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新聞網2016年12月08日】
吉林省德惠市六十一歲的法輪功學員白瑞松原本是助理工程師，有一個幸福的家，特別是修煉法輪大法後，妻子劉鳳雲的阿迪森氏病也得到了康復。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澤民發動了對法輪功的瘋狂迫害，在其“名義上搞臭，經濟上截斷，肉體上消滅”“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殺”的指令下，白瑞松身受其害，三次被勞教迫害；妻子劉風雲被非法判刑兩年，二零一四年底被迫害致死。
二零一五年五月中國最高法院宣布“有案必立，有訴必理”後，白瑞松控告元兇江澤民。法輪功學員訴江，不僅是作為受害者討還公道，也是在匡扶社會正義，維護所有中國人的做好人的權利。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後，江澤民瘋狂發起對數以千萬計堅持信仰“真、善、忍”的中國法輪功學員的迫害，致使億萬修心向善的民眾及其家人被捲入長達十七年的浩劫之中，眾多法輪功學員遭受酷刑折磨、被活摘器官，及被其它方式迫害致死等，並造成現在社會道德急速下滑，社會秩序混亂，經濟下滑，尤其是司法系統的混亂黑暗。
至今二十多萬名法輪功學員及家屬將迫害元兇江澤民告到最高檢察院、最高法院。下面是白瑞松在控告狀中陳述的部份事實與理由：
我的第一次被非法拘留是在一九九九年七二零，江澤民發起了對法輪功鋪天蓋地的迫害。不久，妻子劉風云為了還大法一個清白，毅然進京上訪，在北京被抓進看守所。一天傍晚德惠公安局國保大隊張慶春（此人遭惡報已死）帶領一群國保大隊的人非法將我綁架到公安局，家裡扔下年僅六歲的女兒白賀一人在家。他們為了達到拘留我的目的，打電話將我單位的車間主任魏士軍叫到公安局，叫他到我家把孩子帶走，儘管孩子死活不跟他走，但他們仍強行拘留我十天，就在我被非法拘留期間，振興所警察從我家裡又抓走多名照顧孩子的法輪功學員，有的被拘留，有的被勞教。其中一名被勞教的法輪功學員在看守所被惡警用小白龍打了五十棍，整個後背被打爛。
第一次被非法勞教
二零零零年五六月份，一天，汽車鉸鏈廠的車間主任徐有才和新來不久的副主任曲星石找到我的家，對我說你跟我們去單位一趟，經委的王紀林主任要找你談話，並說外面有單位派來的車。我到了單位辦公室看到副廠長初萬先、廠長閆文征和經委的王紀林主任，還有一個跟王紀林一起來的在做筆錄，王紀林問：你能不能保證不進京上訪。我說我沒有必要對你保證什麼，再說我也沒犯法。話問完了，筆錄也做完了 ，王紀林說那你回去吧。
我一回到家，發現門是開的，滿屋裡全是振興派出所的警察，其中有派出所的指導員徐金龍、孫曉光等人，他們把我直接綁架到拘留所後又關進看守所。
在看守所一進新生班就被馬力忠（德惠人，敲詐犯）從頭上灌下了三盆涼水。到了晚上，聽到鋪頭罵馬力忠：“那一盆洗腳水怎麼不往你自己腦袋上澆，你真不是人。”不久我又被綁架到九台勞教所勞教一年。
在九台勞教所被強制勞動，挖溝抬大石頭，乾的全都是超體力勞動，還要強迫洗腦。強制轉化，一年後，回到家，單位副廠長初萬先受振興派出所指使，要求我繼續上班，並強行要回了我的勞教決定書，為的是銷毀迫害罪證，同時也是為了拒付非法勞教時期單位發放的工資。
