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新聞網2017年03月15日】
蕭光琰（1920-1968）是中國科學院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研究員，文革中被指控為“特務”。1968年10月被關進“牛棚”，遭到虐待、體罰和毒打，12月11日在關押地死亡。
饒毓泰，1892年－1968年10月16日，江西省臨川人，1913年入學、1917年12月18日畢業於芝加哥大學，北京大學物理系教授，遭到“鬥爭”和關押，1968年10月16日上吊身亡。
葉企孫，1898年7月16日－1977年1月15日，上海人，1919年入學、1920年6月15日畢業於芝加哥大學，北京大學物理系教授，1968年被逮捕入獄一年半，精神一度失常，身患重病，1977年1月13日去世。
王均，1898年4月7日－1968年5月，江西省安福縣人，1924年入學、1926年6月15日畢業於芝加哥大學，1952年被以“反革命罪”判刑8年，刑滿後在老家村中“監督勞動”，1968年5月被抓走“鬥爭”及關押，關押中被紅衛兵打死，家人至今無從知道他的死亡時間和地點。
蕭光琰，1920年8月5日－1968年12月11日，福建福州人，1942年入學芝加哥大學，1946年3月22日獲得化學博士學位，中國科學院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研究員，1968年12月11日在監禁中死亡，當局宣稱他“自殺”。他的妻子甄素輝（大連海運學院英文教員）和15歲的獨生女蕭絡連兩日後一起服毒自殺。
陳夢家，1911年4月12日－1966年9月3日，浙江上虞縣人，1944年和妻子趙蘿蕤一起到芝加哥大學。趙蘿蕤1948年在芝加哥大學獲得博士學位，陳夢家在美國做了青銅器研究並寫了一部書稿。1966年遭到毒打和侮辱，9月3日上吊身亡。
檢視多年來尋訪調查收集到的長長的文革受難者名單，我意識到，其中有多達五人，曾經留學芝加哥大學，也就是我現在教書的地方。
五名受難者的名字和簡歷如上所列。他們的名字是按照其在芝加哥大學的年代排列的。他們在芝加哥大學的年代跨度，是從1913年到1948年。饒毓泰、葉企孫、王均、蕭光琰四位都在芝加哥大學畢業得到學士或者博士學位。陳夢家曾在這裡作研究並取得相當多的成果，同時他的妻子趙蘿蕤在這裡學習並取得博士學位。五人中三人學習自然科學，兩人研習人文學科。其中三人是教師，二人是研究人員。他們在1966年開始的文革中受到深重迫害。二人被打死，二人在遭到毆打和折磨後“自殺”（這根本不是通常意義上所說的“自殺”，所以必須加上引號），一人曾被逮捕入獄，精神失常患病而死。
芝加哥大學建於1892年，遠不是美國最古老的大學（哈佛大學的歷史有三百多年），歷史略長於北京大學（建於1898年）。校園主體是多座巍峨的淺灰色石頭築成的哥德式建築。校園甬道用大片的石塊鋪成。不難想像，九十年前，八十年前，六十年前，他們五個人，從這些甬道上走過，就像現在的學生，有明亮的眼睛，紅潤的面孔，輕快的步伐，來到大學，為了追求知識，為了成長，為了準備將來的工作。所不同的是，那時候他們從中國來，要坐長時間的海船，他們也沒有越洋電話可用於跟家人聯絡。多年學習之後，他們畢業了，像所有的畢業生一樣，離開學校。他們坐著船回到中國，開始了他們的事業、家庭，等等。然後……
然後是文革開始，他們被害死了。
什麼時候？在哪裡？怎麼？為甚麼？――我們應該問。
饒毓泰
這是饒毓泰先生在1913年6月填寫的入學登記表：他1891年出生於中國江西，1911年畢業於南洋學校。
這是饒毓泰先生的畢業記錄卡：他在1917年12月18日取得科學學士學位。“將來的職業”一欄裡寫的是教育和科學研究。
這是饒毓泰先生的成績單：他的成績很好，絕大多數科目都得到A和B。據說那時候還沒有所謂分數的“通貨膨脹”，得到這樣的成績遠比現在難。
我在大學行政辦公室裡讀著這些卡片和記錄，九十多年前的歷史似乎一下子被拉到眼前，具體而明晰。他在1913年來到芝加哥大學。那不是清朝皇帝退位後第二年嗎？他考上出國留學生的時候是22歲，那時候已經算一個不太年輕的年齡。他以前是不是還一直梳著一根大辮子，像所有的清朝時候的男人一樣？是不是行禮的時候還要下跪和磕頭？但是，當時他顯然對傳統中國學者不了解的現代科學懷有興趣，而且，也對地球另一面的生活懷有興趣，才參加競爭性的考試，然後飄洋過海，來到芝加哥，學習物理學。（他考上了江西省派留學生。）在中國古代兩千多年的文明史中，沒有發展出現代科學如物理、化學、生物學等等。但是孔子說過：朝聞道，夕死可矣。孔子有這樣強烈的追求真理的精神。所以我猜，以這種精神，假使孔子活在19世紀初，也許也會這樣整裝乘船來美國學習物理的吧。看到照片上穿西裝打領帶梳平頭的年輕的饒毓泰，真是充滿朝氣的樣子。
