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新聞網2015年10月14日】
趙海燕，女，四十歲，原在新疆環境保護科學研究院綠洲城市大氣環境研究所任副所長，現生活在加拿大多倫多。趙海燕被中共非法勞教兩年，遭受種種酷刑折磨，她的丈夫也受株連迫害。二零一五年八月十三日，趙海燕向最高檢察院和最高法院起訴造成這場迫害的首惡江澤民。
有緣得法修煉
一九九八年十月，我被單位下派到若羌縣進行一年的鍛鍊。到了那裡沒兩天，就在一天清晨，看到一位與我一起下派來的同事在煉法輪功，我也很想學煉，他給了我一本《轉法輪》，我回到宿舍後就開始看書，《轉法輪》中“真、善、忍”的法理深深的吸引了我，使我明白了做人的真正目的是返本歸真，並開始修煉法輪大法。從此，我不斷要求自己同化“真、善、忍”特性，做個好人、更好的人。工作中，不去爭名奪利了，領導分配的任務，我都認真負責的完成；真誠、善良的對待同事們；在單位，我受到從領導到同事的認可，幾乎年年都被評為先進。
限制人身自由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下午，電視鋪天蓋地的污衊和栽贓法輪功後，當晚若羌縣來了幾輛車十幾個人，將我和另一位同修非法帶到當地公安局，並非法沒收了我們的大法書籍及煉功橫幅。
二零零零年二月，我去國家信訪辦上訪，到了國家信訪辦，填寫了相關上訪表格後，就被限制人身自由，隨後押送到新疆駐京辦事處。幾天後單位領導被通知趕到北京，將我帶回單位，受到約一個月時間的非法隔離，由兩名同事日夜監管，沒有任何人身自由，天天都是無休止的談話與施壓，只允許父母來見了我一次，使我的父母為我擔驚受怕。期間兩個領導到北京來回的機票，以及軟禁我租用的房間費用，被要求作為罰款（具體金額記不清了）全部由我承擔。單位發文件將我處分，同時降一級工資，並罰款。
進京上訪後，從此我失去了正常的生活與工作。沒有人身自由，上下班均由單位同事陪同，不能擅自行動。國安、六一零等部門人不斷騷擾我，同時給單位和家人施壓。我的上班工作內容也全被打亂，變成了各種各樣、沒完沒了的談話與被施壓，國安、公安、各級領導、同事，我成了眾矢之的。僅僅因為我作為一個再普通不過的公民，去我信任的信訪辦說了幾句心裡話，我成了擾亂社會治安、危害國家安全的危險分子，還有那頂被以無比惡毒的方式栽贓的“×教分子”帽子。
看守所酷刑折磨
二零零一年二月初，迫於這種無休止的迫害和干擾，我離開單位和家人，開始流離失所的生活。國安、公安等部門的人拿著我的照片全市搜查我，我的先生和同事被連坐，不准上班，每天在烏魯木齊市的大街小巷尋找我成了他們的工作內容。
二零零一年三月，在租住的房屋內，我被七、八個警察非法闖進抓走，被關進了烏魯木齊市六道灣看守所，我的大法書及傳呼機等個人物品被非法抄走。在看守所期間，讓其他人員監視、敵視、侮辱、謾罵我們。期間，我被戴手銬、腳鐐的酷刑折磨二十多天，而且是將雙手和雙腳銬在一起，身體不能直立，行動時只能弓著腰挪著走，而且無法正常行動和生活，包括無法吃飯、無法洗臉刷牙，我的腳腕被壓成了黑青色。為抗議這種非法的刑罰，我進行了八天的和平絕食抗議，這種和平抗議帶來的是五、六人將戴著手銬腳鐐的我壓在凳子上，野蠻的強行從鼻子裡插管灌食，灌完後，我的鼻子裡流出的都是血。
非法勞教兩年
在我本人沒有任何簽字，不承認有任何違法事情，沒有任何庭審的情況下，我被強行非法勞教兩年。在烏魯木齊市女子勞教所六大隊，一進大門，就聽到院子裡獄警不停大聲叫嚷，讓所有人立即回到自己的監室裡，不許出來，關緊門。然後我和其他兩位一起來的大法修煉者，被要求站在太陽下暴曬，不許動一直到晚上。
期間警察指使獄頭將我拉到一間屋子裡拳打腳踢，打得我眼冒金星。當晚，我又被關進一間特製的房子裡，裡邊是由幾個一平方米左右的鐵門牢籠，我被關在這鐵牢籠子裡四天，有勞教人員看著，只能站在那裡，不許睡覺、不許靠牆、不許蹲下，晚上大燈泡開著，連續四天沒有睡覺，偶爾給吃了幾頓飯。
