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網2002年03月05日】
我叫阿爾博特・羅曼。我修煉大法差不多三年了。我1999年在中國得法。那時我在江蘇一所學校任英文教師。我的一位朋友給了我一本《轉法輪》。讀過書後我又向他學了動作。然後我就開始了慣常的每星期三、四次的晨煉。我還在學校旁邊的一個公園與大約50名功友一起煉功。那時我們公開煉功，沒有絲毫害怕。
4・25後的幾天，我的上司和她的老闆找到我，努力勸說我別再煉法輪功。當我詢問原因時，他們說：「這是為了你的安全」。我有點震驚與疑惑。我感謝他們對我安全的關心，但我讓他們確信煉功並不危險。於是我和他們談判。我將在校內煉功，而不是在公園。我知道他們在考驗我的堅定，但我不知道我應該抵制到何種程度。
7月10日後我離開了中國，回到我在洛杉磯的家。現在31個月過去了，我想與大家交流一下我在天安門廣場的經歷。
今年2月10日我與吉娜、馬克一起去了中國。星期一晚上我們到達北京。我們把行李放在旅館，然後我們就去了天安門廣場。走在通向廣場的大街上，我看見一小群中國人在照相，一個男的與一個女的手挽著手，可愛的中國小孩穿著厚厚的冬衣走在父母旁邊。我觀察著這些中國人，心想：這些和藹可親的人有多少會相信政府散布的關於法輪功的謠言？有多少人知道真相？有多少人記得1999年7月之前法輪功在中國受到了廣泛的歡迎與接受？
星期二，我們三人一起煉功、學法。星期三，我們煉功後去了頤和園。一進門，一個中國婦女主動提出給我們當導遊。我們接受了。45分鐘後，我們跟她談起法輪功。我告訴她西方社會都譴責這場迫害，他們都知道法輪功好。我說法輪功學員都是好人，他們不應該遭受迫害。
星期四早上，我們準備去天安門廣場。我用中文在條幅上寫下「真善忍」三個字。我們乘計程車到達廣場。我們注意到所有的入口都有警察把守。我不明白廣場為什麼要有那麼多警察。在迫害當中，法輪功學員從來沒有用暴力還擊過，根本沒有部署這麼多警察的必要。
我們被警察無理地攔住盤問了三次。幾分鐘後，我們就散開了，各自在廣場周圍看看。我碰到一個年輕的中國人，在我向他展示條幅之前我用中文告訴他法輪功很好。幾秒鐘之內，警察奪走了我的條幅，把我拖進了警車。我試圖說法輪功好，他就堵我的嘴，毆打我。看到他怒氣沖沖的樣子與惡劣的行徑，我感到非常奇怪與不公，因為我只是說「法輪功好」，對他沒有任何的傷害。
我還想與你分享一下我被非法關押後與不同警察的對話。我早計劃好了要跟他們講真相。
當車子開往機場附近的看守地點時，我坐在一個英語說得不錯的警察旁邊，我說「真善忍好，對不對？」她說：「那當然。但既然講忍，那你們為什麼還來天安門廣場？」我說向政府申訴是憲法賦予的權利。忍並不是對不公無動於衷，讓其無法無天。我問她：「法輪功為50多個國家所接受，可以自由煉，為什麼只有中國迫害他？」她很尷尬，無言以對。另一個我希望問她的問題是：「在其他的50多個有法輪功學員的國家，為什麼我們從來沒有聽說過關於煉功發瘋，施行暴力的事情？為什麼那些詆毀法輪功的事只有在中國發生？」
下車後，我被帶到一間屋子受警察審問。他問了我的名字，從哪兒來，然後就問我關於法輪功的問題。我告訴他中國的憲法賦予了人們請願、集會以及表達的自由。他無恥地說道：「我們並不依照憲法辦事。」他聲稱我們去天安門是破壞社會秩序。恰恰相反，我可以肯定地說我沒有破壞社會秩序。我只是展示了一塊寫有「真善忍」的條幅，以及說了句「法輪功好」。這破壞了什麼？如果有任何人從我旁邊經過，並讀一讀那塊條幅，我想他會更加平和、放鬆。真正破壞社會秩序的是警察，是他們在逮捕並毆打我。自從迫害開始，這樣的事就一直在發生著。我所交談的許多中國人試圖用破壞社會秩序來為其迫害辯護。我問他們：「為什麼從1992年到1999年沒有破壞社會秩序？」
還有的中國人對我說：「你不了解中國。在你譴責中國之前你應該好好了解一下中國。」是有許多西方人不了解中國的文化、思維以及政府政策，可是，那並不意味著我們不知道對錯。
一個上周去過天安門廣場的紐約學員說警察拿了他的手機，在手機上打了一行字：我相信你。我知道法輪功好。對不起，我們不得已才這樣做的。
我去中國證實法輪大法，讓中國人知道：西方人知道法輪功好，我們知道迫害在發生。我希望他們能捫心自問，他們是否認為他們迫害法輪功是一件正確的事情。
當我被關押的時候，我意識到在那樣邪惡的環境中我受到了更多的束縛。許多次我沒有走出人來，我意識到我對善的理解很膚淺。我覺得那些能夠戰勝這種環境、堅定正念的中國大陸的學員了不起。他們真的是了不起。
(2002年2月洛杉磯法輪大法心得交流會發言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