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文明的審判（第六章）：《兩漢論》與漢武帝時代的獨尊儒術（三）

第六章 三教確立的中間階段

第一節 《兩漢論》與漢武帝時代的獨尊儒術

三、廢黜百家獨尊儒術
——找到思想化、制度化的解決方案

關於“廢黜百家獨尊儒術”這個內容，我們其實是接著前面第一個標題關於漢武帝建立“大一統”機制而進行討論的，中間跨過了關於“農耕時代”的這個話題，等於是給大家岔開了一下話題。我們說，如果“天子時代”的第一個1000年所關注的主要是承接人類文明思想種子、是關於如何建立人類文明“天子時代”《核心》DNA的話，也就是仍然具有某種“先天”之源的決定論屬性的話，那麼“天子時代”的這個第二個1000年，其實我們說，就具有通過人類的努力將思想種子培育壯大的意義，也就是將思想種子轉化成為一種成熟的系統機制的意義，也就是說，必須實現從“天子時代”第一階段“思想的巔峰”向第二階段“制度的巔峰”的轉變。這種轉變之中其實還包含著一種邏輯轉變的意義。如果說，“天子時代”的第一階段，人類文明所接收到的各種思想種子呈現出一種繁榮競爭的狀態，為人類文明提供多種備選的思想種子，這就是思想上“百家時代”真正的意義所在——提供各種思想種子以及相伴隨的解決方案，實際上也就是各種相關聯的宇宙根脈。然而到了“天子時代”的第二個階段，那麼人類文明就需要從這些備選的思想種子之中進行選擇了，選擇出來那種能夠支撐隨後2000年人類文明安全發展的思想種子。那麼西漢王朝的董仲舒在漢武帝時代所提出的“廢黜百家獨尊儒術”思想，實際上就是這項思想選種工作的一種表現。

告訴大家，其實任何事物的發展過程、任何結構的演化過程到了生命周期第二個階段的時候，就都必須發生一種雙向的選擇性，這就是“中間機制”、“中間過程”、“中間屬性”的一種表現。雙向性、雙軌制、雙重利用其實都與此有關。內外陰陽、內外轉換也都與此有關。我們說，“天子時代”第二個階段選擇思想種子之後，人類文明的主要職能就是將思想種子培養成為一種完備、成熟的系統或者制度。我們在下一節要給大家討論的關於“三教確立”的過程其實就具有這方面的意義。然而從另外一方面講，培育、培養本身就屬於是生命周期第二階段的一種主要功能，因此我們在前面一個小標題中給大家討論的關於成熟的“農耕文明”這個話題，其實也就是一種必然，因此大家就不應該再覺著有多麼的奇怪了。“農耕文明”的核心其實就是具有一種主動選擇與培育的能力，也可以叫做熟化能力。告訴大家，不僅僅熟化人類文明，另外還有大規模熟化人類皮囊的意義。關於這一點，我們會在本章的第四節之中為大家繼續展開討論。我們這裡只是想告訴大家，從《人類文明使命論》的基點上講，“天子時代”第二個1000年的核心使命是把思想種子培育成為一種成熟的人類文明制度，也就是締造人類文明“制度的巔峰”，那麼在人類文明的表面上看，也就必須具有一種相配套的文明形式。這就是東方華夏文明所建立的大規模“農耕文明”——具有一種選擇與培養功能。告訴大家，人類文明成熟的制度，並不僅僅是對於人類文明的意義，其實是為了建立人類文明整體承載器的意義，使人類文明可以培育出更多的人類皮囊，然後能夠承載更多的高層宇宙“下走”生命、承載更多的“下走人”。這才是人類文明發展的本質。

大家知道，漢初所發生的“七國之亂”，實際上是被漢景帝派周亞夫出兵給平叛的。此歷史事件早於董仲舒給漢武帝提出“廢黜百家獨尊儒術”20年時間。然而周亞夫平叛“七國之亂”，那只是在權力形式衝突方面的一種表面解決方式而已。如果漢景帝沒有周亞夫，那麼情況又將是如何呢？那麼如果以後再發生類似這種事情威脅中央政權的話，那麼又應該如何解決呢？不能夠總是期待有周亞夫這樣的軍事奇才，伴隨帝王左右，能夠隨時通過表面武力手段來解決吧？“兵爭之法”並非是一種長久的解決之計。“兵爭之法”是一把雙刃劍，弄不好很可能傷了自己。兵者，兇器也，還是少用為佳，不到萬不得已不應該使用，非常態之法。

