歸正

同修說我太怕我的先生了，出來學法、講真相等都得瞞著他。是呀，確實是這樣，我自己也十分苦惱。

九六年我走入大法，他用高壓手段阻止我，我鐵了心要煉，他只好限定我只能在家煉，不准與煉功人接觸，不准看大法書(他是從事實證科學的專家、學者，認為大法是迷信，會變異我的思想) ，煉功只作為鍛鍊身體，做做動功就行了。一九九九年鎮壓大法開始，他便堅決不容許我煉了。

當然他這一切未能阻止我，我上班有較寬鬆的環境，工作之餘可學法修煉、接觸同修等，只是在家裡得順從他的意願。

其實我知道這是舊勢力安排讓生性怯弱的我遇到這位個性超強的先生，他對家庭責任感強，感情專一，愛家人愛到了專制的成度。自結婚以來，我的時間和思想就陷入他的全部掌管之中，我每天會面臨他各種意想不到的疑問：“今天買菜為什麼多用了十分鐘？你到哪裡去了？” 、“飯桌上為什麼有支筆？你在寫什麼？” 、“你手背上有道抓痕，誰給你弄的？” 、“你在想啥？魂不守舍的？”等等、等等，在別人眼裡很正常的事，在他的疑問與追問下往往就演變成了天大的問題，他常常因為這些“問題”而情緒失控驚擾四鄰，誰勸他都勸不住，我受傷害不說，他自身被這些問題傷害得更嚴重，他會胃痛、抽搐，嚴重時還曾身體痙攣，痛苦的不行。漸漸的為求得安寧，我不得不放棄自己的一切，沒有了任何社會交往和私人空間，就是這樣我還得每天揣著他的心思度日應對他突如其來的疑問，做任何事都在想他會怎麼問我，我要怎麼回答才合他的心思，不會造成麻煩……已形成現在心理學上說的強迫症了。

後來在一檔心理訪談的電視節目中，看到一對夫妻也是我們這樣，妻子痛苦萬分尋求專家幫助，心理專家最後得出的結論是丈夫患了偏執型人格障礙，因為人格障礙是無法改變的，專家意見是：妻子要麼忍受，要麼離婚。

無論怎樣的環境，我堅修大法的心從未動搖過。師尊慈悲於我、近些年安排我去了兒子工作的城市，在那裡我開了一朵小花，同當地同修溶入了正法修煉中，我十分珍惜這得之不易的環境，嚴格要求自己精進實修，做好三件事，可每當先生來時，就出現了文中開頭那一幕。這次暑期他來度假也是這樣，我小心藏好我的專用筆記本電腦，手機對打勸三退也停下來了，在家我只是開了幾部語音電話講真相。避開他在房間裡開手機心也是提著的，對他就是一個怕字。

除了怕他本人我還怕他那套無神論的思想體系，把中醫都視為迷信的他，對我的修煉是無法理解的，他用實證科學那套來指責我時，容不得我講大法是什麼，為什麼要救度世人更向他講不清楚了。為了避免他干擾我做三件事，他不能理解、接受的事就只能背著他了。

這次暑期他來度假，當我的怕心一次次被他觸動，我一次次面對“怕”這個問題時，忽然一天師尊點我：“你真的怕他嗎？”這一問不打緊，好像有一個新的視角促使我回頭看我的修煉歷程。

我從一走入修煉不就頂著他的反對和不解堅修大法嗎？“七. 二零”邪惡壓頂時，不能正常煉了，但避開他我從未中斷過修煉。

2000年5月，趁他出差不在家，我隻身買了張機票進京上訪，那時他正擔任單位的上層領導，我也因某方面取得的成績常獲省、市及國內大獎，省市電視台亦播出關於我的專題片，在人們眼裡，我們是郎才女貌、雙雙事業有成、主流社會的精英家庭。當我在天安門廣場被抓，我市駐京辦到前門派出所領我，在汽車上來領我的市公安局副局長發自內心痛惜的說：“你為什麼要來北京？這麼好的家庭，毀了，毀了…….” 。我進京上訪的消息在單位裡也成了爆炸性新聞，市公安局專門在我單位召開了中層以上幹部會，稱我到京上訪是所有上訪者中性質最嚴重的(我進京上訪的第二天是師父的生日) ，意思要重處。當時單位的上層領導面臨換屆，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四處打聽我是不是同先生一起進京的，因為先生當時也恰好在北京出差。

單位把我從駐京辦接出來，先生見到我震怒不已，回家後我決不向邪惡部門妥協的態度令他和所有的親人象天塌了一般，而我那時面對險惡卻心如止水，他們向我輪翻轟炸，打、罵、軟的、硬的，甚至商議把我送精神病院。令先生最不能忍受的是平時小鳥依人的我竟然從思想上完全“背叛”了他，他說：“比給人通姦還不能令人容忍。” 那時邪惡操控得親人們失去了理智，我常常被先生打得青一塊、紫一塊，有一次他用他那常打排球的大巴掌一口氣扇了我幾十個耳光，若不是師尊呵護，我的臉早被打變形了。同修知道後說：“你這麼美麗，他怎麼下得了手？”那是一段煉獄般的日子，我甚至想：關進監獄也比在家裡強。直到師尊教我們發正念，有一天他撲上來打我，我對著他喊出“法正乾坤 邪惡全滅”，他立刻象只泄了氣的皮球，至此再也沒敢打過我了。

我爭到了在家煉功的權利，他怕我再“出事”，堅決不准我外出與同修接觸和講真相，為了不激化矛盾，只好背著他救人。

一次我在大街上發資料，忽然被數輛110警摩團團圍住，原來此街已被嚴管，江魔頭正在此街的省委裡開會。本來邪惡要非法拘留我十五天，由於我正念正行，在派出所講真相，通宵達旦發正念解體邪惡，結果第二天單位就把我保釋出來了，回家又是經歷一場天翻地覆。此後先生又因發現我大量郵寄真相信，他稱他的承受已到極限，再不能容忍我，將我送回父母家，並打算自費送我到洗腦班洗腦。

