制與中原王朝的文化，結合為一體。總的說來，忽必烈的“鼎新革故”主要包括下列幾項：
一、基本上沿襲蒙古舊制：不要漢家女為嫡妻；宮廷內侍一律由蒙古人擔任；諸如皇帝即位、冊立太子以及郊廟祭奠等，均仍採用蒙古的禮俗。
二、漢制與蒙古舊制並行，實行“因族而分，因俗而治”的政策。蒙古族人犯法，由扎魯忽赤(斷事官)審理；漢族人的刑名訟獄，則歸由刑部處理。這種“一國兩制”的做法，既便於維護蒙古族的特權，又在較大程度上不干擾漢族的利益。
三、採用漢制建立一整套統治機構。在忽必烈即位之前，蒙古汗國的行政機構十分簡單，還處於“草創之初，未暇為經久之規”的階段。忽必烈即位之後，為了實現“思大有為於天下”，採用了漢族文人學士的建議，按照漢族封建國家機器的模式，逐步完善了元朝的統治機構。他即位之初，設置中書省，作為中央的最高行政機關；中統三年(1262年)，又置中書左右部；典掌“承命宣制，奉行文書，銓敘流品，編齊戶口，均賦役，平獄訟”；中統四年(1263年)，設樞密院以總領軍政；至元三年(1266年)，復立制國用使司，典掌漕運、府庫和度支工作；至元五年(1268年)，立御史台以監察百官；至元七年(1270年)，罷制國用使司，改立尚書省專理財政。根據實際情況的需要，還設置管理驛傳的諸站都統領使司(後改為通政院)，管理宗教事務的總制院(後改為宣政院)等。
在地方上，設行中書省，作為地方一級行政機構。行中書省又簡稱“行省”，是中書省的派出機構。中統之初，先在燕京、陝西、太原、山東，成都等處臨時設置。後來，隨著疆域版圖的擴大，於是在至元二十三年(1287年)推廣至全國，並作為常設機構。當時全國分設十個行省，即河南、陝西、甘肅、四川、雲南、江浙、江西、湖廣、嶺北和遼陽。至於中央所在地的周圍地區，如山東、山西、內蒙和河北則稱為“腹裡”，由中書省直接管轄。在行省之下，逐級設路、府、州、縣。行省設丞相一人，由忽必烈任命，它上隸屬於中書省，下管理各路、府，掌握著全省的軍政大權。與此同時，忽必烈又明令限制了蒙古貴族在封地範圍內的權益，諸如官員的派遣和賦稅的徵收等。這種行省制度的創建，是我國政治制度史上的一件大事。它為貫徹中央政府的各項政策法令，提供了行政體制上的保證，有效的鞏固了疆域遼闊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我國今天的地方行政區劃，就是在元朝行省制度的基礎上，經過明、清兩朝，而完善起來的。
正是：
中土文化是根本，
神授祖傳延至今；
源遠流長輝無極，
四書浩博兼五經。
修齊治平學問大，
光華億丈照前程。
中共邪黨誣國粹，
暴毀摧殘壞大成；
狂犬吠日遭慘敗，
落得萬古大罪名！
堪敬當年忽必烈，
手捧五經苦學勤！
（事據《元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