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英雄人物:蔣介石(50) 建設台灣

五千年輝煌神傳文化之千古英雄人物研究組

【正見網2017年03月18日】

五.建設台灣

一九四六年十月,台灣光復周年,蔣公伉儷視察台灣。回到大陸後,他在日記中寫道:“只要有了台灣,共產黨就無奈我何。”(《俄蒙滿陸台格局成因》,一九五二)

隨著內戰失利,蔣公逐漸將重心遷移到台灣。

危如累卵

中共認為穩操勝卷,制定了一九五零年“解放台灣”的計劃。一九四九年十月,九千共軍在金門古寧頭登陸,被國軍全殲。蔣公聽到捷報後激動不已:“這一仗我們全勝了”,“台灣安全了”。一九五零年六月韓戰爆發,中共“解放台灣”的計劃破產。

初到台灣,前途未卜。代總統李宗仁遠走美國,多名高官捲款逃往香港,國家財政枯竭,軍事瓦解,危如累卵。在一九五零年最後一天的日記中,蔣公嘆道:“一年悲劇與慘狀實不忍反省亦不敢回顧。”“軍隊為作戰而消滅者十之二,為投機而降服者十之二,為避戰圖逃而滅亡者十之五,其他運來台灣及各島整訓存留者不過十之一而已。”

一九五零年二月十五日,蔣介石在日記中說:“實為二十餘年之奮鬥所得之基業完全被其顛覆殆盡。”“余如再不出而負責,則僅存之台灣最多不出三月。”(陳紅民,《蔣介石日記》手稿本)三月一日,蔣公復任中華民國總統。

耕者有其田

蔣公大力改善民生。一九四九年二月一日,他在日記中寫道:“為政二十年對於社會改造與民眾福利著手太少,而黨政軍事教育人員,更未注意三民主義之實行,今後對於一切教育,皆應以民生為基礎。亡羊補牢未始已晚也。”

土地是民生最原始的資源和主要支柱。中共在大陸得手,主要依靠其暴力土改政策,把地主的土地強行分給農民,換取其子弟參軍。這種殺雞取卵的政策,摧毀了中國社會的基礎結構——鄉紳制度,採取“殺富濟貧”的公然掠奪政策,殘害了無數大小地主,富農,也把廣大貧苦農民置於大逆不道的道德倫理淪陷境地。

蔣公在台灣的土地政策,遵循三民主義“平均地權”的理念,土地私有,增值充公。蔣介石說:“民生主義的另一要義是平均地權。這就是要解決土地問題。”“土地問題不能夠用暴力來解決,凡以暴力或強制方法來解決者,必立即歸於失敗。”(《中國經濟學說》,一九四三)

關於“土地國有”的政策,蔣公說:“‘均富’是要使人人有田種,人人能發財,但是不許每個人在限田額數之外再壟斷土地成為大地主。”他強調說:“決不能如今日朱毛奸匪那樣借‘土地國有’的名義,對國家所賦予人民的土地為所欲為,以便其奸黨偽組織將全國土地完全收集起來,歸於他一個‘專政’魔王毛匪的掌握,完成國中唯一‘大私有主義’的大地主。”(《土地國有的要義》,一九五二)。

一九六二年,大陸饑荒剛結束,蔣公為美國“家庭週刊”撰文,指台灣經驗可用於大陸:十三年來,我國在台灣“已造成經濟、教育與社會顯著的進步,尤其是土地政策,已使農民真成為耕者有其地,完成平均地權政策”,“一俟中國大陸解脫共產暴政之羈絆”,“在台灣實施成功的土地改革,將在大陸繼續實施。”(《我們對共匪的鬥爭》,一九六二)

台灣土地改革的成功,促動了工商業的發展。一九七五年蔣介石逝世時,台灣人均年收入己達到六百九十七美元,僅次於日本,為亞洲第二。“均富”政策取得實效,台灣收入最高的二成家庭與收入最低的二成家庭的收入差距比,由一九五二年的二十倍,縮小到一九八零年的四點二倍,達成了經濟越發達,貧富差距越小的奇蹟。直到一九八零年代,基尼係數一直低於零點五,中產階級占全民總數百分之五十一。這在世界上,包括歐、美,都是絕無僅有的。

心繫祖國

蔣公人在台灣,心繫大陸。一九五四年武漢洪水,蔣介石非常關注,在日記中詳細記載災情。有人提出現在是反攻大陸的好時機。蔣公反駁,現在我們應該是救災才對,這不是談反攻的時候。(美國之音《國家秘密》)一九五九年大陸大饑荒,蔣公號召台灣每人省下一元錢支援大陸同胞。還通過國際紅十字會向大陸提供十萬噸糧食,中共不顧大陸民眾生活困難,加以拒絕。(《台灣大事記》)

