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新聞網2017年03月07日】
三．中國之命運
一九四三年春，抗日第六年，國軍進入戰略反攻，日寇失敗在即。半年前，美英放棄在華特權，承認中國應有的國際地位。三月三十日，蔣介石發表了十萬字的著作《中國之命運》，回顧五千年的歷史，表達他的歷史觀與展望。
蔣公指出，中國文化是碩果僅存的人類文明遺產，“世界上五千年的古國，到現在多成了歷史的陳跡，惟有我們中國，不獨巍然獨存。”
“這一部悠久的歷史，基於中華民族固有的德性，復發揚中華民族崇高的文化。我們知道：中國國民道德的教條，是忠孝仁愛信義和平，而中國立國的綱維，為禮義廉恥。”“由於生活的互賴，與文化的交流，各地的多數宗族，到此早已融和為一個中華大民族了。”
各宗族共同命運的記錄
他回顧中華文明進程：“自五帝以後，文字記載較多，宗族的組織更班班可考。四海之內，各地的宗族，若非同源於一個始祖，即是相結以累世的婚姻。詩經上說：‘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就是說同一血統的大小宗支。詩經上又說：‘豈伊異人，昆弟甥舅’，就是說各宗族之間，血統相維之外，還有婚姻的系屬。”
“秦漢時代，中國的武力彪炳於史冊。”中國西北沙漠草原地帶的宗族，“引起或大或小的戰爭，當時政府對於這些遊牧宗族，於其侵犯則御以武力，於其歸順則施以文治。”
“三國時代，中原雖陷於割據分爭，然而三國政府仍各為民族的生存，繼兩漢的餘緒，或整頓邊陲，或開發荒僻。西晉遭五胡之亂，漢族南渡，黃河流域為匈奴鮮卑諸族所割據。然而此諸宗族，皆漸趨於漢化。”
“隋唐大統一的局面，實為魏晉南北朝四百年間民族融和的總收穫。這個時期，民族之內，宗支之繁多，文化之豐盛，舉蔥嶺以東，黃海以西，沙漠以南，南海以北，所有全領域的宗教、哲理、文學、藝術、天文、術數、法律、制度、風俗、民情，亦已網羅綜合而冶於一爐。”
“宋代的國防，不足以保障民族生存的領域。契丹（遼）與女真（金）都是中國北部與東北方面生活未能完全同化的宗族。”“他們雖先後入據中原，然他們仍先後浸潤於中原的文化之中。”
“成吉斯汗馬蹄踐踏的版圖，超越了中華民族生存所要求的領域以外，然而自忽必烈稱帝以後，中國固有領域以外的部分即與中國的國家組織分離，因而忽必烈以下的宗支，獨同化於中華民族之內。滿族入據中原，其宗族的同化與金代相同。故辛亥革命以後，滿族與漢族實已融為一體。”
中華文化有海納百川之容量，“融和於中華民族的宗族，歷代都有增加，但融和的動力是文化而不是武力，融和的方法是同化而不是征服。”“我們中華民族對於異族，抵抗其武力，而不施以武力，吸收其文化，而廣被以文化。”
周邊民族作為中華大家庭成員，都有其悠久而獨特的過程，“四鄰的‘朝貢’，中國常答以優厚的賜與，從沒有經濟侵略的企圖。四鄰的戰爭，中國常保持‘繼絕世，舉廢國’的大義，從沒有乘人之危以併吞其領土的政策。所以四鄰各宗族，其入據中原部分，則感受同化。其和平相處的部分，則由朝貢而藩屬，由藩屬而自治。”“總之，中國五千年的歷史，即為各宗族共同的命運的記錄。”
聖哲英雄思想行為是是非善惡的標準
蔣公強調：“中華民族意識的堅強，民族力量的彈韌，民族文化的悠久博大，使中華民族不受侵侮，亦不侵侮他族。”
蔣公說，中國古代民風教化尤為重要。“歷史上雖治亂相乘，興亡遞見；然而社會風氣仍能精誠篤實，勤勞儉樸，崇禮尚義，明廉知恥。”“所謂‘高而不亢，謙而不卑’。”
科技、藝術領先世界。“如河淮江漢的疏導，遠源於大禹。長城宏偉的建築，成就於秦朝。運河的開浚，完成於隋代。其它如指南針、火藥、武器、印刷文物，尤其是律數音樂醫藥以及各種機巧的工藝發明。”“中國學術的興盛和悠久，當非現代西洋任何強國的歷史所能比擬。”
蔣公讚揚祖先的美德：“古人說：‘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歷史上聖哲英雄，“他們的思想行為，就是社會上是非善惡的標準。”
明末日下
中華傳統道德從明末開始江河日下。“明朝的末年，政治腐敗，思想分歧，黨派傾軋，民心渙散，流寇橫行。”三百年的明室，“內外交侵之下，竟以覆滅。自滿族入關以後，中國的民族思想便漸漸消滅了。”
蔣公說：“南京條約是鴉片戰爭的結果”，“是中國‘第一個國恥’。”中國開放東南沿海口岸，上海、寧波、福州、廈門、廣州，所謂“五口通商”。
“道光三十年，洪秀全就在廣西的金田起事。”此時，“清廷在國內民族革命，與列強的壓迫之間，加以權量，乃漸趨媚外。”部分漢族士大夫主張模仿西洋。“當時平定太平天國的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就是此後清廷新政的先驅。”
“甲午中日之戰，竟至一敗塗地。於是李鴻章奉命親赴日本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又加重了一個國恥。”此後，日、英、法、德、俄均加大瓜分中國力度。