記得我剛到芝加哥大學教書那一年，關於這所學校最令我興奮的事情之一是，在一份為新生印發的簡明的校史年表上，看到測出了光速的阿爾博特·麥可孫（Albert Michelson）曾在這裡任教。我馬上想到了我12歲的時候，在一本物理課本上讀到過，光的速度太快了，但是物理學家設計了一個十分巧妙的裝置：一個快速旋轉的齒輪和遠距離相隔的反射鏡，測出了每秒鐘三十萬公裡的光速。我一直希望看到這個無比聰明的裝置。原來這位了不起的科學家曾在這裡工作啊。
查看資料，測了光速的麥可孫（1852-1931）在1892年出任剛剛建立的芝加哥大學的物理系主任，1907年成為獲得諾貝爾獎的第一個美國人。當年，饒毓泰先生親眼看到這位老師的時候，也一定是非常欣喜的吧。我猜。
饒毓泰先生1917年在芝加哥大學得到學位以後，還在這裡上了一些課。後來他去了普林斯頓大學並於1921年獲得博士學位。回到中國後，1922年他在天津南開大學創辦了物理系（那是中國大學的第一個物理系，儘管多年一直只有兩名教師）。1949年時他是北京大學理學院院長和物理系主任。由於他的先驅和領導作用，他和葉企孫、吳有訓、嚴濟慈曾被稱為物理學界的“四大名旦”。（這是一個開玩笑的說法，因為京劇界有四個最著名的花旦演員被稱為“四大名旦”，他們是梅蘭芳、尚小雲、程硯秋和荀慧卿。）而他又是四人中年齡最大，資歷最深的一位。這四人中的前三人都曾在芝加哥大學學習。
他們那一代人值得尊敬。可以想像，饒毓泰那時來美國學習，除了物理學本身的不易，還要克服語言、文化和生活習慣的各種困難，而且那時候的美國環境也沒有現在開放平等。但是他們沒有退縮，他們堅持下來了，以開闊的胸襟和頑強的毅力，學會了他們要學的，然後帶到中國去，艱難創業，建立了中國的現代科學研究和教育。對比之下，看看有些留學生，在美國遇到些困難，又不想下苦功繼續鑽研西方學術，只學上一套時髦理論，以罵美國為能耐，以愛國主義自居，實際上於國於民毫無益處，真令人嘆息。
1952年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和“院系調整”以後，饒毓泰不再擔任領導職務。當時，像他這樣的老教授，都要反覆“檢討”自己由於受到“資產階級教育”而具有的“資產階級思想”，才能“過關”得以繼續在學校裡教書。這種“思想改造”過程還被官方稱作“洗澡”，意思是說你原來很髒。官方還有更下流的說法叫做“脫了褲子割尾巴”。
儘管有一系列這樣的“政治運動”，北大物理系的一名黨政幹部告訴我說，到文革前，饒先生在中國物理學界一直受到所有人的高度尊敬，是非常明顯的事實。他說，系裡有會議的時候，如果饒先生來了，每一名教師都對他很恭敬，因為他可以說是中國物理學界每一個人的老師，或者老師的老師。（也正是因為如此，所以要通過文革把已經被排斥的這樣的老教授再殘酷打擊置之死地吧。──這是從革命領導人角度來看的有效辦法。）
文革開始。北大校園裡不但貼滿了充滿暴力語言的大字報，而且很快就開始了打人甚至打死人，遊街，戴高帽子，掛黑牌子，抄家，在“鬥爭會”上“坐噴氣式飛機”（即低頭彎腰雙手後舉的姿勢），還建立了校園“勞改隊”以及“牛棚”──即校園監獄。在學校裡設立這一套暴力迫害機構，是人類學校史上從來沒有過的。文革中北大（還有中國所有的大學）停課五年以上，全體學生被發動起來“鬥爭”校內和校外的“階級敵人”。據北京大學的記錄，文革中北京大學所有的教授，除了一人，全部被“立案審查”。文革中北京大學有63人被害死亡，正教授中有百分之十被害死。（請見我的文章《63名受難者和北京大學文革》，《二十一世紀雙月刊》，香港中文大學，2006年第一期）
饒毓泰是一級教授，屬於中共中央關於文革的指導文件清楚規定了的主要打擊對像“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當時連一些中小學教員都被指控為“反動學術權威”。）後來，他又被指控為“裡通外國”，文革中所列的主要重罪之一。1949年後，不允許中國人自己出國留學或者旅行，這種罪名當然就扣到了曾經早年到外國留學的學生像饒毓泰這樣的人身上。
1966年文革開始的時候，饒毓泰已經七十五歲高齡，但是仍然不放過他。我訪問過的一位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的老師說，有一天在校園裡看到饒先生，腰彎著，彎得那麼厲害，身體快要挨到大腿根上，極艱難、緩慢地往前挪步，可見他已經被折磨到什麼程度了。這位老師自己當時也被關押和“勞改”，體力和精神上都感到很難支撐。他說，饒先生年紀比他老三十歲，痛苦一定更為深重。