應該說從某種意義上講，是因為漢景帝採用了晁錯所提出的《削藩策》之後而逼反了吳楚等七國諸侯，最後即使是漢景帝砍掉了晁錯的腦袋，然而仍然是無濟於事。幸好景帝有軍事奇才周亞夫，三個月得以平叛，解決了大漢朝的一時之憂。然漢武帝採用大儒董仲舒“獨尊儒術”這一策略所建立起來的卻是一個可以持續2000年的超級解決方案，得以建立起來一個超穩定的東方傳統社會系統。周亞夫“兵爭之法”屬於“奇法”，董仲舒“獨尊儒術”之法屬於“正法”，乃“正統之法”。“奇法”效果速短，不可複製；“正法”時效久長，可以持續。所謂“以正治國，以奇治軍”，其實董仲舒與周亞夫即是如此榜樣。

然而幸運的是漢武帝不但有董仲舒，漢武帝還有霍去病、衛青、張騫、東方朔等一大批賢才良將環繞於左右。漢武帝不但有了朝政內安，還可以騰出手來使用農興之國力而外展拳腳千裡驅逐匈奴，並第一次打通了人類文明東西方之間的“絲綢之路”。這只是世人在人類文明表面看到的一面。其實這種東西方文明的打通，那是為人類文明即將要發生的佛教思想的“西學東來”以及兩宋之後大規模“東學西去”的發生所做好的一種必要的前期準備工作而已。

我們講，在“七國之亂”被平定之後20年，漢武帝時代的董仲舒提出了實現“大一統”形式在思想內涵方面一種根本的解決之道，那就是“獨尊儒術”，全稱是“廢黜百家獨尊儒術”。董仲舒的真正貢獻實際上就是向“大一統”的這個《外殼》形式之中添加進去一種思想內容，實際上就是填充《內機》、打造制度。“獨尊儒術”實際上就是建立東方思想參照系的“三教確立”系統工作的第一步。

董仲舒提出的“廢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方法，實際上就是讓社會正統思想取得思維思想一致性的做法，以便獲得在社會治理或者組織形式上的統一管理，屬於將“一統”轉換為“正統”的方法。然而大家應該還記得，本人以前講過，思想的本質是自由，是不應該被強制統一的。其實這種“思想自由”主要針對的是個體生命精神維度的追求，是一種正向的、建設性的有道德約束的向上發散機制，屬於一種個人的精神維度，而且是有正向道德加持的，不會有害於他人的。如果需要對別人發生社會影響的時候，那也一定是利他、為人的。這其實屬於人類精神維度在更高層面上的意義，向上發散是不應該受到制約的。其實也就是具有高於人類“出世”層面之上的意義的，一種精神追求。實際上已經進入了信仰層面的機理。在這種精神層面，需要承認每一個個體人都是不同的，其差異都是應該被尊重的，在上帝的面前人人是平等的。而且越承認這種精神維度的差異性，其實就越能夠為人類創造價值，也就是每個人所肩負的使命是不一樣的，必須使他們釋放出來。這種對於精神維度的保護其實是屬於一種真正“養邏輯”的範疇，屬於“個人養邏輯”。

然而所謂的“一致性”其實是一種使用效率的要求，屬於是一種“用邏輯”，實際上是“團隊的用邏輯”，與組織人、群體人、系統人的要求有關，屬於人的社會屬性，這種“一致性”屬於有效組織行為的一種基礎要求。我們一直給大家講，東方文明在傳統時代擅於組建系統，擅於系統凝聚與收斂，屬於個體精神發散與系統組織收斂。因此董仲舒的“獨尊儒術”其實就是東方文明在“天子時代”第二個1000年需要打造制度、系統成熟而應運而出的一種思想。然而到了人類文明的末期時代，東方文明“個體邏輯”的精神發散性也沒有了，“系統邏輯”的正統收斂屬性也沒有了，中國人變得非常不會團隊合作了，其實都是因為正向道德維度的缺失造成的。當今時代的中國人屬於德失而物不擅。