第二次被非法勞教
在二零零一年，當時我正在家中，振興所徐金龍帶領一群警察再一次將我綁架，綁架的理由僅僅是懷疑我在牆上寫了“法輪大法好”。在拘留所裡，一天，拘留所的頭頭和610的頭頭還有公安局長共三人把我叫出來談話。當時我問了一句話，你們為什麼只抓法輪功，那些寫廣告的你們為什麼不管？結果被公安局長郭廣田（此人原在德惠交警大隊）狠狠打了三個耳光。下午刑警大隊的白慶瑤（此人原在法制科，專門往九台勞教所送人的）和另一惡人在拘留所趁我不備將我雙手反剪，狠狠用手銬銬住，綁架到九台勞教所，非法勞教兩年。
在九台勞教所，我因反迫害絕食，被灌濃鹽水，因反對教育科造假（每天大量的寫同一樣的答卷，不寫姓名）被關進嚴管，被惡警郭一平和另一惡人（犯人）將我帶到管教室，關上所有的門。將我的雙手反銬在暖氣管子上，用半米長的電棍電我的嘴和頸部，導致手和暖氣管子之間發出陣陣火花，直到我高喊“法輪大法好”，惡人才停止電擊。
二零零二年六月初，九台勞教所的警察又在圖謀對法輪功學員又一輪更大的迫害。六月二號，曹隊長帶著一些法輪功學員和普教在勞教所的院外強迫鋤地，領隊的記錄者（德惠小偷，姓張）故意找碴連續打了好幾個法輪功，我也被打了，曹隊長還說不轉化就打。我憤而闖出勞教所，下午在回家的路上被設卡抓回，關進嚴管，當天晚上將我的雙手用手銬銬在床的兩邊。不久我身上長滿了疥瘡，渾身就像花斑豹，手腫的就像饅頭，就是這樣，警察還強迫我挑瓜子。惡警唐波還以完不成任務每次加期十天。連續加了好幾次，最後非法加期半年。
由於九台勞教所惡警將一名松原法輪功學員迫害致死，明慧網已曝光，一天勞教所的頭頭到舍內視察，我問了一句話：“既然勞教所是人民內部矛盾，為什麼把人活活打死？”警察因此恨之入骨，為了報復，指使馬殿霜（公主嶺小偷）陷害我，一會從門外進來說：他在煉功，快去報告，出去一會回來又說：他閉眼睛在發正念，轉身又去報告。由於馬殿霜積極陷害法輪功，得到了高科的賞識，但不久就遭報，表現上他背後罵警察劉希多是社會流氓，被犯人報告大隊將他關進教育大隊嚴管，他們也去取證關於馬殿霜迫害法輪功學員的種種惡行，並寫了證實材料。但不久馬殿霜在嚴管就放出話來，法輪功誰誰寫的證實材料我看過了，怎樣怎樣寫的，惡警給他看的目的是製造他們對法輪功學員的矛盾和仇恨。同時參與迫害的勞教人員還有榆樹的羅樹立等人。
又過了不久，一天晚上八點左右，我突然被帶到一大隊並嚴管起來 （嚴管大隊在教育大隊），一大隊新來的教導員李勇是剛剛從前院辦公室調來的，我在一大隊被關了一個月，李勇調走時，我就又被帶回四大隊，回來後，榆樹的吳東峰故作神秘的對他說，這次關你是有人舉報你要逃跑。後來我問高科為什麼把我嚴管，高科卻說不出什麼原因。
到了二零零四年就是算上被非法加期也快到期了，陷害的材料也湊足了，一天我突然被銬上手銬帶到前樓的一個地下室，幹事拿出早已準備好的厚厚的一摞不知什麼材料，讓我承認，他們還打了我，並用電棍電我。對於他們的陷害當然不能承認，於是我就被關進了前樓的籠子裡，當時被關的還有松原和吉林的法輪功學員，這次高科故意沒有露面。
