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網2017年01月29日】
二、 助紂為虐
美援蘇聯
在蘇德戰爭期間，蘇聯得到美國大力援助，美援蘇聯是美援中國的七倍。一九四一年三月，美國國會通過租借法案。根據該法案，美國戰時對外援助總額累計達五零六億美元。其中，蘇聯自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底，累計得到約一零九億美元的租借物資，約占總額的百分之二十二；中國自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累計獲租借援助約十六億美元，約占總額的百分之三。第二，中國抗戰最艱難的一九四一年一九四四年間，得到的美國援華物資很少；美國援華物資的大部分，集中於一九四五年交付中國。（陶文釗，《戰時美國對華政策》，二零一零年）
一九四一年七月美國對日本實行石油禁運，不久英國和荷蘭殖民政府也跟進，此政策被日本稱為ABCD包圍網（美、英、中、荷四國之英文縮寫而成），日本受到重大打擊，日本軍令部部長永野修身向日皇陳述說：“這樣下去，眼前僅有兩年的貯藏量，倘若打起仗來，一年半就消費罄盡，與其這樣，莫如馬上動手，除此別無他途。”（[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商務印書館一九八零年）
日本於是放棄北進攻蘇，開始南進，“無論蘇德戰場如何演變，取消在1941年內解決北方問題的計劃，專心致力於解決南方的方針”。（《大東亞戰爭史》）之後，日軍南進，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
整套陰謀
太平洋戰爭爆發卻造成俄共和中共開始對中國國民政府進行系統的破壞和顛覆：“但是莫斯科對中國的政策卻是因此全面更改。在太平洋戰爭未爆發以前，俄共希望中國長期抗戰，阻止日本的北進。中共更要在長期抗戰過程中，發展他的武力，擴大他的地盤，達到他分裂中國和征服中國的目的。及至一九四二年一月，中國參加華盛頓同盟宣言以後，史達林就要打算怎樣破壞中國抗戰勝利的成果，阻止我們獨立統一而強大的中華民國的復興。毛澤東也就要替莫斯科這一全面轉變作準備。而其首先的一著，要使美英兩國政府宣布其撤銷在華特權的重大步驟，不影響中國國民，使其發生任何親西方的傾向。”
“所以俄共與中共從此集其全力，要在國際間，破壞我們國民政府的地位及其信譽；並在中國國民中間，破壞我西方盟友對我國的友誼，與平等新約的重大影響。而其最顯著的一點，就是他們對美國駐華軍事代表團內，及其在各國使節中間，多方揚言中國政府已與日本秘密進行單獨停戰交涉的反宣傳。此其目的，全在影響美國使其對我政府斷絕援助，促成我抗戰軍事早日崩潰，以達到其顛覆政府之陰謀。”（ 蔣介石，《蘇俄在中國》）
一九四三年五月，史達林解散第三國際，向西方暫時妥協，以挽救局勢。蔣公當時也以為這是共產黨的誠意。“莫斯科宣布解散共產國際，使全世界為之震動。我亦信以為這是俄共對美國精誠合作的表現，而決不是偽裝的姿態。因為我相信，如果像共產國際這樣各國共黨的司令台，並且是他們共同信仰的中心，而史達林竟將其撤銷，這還不是真實的而是偽裝的話，那就是他對世界的信用要完全破產，此後就沒有人再能相信他俄共一切所作所為了。所以我當時曾對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總統說：‘這是你美國外交在這第二次大戰中最大的勝利。’”
蔣公日後發現解散第三國際不過是一時妥協，是為蘇共的國際陰謀埋下伏筆。“可是當時史達林為什麼竟來冒這個動搖俄共基礎的危險，不惜宣布解散第三國際的計劃呢？那就是它在當時不僅要在西方應付德軍強大的攻勢，還有日本在他東方也想要協同德軍進擊西伯利亞，來完成其東西雙方夾擊蘇俄的態勢；因此他希望英美速即開闢第二戰場，不能不付出這樣重大代價；故不得不宣布解散第三國際，並接受美國所提四強會議，預商戰後一切問題，來表示它與民主國家可以和平相處的意願，以換取開闢第二戰場的有利條件。蘇日間一經妥協，他對西伯利亞已無所顧慮，又加上德軍在其七八月之間節節敗退，奧來爾告捷以後，它就又轉回舊態，對美國的建議，乃擱在腦後，置之不理了。”（蔣介石演講，《第一回合的勝利》）