蔣介石考慮的軍事行動,旨在推翻中共暴政,解救民族於水火。他不願看到大陸人民受到傷害。韓戰中,杜魯門總統一度想動用原子彈,蔣介石十分不安,他在一九五零年十二月一日的日記中寫道:“杜魯門與美國朝野主張對中共使用原子彈,應設法打破之。”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他對美國國務卿臘斯克說:“你們永遠不應設想以核武器對付中國。”反對用核彈對付中共,取消轟炸天安門,是蔣公偉大人格之體現。

一九六九年珍寶島衝突後,蘇聯提出幫助台灣武裝打擊中共,反攻大陸。蔣公慎重考慮,最終否決。他在七月五日的日記中寫道:“恢復大陸領土主權問題,俄共入不能與我等先解決,如其陽為合作,陰無誠意,則不可合作。”十月十七日寫道:“我政府自當靜觀其內部變化,決不在此時反攻,以免俄共侵占華北,以製造另一個傀儡政權。”

六.穩舵向前

一九四九年一月初,蔣介石總統引退下野,李宗仁任代總統,蔣公保留國民黨總裁一職。八月,蔣介石帶蔣經國游普陀山紫竹林,求得一簽:“直上高山去學仙,豈知一旦帝王宣,青天白日常明照,忠正聲明四海傳。”(釋東初,《蔣總統與佛教》,一九七五)。

民國法統在台灣

蔣緯國稱蔣公給台灣帶來五大寶貴資源:

(一)《中華民國憲法》;

(二)八十噸黃金、一百二十噸白銀;

(三)六千八百位文教科技精英及政經專家;

(四)六十萬軍人、兵工人士及工商義民;

(五)六十萬件文物國寶。

“這些資產使中華民國的法統得以在台灣繼續發皇。”(蔣緯國,《我的父親蔣中正》)

一九四九年五月九日,台灣宣布戒嚴令,強力制裁共產黨的破壞活動,穩定社會秩序。有效地保障了訓政過渡期的安全與秩序。戒嚴中的台灣相當寬鬆,與大陸嚴酷暴政有天壤之別。目地、性質、手段都不一樣,中共的無產階級專政要消滅階級敵人,進入其“共產主義”天堂。而台灣的戒嚴是走向憲政的必經之路。

一九八七年,蔣經國秉承國父孫中山和蔣公的遺願,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實行全面憲政。享有充分自由的台灣人可以公開批評戒嚴為“白色恐怖”,誣衊蔣公為“獨裁者”。但是歷史真相不可抹煞。前行政院長郝柏村說:“沒有過去的戒嚴,就沒有今天的民主……自由。”

一九五零年,台灣開始實施地方自治,民眾直選縣、市長及地方議員。地方自治是國父建國方略的重要原則,但在中國歷史上無先例。民選地方官,對本省人有利,於國民黨不利。黨內反對聲鵲起,認為風險太大,應當緩行。蔣公力排眾議,堅持推行地方自治。為落實地方政府財政,特地把菸酒、林業管理及稅收下放地方。一九九六年,中華民國在台灣實現了總統直選,至此,地方自治的實踐大功告成。

“民族教育”和“道德教育”並重

長達半個世紀的日本統治時期,日本有計劃有步驟地淡化台灣人的民族性。學校中的“國語課”教的是日語。漢語教育比重逐年下降。抗戰開始後,日本在台推行“皇民化”,取消漢語教育,廢除漢文報紙,要求中國人改日本姓氏。長期受殖民化教育的台灣人,許多不懂漢語,對祖國的認同漸行漸遠。台灣光復後,國府把真正的“國語”普及於台灣。

蔣公把中華傳統文化作為教育的重點,堅持“民族教育”和“道德教育”並重。抗戰前,他在峨眉軍訓團訓話中指出,現代國家之生命力“第一就是教育,第二就是經濟,第三就是武力。”(《現代國家的生命力》,一九三五)。到台灣後他撰文說:“教育的內容是包括著智育、德育、體育和群育。”“我們中國古代的教育是以禮樂射御書數六藝為內容的。六藝教育的功用就是訓練一個身心平衡、手腦並用、智德兼修、文武合一的健全國民。”“更要使其了解中國倫理習性,父慈、子孝、兄友、弟愛、夫義、婦順的六項正德。”“學校教育要特別注重中國歷史和中國地理。只有這兩個課程,才真正能夠激發學生的愛國心和民族感情。”(《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一九五三)

蔣公重視國文和歷史教育。日據時期台灣的學校禁讀中國史,光復以後為了增強民族認同和民族自信,蔣介石指示:“國文是一國文化的根基,無論學習文科和理科的學生,都要特別注意”,中小學校國文、歷史與中國文化相關的課程至少占了一半。各級學校都必須開設《生活與倫理》、《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等課程,重視學生的古文訓練和傳統文化的薰陶。蔣介石給各個學校共同校訓幾乎都是“禮義廉恥”,冀使傳統文化生根發芽。

信仰自由

蔣介石在台灣保障信仰自由。台灣最大的宗教是佛教與道教,其他門類信仰也各行其道,相安無事。蔣公從未利用權力推廣基督教。他認為宗教對個人及社會都有積極意義:“要使一個人收拾其破碎的心理,養成其完整的人格,科學還是無能為力的,惟有宗教信仰和人生哲學的基本思想,才是人格的內在安定力。”(《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一九五三)