九天後，我被放出勞教所一走出大門，就被推進早已等在那裡的610汽車裡，直接開往興隆山洗腦班，當時車裡有德惠振興所的警察孫曉光、經委和610的人。在洗腦班一關就是一個月，由於我不吃飯，一天，洗腦班的獄警沈全紅對我說，我們樓下研究了，決定對你打針（注射不明藥物）治療，下午他們給我打了吊瓶，不可思議的是打上吊瓶後，惡人突然拿出錄像機對我錄像。沈全紅則坐在床邊擺出一副對我關心的姿態，錄完像後沈全紅說我表現好（沒反抗），獄醫梁奇也說不用打了，就把吊瓶拔了。第二天小便時，就發現便中有血塊，正如明慧網報導被打毒針的症狀一樣。快到一月時，我大便時開始便血，同時惡人認為他們也達到了目的。二零零四年的四月，德惠610辦公室主任李玉科和汽車鉸鏈廠的工會主席杜寶軍把我接回。臨走時沈全紅對我說：上面決定你回去以後就把你媳婦抓來。並威脅我說：不許把這裡的事情說出去，我家很多人都在德惠公安局，別說到時候找你算帳。
順便補充一點；在九台勞教所當時我和所有的法輪功學員一樣，都被集體採血化驗並存檔。
回到分別三年的家，四壁空空，灰塵很厚，妻子和女兒早已不知去向，鄰居告訴我由於振興所警察老去騷擾，孩子被嚇的不行，幾年前是我們幫她們搬的家，大概就在鐵路小學附近，經多方打聽，終於在鐵路家屬樓找到了她們，這期間她們已經搬了好幾次家，因為沒錢她們是和別人合租的房子，她們租的是外屋。為了生活，我就在大華附近的酒廠找了一份工作（燒鍋爐）。
第三次被勞教
同年的十二月十四日。那一天我們一家人在家，國保大隊的毛春生領著附近派出所的警察敲門，捂住門鏡不讓屋裡向外看，說是查戶口的，由於沒給他們開，他們非法撬開門並將我們再次非法抓捕並抄家，還打傷了我。
綁架到國保大隊後，當天晚上國保開始加班，葛旭全和另一瘦高個長臉的女惡警閆斯琪負責非法審問我。整個晚上我的雙手都被反銬著，他們不讓我閉眼睛，葛旭全還用裝滿礦泉水的瓶子抽我的臉，往臉上噴水。國保大隊的女惡警閆斯琪用膠帶粘我的眼睛和嘴，用尖頭皮鞋踢我的前胸，還撕碎了棉坎肩。
第二天上午八點左右葛旭全整理完材料後將我非法關進看守所，幾天後一個警察竟然拿著厚厚的材料來看守所提審，他自稱是岔路口派出所的，把我叫出去也沒問什麼寫了幾行字就走了。我看到厚厚的材料中工作單位一欄寫的是無職業。還有一張照片照的是我家的床，他們把被子弄亂，立一張紙牌，上寫“白瑞松家”，目的險惡。
不久，警察再一次將我非法勞教兩年。
在九台勞教所，惡警趙鳳山故意對我說，你們這批法輪功都是農村派出所湊名額抓來的。在那裡我被分到嚴管大隊，後又把我分到高科所在的大隊，在那裡每天用包夾看著我。不久，我大便開始便血 ，在這期間，我還遭到邪惡的多次陷害，或是借刀殺人，或是把名聲搞臭。而這一切都是警察在我便血最嚴重期間乾的。
由於失血嚴重，我就是披上被子也冷的打哆嗦，為了應付一下，警察將我的雙手銬上由張小隊長和王大鼻子（獄醫）將我帶到郊區的一個醫院（人民醫院）的腦外科，大夫說便血應該到隔壁的肛腸科去看，王大鼻子說那的機器壞了，就在腦外科找了一個大夫在病志上寫了不知一些什麼應付一下就回來了。便血期間，勞教所不給治療，一拖再拖，高科還說我跟他較勁，甚至強迫我挑瓜子，叫我出去陪他打桌球，目的是說我裝病。到了第八天，那個叫張什麼鵬的小隊長對我說你要還便血我們就領你上醫院去看，但得你自己花錢。結果一看便池裡全是血，只好把我帶到長春的醫院去檢查，用的是我哥哥從家裡寄來的錢。在醫院裡檢查時，大夫讓高科出去，高科說他是罪犯我得看著他，我說我不是罪犯，我是法輪功，大夫說原來是法輪功啊。
