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新聞網2016年04月23日】
湖北省咸寧市咸安區三六電機廠退休職工、法輪功學員羅瑛，曾因堅持對法輪大法的信仰，多次被中共迫害。二零一五年六月，羅瑛加入訴江大潮，控告迫害元兇江澤民，控告書被最高檢察院和最高法院簽收。
羅瑛女士學了法輪功後獲新生，但在江澤民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對法輪功發起瘋狂迫害，在全國範圍內推行其“名譽上搞臭、肉體上消滅、經濟上截斷”、“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殺”的指令後，羅女士受到殘酷迫害，曾遭受了八次非法關押、二次非法勞教、二次非法關押到洗腦班、四次非法抄家，劫走了很多書籍、電器。她說：當時我的小兒子十一歲，一個人在家呆了一年八個月，我由於被非法關押而不能照顧小兒子。這是虐待兒童的犯罪行為。迫害給家人和親朋好友造成了精神上、肉體上、經濟上非常大的壓力和損失。
以下是羅瑛訴述的控告事實和理由：
我是羅瑛，原咸寧市咸安區三六電機廠退休職工，女，六十三歲，在煉功前，我患有風濕性心臟病，夏天不能穿裙子和短袖衣服，不能喝冷水，不能吹電風扇，旁邊有人吹風扇，我自己就感到寒冷刺骨；還有長期失眠症，經常到醫院診治，是有名的“藥罐子”，西藥、中藥和民間偏方都吃過了，但是沒什麼效果，把家人拖累得很厲害，我的丈夫為此積勞成疾，於一九九四年正月去世，把四個孩子留給了我。
我身體本來就差，還要照顧四個孩子，真是苦不堪言。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學法輪功後，疾病一個月不到就不治而愈了，身體健康，家庭和睦，道德昇華，覺得能得到法輪功，內心感到實在是太幸福了，從此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做好人。孩子們看到我的變化，就鼓勵我說：“媽，真善忍好，你就堅持好好修。”他們都看了大法書，大法在他們心目中紮下了根，知道做好人。
一、到北京上訪被迫害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三六電機廠廠長嚴良成（男，六十五歲）、保衛科科長、黨支部書記夥同咸安區南山派出所警察，要我寫所謂“保證”、交書。我就寫了法輪功如何好的內容給了保衛科。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八日，我借了三百元錢，和其他法輪功學員乘火車到北京上訪。當車快到鄭州車站時，被乘警發現了我們是法輪功學員，就在鄭州車站被趕下了車，送回武昌火車站。十二月十九日晚上，被送回咸寧市看守所非法關押。
在看守所，獄警曹迎九（女，四十多歲，看守所女獄警）抓住我的頭髮，往牆上撞；逼迫我寫放棄修煉的所謂“保證”；當我絕食反迫害時，曹迎九就和獄醫李國彬（男，五十多歲）對我進行野蠻灌食：先把雙手銬上，按頭的按頭，按腳的按腳，按腰的按腰，按肩膀的按肩膀，讓人動彈不得，再用一米五長、指頭粗的橡皮管，從嘴插入；如果不張嘴，就用鉗子來撬開，或者從鼻孔插入。曹迎九還打過我耳光；在冰天雪地裡，曹迎九還逼我到放風場上凍好幾個小時；曹迎九還逼我下跪……
二零零零年五月，在看守所非法關押了六個月後，家裡被敲詐勒索了很多錢（勒索了三千元），我才從看守所出來。
二、咸寧市拘留所洗腦班對我的迫害
二零零一年正月十四日，咸寧市公安局副局長鄒衛國、南山派出所警察和我的單位設下騙局，在單位董永祥（男，六十多歲，原工會主席，分管迫害法輪功）擔保的前提下，要我到派出所去問話。我以為是真的，就去了，結果被劫持到咸寧市貓耳上拘留所洗腦班遭受迫害。
