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網2016年02月28日】
清代的清聖祖,名叫“愛新覺羅·玄燁”,又稱“康熙皇帝”,是一位賢德之君,被譽為千古一帝。他功超千古、德被萬世,卻十分謙虛,對歷朝歷代的帝王、文臣、武將能看其優點,以史為鑑,與中共黨文化的歷史唯物主義批判的看歷史人物截然不同。
《清聖祖實錄》中記載了康熙皇帝對歷代帝王入祀資格的兩段聖旨,從中也許可以了解清聖祖的歷史觀。
康熙六十年農曆四月丙申日,康熙皇帝對大學士等人下口諭說:“朕披覽史冊,於前代帝王,每加留意。書生輩但知譏評往事。前代帝王,雖無過失,亦必刻意指摘,論列短長,全無公是公非。朕觀歷代帝王廟所崇祀者,每朝不過一二位。或廟享其子而不及其父,或配享其臣而不及其君,皆因書生妄論而定,甚未允當。況前代帝王,曾為天下主。後世之人,俱分屬臣子,而可輕肆議論、定其崇祀與不崇祀乎?今宋明諸儒,人尚以其宜附孔廟奏請。前代帝王,既無後裔,後之君天下者,繼其統緒,即當崇其祀典。朕君臨宇內,不得不為前人言也。朕意以為,凡曾在位,除無道被弒、亡國之主外,應盡入廟崇祀。爾等將朕此上諭錄出,公同從容詳議具奏。”[1]
康熙六十一年農曆四月辛酉日,禮部遵照康熙皇帝的旨意開會商議,把自從伏羲氏到明朝以來,應入廟崇祀的帝王、功臣,詳細的列開了一份名單;“偏據一方、不入正統、及不應崇祀者”,詳細的列開了另一份名單,一起上奏摺給康熙皇帝。康熙皇帝看後,對大學士等人下口諭說:“此所議應崇祀處,皆是。但其中,尚有宜詳細斟酌者。從前所定配享功臣,大概開國元勛居多。如:明之徐達,不過一草莽武夫;劉基,系元之進士,遭遇成功,遂以元勛配享耳。其有治安之世、輔佐太平、有功軍國者,反不得與配享之列,是皆未為允當也。又如:有明天下,皆坏於萬曆、泰昌、天啟三朝。愍帝即位,未嘗不勵精圖治,而所值事勢,無可如何。明之亡,非愍帝之咎也。朕年少時,曾見故明耆舊甚多,知明末事最切。野史所載,俱不足信。愍帝不應與亡國之君同論。萬曆、泰昌、天啟,實不應入崇祀之內。爾等會同九卿,將此詳細分別,確議具奏。”[2]
中國自古以來就有祭祀歷代帝王將相的習慣,例如:唐太宗時期,就有祭祀歷代帝王的記載。建於明代嘉靖年間、位於北京的歷代帝王廟就是祭祀歷代帝王將相的建築。大清國入主中原後,對這座歷代帝王廟裡祭祀的名單發生了興趣。清代順治、康熙、乾隆曾多次爭論、增減入祀名單。
康熙皇帝在百忙之餘,關心著文化的承傳。於是,康熙皇帝在康熙六十年、和康熙六十一年分別下旨,讓禮部商議歷代帝王廟的入祀名單,對歷代帝王、文臣、武將的入祀底線作了指示。(見上面兩段聖旨)
然而,未等到禮部回奏,康熙皇帝就於同年(康熙六十一年)的黃歷十一月十三日去世了。為了完成康熙皇帝遺旨,禮部在不到一個月後(即:在同年十二月十一日)就上報了入祀帝王的名單,雍正皇帝立刻下旨“依議速行”,把“除無道被弒、亡國之主外”的各朝帝王和一些治世良臣、有功軍國的文臣、武將添加到入祀名單上,使造字的倉頡、三國時的趙雲、唐代的狄仁傑、宋朝的寇準、范仲淹、明朝的于謙……得以被祭祀。
從康熙皇帝的歷史觀,想到用黨文化的歷史唯物主義批判的看古代,“譏評往事”“刻意指摘,論列短長,全無公是公非”,必然只被引導看到古代社會壞的一面,看不到古代社會作為主流的好的一面,不但是有失公允,而且立場是邪惡的。
註:
[1]《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實錄卷之二百九十二》
[2]《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實錄卷之二百九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