一九零零年“八國聯軍之役，國際對峙的形勢，更盤旋於門戶開放與共同瓜分的兩種政策之間，而門戶開放政策，首倡者為美國，而英國和之。然而日寇不甘心遼東半島的退讓。而帝俄在東北亦繼續其獨占的企圖。”
一九一五年，日本“提出所謂‘二十一條’”，“乃是把列強所分享的特權，集中而加強於日本帝國主義者之手，而由他來獨占，來壟斷罷了。”
國民頹風惡習
蔣公說：近百年來，“國民的日常生活，陷溺於頹風惡習之中。”“效法聖哲，崇拜英雄，尚友古人的風氣，不獨趨於消竭，亦且受人鄙棄。更相率以歌頌外國的人物，敝屣祖國的歷史。”
“五千年來，重勤勞，尚儉樸，布衣蔬食，女織男耕的風氣，在煙賭娼妓盜匪的租界流風之下，乃洗掃淨盡。”“我國固有的手工業破產，農業亦開始衰落下來了。在農村貧困之中，溝洫失修，堤防頹廢，災荒所至，邱裡為墟。”
否定傳統，崇洋迷外之風盛行。“五四以後，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思想，流行國內。他們對於中國文化，都是只求其變而不知其常的。他們對於西洋文化，都是只仿其形跡，而不求其精義以裨益中國的國計民生的。”“一般人以為西洋的一切都是的，而中國的一切都不是的。”“他們領導的各種學說和運動，只能暫而不能久，而且沒有不是自誤誤人，潦倒一生的。”
蔣公明確指出：“自太平天國舉義以來九十三年的歷史證明：惟有我們國父倡導的國民革命與三民主義為我民族復興的惟一正確的路線。”
大戰即將結束，國家百廢待興，《中國之命運》為民族指明了方向。
四．三民主義
畢生目標
孫中山在一九二三年的一次演講中說：“何謂三民主義呢？簡單的說，便是民有、民治、民享。詳細的說，便是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從前中國百事都腐敗的原因，是由於思想錯了。自我的學說發明以後，中國人的思想便要大改革。拿我的學說去做事。無論什麼事都可以做得到的。”（《在廣州大本營對國民黨員的演說》一九二三）。
一九四五年九月四日，蔣委員長在《抗戰勝利告全國同胞書》中提出要“要建立三民主義新中國”，“國民革命的最高理想是全民政治”，“還政於民”。“全國軍隊國家化，在我國家領土之內，不可有私人的軍隊，亦不再有任何一黨軍隊。”這些理念是孫中山、蔣介石畢生奮鬥的目標。
在《中國之命運》中，蔣介石指出：“三民主義的出發點是‘公’，而國民革命的原動力是‘誠’。”
祖述五千年立國精神
蔣公指出，中華民國的使命就是“祖述五千年立國的精神，恢復我們固有的德性，立定志氣，抱定決心，實事求是，精益求精，篤行國父‘知難行易’的革命哲學……指向建國的目標——就是心理、倫理、社會、政治、經濟五項的建設，努力實行文化經濟與國防合一的整個建設計劃，期與同盟各國來分擔其改造世界，保障和平，解放人類的責任。”
他深知階級鬥爭的危害，強調“要訓練全國國民行使全權，不偏於有階級，使中國的政治為全民政治，而不是階級政治。”點出了國共分歧的關鍵。
他明言宣告，“為三民主義的實現而奮鬥；取消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停止以暴力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取消蘇維埃政府，以期全國統一；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統轄，待命出動，擔任抗戰前線的責任。”“任何思想離開了三民主義，即不能長存於民族意識之中。所以抗戰的最高指揮原則，惟有三民主義。”
中共偷梁換柱
蔣公繼承國父遺志，受到國民普遍擁護，中共尚不敢公開挑戰三民主義，只好採用偷梁換柱的策略。
孫中山去世後，鮑羅廷提出“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經中共中央特別會議定為“三大政策”，將其包裝為國父留下的最新思想，大肆宣傳。一九四零年一月二十九日，毛澤東在其《新民主主義論》中說：“這種新時期的革命的三民主義，新三民主義或真三民主義，是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義。沒有三大政策，或三大政策缺一，在新時期中就都是偽三民主義，或半三民主義。”如此一來，中共偷換了三民主義內容，儼然變成了國父的繼承人。
保護國寶
一九三二年，為避免戰火毀壞，蔣介石將存放在北平故宮的文物國寶次第南遷。
淞滬戰局開始，蔣介石批准把南京的國寶遷運到大後方，分別貯藏在四川的樂山、峨嵋和貴州安順等地。
一九四八年秋天，兩院故宮文物由於數量過於龐大，分成三批運送到台灣。第一批是蔣介石下令海軍“中鼎輪”負責載運。海軍總司令桂永清指派海軍運輸艦“崑崙艦”，負起第三批運送國寶的任務。蔣公有先見之明，如果當初沒有帶走這批文物，它們就極有可能在大陸的政治運動，尤其是文革中被毀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