在洗腦班，咸寧市咸安區國保科盛和保（男，六十多歲）說：“鄒局長對你們多好，年沒過完……把自己家中的錢拿出來墊上，還在正月十五包餃子給你們吃。”我識破了他們的偽善和欺騙，就說：“我們不吃你們的餃子，我們要回家裡吃。”在洗腦班，惡人每天放抹黑法輪功的錄像、看山東省轉化了的人的所謂“現身說法”、強迫寫轉化材料，每天到晚上十二點還不讓人睡覺。我和另二個法輪功學員（皮媽和李紅荷）就很堅定，不放棄信仰。惡人就採用各個擊破的辦法，想把我們三人分開非法關押，我們三人堅決抵制迫害。
在洗腦班，鄒衛國逼迫我們轉化，我們不轉化，後來，他遭惡報了。在洗腦班期間，他頭痛得厲害，他家裡煤氣管道發火了，把他的妻子的臉燒了。在我被非法關押期間，鄒衛國還到我家裡胡說，欺騙我只有十一歲的小兒子；還把我的小兒子帶到洗腦班裡，讓他在那兒吃飯，欺騙小兒子，用偽善來欺騙青少年、毒害學生。十三天後，我才被放回家。
三、咸寧市貓耳山看守所對我的迫害
從拘留所洗腦班回來後，我就開始做小生意，為了養家餬口，我做小本生意，賣餃子。
四月十四日，我照常出去賣餃子，餃子賣完後，我剛收拾好東西回家，南山派出所顏所長（男，三十多歲）就到了，要我到派出所去。我不去，顏所長就說：“你是反革命。”顏所長找到單位的董永祥，強行把我綁架到南山派出所。當時，我正在做小生意（賣餃子）。我想收拾完東西，這些警察都不准。真是做好人都難，他們挑起家人對法輪功學員的怨氣，讓法輪功學員的家庭不和。這是中共歷來整人的惡招，使用的是邪黨基因“間”字訣，想從法輪功學員及其家屬內部挑起矛盾。晚上我被非法送到咸寧市貓兒山看守所。
鄒衛國帶著一伙人闖入我家中，到處翻箱倒櫃，把我家的柜子也打壞了，搶走了我的很多法輪功書籍，逼供我承認自己寫過給他們和咸寧師專學生的勸善信，逼供我承認筆跡和手印是自己的。
在看守所期間，“五一”到了，警察們為了自己過好節，就給一批法輪功學員灌食。灌食時，他們把一個法輪功學員綁在老虎凳上灌食；還有一次，看守所要用兩輛車送四個法輪功學員與犯人到湖北省獅子山戒毒勞教所。去之前，看守所給幾個法輪功學員灌食。吳宗斌帶著獄醫李國彬等八個男警察，給法輪功學員野蠻灌食。李國彬指著我說：“今天把這個死老太婆好好灌一下。”指導員吳宗斌走到我跟前，拍著我的肩膀接著說：“老羅，今天就從你開始灌食。”後來灌食迫害的陰謀沒有得逞。
非法關押二十天後，警察就把我送到湖北省獅子山戒毒勞教所非法勞教一年。
四、湖北省獅子山戒毒勞教所對我的迫害
二零零一年五月四日早晨，正在洗臉，突然二個背槍武警闖入監號中，把我從看守所架出來到前大廳。我看見幾道門沒鎖，是敞開的。過半小時後，鄒衛國及其他人好像想起什麼似的，鄒衛國指著我說：“誰叫你們把她放了？”接著幾個武警就送我到外邊去上車。我一見要上車，就問車上負責的盧成興指導員（男，五十多歲），這是去哪兒？原來是副局長鄒衛國派盧指導員和二個武警送我到湖北省獅子山戒毒勞教所。我想，我不能去那裡，我要回家。結果，勞教所以“身體不適”拒收，邢所長（男，四十多歲，咸寧市貓耳山看守所所長）就打電話請示鄒衛國副局長，“勞教所不收，怎麼辦？”鄒衛國強烈要求勞教所收下，但是勞教所不收，邢所長就只好把我帶回咸寧。
在路上，邢所長就把我帶到好幾個監獄送其它監獄，一直挨到天黑了。邢所長等警察就上餐館吃雞湯，順便就要我吃點。我不知是計，就吃了一點湯，警察看到後很高興，就把我關進咸寧市貓耳山看守所。我在看守所裡每天高呼：“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並高聲背誦《論語》和《洪吟》，每天煉功。
過了四十天後，咸寧市看守所獄醫李國彬和曹迎九再次送我到湖北省獅子山戒毒勞教所，勞教所還是不收。李國彬就開後門，要求勞教所收下。當時勞教所就說“暫時收下。”結果，我就在勞教所裡被非法關押了十個月。
剛一進勞教所，正好是吃飯時間，飯已經拿來了，但不准吃。把我帶到一樓，那屋裡有刑具，一下上來八個高大個男警察，把我按倒在地上，用二根電棍電擊我，全身打個不停。
