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新聞網2017年02月06日】
章伯鈞被劃為中國頭號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圖為反右運動中，交通部職工在批判當時該部部長章伯鈞。（網絡圖片）
在中共的語境下，“民主黨派”指的是除中共以外八個參政的政黨的統稱，即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革）、中國民主同盟（民盟）、中國民主建國會（民建）、中國民主促進會（民進）、中國農工民主黨（農工黨）、中國致公黨、九三學社和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台盟）。說得好聽的這八個參政黨，在中共一黨專制下，無疑只是花瓶而已，因此它們又被稱為“衛星黨”。
這些“衛星黨”在中共建政前後為中共實施統戰發揮了不小的作用。然而，它們雖然被中共稱為“肝膽相照”，雖然為中共立下了大功，但它們卻在中共掀起的政治風暴中，不能倖免。特別是在文革中，包括大批民主黨派高官、工商業者上層代表人物以及少數民族、宗教、華僑的頭面人物，非黨高級知識分子等都被抄家、被揪鬥。
本系列盤點那些曾一心追隨中共但卻被中共迫害的民主黨派高官和知名人士。本篇說的是民盟中央的高官們和知名人士。
民盟，1941年3月在重慶由國民參政會上一部分無黨派和中間黨派參議員張瀾、黃炎培、沈鈞儒、羅隆基、章伯鈞等發起，主要由從事文化教育方面工作的社會精英階層所組成。初名為“中國民主政團聯盟”，其成立後即與中共協商合作。1944年，改名為“中國民主同盟”。在抗戰勝利後的國共談判與內戰過程中，所有民主黨派中唯有民盟支持中共最賣力，一邊倒向了中共，全力反對國民黨，支持共產模式，為中共奪取政權發揮了最大的作用。
中共建政後，出於統戰的需要，包括民盟在內的八個民主黨派被保留下來，為了籠絡民盟，毛還委任民盟的一些代表做政府高官，如張瀾任政府副主席，沈鈞儒任全國政協副主席、最高法院院長，章伯鈞等出任部長。然而，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曾經標榜思想獨立的民盟高官和知名人士，不少喪失了獨立風骨，如沈鈞儒，甘於臣服在毛和中共的腳下，而另一些人則因為真誠地相信毛和中共，被打成了右派，如羅隆基、章伯鈞等。他們的厄運自此開始。
民盟副主席章伯鈞——至今未被平反的頭號右派
1957年，中共為了清除知識分子中的獨立思想，發動了“反右”運動，300多萬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而被稱為頭號右派的正是時任交通部部長、民盟中央副主席的章伯鈞，他也是中共迄今為止都沒有“平反”的中央級五大右派之一。
曾經留學德國的章伯鈞，與中共“十大元帥”之首的朱德曾同住一個寢室，並經其介紹，加入了中共。回國後，先是在中山大學做教授，其後參加北伐戰爭、南昌暴動。暴動失敗後，章伯鈞脫離中共，1928年與譚平山等在上海醞釀成立“中華革命黨”，後改組為“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1933年，章伯鈞等代表所在黨參加了李濟深、蔣光鼐、蔡廷鍇等發動的“福建兵變”，反對蔣介石。失敗後，章伯鈞與其他人一起逃往香港，但始終堅持與中共合作的主張。
此後，章伯鈞與張瀾、沈鈞儒、黃炎培等成立“統一建國同志會”，並利用其身份，為中共奪取政權不遺餘力。其所為也得到了中共的賞識，中共建政後，章伯鈞任中央政府委員、政務院政務委員、民盟副主席、農工民主黨主席、交通部長、《光明日報》社長等職。