1968年8月，毛澤東派“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全國所有的大中小學以及科研文化機構“占領上層建築”。軍工宣隊來到北大以後，立即對已經開展的“清理階級隊伍”加大力度。9月底，全校所有的教員職工，不論年齡性別以及是否家中有很小的孩子，都必須集中住宿在教室樓裡，二三十人一間，每天早中晚三班，“揭發”，“鬥爭”，“交代”。有的人還被單獨“隔離”，或者遭到晝夜連續審訊和毆打。物理系的人集中住宿在北大東門外的“物理大樓”中，包括本來就住在校內集體宿舍裡的人和有很小的孩子的女教職工。“有問題”的人還被單獨監禁隔離。這樣強制集中住宿，顯然是為了加強威懾力。在物理大樓中，天天開“鬥爭會”，“遊街”，所有的老師都必須“揭發”別人，也一個一個地被別人“揭發”。在那一階段，北京大學有24人“自殺”。饒毓泰是其中之一。
物理大樓裡沒有床，人們睡在物理實驗桌子上。老年人尿頻，夜裡多次上廁所。實驗桌子比一般的桌子高，饒先生個子比較矮，已經77歲高齡，夜裡上廁所上下桌子很不方便。一天早晨他去廁所，吵醒了別人，為此遭到斥罵。
1968年10月16日，饒毓泰悄悄離開物理大樓，回到北大校內燕南園41號家中，在自來水管上吊身亡。家中沒有繩子，他把家裡一塊沒有用過的新布，順經線豎著剪成長條，擰成繩子，掛在自來水管上。
那時候“專案組”正逼他“交代”和胡適的“關係”，並且要在第二天為此“鬥爭”他。1949年以前，饒毓泰是北大理學院院長，胡適（1891─1962）是北大校長，這就是他們的“關係”。但是，顯然這樣的回答滿足不了那些一心抓出更多更大的“階級敵人”的“專案組”。物理大樓的人看饒毓泰不見了，開始尋找。當他們到饒家（走路十來分鐘遠），發現他已經死亡。
饒毓泰的獨生女兒饒慰慈，在清華大學工作，被指控為“反革命集團”成員，在1968年4月被清華大學的“造反派”“井岡山兵團”抓起來，先關在校內，後來押到遠郊區。逼迫她“交代”和“揭發”曾和同事談話“攻擊毛主席林副主席”“攻擊文化大革命”。她被打得半死，腿被打殘，並且一度神志失常。（對這種當時要判重刑的“反革命言論”，實際上也只有用酷刑來壓榨逼迫。）打她的有男學生，還有女學生。（他們這樣打一個三十多歲的女人！那時學校已經整整兩年不上課，學生的能量被引導為這種殘忍的發泄。）這個“反革命案”造成二十多人被打傷或致殘。她的同事劉承嫻不堪虐待在扣押地跳樓身亡。後來她又被送到北京衛戍區“保護性關押”。
饒毓泰被關被害死，她當時根本不知道。她被毒打後數年臥床不起，慢慢神志恢復清醒過來，才聽說了父親的死。
饒毓泰死後，骨灰沒有保留。絕大多數文革受難者死後都是被這樣對待的。文革不但毀滅他們的生命，而且要永遠毀滅他們的名字。文革後，1978年在八寶山為他舉行了“骨灰安放儀式”。（這是當時的統一說法，作為“平反”的一種方式，但是不直接稱為“平反會”，而用了委婉的說法。）儀式上放著一個骨灰盒子。那個盒子其實是空的。
饒毓泰沒有寫下遺書。他的遺物都由那時的北大當局處理，於1978年歸還他的女兒，有他的一些書和一筆存款。他的女兒把書送給了圖書館，把存款捐贈給物理系作為獎學金。
2000年，中國物理學會宣布建立了饒毓泰物理獎。從把他害死到以他的名字設獎，這確實是一個巨大的轉變。能夠以他的名字設獎，是對他所代表的科學和教育的價值的肯定。但是，在發表的關於饒毓泰的生平介紹中，不提他是在文革中受迫害而“自殺”的。需要把事實說出來。因為對社會生活來說，重要的不僅有科學和教育，還有人權和真話。
葉企孫
葉企孫先生在饒毓泰先生之後進入芝加哥大學學習。他也學習物理學。
因為不知道當時他的姓名如何拼寫，試了幾次不同的拼法，才找到了他的學籍卡片。可是總的來說沒有費很多時間。大學行政辦公室的一名年輕職員做事有條不紊。他先在從A到Z排列的抽屜柜子裡找到了學籍卡片，然後到另一個辦公室裡找出在微縮膠捲上的學習成績單，印了出來。
我想起了1980年代初，我在北京大學讀書。已故戲劇專家吳曉鈴先生曾說起，他在1930年代因為愛好中國文學從燕京大學醫學預科轉學到了北京大學。看到北京大學的辦公室裡一群職員還拿著毛筆抄各種文書，覺得北大是舊中國低效率的縮影，因為美國人辦的燕京大學全部用卡片制，兩個系合用一個秘書，效率高得多。想不到二十年後因為查找這五名受難者的資料，再次印證了吳先生的話。在有電腦之前，卡片索引就是有效率的管理方法。
學籍卡片上記載，葉企孫1898年7月16日生於上海。父親是清華學校的中文教授。他的成績單上，大多數科目都得到了A、A減、和B，只有很少的三個Ｃ。芝加哥大學在1920年6月15日授予他科學學士學位。得到學位後，他還在這裡繼續上課半年。
學籍卡片上有他的父親的名字，是用拼音寫的。我從中文資料上看到他的父親是前清舉人，曾赴日考察教育約半年，1914年應聘任清華學校國學教師。葉企孫自己則在1913年進入清華學校，1918年畢業離開。認識葉企孫的人說他有很好的中國文學修養。看來他和父親兩代人，都屬於當時一方面繼承中國傳統文化一方面積極向外國學習知識的人。應該說這是一種平衡而健康的方式。