在勞教所期間，當我打坐煉功時，吸毒人員包夾馬上報告了高旭梅（女，三十多歲）隊長。高旭梅隊長就把我叫到辦公室，不斷訓斥我，並長期罰站軍姿，要背監規、貼牆、一條腿站立，一條腿翹起，長時間保持一個姿勢，不准動。特別是貼牆，邪惡至極。方法是：用五張紙，頭、二個腋窩、膝蓋之間、背部各一張紙，夾緊，一站就是幾個小時；如果發現有紙掉了，就要被毆打；有一次，高旭梅指使包夾毆打一法輪功學員，我就出面制止。高旭梅隊長就給我戴手銬，吊銬在鐵門上，並調來五、六個男武警，手拿著電棍，又要電我。看到我很善良後，就說了句“還蠻善良吶”，就轉身走了。
到期的那一天，二零零二年四月十三日，咸寧市公安局鄒衛國和我的女兒、外甥等上午九點就來接我回家，但是勞教所一直不放人，還想給我加期，一直到下午四點才放人。在勞教所期間，獄警能毫無顧忌地迫害我，其背後有獅子山戒毒勞教所“六一零”江成方（男，五十多歲，後來任湖北省洗腦班黨委書記）的指使。江成方還威脅我說：“你要不轉化，對你小兒子不利。”其意思就是要對我的孩子加以迫害，其邪惡至極，可見一斑。
五、咸寧市貓耳山看守所對我的再次迫害
二零零三年十月份，正值中共邪黨“十六大”期間，由於咸寧市公安局副局長鄒衛國對當地法輪功學員說我已經轉化了說了什麼，我覺得鄒局長的這種說法干擾了法輪功學員、欺騙了法輪功學員，誤導法輪功學員怎麼做，實質上我沒有轉化。我就去鄒衛國的家裡去講真相二次。第一次，鄒衛國不在家，他的妻子在家；鄒衛國就用電話叫看守所獄警曹迎九送她回家；第二次，鄒衛國恰好在家，但是，鄒衛國不但不聽，反而叫“110”來綁架了我，鄒衛國還叫警察毆打了我（扇了一耳光，踢了一腳），並把我直接送到咸寧市貓耳山看守所非法關押二個月。在看守所期間，我出現“高血壓”的症狀，後來又出現“抽筋”的症狀，知道年底快過年了，我才被放回家了。
二零零四年四月份，我正在家裡洗被單，家人接到單位的電話，是單位保衛科科長馬衛華（男，三十多歲）打的，說是廠長要找我。善良的我信以為真，就放下手中的被單，去廠裡了。一到門衛室門口，我沒有看到廠長，但卻看到了很多不認識的人，我認出其中一個人是派出所的，我感到不對勁，就掉頭走，但是卻走不了了。他們一伙人馬上圍上來，將我攔住，並開車過來，把我綁架到車裡。我問他們到哪裡，他們說“到湖北省學習班（實質是洗腦班）”。我就不斷地高喊“法輪大法好”，同時調整好我自己的心態並向他們講真相。
一進洗腦班，惡人就對著我照相，我就抵制不讓照；洗腦班裡的“猶大”就圍上來，問是不是累了？到床上休息吧？我就說：“你別管我。”看到我趴在桌上，猶大就來問：“是不是不舒服？我去給你叫醫生”。我就讓她叫醫生去了。結果獄醫就來了，給我檢查身體，也不知道叫什麼病，就叫“快送醫院搶救”。洗腦班的人就跟著到醫院了，看到這個情形，洗腦班的人到上午十一點多就溜了，洗腦班拒絕收我了。我就隨著回家了。這次洗腦班還要我單位出三千元錢，並從廠裡抽了一人去做所謂的“陪教”。
六、湖北省沙洋勞教所對我的迫害
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份的一天，我去咸寧師範專科學校，邪惡之徒就跟蹤我；在回來的路上，在咸寧高中門口，咸寧市咸安區國保大隊隊長曾國華帶幾個警察就綁架了我，把我帶到國保大隊非法審訊，並非法搜身，強行拿走我的鑰匙，到我家非法抄家。回去後，就把我非法送入咸寧市貓耳山看守所，我一路上高喊“法輪大法好”。