妻子被迫害致死
熬過了兩年的勞教生活，大難不死，可是一到家，聽到的卻是妻子被抓進看守所，孩子被送進萬興學校監視居住的噩耗，當時萬興學校已放假，當我提出要見孩子時，國保大隊指導員趙玉傑說學校給她找了一個好老師給她補課，並說要見孩子得請示張慶春，最後說張慶春不同意，不讓我們見面。幾經輾轉，我找到萬興學校的校長，他說我做不了主，那個送她來的國保警察說了任何人和她見面，必須經過他們批准，最後校長給610打了電話，610辦公室主任李玉科讓交押金才可以見面，我說我沒有錢，最後李玉科讓我寫了一個把孩子送回來的所謂保證才讓見。見到孩子，才知道國保在撒謊，原來孩子是由看門人（此人名叫王勇成，原化肥廠職工）的老婆看著，她也不是教師，也沒輔導功課。
從九台回家的第二天，我到振興派出所要回被他扣留的身份證，孫曉光說丟了，讓我重新辦理新身份證，同時為了繼續陷害我，振興派出所的警察許鳳偉就拿出一個空白的法輪功重點人物檔案急不可待的要取我的雙手指紋，給我立案，並要回了勞教決定書，目的是銷毀迫害罪證。
為了妻子劉風雲奔走找到國保的張慶春向他說明劉風雲的病情，提出保外就醫的要求時，第二天許鳳偉就找上門來威脅說：算了吧，這麼大歲數，再進去也折騰不起了。後來劉風雲被非法判刑兩年。我就給白鶴也辦了轉學並接回了家。為生活我開始在家做沙發賣，一天我出去買菜時，惡警王在先和許鳳偉闖到我家，王在先對我的鄰居說：聽說他最近又出去活動了，鄰居說他每天在屋裡做沙發從不出門，只有買菜才出去。王在先一看陰謀沒得逞，臨走時對鄰居說你給我好好看著他，有什麼情況給我們打電話。我買菜一回來鄰居就把情況告訴了我。
熬過了兩年，劉風雲出獄回來，人已被迫害致殘，由於長期強迫坐小板凳洗腦，整個脊椎嚴重變形，已成了廢人。但畢竟一家人能團聚了。據劉風雲講，當時在監獄裡長期營養不良，家裡又無錢可寄，她們就把別人吃香蕉剩下的香蕉皮切碎吃掉，或把雞蛋皮壓碎吃掉。
人是接回來了，但是迫害並沒有停止。才到家不長時間，站前所的黃顯峰和另一個警察就找到劉鳳雲無恥地向她要回判刑的證據，劉鳳雲說早就沒了，警察沒辦法，悻悻而歸。
同年的七月二十二日早五點，來了兩個女人敲門，後面還跟了一個穿警服兩個穿便服的男人，由於沒敲開門，又轉到後院，和鄰居說了一會話才走。據鄰居講他們是站前派出所的人。一天傍晚，站前派出所警察帶著照相機、錄像機開著警車再一次闖家，抄了家，還綁架了劉風雲，給白賀造成了巨大的驚嚇。幾天後劉風雲被抬回幾乎奄奄一息，可就是躺在炕上不能動的期間，站前所的惡警仍來家騷擾。
那個地方實在住不下去了，後來我們就搬到了街裡，但迫害仍沒有停止，據鄰居講經常有警察來樓區騷擾，有時是敲門，有時是在樓道裡或樓下。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再一次被抄家綁架，在拘留所拘留十五天後又關進看守所，最後倆人以取保候審的方式被家人接回。
一次又一次的迫害，使我們的身心受到嚴重的摧殘，劉風雲已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六日晚十點五十分悲慘離世。她死時兩眼不閉，這是對江澤民迫害法輪功學員的血淚控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