我們講，傳統的東方文明注重精神維度，因此東方文明可以打造出來一種持久的正統精神效應。董仲舒的“獨尊儒術”給東方文明打造出來的就是一種可以持續2000多年的傳統社會的超穩定劑。表面上，在“入世”的層面，董仲舒的“獨尊儒術”就是為中華文明樹立起來一種正統的儒家統治思想，樹立起一種社會治理的正統思想。我們說，其實“天子時代”的第二個1000年的核心使命那就是為東方文明建立一種道德規範與思維模式參考系，也就是東方傳統思想的三足鼎立坐標系。“天子時代”第二個1000年實際上就是一個儒釋道“三教確立”的時代，先是把儒家思想推到兩漢的朝堂前台，而後是黃老道學興盛於兩晉的鄉野竹林，再後來就是佛家思想盛開於隋唐盛世的香滿人間。儒釋道“三教確立”於“天子時代”的第二個1000年的時段裡，基本上就是各自統領三分之一時間的狀況，而董仲舒的“獨尊儒術”其實就是儒釋道“三教確立”歷史進程“開篇”之作而已。

因此董仲舒的“獨尊儒術”在大漢王朝的出現那也絕非偶然。當然本人的這種“絕非偶然”絕對不是那種主義者們意義上講的話，本人還是願意使用“天時五行”的認知方法來進行解釋。我們講，“獨尊儒術”發生於大漢王朝，其實皆在五行之理的運化之中。本人在《天時五行斷代法》一文之中已經給讀者們論述過，儒家思想五行屬火，西漢王朝的五行也是屬火。當年劉邦作為赤帝之子揮劍斬白蛇、斬殺白帝之子的作為其實就是應了火德的天時天命。白帝五行屬金，主刀兵也，也就是暴秦刀兵的屬性。雖然暴秦已滅，然而刀兵思想、諸侯王紛爭的思想，其實並沒有立即就歸為“大一統”的形式，“大一統”《外殼》有形而無實，是故又有“七國之亂”，對應於戰國七雄時代的思維，其實亦非偶然。為甚麼不是五國之亂、六國之亂呢？！

“七國之亂”已滅，則五行金絕也，於是大漢穩而火旺也，在這之後，方能夠有董仲舒“獨尊儒術”的火德獨出，而廢黜百家。大家已經知道，“天子時代”的第二個1000年打造“制度的巔峰”所伴隨的就是儒釋道正統思想的“三教確立”，也就是東方思想參照系的確立。儒釋道作為中華隨後2000年的正統“入世”治理思想，其中佛教思想是外來的，而儒教與道家思想才是中華本土而生的思想。儒道兩家思想對比一下，可謂一顯一隱，一陽一陰，儒家思想被尊於朝堂之上，道家思想則隱秘於民間、走上了一種師徒秘傳之路。只不過道家思想會在社會大動盪的時候偶爾顯露一下神龍面目而已，比如中華歷史上改朝換代的許多帝王師往往都是修道之人，都是“神龍見首而不見尾”的人物，因為唯有修道之人才能夠知道歸退隱藏的真正意義，不與人爭、不與地爭、不與時爭、不與天下爭，根本不是“毛時代”的那個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變異思想邪惡之舉。