在學籍卡片上有“將來的職業”一欄，葉企孫填的是“研究和教物理”。確實如此。他離開芝加哥大學後到哈佛大學，在1923年6月獲博士學位。回中國後葉企孫一直在學校工作。他自己在清華讀書的時候，清華並非正式大學，只是留美預備學堂。1925年底清華開始建立大學本科，葉企孫是組建清華大學物理系的人。這個系培養了一批物理人才。
1952年“知識分子思想改造”和“院系調整”後，清華大學物理系被取消。葉企孫被分配到（從那時候開始，中國的教授沒有了自己選擇學校應聘的自由）北京大學物理系，直到文革。在北大，饒毓泰是他常有來往的同事和朋友。文革中，他被強迫“交代”與他來往的朋友的名字。
文革開始後，葉企孫像饒毓泰一樣，被作為“牛鬼蛇神”“揪”了出來，遭到紅衛兵的“批鬥”。在1968年4月，中共中央軍委辦公廳把他逮捕（那時候國務院、軍委都可以出面“逮捕”平民百姓，不像文革前一般要由司法機構出面），關押在監獄中（不是校內的“牛棚”了），連續進行審訊。罪名是1930年代的一樁“特務案”。關押一年半後，1969年11月，他被釋放回到北大，然而繼續被“審查”。當時他已經病重。1972年，北大當局（當時是毛澤東的警衛部隊的軍人掌管北大）給他的“結論”是“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這個“處理”的意思只是不把他送到監獄和勞改農場去而已。
當時，親友也受迫害自顧不暇，葉企孫終身未婚也就沒有家庭能幫助他，加上他是“特務案”，沒有人敢跟他接觸來往。葉企孫被折磨得精神失常，後來又生病，據目擊者說，看到他腰彎得十分厲害，神情恍惚，鼻涕希拉，衣衫襤褸，樣子十分可憐。
毛澤東在1976年9月死亡。毛澤東死亡一年之後，中共中央宣布文革結束。毛澤東死亡兩年後，北京當局開始逐步給文革受難者平反。
葉企孫沒有能等到那一天，他在1977年1月13日去世。他在1987年得到“平反”，其時他已經去世十年。以後的變化，也和中國在經濟上的變化一樣，是有戲劇性的。1995年，清華大學為他鑄造了一尊銅像。2000年出版的《中國科技的基石——葉企孫和科學大師們》（虞昊，黃延復，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是他的傳記，也寫到他的文革遭遇。
這本書和其它文革後出版的科學家傳記有所不同。這本書材料充分翔實，而且在描述他早年的活動以及大量引用他年輕時代日記時，力圖肯定葉企孫那時（而不是被“思想改造”之後）的志趣、品德和行事方式，致力於勾勒出葉企孫和他的學生們體現的早年的清華精神。
這本書對葉企孫在1949年以後的遭遇，做了客觀仔細的說明。1949年1月中共軍管會接管清華大學。1950年葉企孫出任清華校務委員會主任。1951年開始“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1952年1月16日他在全校幹部大會上作第一次檢查，沒有通過。1月22日他在全校師生員工大會上作第二次檢討，升級到檢討自己的“九點錯誤，四點思想根源及三點改正辦法”，仍然沒有通過。1月24日第三次檢討，算是通過了，但仍然遭到多項攻擊，其中之一是指責他不參加“土改工作隊”。清華大學黨委“關於葉企孫的情況報告”中說：“他現已在清華失去了威信。故擬不再採取群眾大會方式對之進行批評，打算找一些人幫助他一下，如沒有什麼變化，就拖著尾巴過關，以後再耐心地在長期中給以教育。”（該書498頁）
書裡詳細說明了葉企孫的“特務案”。1937年抗日戰爭開始之後，他曾指導畢業論文的清華學生熊大縝，應邀到了冀中共產黨的部隊，運用專業知識製造炸藥、無線電等軍用器材，後來熊大縝被指控為“國民黨特務”，被用石頭砸死。三十年後，又為熊大縝和葉企孫的關係把葉企孫也抓進監獄。
書的作者很用心地為葉企孫辯白，說他絕不是國民黨的“特務”。這樣的事實說明當然是對的，然而也讓人感到困惑。在文革三十多年之後，難道還只能進行這樣的辯護嗎？在文革時候，人們除了竭力聲辯“我不是特務”“我不反黨反社會主義”之外別無他法。現在還不能把事情說得明白一點嗎？
文革的迫害是群體性的，大規模的。文革對其打擊目標和方法是預先明確規定的。文革領導者們相當具體地指導了在全國同步同時進行的迫害和虐殺。文革害死了以百萬計數的人民。用法律術語來說，這是群體滅絕罪，是反人類罪。文革絕不僅僅是對個別人因弄錯了事實造成了冤案。用“冤案”來描述葉企孫、饒毓泰的死亡是不準確的。
