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英雄人物:蔣介石(25) 附體滲透

五千年輝煌神傳文化之千古英雄人物研究組


【正見網2017年01月17日】

三、清黨救國

挖心戰術

共產國際一九二二年四月《關於中國共產運動的綱要》曾指令中共“應分兩步去做:第一步是完全傾覆封建主義,促成中國真正獨立;第二步是推翻有產階級的政治,把政權掌握在自己手中。”(《共產國際、聯共(布)秘檔與中國革命史新論》,中共黨史出版社)“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暴力奪權。

蘇聯駐中國大使加拉罕明確表示,改組國民黨是為了使之“處於我們的影響之下”,“對我們的威望充滿尊敬與崇拜”,“馴服地接受我們的指示和共產國際的決議”。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鮑羅廷書面報告:“把國民黨的一切地方組織都掌握在我們手中”;共產國際駐中共中央的代表維經斯基甚至制定“逐步打擊右派的計劃”。(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史研究室、四川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編:《一九二零年代的中國》)

中共在蘇聯卵翼下,開始滲透國民黨。蔣介石指出:“國父北上之後,共黨分化本黨的陰謀活動,益加積極。他們分化軍校學生,並進而奪取軍校的企圖,更是顯明。”(《蘇俄在中國》)

孫中山逝世後,汪精衛得到共產國際的全力支持,成為國民黨領導人。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廣東國民政府成立,汪精衛在加拉罕、鮑羅廷的支持下,被選為國民政府常務委員會主席和軍事委員會主席。

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國國民黨右派戴季陶、林森等召開“西山會議”,反對汪精衛左傾。共產黨加速滲透國民黨,預謀奪取國民黨領導權。

一九二六年一月,國民黨“二大”召開,與會二百五十六名代表中,中共黨員占五分之三,當選的三十六名中執委,有七名共產黨員。在隨後召開的二屆一中全會選出的九名中執委常委中,共產黨占四人。在八個部中,組織部、宣傳部、農民部和外事部由中共黨員把持,而其它四個部,青年、工人、商業、婦女部的秘書也全部是共產黨員。大會決議彈劾持反共立場的“西山會議派”,並開除其首領鄒魯、謝持的黨籍。中共的“挖心戰術”十分奏效。國民黨岌岌可危。國民黨中央的權力,已基本上被共產黨人所纂奪;國民黨各地方黨部亦已大部分為共產黨人所把持;國民革命軍六個軍的軍政治部主任,五位由共產黨員擔任。

中共“主張通過召開國民黨‘二大’,以達到打擊右派、孤立中間派、擴大左派,並給日趨靠攏右派的蔣介石以回擊的目的。”(《中國共產黨同國民黨新右派的鬥爭》,中共中央統戰部網站)

蔣介石忙於軍事,避開黨爭。作為“底定廣東”的英雄,蔣介石成了各派勢力爭取的對像。他在“二大”名列中執委九常委之中,進入國民黨決策層。面對鮑羅廷與中共的節節進逼,蔣介石苦苦思考對策。

在國民黨二大上,蔣介石提出發動北伐,實現國父的遺願。此時提出北伐,名正言順,鮑羅廷、汪精衛均未表示異議。但此後不久,鮑羅廷回國述職。蘇聯軍事顧問團長季山嘉接到莫斯科指令,突然轉向,強烈反對北伐,與蔣介石形成水火之勢。季山嘉在黃埔軍校竭力宣揚“北伐必敗論”,宣揚校長蔣中正“不革命”。

中共配合蘇共要求,在廣州散布傳單,攻擊蔣介石為“新軍閥”。蔣介石面見汪精衛,痛陳“革命實權不可落於俄人之手”;甚至以辭職力促汪精衛表態,驅逐季山嘉。不料汪與中共勾結已深,對蔣的請求不置可否,虛與委蛇。蔣介石覺察到自己已成為汪、俄勾結的障礙,處境危險,內心煎熬不已。(蔣緯國,《我的父親蔣中正》)

蔣介石日記中如此描述當時的情況:“十五年(一九二六年)三月五日:單槍匹馬,前虎後狼,孤孽顛危,此吾今日之環境也。總理與諸先烈在天有靈,其當憐而呵護之,不使我陷於絕境乎。十五年三月十五日:憂患疑懼已極,自悔用人不能察言觀色,竟困於核心,天下事不可為矣。十五年三月十七日:上午,議事。所受苦痛,至不能說,不忍說,且非夢想所能及者。政治生活至此,何異於佛入地獄耶?”