雖然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以及墨家思想在戰國時代都稱為顯學，還包括秦所使用的法家暴政思想。其實這些都屬於“天子時代”第一個1000年播種思想種子的時代特徵。這些思想到了漢武帝時代實際上也就各有歸宿了。法家暴政思想被統治集團所唾棄，墨家思想在漢武帝時代消亡了，道家思想開始走入民間秘傳了，而儒家思想則作為需要培育的種子被選中、被獨尊，開始走上了統治者的殿堂、被樹立為正統的統治思想，於是儒道思想成為了一個決定東方文明持續兩千年的項目資源，也就是說，儒道兩家思想成為了決定東方文明機制在顯隱兩方面的力量，一個是穩定力量，一個是調整力量。其實儒道兩家的顯隱之分在春秋時代就已經埋下了伏筆，老子留下五千言而匆匆西去，以迎釋教東來；孔子周遊列國宣講思想於天下，兩者在思想種子上就已經是隱顯已分了。然而在表面形式上的儒顯道隱之分、立於朝堂與隱於民間之分，還應該是歸於漢武帝董仲舒時代。也就是因為傳統思想有這種顯隱之分，中國大陸當今的國學熱，本人一向認為，其實主要都是集中於顯性的儒家思想方面，而真正隱性的道家思想則流出甚少。告訴大家，其實真正的道家思想也不只是道教、道觀之中的那點東西。也就是說，道教思想其實並不等於道家思想，道教思想那只不過是道家思想如同冰山在水面之上外顯的那一點點而已，真正的道家思想原本就不應該是入教的，道之本在於隱、在於藏，“神龍見首不見尾”也。走入道教那其實只是屬於一種在大眾時代形式上的產物而已，真正的道家思想在寡不在眾、在隱不在顯。

下面我們就以墨家思想和墨家體制的滅亡為例，給大家講一講廢黜百家的事情，墨家思想曾經縱橫戰國時期數百年，代表當時的工商手工業者，而且墨家善於機巧，好似現代的科學技術流派，比如墨子就非常擅於各種技術，曾經與魯班較技於楚王前而制止了楚王伐宋。現在有很多人遺憾中華傳統社會沒有按照墨家思想承傳下來，如果按照墨家思想發展下去的話，或許中國社會早就會提前２千年走入商品社會與科學時代．因此，很多人為此而感慨與抱怨。其實，人想怎麼想那都是人的想法，神如何安排人類社會可不是按照人類的想法去安排的。因此墨家思想在漢武帝時代的滅亡，那也有歷史原因的。首先，墨家思想代表的是工商階層、手工業者的利益。如果按照墨家思想繼續發展工商業的話，那是不符合傳統社會超穩定的要求的，大家知道商業社會所追求的是高度流動性，這與中國傳統社會的超穩定性的要求是完全對立的。人類文明進入商業時代，那其實是“天子時代”進入第三階段的事情，因為商業文明是一種效率文明，會非常迅速的消耗盡地球資源。因此，就不允許過早的讓墨家思想成長起來，使中國社會進入商業時代。

另外，墨家體制具有嚴密的組織性，稱為巨子制度，墨家弟子無論到戰國哪一個國家去為官都有推行墨家思想的義務。它是屬於戰國時代諸侯制的產物。

到了漢武帝時代，郡縣制與諸侯制的雙軌制在“七國之亂”之後已經逐漸的被單獨的中央集權的郡縣制所替代，因此，與戰國諸侯制相適應的墨家思想也就沒有存在的意義了，墨家思想就逐漸溶入到了獨尊儒術的儒家思想之中去了。

另外，墨家巨子體制與中央集權制度的對立還表現為一山不能夠容二虎方面，是不被溶於中央集權體制之中的。另外，墨家思想講兼愛——講一種沒有區別的愛，與漢武帝當時對匈奴的戰爭也是相矛盾的。在這一點上，儒家思想所倡導的“有區別的愛”也就成為了儒家思想被獨尊的原因之一。因此，到了漢武帝時代，墨家思想就滅亡了，這是歷史的安排，是人類文明機制的需要。我們謹以墨家思想為例，給大家說明廢黜百家思想的意義，因為百家思想在完成了“天子時代”第一個1000年向中華文明注入思想DNA之後，在經過獨尊儒術的篩選之後，已經不再適合締造東方文明傳統社會的超穩定結構的需要了。

那麼接下來，還是讓我們回到主題，也就是關於漢武帝到底採用的是一種什麼樣的方法、一種什麼樣“事緩而圓”的東方主義的方法來瓦解諸侯權的呢？漢武帝的方法，我們講，按照現代人習慣的說法，實際上就屬於一種“溫水煮青蛙”的方法，而且是充分的利用了世人貪圖享樂的利益之心來“溫水煮青蛙”瓦解諸侯權的，屬於讓諸侯權進行“安樂死”。