饒毓泰和葉企孫在芝加哥大學讀書的時候，正是物理學興旺發展的年代，而芝加哥大學物理系又是當時的學術前鋒。在上面寫到的測量光速的麥可孫教授之後，還有多名芝加哥大學教授獲得諾貝爾獎，而在此之前，獲獎者都在歐洲。麥可孫教授出生於普魯士，猶太人，兩歲時來美國，在礦區小鎮長大。曾經有一部電視片，描寫了在他17歲的時候，儘管受到一名有種族主義傾向的教師的反對，他還是得到幫助而進入了海軍學校，畢業時成為一名物理和化學教師，後來成為傑出物理學家。在芝加哥大學裡現在有一座建築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芝加哥大學校園裡還有一座高大的銅鑄藝術雕塑，就在物理系大樓的對面，紀念1942年費米在這裡領導完成的重大工程，即建成了第一個由人控制的鏈式原子能反應堆。記得1978年文革結束不久的時候，市場上仍然很少有文學或者歷史書賣，大家都只有看科普讀物和物理學家的傳記，其中費米夫人寫的《原子在我家中》是很受歡迎的一本。書中寫到，費米趁領取諾貝爾獎的機會離開故鄉義大利來到美國，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他的妻子是猶太人。義大利和納粹德國結盟，使他們面臨危險。他們來到芝加哥大學以後，由於美國和義大利宣戰後，有關法律使他們成為“敵國僑民”。但是這沒有妨礙他們完成這項重大的研究。
1869年海軍學院沒有因為種族歧視而不錄取麥可孫，芝加哥大學沒有因為費米夫人的種族以及他們夫婦從戰爭敵國來而把他們當敵人。想想看，如果芝加哥大學也採取納粹的或者文革的政策，會發生什麼情況？在芝加哥大學物理系的一系列輝煌的科學技術成就後面，都是需要有人道精神和良性制度作基礎的。
王均
王均，後改名為王博之，1968年5月在江西省安福縣五家田村家中被紅衛兵抓走，“鬥爭”和關押一段時間後被打死。他的家人至今不知道他是哪一天死亡的，也不知道他的屍骨在哪裡。
芝加哥大學的成績報告單記載，王均來芝加哥大學以前，在東京法政大學學習，1921年到Wooster（Ohio）學院學習，1925年2月進入芝加哥大學，6月15日開始高級課程班學習，1926年6月15日被授予教育哲學學位。表上也說明他是基督教長老會教友一員。
從芝加哥大學畢業後，王均進入芝加哥基督教長老會神學院學習一年。我在這個神學院的圖書館裡，在一本名錄裡看到關於他的如下記載：
王均，生於1898年4月7日。入Wooster College，1921年；在芝加哥大學得到哲學學位，1926年；在芝加哥的長老會神學院學習，得到證書，1927 年；成為牧師，1928年；在湖南省常德長老會教會傳道；任教於南京金陵大學；出版《宗教與人生》（中文），1933年。1928年與Ruth Li結婚，有一個兒子和三個女兒。通訊地址：中國南京，金陵大學。
那是1939年印刷的一本人名錄。在那以後，發生了什麼呢？
1938年，日本軍隊占領了南京。當時正值王均第二次來美國。他的妻兒從南京逃難回到湖南常德妻子的老家。王均趕回中國和妻兒見面，後來又從湖南到江西他的老家安福縣。1940年他和朋友在安福縣辦起了第一所中學。他還在老家五家田村修了一項水利工程，那時修的水壩至今還在用著。
1949年共產黨取得政權，1951年開始“鎮壓反革命運動”。他先在安福縣中學任教導主任，後來被迫離開轉到永豐縣中學任一般教師。1952年3月12日，王均正在上課時，被安福縣派來的民兵抓走。5月12日，他被以“反革命罪”判處八年徒刑。那年他55歲。
中國官方公布的資料寫道，在1950年12月到1952年中，“關押各種反革命份子27萬，管制3萬，處以極刑（殺）71萬。”（《中國昨天與今天：1840－1987國情手冊》，馬宇平，黃裕沖編寫，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737頁）。毛澤東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說的則是殺了100萬。毛澤東親自領導“鎮壓反革命”運動，發出102個電報，在1990年代發表在《毛澤東建國以來文稿》書中。毛在這些電報中規定要處死刑的人數的比例，還親自給北京等地算出按照比例要處死的人數。毛和他的文稿編輯們，都沒有覺得這樣按照比例和下達指標來殺人，是否有什麼不妥，哪怕僅僅是在說法上。毛的思想和現代文明世界相隔之遠，可見一斑。
王均在江西貴溪縣的勞改農場服刑，1960年刑滿後繼續留在那裡，1963年被遣返到安福縣五家田村。他的妻子李德珍畢業於金陵女子大學，原為安福縣中學教員，也被停職回老家“監督勞動”。
文革開始後，王均作為“反革命分子”遭到“批鬥”。他被關“牛棚”，被戴高帽子遊街，跪搓板，被拳打腳踢。1968年5月，江南鎮上召開“批鬥”大會。他的妻子被叫去“陪鬥”（這也是文革的新名詞之一）。他已經站不起來了，是被放在板車上拖來的。他妻子走近時，他告訴妻子說：“我已經許多天不能飲食，腰骨也被打斷，恐怕頂不住了。”
“批鬥會”結束後，主持“批鬥”的人讓他妻子回家，叫她送米和油鹽來“牛棚”給王均吃用。第二天他妻子帶了東西去，他們卻說這些不用了，王均已經轉移到別處去了。他妻子後來就再也沒有見到他。
他的四個兒女都不在老家工作，也不敢回家探望。和“反革命”父親的來往會給他們帶來嚴厲懲罰，他們已經從別人身上看到過教訓。他的1958出生的外孫，從來沒有見過他。
