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網2017年01月21日】
四、戡定內亂
一九二九年一月，北伐剛結束，蔣介石便制定裁軍計劃，一百六十萬軍人減半數。國民黨內部各派都想保存自己實力，無法達成共識。一九二九年，李宗仁率先起兵挑戰中央，被蔣介石擊敗。馮玉祥、張發奎、唐生智、石友三等軍閥也紛紛發難，但都未能成氣候。一九三零年三月，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聯合發動中原戰爭，對抗中央。蔣介石下令討逆，用了五個月將叛軍各個擊破。九月張學良通電擁護中央，內戰停火。中原大戰歷時半年，雙方死傷三十餘萬。
中央軍疲於內亂，中共得以坐大。
分裂國家
“四一二”清黨後，中共發動的“南昌暴動”和“秋收暴動”遭慘敗，殘軍流竄到井岡山落草，在蘇聯操控下，繼續分裂中國。一九二九年中東路事件爆發後，蘇聯大舉入侵東北，燒殺打砸，“保衛”沙俄遺留下的鐵路等特權。中共不顧國家主權，竟喊出“武裝保衛蘇聯”之口號。連中共創始人陳獨秀都看不過去，提出反對，卻被開除黨籍。
在蘇共直接指揮下，中共在江西暴動。蔣介石回顧歷史說：“民國十六年，中共‘八七會議’的指導者紐曼，……是蘇俄的暴動專家。中共在當時的南昌暴動、汕頭暴動和廣州暴動，都是採用他俄共暴動的理論和方式來實施的。”“此後共匪所謂‘紅軍’的任務，就是殺人、放火、勒贖、籌款和煽惑群眾。而其政治綱領就是殺地主，分田地，武裝群眾，建立蘇維埃政權。”（《蘇俄在中國》）
一九三零年八月二十二日，蔣介石在給國民黨中央的戰報中稱：“洪水猛獸之中國共產黨，復乘我國家多事之秋，肆行勾結，日事蔓延，已悖成燎原之勢，以為全國大患。”蔣介石清楚，必須儘快鏟除中共，以絕後患。
一九三零年十一月，中原大戰甫結束，蔣介石就部署兵力，對江西蘇區開始第一次剿匪行動，未能鏟除紅軍。一九三一年，又接連發動第二、三次剿匪戰爭，也因國民黨內亂和“九一八”事變等原因，半途而廢。
中共窮途末路，煽動學生，請願鬧事。國民黨內矛盾加深，胡漢民、汪精衛、孫科等人形成反蔣聯盟。為挽救黨內寧粵分裂的局面，蔣介石於十二月再次辭職，辭去國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長職。一九三二年初，爆發“一‧二八”事變，日軍進犯上海，南京地位危險。一月二十九日，國民黨召開臨時中政會，懇請蔣介石回中央主持軍事。
中共分裂國家，日趨囂張。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中共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布告》中說：“從現在起，中國疆域內有不同的兩國，一個是中華民國，是帝國主義的工具，另一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江西省檔案館等編，《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公然打出“兩個中國”的旗號。
一九三二年三月初，蔣介石從新出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並於六月主持五省剿匪會議，“確定第四次圍剿計劃，決定先從肅清豫鄂皖三省匪軍著手。”（《蘇俄在中國》）
一九三三年二月發動的第四次圍剿也遭到失敗，但蔣介石剿匪決心依舊。他說：“古人所謂攘外必先安內，意思就是先要戡定內亂，然後可以抵禦外侮。”“日本人侵略是外來的，好像是從皮膚上漸漸潰爛的瘡毒，土匪搗亂是內發的，如同內臟有了毛病，這實在是心腹之患；因為這個內疾不除，外來的毛病就不能醫好。”（蔣介石，《革命軍的責任是安內與攘外》）
一九三三年，蔣介石舉辦廬山軍官訓練團，培訓剿共骨幹。國府對共產黨江西“根據地”的圍剿，逐步取得進展。
剿共救人
蔣介石在一九三三年第二期廬山軍官訓練團的開學訓詞中，說到共產黨毀掉中國人五千年來歷代聖哲所倡導的做人的道理，要讓中國人都變成一個個不忠不孝，無禮無義的禽獸！剿共是救濟人民，重新做人。
