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網2016年12月20日】
三、國人丟了國本
引狼入室
一九一五年，日本用“二十一條”逼迫袁世凱政府，進一步擴大在華利益，埋下了“五四運動”的導火索。當時的中國處在災難之中，人們因失望導致絕望，“五四運動”就是這種絕望的充分表現，“反帝反封建”的口號，排斥了西方文明和五千年的傳統文化，卻造成共產主義進入中國。
“五四以後，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思想流行國內。他們對於中國文化，都是只求其變而不知其常的。他們對於西洋文化，都是只仿其形跡，而不求其精義以裨益中國的國計民生的。這真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機，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隱患。”（蔣介石，《中國之命運》）
“在另一方面，近百年來，中國的文化，竟發生了絕大的弊竇。就是因為在不平等條約壓迫之下，中國國民對於西洋的文化，由拒絕而屈服；對於固有文化，由自大而自卑。屈服轉為篤信，極其所至，自認為某一外國學說的忠實信徒。自卑轉為自艾，極其所至，忍心侮蔑我們中國固有文化的遺產。”（蔣介石，《中國之命運》）
蔣介石清醒地認識到，民族的歷史和文化就是最根本最強大的國力：
“我們簡單的講，現在國家到了這樣衰弱的程度，社會、經濟，到了這種破產的地位，人心到了這麼麻木不仁的時候，這原因是什麼呢？就是因為我們自己把固有的美德，很完備的立國治國的精神，很好的主義，統統都拋棄不要，只會今天東拉一點，明天西扯一點，不僅是忘了自己固有良好的立國精神，而且忘了他自己是一個人，更忘了他自己是一個中國人！所以弄得我們的民族道德精神，喪失得一絲不留。如果一個人沒有精神，雖然活著，也如同死了一樣；國家失了他的靈魂精神，名義上雖然存在，實質上也同亡了一樣。現在社會破產，人心麻木，紀律蕩然，秩序紛亂，毫無廉恥，不講信義，這原因在什麼地方？完全是因為我們的立國精神死了。如果我們再不想法子挽救，復興我們的民族精神，那麼滅亡就在目前！”（《中國的立國精神》，一九三二年）
“所以我們知道，一個國家的精神民族精神之重要如此。民族精神失了，國家就有若無，存若亡！如果有了這民族精神，即使國家滅亡，也可以復興起來！所以我們不怕日本人怎樣侵略，而只怕我們自己沒有民族精神。”（《中國的立國精神》，一九三二年）
中原內亂不止
此時，國民政府直接控制的只有中國華東精華區域，在中央政府有寧粵分裂，胡漢民在廣東另立國民政府；當時中國其他的地區雖然名義上屬於國民政府，實際上有大小六十多個軍閥割據。“軍閥政客，其不欲使國家統一，而割據自私之心，傳統相承，不能破除，此中華之所以不能立國於今世，而為帝國主義所陵﹝凌﹞侮不已也。”（《蔣中正總統困勉記》）外有日本，內有中共，中國不統一，陷於內戰，無法抵禦日本侵華。
北伐後，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控制廣西、湖南、湖北等省；馮玉祥的西北軍控制陝西、甘肅、察哈爾、河南；閻錫山的晉軍控制陝西、綏遠和平津內；張學良的東北軍控制東北四省。各自的兵力都超過二十萬。軍閥的利益在於自己的軍隊和地盤，國家和民族並不是軍閥的考慮重點。軍閥擁兵自重，養兵的軍費超過全國財政收入的百分之七十五。
一九二九年，蔣介石試圖使用和平手段，讓軍閥裁軍。軍閥們開始武裝叛亂，到了中原大戰，閻錫山聯合馮玉祥、李宗仁，三家軍閥出動兵力總數高達七十萬之多，加上中央軍參戰的六十萬，超過百萬之眾捲入了軍閥發起的中國內戰。