“不料史達林解散共產國際，在表面上，是針對德日義三國反共盟約，而促進世界反軸心的民主戰線之團結。但在實際上，這仍然是史達林的政治戰術與宣傳手法，也就是他在史達林格勒之戰得到勝利之後，對世界施展其國際陰謀的張本。因為共產國際既已解散之後，各國共黨在莫斯科的戰略計劃的指使之下，肆行其陰謀暴行，而莫斯科就可不負任何政治責任了。”（蔣介石，《蘇俄在中國》）
蔣公概括了蘇共的世界戰略，第一步造成了東歐的淪陷：“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蘇俄對德軍的夏季攻勢，恢復了俄境以內的失地三分之二。德國的最後失敗已見端倪。史達林對戰後世界的全盤的計劃，也就從這個時期開始確立。他拒絕參加開羅會議。他於這年十二月，懷抱整套陰謀，到德黑蘭與美英首長舉行會議。在歐洲方面，他擊敗了邱吉爾所主張的巴爾幹開闢第二戰場的提議，促成了盟國在法國登陸的計劃。這是史達林世界戰略第一回合的勝利，註定了戰後東歐淪亡的命運。”（蔣介石，《蘇俄在中國》）
隨著蘇軍向柏林的推進，共產主義在歐洲迅速擴張，保加利亞、捷克斯洛伐克、東德、匈牙利、波蘭、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等東歐國家都變色為共產國家。邱吉爾用“鐵幕”來概括這變化：“從波羅的海邊的什切青到亞得裡亞海邊的的裡雅斯特，一副橫貫歐洲大陸的鐵幕已經落下。”
蔣公指出蘇共第二回合通過讓美國犧牲中國利益，而通過中共顛覆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二月，美英蘇的雅爾達會議中，史達林又取得了第二回合幾乎可以說是全面的勝利。關於波蘭問題、德國占領問題，以及聯合國憲章上的否決權問題，都是史達林占了優勢。特別是我中華民國在外蒙的主權與東北的主權行政完整，竟成為蘇俄參加對日戰爭的犧牲品。同時，史達林對我中華民國的整個陰謀策劃之中，美共及其同路人在美國的任務，是繼續擴大其‘反華倒蔣’的宣傳活動；同時中共及其外衛黨派在中國的任務，是政治顛覆和軍事變亂。此後的事實都是確切的證明。”（蔣介石，《蘇俄在中國》）
出賣中國
近年來的一些研究指出，羅斯福與史達林交情深厚，他們會同邱吉爾，於一九四三年和一九四五年分別簽署了出賣中國的《德黑蘭決議》和《雅爾達密約》。羅斯福出賣中華民國的領土和主權，換取蘇俄對日參戰，以期減少美軍的傷亡。有學者認為美英與蘇聯劃定各自的勢力範圍：中國歸蘇聯，歐洲歸美英。（參閱：華鍾，《美共紅色間諜對中美關係與中國命運的影響》）美國前總統布希明確指出：“雅爾達密約是個最大錯誤。”
《雅爾達密約》更多的是羅斯福與史達林的口頭協議，至今未公布，主要是針對中國並犧牲蔣介石的國民政府政權的。——如同孫中山生前所預見的那樣：外交手段滅亡中國。
孫中山說：“用政治力亡人國家，本有兩種手段：一是兵力，二是外交。兵力是用槍炮，他們用槍炮來，我們還知道要抵抗。如果用外交，只要一張紙和一支筆。用一張紙和一支筆亡了中國，我們便不知道抵抗。”“只要各國外交官，坐在一處，各人簽一個字，便可以亡中國。”“如果幾個強國一朝妥協之後，中國也要滅亡。故就政治力亡人國家的情形講，中國現在所處的地位是很危險的。”（《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五講）
德國明斯特大學的懷恩博格教授在其所著《中華民國的外交對策》一文中，這樣寫道：“就意識方面而言，西方的國際主義者（有些是資本主義者，其他的則是贊同共產黨的自由派人士）與蘇聯及CCP一向在知性方面有關聯性，他們對於民族主義的痛恨是共通的。他們認為，愛國主義、國家尊嚴和對於祖國的熱愛都是政治思想錯誤的表現方式，應該被徹底鏟除。資本主義者和自由派的國際主義者一向視共產黨為民主的相關子弟。有時候這些共產黨員可能成為頑劣子弟，尤其是在他們對人權方面犯下罪行，不過在歷史的關鍵時刻，西方的國際主義者總是支持共產黨來對抗民族主義。……他們認為主張民族主義對於他們的世界性政策及泛宇宙權力是最大的妨礙。”（“歐洲中山學會”，一九九六年年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