“現在再要講明白：怎樣才算叫做一個人？怎樣就叫做禽獸？大家曉得：我們中國有句古話‘人面獸心’，即具備人類的面目，而包藏禽獸的禍心，其心思、精神以及一切的行動，完全和禽獸一樣。”“因為土匪不僅到一個地方殺人放火、奸淫擄掠，使得一般人民不能安居樂業，而且弄得一般人民不敬祖宗，不孝父母，不愛兄弟，不要國家、民族，不講禮義廉恥，毀滅中國固有的道德倫理和歷史！“共產黨要教我們中國人都變成一個不忠不孝，無禮無義的禽獸！就是不許我們做一個人！要中國人都做禽獸的行為！不許我們過人的生活，干人的事業！所以赤匪就是禽獸，我們剿匪就是要剿滅這個禽獸，要將匪區裡面的人民統統救轉過來做一個人，不讓他們始終陷在匪區淪為禽獸！所以我們剿匪就是打禽獸！打禽獸的目的，一方面是要消滅禽獸，一方面是要救濟我們的人民，不讓再被禽獸壓迫，一天一天禽獸化，要使他們趕快獲得一條光明大道，重新做一個人！這就是剿匪的目的和我們軍官團的要旨與精神！”
蔣介石在這題為《剿匪的意義與做人的道理》的訓詞中說：“我們一切的一切，都是為著要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人’，轟轟烈烈地來干一番做‘人’的事業，為我們的國家，民族，為我們的祖宗父母，爭一口氣！現在我們要剿滅赤匪，統一國家，抵禦倭寇，也就是為此。”
蔣介石講出做人的道理，也指出如果自己不知道做人的道理，就沒辦法消滅共產黨。中共讓人殺父母，出賣祖宗，教人不忠、不孝、不仁、不義，讓人變禽獸。
“現在的土匪，就是人面獸心的東西，雖然他面孔是人的面孔，而他的思想，他的行動，無一不是禽獸的思想，禽獸的行為！何以見得呢？因為我們中國人五千年以來歷代聖哲和我們所講做人的道理有八個字，即所謂‘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必須這八個字統統完備，然後才能夠算是一個人，是一個完全的真正的中國人！這就是說對於國家、對於朋友、對於上官、對於部下統統要忠實，對於祖宗、對於父母必須孝敬，對於百姓要仁愛，對於一切的朋友，乃至所有的人類，我們統統要有信義，還有一切人與人的關係，我們都要求其調整協和，公平合理，最後實現全人類的和平共進！”
“現在共產黨怎樣呢？我剛才說過：土匪不僅不忠於他自己的中華民國和中華民族，並且不忠於他自己的上官，不忠於他自己的部下。隨便有罪無罪，拿來馬上就亂殺、亂剮，或施行種種拷打敲剝的酷刑，慘無人道，毫無半點信義！還有赤匪不僅不要父母，而且常常要打父母，殺父母！更要出賣自己的祖宗，去拜外國的祖宗！即拜列寧、馬克斯等外國人為祖宗！這種土匪行為真是不忠、不孝、不仁、不義，如同禽獸一樣，還能算是人嗎？還能算是一個中國人嗎？”
共產黨會取巧一時，但蔣介石看到共產黨的最終命運：“天下沒有一個人說是敬拜外國祖宗，不孝他的父母，不愛他的國家而能夠成功的！歷史上也從來沒有一種殺人放火賣國忘宗的土匪可以成功的！”
蔣介石也預見共產黨之禍患巨大：“如果土匪不消滅，不僅是我們大家生無立足之地，死無葬身之所，就是我們祖宗墳墓也不能保存！而且子子孫孫將來都要做亡國奴，做人家奴隸牛馬！”蔣介石一語成讖。
蔣介石說：“我即於當年十月，復在南昌召集剿匪會議，訂定第五次圍剿計劃，對江西匪區，采‘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方針，一面禁運物資，封鎖其經濟，建築碉堡，截斷其交通；一面開拓公路，步步為營，節節進剿。”“至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夏季，而湘贛鄂豫皖五省匪區乃束小至贛南山嶽地帶，其面積不過四千方裡，與二十一年相較，幾乎是五十與一之比。”（《蘇俄在中國》）
一九三四年十月，第五次剿匪戰爭打了一年，紅軍終於彈盡糧絕，向西南方向奪路而逃，為掩人耳目，對外號稱“北上抗日”。事實上，紅軍既沒有北上，更沒有抗日。
圍剿成功後，蔣介石騰出手來應對日本的進犯。
日本素來強烈反共，對蔣介石剿共，日本雖置身事外，卻也樂觀其成。利用國、日、共三方力量消長，是駕馭時局的關鍵，對此蔣介石自有主張。
蔣介石在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七日的日記中說：“大戰未起之前，如何掩護準備，使敵不甚注意，其惟經營西北與四川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續言，“若為對倭計，以剿匪為掩護抗日之原則言之，避免內戰，使倭無隙可乘，並可得眾同情，乃仍以親剿川、黔殘匪以為經營西南根據地之張本。”蔣介石當時對紅軍的追剿，延緩日本侵華的步伐，同時加強對西南地區的控制。
蔣經國在自傳中透露：“當時與其說是沒有包圍成功而被中共突圍，不如說是我們放水。……以當時的情況來說，這是一個非常成功的政治戰略，我們隨共軍進入雲貴川，使中國達成真正的統一。”（黃道炫，《放水長征路》，《財經》雜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