大家知道，其實中央集權制真正懼怕的是那種大諸侯，就是那種可以雄霸一方的大諸侯，其實力已經大到可以挑戰中央帝制君權的那種諸侯；而對於那些支離破碎的小諸侯，那些安居享樂的小諸侯們而言，中央政府那是根本不害怕的。漢武帝就是因為認識到了這一點，所以就採用了這樣一種有效的分割諸侯權力的方法，而不是通過中央政權直接去“削藩”的方法，讓諸侯們自己去瓜分自己的諸侯權，讓諸侯們亡於安樂。那麼漢武帝到底又是怎麼做的呢？

漢武帝就是規定諸侯們的權力世襲不讓下一代的長子獨自繼承，而是讓諸子去平分諸侯權，諸侯的每個兒子都能夠分到一份，然後諸侯後代的級別也就自然降低了。那麼如此三代之後，諸侯們後代實際上分到的諸侯權那還是諸侯權嗎？這種芝麻粒一般的諸侯權還有能力去挑戰中央政府的君權嗎？根本就不可能了。實際上漢武帝所使用的就是一種讓諸侯子孫們在窩裡鬥的方法，以利誘之，以瓜分權力而誘之，而不是象晁錯的那種直接去奪權而迫之急反的方法。

在兵法上其實就有這麼一個原理，如果你過分壓迫對手的話，那麼你的敵人們就一定會非常緊密的聯合在一起與你對抗；如果你把壓力稍微撤掉一些的話，那麼你的那些對手們所形成的聯盟可能馬上就會解體，他們之間就失去了聯合的內在動力，他們就會在自己內部利益失衡需要從新分配而爭鬥起來。比如當年曹操在官渡之戰大敗袁紹之後，袁紹的二子袁熙袁尚逃亡了遼東，有人建議曹操乘勝出兵追擊，然而曹操並沒有採納這種意見。曹操所使用的其實就是釜底抽薪的原理，先撤撤火，而不是火上澆油的辦法，撤去壓力之後讓對方的聯盟生隙。最後的結果那就是公孫康把袁熙袁尚二人給殺了。這就是中國兵法之中“窮寇莫追”的道理，與“溫水煮青蛙”同出一轍。這也就是“事緩則圓”的道理。

漢武帝的方法就是利用人們貪圖利益享受的本性，讓時間的力量發揮作用，瓦解對手。諸子們自然會認為瓜分權力的結果無論如何要比讓長子獨享權力要好很多，雖然瓜分到的權力小了但總好過於沒有吧。雖然長子失落了，然而其餘諸子皆心安理得。其實這就是短線利益眼光與長線全局眼光的不同所在。漢武帝站在全局長線的基點上看問題，而那些諸侯子孫們則都屬於蠅頭小利的短線眼光看問題。中國不是有一句老話嘛，叫做，亡於安逸，生於危難。漢武帝其實就是使用的這種利益誘惑的安逸方法徹底的摧毀了挑戰帝制君權的對手，從根本上保證了“大一統”中央集權體制的建立，使分權制的諸侯封建制在時代的意義上真正結束了，從而建立起來一種可以持續2000年的中央集權制的君權社會，這就是“大一統”在制度方面的實現，當然也包括董仲舒“獨尊儒術”在思想方面向“大一統”之中注入的正統觀念。或許我們可以戲稱漢武帝應該是“安樂死”的發明人。漢武帝又多了一項“第一”。

讀過《三國演義》的讀者們都應該知道，劉備乃中山靖王劉勝的後代，當時漢獻帝讓人去查家譜，把劉備查出個劉皇叔的名頭來。那麼大家知道中山靖王劉勝又是誰呢？其實中山靖王劉勝是漢景帝的第八子，按照長幼順序還屬於漢武帝劉徹的哥哥，年長漢武帝9歲，在理論上也屬於漢武帝需要提防的諸侯對手。劉勝據說有120個兒子，那麼按照漢武帝使用時間的力量“溫水煮青蛙”的削藩方法，到了劉備的時代，劉備也就輪為只能夠織席販履了，也就是一介販夫走卒的平民而已。據說到了劉備那個時代，劉姓的皇族後人已經有20多萬了，絕大多數劉姓氏族已經與普通百姓根本無異了。這就是漢武帝方法的時間效果。一方面，諸侯權被徹底的消弱了，然而另一方面，一旦天子有難，那麼也就只能夠象漢獻帝一樣無依無靠了，再期待一次光武中興，那兒那麼容易呀！就是這樣的道理，反正好處也就只能夠得一頭，就只能夠是甘蔗落得一頭兒甜。