反右運動開始後，真誠相信毛和中共的章伯鈞，不僅在統戰部召開的會議上向中共提出了批評，而且提出了“政治設計院”的構想。他表示，“現在工業方面有許多設計院，可是政治上的許多設施，就沒有設計院。我看政協、人大、民主黨派、人民團體，應該是政治上的四個設計院。應該多發揮這些設計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設，要事先交給他們討論，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現在大學裡對黨委制很不滿，應該展開廣泛的討論，制度是可以補充的，因為大家都是走社會主義的路。這樣搞，民主生活的內容就會豐富起來。”“國務院開會常是拿出成品要我們表示意見，這種形式主義的會議可以少開。”“鎮反、三反、肅反中的遺留的問題，黨和政府應該下決心檢查一下，檢查要有準備，要好好作。”等等。
很快，章伯鈞的發言被刊登在《人民日報》上，這成了其劃為右派之首的罪狀和定性材料。
1958年1月26日，章伯鈞的所有職務被撤銷。文革爆發後，章伯鈞被抄家批鬥。幾年前，《寫史憶故人 章詒和 用筆勾住魂魄》一文曾披露，文革對其抄家時，“幾十輛卡車開出去，載的都是章伯鈞的書”，“開了好幾次批鬥會”，“章伯鈞的媳婦從屋裡跑了出來，被紅衛兵拖了回去”。
肉體上的迫害和精神上的抑鬱，徹底摧垮了章伯鈞。1969年5月17日，他因胃癌病逝。其次女章詒和在回憶父親時寫道：“劃右以後，他從一個忙碌的政治家變為孤獨的思想者。從此，靈魂在自己軀殼裡無法安放。”而受父親牽連，章詒和在文革中以“現行反革命罪”被判刑二十年，坐牢十載。
為何中共不給章伯鈞平反呢？1980年，中共中央統戰部領導召見了章伯鈞的夫人李健生和章怡和，傳達了關於章伯鈞的右派問題不能改正的決定，並說：“當年給章伯鈞先生劃右派的材料許多不確實，從‘政治設計院’到文字改革，都不能成立，‘輪流坐莊’則是xx先生在批判右派時說的，也被錯算到章先生頭上。現在我們重新整理了材料，對章先生右派定性主要用的是xxx的揭發材料，即章伯鈞說的‘共產黨是一個上帝加三百萬清教徒’等話。”
一句話就判了章伯鈞死刑，而不知章伯鈞是否知曉，這個“上帝”的真面目是誓言毀滅人類的撒旦。
民盟副主席羅隆基鬱鬱而終
同樣為中共奪取政權不遺餘力的羅隆基，則是排在章伯鈞後的二號右派。時任森林工業部部長、民盟副主席的羅隆基，在1957年，為了解除知識分子對中共的擔心，便提出了一個辦法，要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政治協商會議成立一個委員會來保證這一點，而且建議全國上下都成立這種委員會，不但審查過去運動中的偏差，為過去受了委屈的人平反，而且可以制止以後可能發生的對批評者報復的事件。這就是著名的“成立平反委員會”的主張。
但本意是消滅知識分子中的“反黨分子”的毛和中共，根本不可能接受這樣的方案。
“反右”運動開始後，毛親自撰寫社論，將右派的進攻指向“章羅同盟”，而事實上，在民盟，章、羅關係形同冰炭。然而，這並不妨礙羅隆基成為全國聲討的“大右派”。
在這期間，曾與羅隆基作為男女朋友交往的浦熙修的“揭發”坐實了其“罪行”，當年《人民日報》刊登了羅給浦的一些私人信件，並以赫然觸目的“四十多封密信”為標題，據此，“一個有組織、有綱領、有紀律、有經費的反動集團”也就言之鑿鑿地被揭露出來了。
而浦熙修揭發中的“羅隆基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陰謀是一貫的，他說他的骨頭燒成灰也找不到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陰謀，實際上他的骨頭燒成灰，就是剩下來的灰末渣滓也都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之語，讓羅隆基無言以對。