文革結束以後，安福縣中學的一位老教師告訴王均的一個親戚，1968年他被關在“牛棚”的時候，和其他三個老師被叫去抬死人到附近的蒙崗嶺去埋。死人用蓆子卷著。他們不知道那是誰。埋入土中以前，有個老師掀開蓆子看了一下，認出那是王均。可是他們長久以來一直不敢說。
王均的兒女們請那位老師帶領他們到記憶中的那個地方去看。他們在那裡為父親建了一塊石碑。現在那一帶已經開闢成了一個公園。碑前常有鮮花，是王均以前教過的學生和他們的孩子獻的。他們也自己印了一本小書，紀念父親。
文革後，他的兒女多方申訴，到了1987年4月2日，安福縣人民法院發出判決書，改判王均無罪。（指1952年判的八年刑。我們也會注意到，他和上面寫的葉企孫的“特務案”是在同一年得到平反的。）至於在文革中的死亡，那是紅衛兵所做，沒有記錄。文革中這類案件很多，都不予追查。
芝加哥基督教長老會神學院的建築明亮整潔一塵不染，那裡的工作人員溫文爾雅謙恭有加，樓間的草坪和花壇繁茂興盛管理良好。王均原來是會在這種環境裡生活工作下去的。這並不是什麼奢侈的願望。但是想不到，希望有這種生活方式的人會死得如此兇險，如此悲慘。
縱觀王均的一生經歷，他在青年時代顯然是個認真探索和不斷追求的人。他並不出身於有錢人的家庭，卻先去了日本又到了美國學習；他先學習法律，又學習教育，最後學習神學，然後以教育和宗教服務為個人事業；他用中文寫了一本書，也用英文寫作（現在紐約的一個圖書館裡有他寫的一本書，是他的英文文章彙編，出版於1937年）。他一直在努力。革命者當然可以和他有不同的信仰和不同的人生安排，但是卻沒有權利打他關他殺害他。這樣毀滅了他，是一種重大的犯罪。
蕭光琰
蕭光琰（1920-1968）是中國科學院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研究員，文革中被指控為“特務”。1968年10月被關進“牛棚”，遭到虐待、體罰和毒打，12月11日在關押地死亡。時年48歲。兩天以後，他的妻子甄素輝和15歲的女兒蕭絡連被發現在家中一起服安眠藥自殺身亡。
蕭光琰1945年在芝加哥大學獲得化學博士學位。我在芝加哥大學圖書館的電腦網頁上檢索出蕭光琰的學位論文，對他的遭遇也多了一份感慨。論文是1946年印製的。當時沒有電腦網，電腦網上的索引是後來做的。論文保存在芝加哥大學CRERAR圖書館裡。論文題目是“葉綠素螢光發射和光合作用在海藻、樹葉和葉綠體中”。科學發展也許日新月異，知識更新速度很快，但是這些論文將要長久保存下去，作為人類知識積累的長河中的一部分。但是文革的價值觀是完全相反的。文革中，蕭光琰全家三人都被害死，哪裡還談得上保存論文這類事情。
蕭光琰1950年回中國，他的妻子甄素輝在美國出生長大，隨蕭光琰到中國，在大連海運學院教授英文。在1952年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中，蕭光琰遭到批判，被迫作檢討。在1958年的“拔白旗運動”中，蕭光琰被當作“白旗”批判。
1968年開始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是文革中時間最長害死人最多的一個“運動”。8月，毛澤東派的“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來到化學物理所“占領上層建築”。有的工宣隊員態度兇惡，動輒動手打人。10月5日，蕭光琰被抓進化學物理研究所的“牛棚”。他的家被抄，抄走了他家一切值錢的財物。兩個月零六天後，他滿身傷痕地死在被關押地，並被宣布是“畏罪自殺”。
當時化學物理研究所有一百多人被指控為“特務”。實際上，“特務”是文革的重點要抓的“敵人”之一。在文革中，“階級敵人”由文革前的五大類變成了八大類，即“地富反壞右”，再加“叛徒特務走資派”。在蕭光琰的研究所，從國外留學回國的人全部都被指控為“特務”組織成員。這些人被“隔離審查”，長期關押，遭受刑訊拷打。在這過程中，有七個人死亡。這七個人都被宣布是自殺的。
張存浩先生是這個“特務案”的倖存者之一。他也是該所研究人員，在美國康乃爾大學畢業。1968年他從家裡被抓走。他家被抄了７次，連地板都撬開。他家孩子多，他又買了很多書和政府公債，因此沒有什麼存款。抄家的人抄不出銀行存款，審問他說：你家為甚麼沒有存款？一定是做了特務經費。
張存浩的12歲的兒子張捷被叫去“揭發”他。他們說：你爸爸是特務。兒子問，特務是什麼？他們說，你沒看過電影嗎？
張存浩在“牛棚”中被關了一年。他被抓進去以後，人們看到在他脖子上掛了很重的牌子。不過即使在文革後，他也很少提起他在“牛棚”裡所受的折磨和侮辱，甚至對家人也從來不提。他只是告訴過家人一件事情，是因為這件事情雖然悲慘，但也有些可笑：