在看守所非法關押二十天期間，我每天高喊：“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每天煉功；還跟人講真相。有一次，看守所來了九個人，是一家人，屬於煙販子，重刑犯，長期在鐵路上作案，他們感到沒希望了，其中一人用頭撞鐵門，口吐白沫，不省人事。夏征彬就對我說：“老羅，這個人交給你了。我去找醫生”。他去找獄醫，獄醫卻遲遲不來。我就高聲喊“法輪大法好”，請師父幫助。旁邊的吸毒的女牢頭就說：“你還來湊熱鬧，不要喊。”話音剛落，這個女人身體立即就震動了，就連說兩句“你快叫她喊法輪大法好”。這說明此女人已經受益於法輪功了。因為這個人平時只相信“人昏迷時，掐人中才能奏效的”。但是，這次掐人中，卻沒見效；是“法輪大法好”救了她的命。等到獄醫和夏征彬獄警來時，她已經好好的了。從此，這個監號（包括煙販、毒販、吸毒犯、殺人犯等）都喊“法輪大法好”，並從此改過歸正，回歸正道。我在監號裡煉功、學法，都是堂堂正正的，獄警和牢犯們都不再干擾了。
二十天後，我就被非法勞教三年，咸寧市咸安區國保大隊黃順安（男，四十多歲）就把我非法送往沙洋勞教所迫害。
在九隊，獄警要求我背隊規，我不配合；包夾（勞教所裡的女勞教人員，如吸毒、販毒等，專門有警察抽來迫害法輪功學員的，一般都是心狠手辣的變態人）要毆打我，我就抵制；對這裡的一切活動，如喊報告、跑步、轉化等，都是堅決抵制的。獄警怕我再次喊“法輪大法好”，影響其他法輪功學員，就在第二天轉到了勞教所的醫院裡。
在醫院裡，我高喊“法輪大法好”和“真、善、忍好”，沙洋勞教所“六一零”（專司迫害法輪功的專門機構，凌駕於法律之上，只聽江澤民的指揮）的一個男人就毆打我，扇耳光，把嘴打出血了；兩男兩女把我的雙手反綁起來，準備注射藥物；我就極力反迫害、不配合，結果沒綁上，結果注射藥物的迫害陰謀沒有得逞；“六一零”頭目說：“快要死的人，怎麼還有這麼大的勁？”獄警不讓包夾抽菸、賣衛生巾等，以引起包夾的怨恨，好利用包夾來把她們的怨恨發泄到法輪功身上，藉此來瘋狂迫害法輪功學員。每天，把已經寫好的“轉化書”念給我聽，逼迫我轉化，我全力抵制；包夾還不讓睡覺，熬夜等等，她們把氣出在我身上。
在勞教所的第十五天，沙洋勞教所打電話要咸寧去接我，咸寧市咸安區國保隊的黃順安就來接我回家。黃順安來後，要我保證回家後不再出去講真相。我說：“不可能。你不接我，你可以走了。”三六電機廠保衛科馬衛華（男，三十多歲）就簽字與勞教所結帳。我回家後才知道，黃順安在家就敲詐勒索了我家人的三千元錢。
回家後，黃順安二次打電話騷擾。電話是我自己接的，問他打電話找誰？他說找我；我就用第三人稱的語氣問他：“找她幹啥？”他說找她上街。估計是黃順安沒聽出我的聲音，我就繼續說：“你是個男人，找女人上街什麼意思啊？”結果他無言以對。以後就再不來電話了。
七、再次被非法關進拘留所
二零零八年七月的一天上午，正值北京奧運之前，我和三個法輪功學員到賀勝橋講真相，一家人明白真相後，隔壁的一個老太太也來聽真相，也接了法輪功的小冊子，回家時被不明真相的媳婦說了一頓，罵了一通，老太太就返回想把真相資料退給法輪功學員，剛好碰到賀勝轎車家村的隊長（男，四十多歲）。他剛從賀勝橋派出所開完會回來，會上曾布置上級要求抓捕法輪功學員的任務。那時我們還沒有離開那裡。當得知這裡有法輪功學員在發真相資料後，他一邊主動打電話給賀勝橋派出所，一邊說想聽真相。其實，聽真相是假，想拖住我們是真，等待派出所的警察來抓人。我們就真的給他講真相。
我們正在給他講真相時，一輛警車停在了我們身邊，要我們上車。我不上車，那個誣告的隊長要打我，說：“你不上車，我就打死你。”到了賀勝橋派出所後，他們就非法審問我們，我們不配合。他們就打電話，請咸寧市咸安區國保大隊來人。咸寧市咸安區國保大隊曾國華帶幾個警察去了，一看是我們，就認出了我們。當時我高聲喊“法輪大法好”，曾國華就大聲罵我們。曾國華交代要派出所送人後，就開車跑了。當晚八點左右，派出所警察就把我們送到咸寧市貓耳山拘留所非法關押。在車上，我們給警察講真相，其中有些人明白了。
在拘留所裡，咸寧市咸安區國保大隊的樊忠（男，三十多歲）非法提審我，並揚言要送我非法勞教，國保的陳某某（男，五十多歲）司機還罵人。我們不斷地給那裡的獄警講真相，救度眾生，很多人都明白了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