在悽苦和背叛中，羅隆基於1965年鬱鬱而終。
民盟副主席史良挨批鬥
曾任第一屆至第三屆民盟中央副主席、在第四屆和第五屆任主席的史良，早年學習法律，是上海很有名的大律師，亦曾為中共建政做了許多貢獻。中共建政後，她當選為民盟中央副主席，同時兼任司法部長，追隨中共主持殺死了二百多萬“反革命、原政府人員”。1959年，全國人大通過撤銷司法部，史良去人大做委員。
1957年毛髮動“反右”運動時，史良“打響了轟擊‘章羅’的重炮”。據章伯鈞的女兒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中回憶，在此之前，6月8日的人民日報社論《這是為什麼？》發表當晚，史良就向找上門來的章發問道：“伯鈞，儲安平的發言稿，事先和你商量過沒有？”章答稱：“沒有，羅隆基是看過的。”
毫無防範意識的章伯鈞將自己的不滿一一告訴了史良。當他無比暢快地回家後，妻子李健生問他：“你和史良談得怎麼樣？”他答：“很好。”
令章伯鈞萬萬想不到的是，史良在6月14日民盟中央的會議上，將他那些私人談話和盤道出，包括其要害，即他說盧郁文是小丑，胡風、儲安平要成為歷史人物，這樣的評價其實已將章的立場表露無遺，但史仍然窮追不捨地說：“今天我在民盟的會議上要求伯鈞表明立場和態度。”其結束語則是落在了曾與自己最為親密的人的身上：“羅隆基現在出國，等到他回來以後，我也希望他能夠有所交待。”
章詒和在書中接著寫道：“史良的講話是按照要求，適時順勢而發。它像一包定向爆破的烈性炸藥，從內部炸開民主黨派的圍牆，炸出一條預先設計好的線路，使民盟這隻進入反右運動祭壇的領頭羊，在這條路上蹣跚而行。”
次日北京各大報均以頭版頭條，刊登史良發言的全文。從此，章史二人再無往來。
1958年大躍進時期，郭沫若等一批高級民主人士“光榮加入中共”，史良也向周恩來提出申請，遭毛否決。周稱史良為“黨外布爾什維克，不入黨，作用更大”。
1963年民盟中央主席沈鈞儒病逝，就在大家以為史良將接任民盟主席時，中共任命的卻是秘密黨員楊明軒。儘管“反右全靠她打開了民盟的缺口”（羅隆基語），甚至即使“無反右之功，她的資歷也是足夠的”（章伯鈞語），但事實上，中共還是實行“內外有別”。
這給了一心效忠中共的史良沉重打擊，從那以後，她的身體一直欠佳，民盟中央的政治學習，她常請假。
文革中，史良遭到批鬥，還被貼大字報，說她是“地主兼資本家”。原來配給她的司機也被取消，暖氣也不燒了，家裡就生兩個大爐子。她還被強迫在民盟勞動，砸煤，刷痰盂，擦桌子，擦地，擦玻璃……
文革後民盟恢復活動，史良終於出任主席，彼時她已經近80歲了。
一生忠於毛，忠於中共的“御用文人”吳晗卻死在黨的監獄裡，說明了什麼呢？（網絡圖片）
在中共的語境下，“民主黨派”指的是除中共以外八個參政的政黨的統稱，這些“衛星黨”在中共建政前後為中共實施統戰發揮了不小的作用。然而，它們雖然被中共稱為“肝膽相照”，雖然為中共立下了大功，但它們卻在中共掀起的政治風暴中，不能倖免。特別是在文革中，包括大批民主黨派高官、工商業者上層代表人物以及少數民族、宗教、華僑的頭面人物，非黨高級知識分子等都被抄家、被揪鬥。
本系列盤點那些曾一心追隨中共但卻被中共迫害的民主黨派高官和知名人士。本篇說的是民盟中央的高官們和知名人士。
民盟，1941年3月在重慶由國民參政會上一部分無黨派和中間黨派參議員張瀾、黃炎培、沈鈞儒、羅隆基、章伯鈞等發起，主要由從事文化教育方面工作的社會精英階層所組成。初名為“中國民主政團聯盟”，其成立後即與中共協商合作。1944年，改名為“中國民主同盟”。 在抗戰勝利後的國共談判與內戰過程中，所有民主黨派中惟有民盟支持中共最力，一邊倒向了中共，全力反對國民黨，支持共產模式，為中共奪取政權發揮了最大的作用。