收回中山艦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海軍局代理局長,共產黨員李之龍盜用蔣校長名義,擅自調動蔣介石坐艦中山號由廣州駛回黃埔,大有劫持蔣介石之意。

“三月十八日,海軍局代理局長李之龍(共產黨員),矯令我的坐艦中山號由廣州駛回黃埔。他對軍校教育長鄧演達報告‘奉校長令,調艦特來守候。’這時我在廣州省城,鄧來電話問我此事如何,我茫然無所知。隨後李之龍亦打電話問我:‘中山艦是否仍要來廣州迎接?’我很駭異,就問他道:‘是誰的命令要中山艦開回黃埔去的?’他答不出來。其實他駛回黃埔,是要先在黃埔裝足煤斤,以備臨時遠航。到了十九日晚間,中山艦開回廣州,艦上生火通夜不熄,戒備極嚴。我知道共黨陰謀的爆發,就在於此。但我在當時,只知道他們要叛變,要害我,還不知道他們的企圖究竟是什麼。一直到了這一叛亂平定之後,我知道他們的計劃,就是要在我從廣州省城乘艦回黃埔軍校的途中,強迫我離粵,直駛海參威,送往俄國,以消除他們假借國民革命來實行其‘無產階級專政’的唯一障礙。”“在十九日的夜間,我認為革命形勢至此,個人的生死,自不足惜,而黨與革命的存亡絕續,是不許我再有猶豫的。”(《蘇俄在中國》)

二十日,蔣介石宣布戒嚴,逮捕李之龍,收繳共黨分子槍械,收回中山艦,並包圍蘇聯顧問團和中共機關,解除中共黨員在軍校的職位。蔣介石的果斷措施,打亂了共產黨的陣腳。在蘇聯述職的鮑羅廷驚惶失措,立即將季山嘉及顧問團撤回國,並於四月底回到廣州,向蔣介石道歉,對蔣介石限制中共的八條協定全盤接受。汪精衛稱病,遠走法國。蔣介石掌握了國民黨的領導權。

蔣介石正當自衛,師出有名,連中共領袖也服氣。陳獨秀分別於一九二六年四月三日和六月四日在《嚮導》上連續發表數篇文章指出:“蔣介石是中國民族革命運動中的一根柱石,共產黨若不是帝國主義的工具,絕不會採用這種破壞中國革命勢力統一的政策。”“從建立黃埔軍校一直到三月二十日,都找不出蔣介石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動。”而且表示,“中國共產黨若陰謀倒蔣,就應該起來打倒共產黨,共產黨員若陰謀倒蔣,就應該槍斃。”(《陳獨秀傳》,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版)蘇聯方面指責季山嘉等顧問,“他們輕舉妄動。……他們明白如果國民黨一旦在廣東失敗,那共產黨也將無法生存。”(《陳立夫回憶錄》)

果斷處理“中山艦”事件是蔣介石與“蘇聯-中共-汪精衛”同盟的博弈中取得的第一次實質勝利。蔣介石反共救國邁出了第一步。

附體滲透

蔣介石在一九二六年五月十四日的日記中說:“對共黨提出條件雖苛,然大黨允小黨在黨內活動,無異自取滅亡。”(楊天石,《蔣介石日記》手稿本)

一九二六年北伐開始後,蘇共指示中共,“要中共黨徒利用國民政府的機關,接近農民,實現他所謂‘農村綱領’,製造他所謂‘農民革命’,其目的就是要從農村暴動中組織武力,建立共黨政權。”(《蘇俄在中國》)

維經斯基(吳廷康)給共產國際報告稱:“共產黨實際領導著國民黨,小小的共產黨處於國民黨的機構之中,在組織和發展國民黨。”“共產黨影響太大了,很難劃清兩黨之間界限,幾乎所有領導權都掌握在共產黨人手裡。”(《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討論中國問題的速記記錄》,一九二六年二月十日)

在北伐中,共產國際加快對中國軍隊的控制:“在指導中共軍事方面,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把軍隊政治工作提高到應有的高度,強調在國民黨軍隊中政治工作的重要性。他們從黨內專門挑選一批人以國民黨的名義從事這項工作,爭取實際領導權掌握在共產黨人手中,在國民黨的軍隊基層建立共產黨的支部,在國民革命軍各軍師都設立政治機關,連以上至團都設有做這項工作的政治委員。”(《共產國際、聯共(布)秘檔與中國革命史新論》,中央黨史出版社)

“鄒魯說,北伐軍到了長江之後,共產國際就開始命令中共‘倒蔣’。當時武漢的共產黨與國民黨‘左派’一起開會研究‘提高黨權’,就是想壓抑蔣介石的‘軍權’。最初蔣介石尚無警覺,直到‘打倒蔣介石’的口號普遍了兩湖,蔣介石同志至此才恍然大悟。”(《陳銘樞回憶錄》,四十五至五十九頁)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三日,“鮑羅廷竟在武漢集合一部分中央委員和國府委員開會,決定組織所謂‘聯席會議’,推徐謙為主席,執行其所謂‘黨的最高職權’。”(《蘇俄在中國》)

不久,從歐洲回國的汪精衛主持武漢政權。而支持蔣介石的黨員在南京建立國民政府,形成“寧漢分裂”。“汪一到上海,即與陳獨秀共同發表宣言,主張組織‘一切被壓迫階級的民主獨裁制,以制壓反革命’。”(《蘇俄在中國》)

在混亂中,共產黨一方面造謠離間,加深國民黨的分裂,另一方面挑起事端,在湘鄂策動“農民運動”,殺人越貨,敲詐勒索,製造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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