被抓進“牛棚”以後，給了張存浩一個長長的名單。“專案組”逼他承認名單上的人是他的“特務”組織成員。名單上有一個名字是“張捷”。他當時並不老，38歲，但是氣糊塗了，而且，也絕想不到自己12歲的兒子會被列在所謂“特務”名單上，所以堅決否認他認識一個名叫“張捷”的人。為此，他被打了一個晚上的耳光，罵他“態度不老實”。他說，真是難以忍受。但是他想到了妻子和孩子，想到自己的家，他不會自殺。
1968年和張存浩一起被指控為“特務”而死亡的七個人如蕭光琰，也都有家有孩子。他們是“自殺”了嗎？但是，他們再也不能說出在“牛棚”裡到底遭遇了什麼了。
我從圖書館書庫中取出了蕭光琰的博士論文。捧著這本絳紅色布面精裝的論文，讓我再一次為寫了論文的人和他被毀滅了的三口之家感到痛心。
蕭光琰在25歲的時候完成了博士論文。知道他的人說，他當年讀書的時候非常用功，周末和休假日都常在實驗室度過。後來成為他妻子的甄素輝和他的約會，都會被他拉到實驗室度過。
圖書館的值班女士正好是作了這批論文的電腦索引的人，非常認真地給我解釋索引使用方法以及她還在發展完善這些索引。顯然她有非常好的專業訓練並且熱愛她的工作。蕭光琰的論文上寫有指導教授James Franck名字。她提醒我，芝加哥大學的化學研究所是以這位教授的名字命名的。我提起書庫中蕭光琰的論文有兩份，她說，很可能這多出來的一份原來是Franck教授的，原來在教授的辦公室裡。教授去世之後，把這個副本收到了圖書館裡。
Franck教授（1882-1964）是1925年諾貝爾獎獲得者，1933年希特勒上台後他離開德國來到美國。他的研究方向有兩項，核能和光合作用。在前一方面，他的學生中有著名的原子彈之父奧本海默。蕭光琰是他在後一方向上的學生。1947年他退休以後，仍然領導芝加哥大學光合作用研究組十年。
說到光合作用，1958年，留學過美國的中國力學學會會長錢學森配合毛澤東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兩次發表文章說，計算每畝地得到的太陽能經過植物光合作用可以轉化成20萬斤糧食。他完全不認為關於光合作用是否要問專家如蕭光琰，而不是他一個力學家應該亂說的。當時《人民日報》上的糧食畝產不斷增加，最高的達到13萬斤。在這個瘋狂的吹牛之後，中國出現了餓死數千萬人的大饑荒。但錢學森從來沒有為他的胡說表示道歉。
蕭光琰所在的研究所被列為文革時代的“先進典型”。我檢索了《人民日報》電子版，從1971年到1976年，這個研究所上了20次《人民日報》。那時報紙很少，而且這家中國最大報紙全部只有六個頁面，因此被《人民日報》報導是極難得的榮譽。這些文章的標題，有“同修正主義科研路線對著幹”，“以階級鬥爭為綱鞏固和發展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如此等等。以這種樣板指導全國，製造了多少蕭光琰式的慘劇呢？
2005年，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文革前的領導人（中共黨委書記）白介夫（文革後曾任北京市副市長）發表了一篇文章《我和蕭光琰的苦澀友誼》（北京：《炎黃春秋》2005年第7期）。白介夫是資深共產黨人，1937年去延安後入共產黨，1957年出任中國化學物理研究所的領導人，他坦率承認他當時連化學元素周期表都沒有聽說過（這是中學化學課本裡的），卻要領導蕭光琰這樣的專家，還錯誤地在1958年的“拔白旗運動”中把蕭光琰當作“白旗”批判。到了文革，蕭光琰這樣的人更全都成為“牛鬼蛇神”和“專政對像”，被派去領導這個研究所的“工宣隊”，直接動手打人，還使用刑具。他的敘述可以幫助我們了解蕭光琰生前所經歷的。他主動表達的歉意因為在領導幹部的文章中至今很少見到，所以特別值得珍視。
陳夢家
1944年，陳夢家和他的妻子趙蘿蕤得到洛克菲洛基金會的資助，從昆明來到芝加哥大學，在路上用了兩個月。陳夢家是清華－西南聯大的副教授，趙蘿蕤是雲南大學英文系的講師。趙蘿蕤在芝加哥大學學習四年後，取得了英文碩士和博士學位。陳夢家早趙蘿蕤一年回國，在美國時對在美國、加拿大以及歐洲的博物館以及私人收藏的近千件中國青銅器作了全面系統的考查，照相，製作銘文拓片，並結合中西方的研究方法，寫下了一部英文的研究書稿。
1947年10月，陳夢家回到北京清華大學。在1948年5月清華校慶的時候，清華文物陳列室正式開展，陳夢家是主持文物展覽的四位教授之一。他們在籌建清華博物館。陳夢家在從美國寫回中國的一封信裡說，看到美國“城市無論大小，其博物院皆為藝術文化之中心，或與大學美術部合作，或為中小學實地文化課程講解之處，故博物館實為民眾教育之機構，同時又為討論講學之所。”他讚賞美國博物館制度並且想要在中國推行。他也是那樣類型的中國人，看到外國有好東西，就想學習並在中國也做起來。