那麼話還是給大家說回來吧，也就是到了漢武帝時代，中國傳統社會的這種“大一統”的結構才被徹底的建立起來。其實秦始皇一統六國那只是屬於完成了“大一統”在表面形式上的首創之舉，對應於結構體《外殼》部分的建立；而漢武帝瓦解諸侯權則屬於在機制上真正解決了“大一統”的建立，對應於結構體《內機》部分；而董仲舒的“獨尊儒術”則屬於填充“大一統”的思想，對應於結構體《內核》部分。

對比於武帝削藩建立東方文明的“大一統”的社會制度的方法，我們可以對照的來看一看在西方文明之中的維京海盜方式。漢武帝的削藩之法與維京海盜方式對於塑造東西方兩大文明的不同性格特徵，可以說，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這兩種方法在具體手法上恰恰是相反的。如果我們對比起來看，本人認為對於理解漢武帝的削藩之法，可能會有更加深刻的認識。

那麼維京海盜的方式到底又是什麼樣呢？維京海盜的方法規定，海盜父輩的所有財富只能夠傳給長子，非長子的其他兒子不能夠去分享，只有長子才擁有繼承權。如果其他兒子要想獲取財富，那麼就得通過做海盜的方式到異國去搶，去自己獲取。維京海盜的這種方式與漢武帝削藩處理諸侯的方法恰恰相反。維京海盜的這種方式既防止了財富的分散，也鼓勵了其他兒子們的那種探索、挑戰與冒險精神，也就是西方商業文明從維京海盜文化那裡所繼承來的商業冒險精神。

告訴大家，西方文明肩負著人類文明在“天子時代”第三階段從海上“西學東來”，與東方文明匯合併成就人類文明最後走入全球化的使命，因此要求西方文明必須事先打造出一種冒險精神、特別是海上冒險精神。其實西方近代文明的“大航海時代”就是在整體系統上給西方文明打造出這種“冒險精神”。因為如果缺乏了這種精神，那麼西方文明就不可能在人類文明的末期通過環繞世界的方式從海上“西學東來”的與東方文明做《終點決定論》所需要的最後終點匯合的疊加放大。正是因為需要西方文明打造這種航海精神，所以就已經決定了西方文明在西方思想種子時代之初的時候就必須發源於古希臘、古羅馬這種海濱之畔，這其實是西方文明的使命所決定的，根本就不象《河殤》想像的那麼簡單。

西方維京海盜長子獨享財富的方式所塑造出來的就是海上冒險精神與海盜精神。維京海盜祖居於北歐海岸，他們可以沒有機械動力的時代通過人力划船冒險襲擾英法，甚至可以繞過地中海、黑海到達烏克蘭海岸。西方近代的“工商文明”實際上就是基於這種冒險與開拓精神，這是“商業文明”的一種本質屬性——冒險，為了利益可以去冒險，走遍天涯海角。然而漢武帝卻是通過讓諸侯子孫們，為了不勞而獲的利益，而安逸下來的方法，讓諸侯們安心於封地，不要去冒險，不要去挑戰中央集權。其實讓農民安心於土地，不要成為鋌而走險的方式也是這種方式。東方文明就是如此的被塑造出來一種安定知足的心態，而不是擁有挑戰冒險的精神。因此東方傳統社會的“農耕文明”才具有了可以持續2000年的超穩定屬性。那麼我們對比著看，漢武帝削藩之法與維京海盜長子繼承制，這無疑是塑造東西方文明的一個非常明顯的分叉點，一個是“農耕文明”與穩定體制，一個是“工商文明”甚至是“海盜文明”與冒險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