當然在這一過程中，我不斷加強學法、向內找自己、大力度發正念等，解體了一個又一個劫難，隨著我自身修煉的提高，在師父的加持下化解魔難重回家中後，我調整了自己的修煉狀態，特別重視了發正念清除背後操控他干擾破壞我正法修煉的邪惡生命與因素，他因而也有了些改變。如他的科研成果獲得國家科技進步獎，他從北京領獎回來，帶回家一張與江魔頭、朱榕基等當時國家領導人合影的照片，有江魔頭的照片怎麼能放在家裡呢，不管他怎麼想，從不主動對他提要求的我，堅決提出這樣的照片不能放家裡，他楞了一下，回過神來：“好，我拿走，不放家裡”。真就拿走了。九評剛出來時，我勸他退黨觸動得他魔性大發，好長一段時間家裡都鬧得不得安寧，而這次回來後，卻成功把他勸退了，他還表示說他從來都不認為自己是共產黨員(他是被強拉入黨的) 。

他對邪黨有清楚的認識，也知道法輪功是被迫害的，正因為他知道迫害手段的殘忍，怕我“出危險”，所以死死限制我不讓出去“活動”，我當時也是邪惡重點監視的對像，出門有人盯梢、電話被監聽、信件不能正常收到，慈悲的師父看我有一顆堅修的心，創造機緣讓我有機會來到千裡之外的新城市，離開了舊環境。

回顧這個過程，我突然意識到其實我是不怕他的，如果怕他，我早就在他這種強制人服從他的偏執型人格障礙阻擋下放棄修煉了。我的“真我”不怕他，怕他是我與他結婚以後形成的觀念，後天的“我”在怕他。我把他和他那套無神論的思想體系擺的太高了，每當他對我的修煉有說辭時，由於他善於思辯的口才、自持才學過人的高壓態勢，講出來的一套套都是現在受無神論毒害的世人普遍認可的道理，我就會感到氣短、無力辯駁，為不激起他人性惡的一面，我只好保持沉默，在心裡發正念解體背後操控他的邪惡因素，發正念的威力是很大，但只能解決一時而不能使事情有根本的改變。

深挖下去，我一下意識到我錯了，我完全錯了，我把大法和自己擺在了無神論和他之下，是我自己在認可無神論才能上檯面、認可他在精神上是強大的，以至於十多年來我無論如何修怕心，在他面前我都堂堂正正不起來。

怕什麼就是把什麼擺在自己之上，作為大法的一個粒子，這不是在污辱大法嗎？我一直認為我是把大法擺在了自己生命之上，是擺的最高了，可這會兒我把大法和自己一塊兒擺在了常人之下，自己不把位置擺正，怎麼能使事情有根本的改變呢？一切都是自己造成的呀。當然不是說把自己擺在他之上是表面行為上和他去一爭高下，而是自己要突破人的思維，修掉已經在行為上、觀念上形成自然而覺察不到的習慣，作為大法弟子自己覆蓋面之內的一切都是自己說了算，當我們純淨的神的一面修出來時，我們就有能力抑制住人的不好的思想，使人明白的那一面返出來，從而改變人。師父早給了我們這樣的能力，就看我們自己能不能從人的這層殼中破繭而出了。

認識到這一點後，我就從思想中歸正自己，發正念解體這方面已經形成的不好的物質，把自己擺在俯視芸芸眾生的位置上去看他，心裡生出可憐他的心，他也算常人中工作能力突出、人品好、不謀私利、有威望、受人尊敬的佼佼者，可受實證科學的束縛認識不到宇宙的真理，迷在常人中而不自知，多可憐啊！

這一看真是太奇妙了，以前我是在仰視他，很累，好像還跟不上他的腳步，而現在我發現只有我才能導引他去認識法，幫他走到生命的正路上來。

此後有一天，他對大法又有說道的時候，我的心沒被他帶動，我很平靜的由他說，事後針對他的問題，我捧出《轉法輪》，根據他的接受能力念了兩段法給他聽。他聽完後沒說話，看的出他聽進去了。而數月前，我絞盡腦汁想給他讀師尊在美國給高學歷的弟子講宇宙構成的法來破他實證科學的殼，好不容易找到藉口給他念，聽了一會兒他就不耐煩，我堅持給他念，當聽到人類的科學是在錯誤基點上發展起來的(大意，不是原文) 時，一下觸到了他敏感的神經，這一下可不得了，非但沒能破他的殼，反而使他說出一些對師對法不敬的話來。我趕快發正念，事後向內找自己，這次我才找出問題的結症：當初為了讓他聽這個法，我是這樣對他說的：“我師父在美國給搞科學的的弟子講宇宙構成，我有的地方理解不好，你是搞科學的，理解會好些，我念給你聽，你幫我講解一下好嗎”？見他同意我還自以為辦法巧妙而得意，殊不知這話的本身就是把他擺高了，以致出現這樣的後果。而這次我有了根本上的改變，針對他暴露出來對大法的誤解，念《轉法輪》給他聽，他竟沒有以前那種自居高學歷什麼都懂不屑一聽的態度，效果真就大不一樣了。

大法弟子在修煉中往往都會有獨屬自己難解的結，這也是舊勢力有意的安排，解不開是我們人的一面在束縛自己，使自己陷在舊勢力設的魔難當中走不出來。當我們從法中認識到問題的根本，找出真我，衝破種種習慣性思維的束縛時，我想那就是人走向神的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