一天晚上，兩個警察將我帶入一個房間，一人用一根高壓電棒，兩根高壓電棒對我進行電擊，用電棒的電擊尖端在我的身上使勁的擰著電，嘴裡還罵著侮辱大法和我師父的話，直至把兩根高壓電棒的電用完了，說是又去充電，讓我等著。高壓電棒電擊的結果是滿身的燒焦的疤痕，兩年的時間，這些疤痕才漸漸褪掉。
在勞教所迫害期間，兩個其他勞教人員二十四小時“包夾”對我控制，限制一切活動，不許和別人說話，包括上廁所這兩人都一左一右跟著。同時幾乎天天被帶去看污衊和栽贓大法的錄像，進行精神折磨和摧殘。
面對這一系列對我的迫害，我又絕食抗議，絕食期間還被拉到太陽下走步暴曬，以致我暈倒在地，當晚，當時關押我的烏魯木齊市女子勞教所六大隊的隊長，將我叫了去，讓五、六個獄頭將我打倒在地，壓在我身上，捏著鼻子，掐著腮幫，撬我的嘴，強行給我灌食，食物一下堵住我的氣管，使我又憋又嗆。
洗腦班迫害
二零零一年七月底，直到九月底，兩個月的時間裡，我被從勞教所帶到了洗腦班，同樣有兩人對我進行“包夾”隨時跟在左右，不許我們法輪功學員相互說話。每天看污衊和栽贓大法的錄像，並進行威逼利誘，利用家人的工作，孩子的上學，還有判重刑等手段威脅恐嚇。
歧視
二零零三年勞教結束後，我參加了全國統一的研究生考試，報考北京大學物理學院，經過初試、複試，在要錄取時，調走我的檔案後，發現我的檔案記錄我修煉法輪功，就將我檔案退回，不予錄取。
監視和騷擾
從勞教所出來後的十多年間，國安、公安和“六一零”經常到單位騷擾我和我的先生，不斷給單位施壓。公安機關要求單位對我的住址、電話和QQ號上報並進行追蹤更新，甚至我丈夫的手機號和QQ號也被要求提供給公安機關進行監控，使我沒修煉的丈夫也在這十幾年中生活在被監控的陰影下。
單位成立了近二十人的龐大的所謂“幫教小組”定期給我開“批鬥會”施壓，並定期向省“六一零”匯報我的情況。同時，安排同一辦公室的同事監控我的一舉一動，連接電話都要進行盤問後才允許我接。還使用卑鄙可笑的手段，要求我的丈夫進入所謂“幫教小組”，監控我，並給他們匯報。有幾次，我的丈夫和一個同事在所謂的“幫教小組”會議上，覺得給我打擊報復、栽贓陷害太過分了，替我說了幾句公道話，被單位書記叫去，告訴他們不要坐錯了板凳，擺錯了位置，站錯了隊。每逢所謂敏感日，丈夫和我就會被叫去談話，並要求不准隨便外出。
二零一三年底，周圍幾位同修接二連三被抓、被送“洗腦班”，同時單位領導也接到國安部門的施壓，領導不斷找我的丈夫和我談話，監控名單上面的人（我的名字在名單裡）要加強監管。並有可能被再次送“洗腦班”。儘管先生沒有修煉，這麼多年在國安、公安、單位各種壓力中承受著，他害怕我再次被關押受酷刑折磨，女兒得不到媽媽的照顧與關愛，於二零一四年六月帶著我們被迫離開中國，來到加拿大。離開中國後，單位迫於壓力在當地《烏魯木齊晚報》發表通告將我們登報開除，使我們的名譽受到嚴重損害，並扣發我和先生二零一四年工作半年的獎金約十萬元。
就在前幾天，二零一五年八月五日，我父母還受到來自他們社區的人的騷擾，要求父母提供我的情況。
綜上所訴，被控告人江澤民自一九九九年四月以來至今，作為前中共中央主席、國家主席，以個人意志，利用公共權力，利用“六一零”非法恐怖組織及包括軍、警、公、檢、法、司、國安、外交、新聞、政法委等各級黨政機構在內的整個國家機器，一手挑起、煽動、策劃、組織並推動實施了一場對上億法輪功修煉者群體大規模的、系統的、長期的滅絕性迫害，侮辱誹謗陷害法輪功修煉群體，任意踐踏中國的憲法和法律，利用輿論工具大規模地進行挑動仇恨法輪功的煽動宣傳，驅使各級政府的官員、公檢法人員、企事業單位管理人員，參與迫害法輪功修煉者，給我個人和家人造成了極大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