張學良引東北軍主力入關，控制京津地區，結束了中原大戰，卻引起了關內軍力空虛，為日軍發動九一八事變埋下伏筆。
中原大戰硝煙尚未散盡，汪精衛、李宗仁又在廣東另立中央，勾結日本，資助中共，發兵北上討伐南京。同時，中共在江西策劃建立蘇維埃政權更讓蔣介石寢食難安。只有他深知姑息中共，無異養虎遺患。中共有清楚的共產主義信仰和政治綱領，背後是共產國際，與軍閥完全不同。軍閥只求地方割據，做土皇帝，掌握地方生殺大權，中共則要在中國全國搞共產主義。
三民主義喚醒國魂
早在一九三四年，蔣介石用徐道鄰的化名在十二月的《外交評論》上，發表重要論文《敵乎？友乎？》，勸說日本放棄強硬的對華政策，鑄劍為犁。文中曰：“中國沒有百世不可解的仇恨觀念，而好惡友敵，完全可以事實相轉移。日本如真能放棄土地侵略的行為，中國對西方各國，尚且願引為朋友，何況同洲同種之日本？但日本為東方民族，應明了東方心理，東方人的特性，尤其是中國人，就是重感情，重氣節禮貌與道義。”“吾人敢正告日本，凡是有特性有國家意識的國民，最難忍受的行為，即為欲消滅其民族性與歷史文化。”
蔣公洞見了日本對中國的歷史觀判斷錯誤，也就是日本人只看到中國的缺點，沒有看到中國民族的優點。中國的固有文化和美德，就是三民主義的根本，也就是中國的國魂，只要喚醒國魂，中國人信仰三民主義，中國的精神力量就能戰勝敵人的物質力量。
“勝敗的重要關鍵，即在於平時能否‘知己知彼’。日本人對於中國的一切情形，雖然看得很透澈，但對於我們中國民族之歷史觀，卻犯了一個很重大的錯誤。——就是判斷我們中國民族是慣於做亡國奴的劣種。
“他們日本人尤其判斷錯誤的就是民國元年以來看見袁世凱時代那一批軍閥和官僚，都是自私自利，貪贓枉法，卑鄙惡劣，沒有一絲一毫國家民族的觀念，沒有一絲一毫救國救民的精神，他們就由此認定：中國官吏和軍人都是如此的。中國人個個是劣種，什麼人他們都可以收買利用，可以控制壓迫。
“因為抱定這種偏見，所以他們對於中國敢於橫行無忌，以為中國，盡可不戰而屈。他們日本人觀察中國民族，只是就壞的一方面來看，對於優點，完全沒有看到，或是看到而未能注意到。
“只看到宋亡而沒有注意一般宋末殉國的忠臣烈士，更沒有注意到明朝之所以興者。只看到滿清入關的情形而沒有注意深蘊於民間的革命思想，更沒有注意民國之所以興。只看到民元以後袁世凱而沒有注意到我們的革命領袖孫總理；只看到北洋軍閥的軍隊，而沒有注意我們革命軍。他們看中國民族，是根據一部分壞的事實，抹煞一切，以為一壞便什麼都壞，再沒有好的了。
“這種邏輯的錯誤，固然由於他們民族狹隘的妄自尊大的心理與偏見所造成，大半還是由於對事物的認識不清。因為他們認識不清，判斷錯誤，到將來情形演變的結果，當然要出其意外。
“三民主義完全是和平的王道，和帝國主義的野蠻的霸道處於對立的地位。我們中國自古以來，都是以王道克服霸道，所謂‘仁者無敵’，‘仁’就是王道的根本精神，亦即三民主義的出發點。我們以三民主義來抵抗帝國主義，一定可以獲得最後最大的勝利。所以三民主義不僅是我們雪恥禦侮革命建國最高的原則，而且是最大的力量。三民主義的根本精神，就是中國固有文化和固有美德的遺傳，所以三民主義就是我們國家的國魂，我們要救轉國家，一定先要喚醒國魂，要發揚國魂，就是要信仰三民主義，在三民主義的中心信仰之下，來堅定民族的自信，統一民族的意識，發揚民族的精神。我們物質上雖然不及敵人，以我們民族之精神的力量，一定可以戰勝敵人一切物質的力量。”（《政府與人民共同救國之要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