七.復興中華文化

抗衡中共破壞

一九六六年中共發動文化大革命,利用紅衛兵在大陸“破四舊、立四新”,毀滅文化,顛覆傳統,摧殘百姓,達到空前絕後、登峰造極的地步。蔣公痛心疾首,在台灣發起復興中華文化運動。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八日,他在宴請教師們時說,共產黨“瘋狂的驅使中學、小學學生,充當‘紅衛兵’,來斷送我們的歷史,破壞我們的文化,毀滅我們的倫理道德,使之根本不成其為一個中國人的可恥可痛的禽獸社會。”(《款宴資深教師教授致詞》,一九六六)

“我們中華民族所以可大可久,歷五千年而不墜者,就是由於我們以仁為本的民族文化,能綿延不絕,且能隨時代而不斷進步,歷久彌堅,日新又新。因為我們民族文化,根本就是一種智能、德性、和群體的結晶——所以人性的尊嚴,個人的才智,乃得充分發揮,他不僅是歷史傳統的繼承,而乃是時代生活行為的具體表現。復興文化,就是要提高我們國民品德修養,人格尊嚴,信仰自由,修明心、物、群、己的關係,增進人民的生活,民族的生存,國民的生計,群眾的生命的基本條件。” (《國父誕辰暨文化復興節紀念大會致詞》)

“今日以我們復興文化,對毛匪毀滅文化的作為針鋒相對,就正證明了我們對毛共的鬥爭,乃是文化與思想的鬥爭,亦即精神與物質的鬥爭,自由與專制的鬥爭;根本就是文明對野蠻,道德對罪惡、光明對黑暗、人性對獸性的鬥爭——亦就是保衛倫理、民主、科學的文化,來對毀滅民族、民權、民生的災禍的鬥爭!”(同上)

為抗衡中共對傳統的破壞,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一千五百人聯名發起,要求以每年十一月十二日,即國父孫中山誕辰日,為中華文化復興節。次年(一九六七年)七月台灣各界舉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後改名為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發起大會,蔣介石親自任會長。蔣公指出:“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不僅為三民主義革命文化之建設運動,……更為抑制世界赤禍,挽救世界文化危機之途徑。”

與新生活運動一脈相承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宗旨為:

(一)以倫理道德為淑世之本;

(二)以民主自由為福國之則;

(三)以科學技術為正德利用厚生之實。

這三項宗旨與民族、民權、民生對應,目的是推進三民主義、捍衛民族文化。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二日,蔣公發表《告全國同胞書》,提出“復興中華文化,造成三民主義新時代,發揚倫理、科學、民主精神,明禮義、知廉恥;貫徹三民主義憲政”,“一齊搶救國家、同胞、文化。”

在台灣還啟動了“復興中華文化青年實踐運動”,制定出“國民生活須知”,對人們的衣食住行諸多生活方面提出基本要求,教化民風,以期弘揚禮儀之邦的文明。經過修訂的“國民禮儀範例”一九七零年正式頒行,把對青年的培養目標擴展為全社會的生活理想。

整理典籍

文化復興運動草創之初,蔣介石事必躬親,在他的督導下,整理了大量古籍;出版中國古代一百位思想家論述;編撰一百位忠孝人物故事。向年輕一代普及傳統精華,前後出版了大量中國古籍書目,如《周易今注今譯》、《老子今注今譯》、《詩經今注今譯》等,還有《白話史記》、《白話資治通鑑》等。

還翻譯了李約瑟著《中國的科學與文明》。抗戰期間,李約瑟在中國考察後提出中國古代“四大發明”,突顯了中華文明在人類歷史中的主導地位。

蔣介石發起的舉凡整理、編印古籍,譯介西方名著,訂定“國民生活須知”、“國民禮儀範例”等工作,均影響深遠。在國內政情趨於穩定下,蔣介石為提高國民教育水準,改進人的素質,推行九年國民義務教育。

給世界希望

西方世界也面臨精神頹廢與文化變異的趨勢,蔣公認為中國的傳統智慧能給世界提供希望。他在一九六八年的一次演講中說:“當此現代世界文化已顯示出若干病象之時,我們更有責任把屬於自己文化中精華的一面發揮出來,知本求本,而加以調整補救。這就是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世界性意義。”(《對五十七年行憲大會紀念致詞》)

一九七零年十一月十二日,蔣公在國父孫中山一百零五歲誕辰紀念演講時說:“國父一生致力於國民革命,原就是要把中華文化,從根救起,再造一莊嚴華麗之新中國。”“我們中華文化,原為東方文化的源頭活水”,“亦為世界創造了精神文明的價值標準”,“而亦使人類進入了‘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的三民主義的世紀!”蔣公堅信,“中華文化是無人可以毀滅的,我們文化復興運動,就是要提醒天下之人心,從打擊中恢復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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