中共建政後，出於統戰的需要，包括民盟在內的八個民主黨派被保留下來，為了籠絡民盟，毛還委任民盟的一些代表做政府高官，如張瀾任政府副主席，沈鈞儒任全國政協副主席、最高法院院長，章伯鈞等出任部長。然而，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曾經標榜思想獨立的民盟高官和知名人士，不少喪失了獨立風骨，如沈鈞儒，甘於臣服在毛和中共的腳下，而另一些人則因為真誠的相信毛和中共，被打成了右派，如羅隆基、章伯鈞等。他們的厄運自此開始。
民盟副主席吳晗慘死
1966年的文革第一個被用來“開刀祭旗”者，是著名歷史學家、歷史劇《海瑞罷官》的作者吳晗，他的其他身分還有中共黨員、北京市副市長和民盟中央副主席和民盟北京市委主任委員。
早年的吳晗曾入北京清華大學史學系學習，1937年，年僅28歲被聘為雲南大學文史教授，1940年到西南大學執教，1943年加入民盟，1957年加入中共。
作為明史專家，吳晗被視為“現代研究明史的開拓者和奠基人”，然而，他對北京的文化教育、學術活動、古籍整理及文物古蹟的保護等方面卻失掉文人本色。如為保留北京的牌樓，著名建築學家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婦都曾與吳晗發生正面衝突，梁思成還被氣得當場失聲痛哭。政治第一成為吳晗的選擇。
而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吳晗亦是急先鋒。民盟的《光明日報》支部即在吳晗的主持下，率先召開了批判儲安平的會議。會上，吳晗厲聲說：“過去國民黨確實是‘黨天下’，儲安平現在說共產黨是‘黨天下’，不但是歪曲事實，且用意惡毒。”並指出儲安平之所以有勇氣，是由於後面有人支持。他要求所有的《光明日報》的盟員和儲安平劃清思想界限。其無情讓人記憶猶新。
另據李輝在《碑石》中披露，一個與吳晗共事過的文人，一再向他表示過對吳晗的不滿，正是吳晗的鬥爭堅決性使其打成右派，蒙受冤屈，歷經磨難達20載。李輝表示，在反右運動中，因吳晗憤怒“控訴”而深受傷害的不止一個人。正因為他在運動中的表現，在這年他被批准加入了共產黨。
1959年，秉承毛的學習忠心耿耿的海瑞精神的旨意，吳晗寫了一系列關於海瑞的文章，後來又寫了京劇《海瑞罷官》的劇本。1961年11月京劇《海瑞罷官》公演，贏得一片叫好。誰料，文革開始，吳晗卻因為這齣戲被打倒，做了階下囚。
上海的周信芳因演“海瑞上疏”也開始遭到了厄運，75年病逝；演《海瑞罷官》的馬連良於1966年12月16日不堪批鬥，抄家而自盡。
1969年10月11日，吳晗在獄中被迫害致死，半年前，他的夫人袁震先於他被迫害致死，7年後，他的養女吳小彥也在獄中自殺身亡。
一生忠於毛，忠於中共的“御用文人”吳晗卻死在黨的監獄裡，說明了什麼呢？
民盟副主席高崇民慘死獄中
出生於東北遼寧開源，畢業於日本東京明治大學政治經濟系，回國後加入國民黨的高崇民，曾做過張學良的機要秘書。作為中共地下工作者的高崇民，受中共委派，在1935年前往西安說服張學良不要剿共，並主導了張、楊的聯合，參與了次年的西安軍事叛變。
在張、楊抓捕蔣介石後，高崇民根據口授內容，帶人起草了通電，並出任“行動設計委員會”主任。在蔣介石被移押西安市區新城後，高崇民也跟到那裡辦公，每天吃住辦公室，日以繼夜處理電報、信函，接待各方來人，搜集各方反映，並及時向張楊匯報。他還向張學良建議用其座機將將中共代表團周恩來一行接抵西安，商討解決西安事變的辦法。
中共在蘇聯史達林的壓力下，被迫釋放了蔣介石，被中共耍了的張學良負罪親送蔣介石回南京，而高崇民則接受中共指令，籌建“東北救亡總會”，並擔任5名執委之一。
1938年8月，高崇民隨“東總”參觀團到達延安，並正式要求加入中共，但中共決定讓其暫留黨外，以便於統戰工作。1941年，加入民盟。直到1946年，他才正式加入中共，但一直沒有公開黨籍。他先後任安東省主席、東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東北政府副主席兼司法部部長等。
1954年高崇民上調北京，先後任民盟中央副主席、人大常委、全國政協常務副主席等職。
文革爆發後，高崇民被劃入由“彭真、林楓和呂正操等陰謀策劃叛黨投敵集團案”引發的“東北叛黨集團”，被列入這個集團的還有張學良的弟弟張學思等。高崇民等人先後被關押審查，1968年10月，高被抓進監獄，被誣陷為是“軍統特務”，他拒不承認。
1971年7月，81歲的高崇民在獄中被迫害致死，這是中共卸磨殺驢的又一典型例證。
民盟中央委員馮友蘭被抄家
早年畢業於北大哲學系並在美國拿到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的馮友蘭，放棄了在美國任教的機會，回到中國，在中共建政後一直在北大任教，主講中國哲學。由於其在學術領域上的地位，他除了被選為全國政協委員、人大代表外，還成為民盟中央委員。
儘管在中共統治下，小心謹慎的馮友蘭放棄了其新理學體系，開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研究中國哲學史，但歷次運動並沒有放過他。1950年，在中共發起的針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中，哲學界即展開了對他的批判。1957年反右運動中，馮友蘭依舊是首當其衝，其思想不僅被當作唯心主義的代表遭到批判，其人也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
文革爆發後，馮友蘭再次受到波及。他被紅衛兵抄家後，家門被貼上了“馮友蘭的黑窩”大字標語，兒女均被牽連受到批判，甚至連上幼兒園的小孫子也受到“退園”處理。馮友蘭還被關進了牛棚。
1968年11月，因毛在一次講話中提到“北大有個馮友蘭，搞唯心主義，我們若要懂點唯心主義，還要找他”，馮友蘭才得以離開牛棚。其後，參加了臭名昭著的北大“梁效”班子，為文革寫御用文章。
文革結束後，馮友蘭再次被關押。1977年至1979年被列為“反革命集團成員”受到批判。1979年獲釋。
馮友蘭的後半生應該是中共治下俯首帖耳的知識分子的人生縮影。胡適曾如此評價馮友蘭：“天下蠢人恐無出芝生右者。”話雖殘忍了些，但在認不清中共這方面他確實是“蠢”的一塌糊塗。
結語
民盟被迫害的高官和知名人士當不止上述六人，被迫害致死的還有民盟中央常委、民盟河北省委主任委員劉清揚，民盟中央常委潘光旦，民盟中央委員劉王立明等。而這些遭到迫害的社會精英們是否了解，中共對曾經為中共立下大功的他們卸磨殺驢的根本原因就是鏟除知識分子的獨立思維，鞏固中共的一黨專制。
1966年8月29日的《人民日報》社論《向我們的紅衛兵致敬！》盛讚紅衛兵的“鬥爭鋒芒，所向披靡”，稱“一切藏在牆角落的老寄生蟲，都逃不出紅衛兵銳利的眼睛。這些吸血蟲，這些人民的仇敵，正在一個一個地被紅衛兵揪了出來。他們隱藏的金銀財寶，被紅衛兵拿出來展覽了。他們隱藏的各種變天帳、各種殺人武器，也被紅衛兵拿出來示眾了。這是我們紅衛兵的功勳”。聲嘶力竭的言辭背後，正是磨刀霍霍的中共，而大刀砍向的何止是民盟的精英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