1948年春天，趙蘿蕤在芝加哥大學通過博士論文答辯後，回到中國。她的博士論文題目是The Ancestry of“The Wings of the Dove”。她研究的是美國作家亨利•詹姆斯的作品。這對夫婦，一個研究中國古文字，一個向中國學生教授英文文學。陳夢家的學術著作有《古文字中之商周祭祀》（1936）、《西周年代考》（1940）、《西周銅器斷代》（1955－1956）、《尚書通論》（1956）、《殷墟卜辭綜述》（1956），等等。趙蘿蕤翻譯了艾略特的《荒原》和惠特曼的《草葉集》。在他們身上，中西學術和文化正在交融和發展。
1952年“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後作了“院系調整”，清華大學的文科被取消，陳夢家被分配到考古研究所。1957年，他被劃為“右派分子”。他的主要罪名之一是“反對文字改革”。其實他只是說過“文字改革應該慎重”。雖然考古和政治鬥爭相距甚遠，考古界也對他進行了大量“批判”。他的妻子趙蘿蕤受到過度刺激，導致一度精神分裂。
1957年，中國有上百萬知識分子被劃成“右派分子”。曾經留學歐美的人中，被劃成“右派分子”的比例特別高。當時對“右派分子”的處罰分為六種等級。對陳夢家的懲罰是“降級降職使用”。和陳夢家趙蘿蕤夫婦相識於芝加哥大學的巫寧坤先生，在1951年從芝加哥大學回到北京任教，被劃成“右派分子”後被送到中國東北地區自然條件十分艱苦的“北大荒”“勞動改造”。比起那些被送到勞改營的人們來說，陳夢家受到的處罰不算最重。他仍然在考古研究所，曾經一度“下放”到河南農村勞動，作踩水車等。在那期間，中國發生了數千萬人被餓死的大飢餓。
1960年，食品嚴重匱乏。陳夢家的一個朋友有個親戚由政府派往歐洲工作，設法從國外帶來一些奶油。這個朋友請陳夢家到家中，吃抹上奶油的烤窩窩頭。這原本不是什麼奢侈的款待，在那個時候卻珍貴非凡。陳夢家吃的時候流了眼淚。他年青的時候是詩人，這時依然有一顆敏感的詩人的心。但是他和其他中國知識分子一樣，忍耐著，熬過了三年挨餓的日子。
1962年，他在美國收集資料編成的青銅器研究印刷出版了，一部很厚的書，沒有署他的名字，因為他戴著“右派分子”的帽子，按照規定不能出版書籍。那時連數學書都不允許“右派分子”出版。
1965年初陳夢家摘了“右派帽子”。
1966年文革就開始了。1966年8月，陳夢家在考古所被“批判”“鬥爭”。他曾經被強迫長時間跪在考古所的院子裡，毒日當頭，有人往他頭上吐痰。1966年8月24日傍晚，陳夢家在被“鬥爭”後，離開考古所，來到住在附近的一位老朋友家中。他告訴朋友說：“我不能再讓別人把我當猴子耍了。”這時，考古所的一些人跟蹤到來，在他的朋友家中，強按他跪在地上，大聲叱罵他，然後這把他從朋友家又押回考古研究所。當天晚上，不准陳夢家回家。
那時正是北京紅衛兵暴力行動進入了最嚴重的階段的日子。紅衛兵滿城到處抄家打人燒毀文物沒收財產。那一天，在考古研究所旁邊的東廠胡同，至少有六個居民被紅衛兵活活打死。拷打從下午延續到深夜。除了用棍棒皮鞭打，還用沸水澆燙被綁在葡萄架子上挨打的兩位老年婦女。“像殺豬一樣。”鄰居說。被折磨的人們的悽厲的慘叫在夜空中迴旋。鄰居們不忍聆聽，只好用枕頭捂上耳朵。天明時分，火葬場的大卡車開來，運走了屍體。（請看《文革受難者》中的“左奶奶和馬大娘”。）
那天夜裡陳夢家被關在考古所裡。他一定也聽到了被打死的人死前的哀號。那時候，人被剝奪的已經遠遠不止是他所熱愛的詩歌和學術，也遠遠不止是人的體面和尊嚴。那時的人被打被侮辱被剝奪生命，而且受到的對待其實比豬不如。在鄉下，豬養大了，由會殺豬的人來殺，通常一刀就殺死了，豬死以後，才用沸水澆燙以利除毛。但是在1966年紅衛兵的八月殺戮中被害的人，不是被子彈或者大刀一下子殺死的，是被紅衛兵用銅頭皮帶和棍棒以及各種折磨虐殺的，殺害的過程長達數小時甚至數日，於是這種殺害也更為殘酷更為痛苦。鄰居們用“殺豬一樣”來形容東廠胡同1966年8月24日晚上的殺害，只是因為他們找不到別的修辭方式來形容這種前所未有的野蠻和殘忍。
陳夢家在8月24日夜裡寫下遺書，服大量安眠藥片自殺。由於安眠藥量不足以致死，他沒有死。
我在芝加哥大學圖書館找出了《新月詩選》，這是“新月詩社”的詩人們在1931年出版的一本詩集，由陳夢家編輯，那時候他20歲。書中有他的一首詩如下：
今夜風靜不掀起微波，
小星點亮我的桅杆，
我要撐進銀流的天河，
新月張開一片風帆。
1966年8月24日是皇曆七月初九，是有“新月”的時候。他20歲的詩裡，新月是一個美麗的隱喻，形如風帆，送他走向理想。但是1966年新月伴他走向死亡。
由於安眠藥毒性不足，那天夜裡陳夢家沒有死。他被送進了醫院。第二天，中學生紅衛兵抄了陳夢家的家，在院子裡用銅頭皮帶打他的妻子趙蘿蕤，把她的頭髮剃去半邊頭髮，成為所謂“陰陽頭”，因為形似“陰陽”圖案。後來，在北京大學校園中，趙蘿蕤又遭到“鬥爭”和毆打。北京大學的一名英語教員悲憤地告訴我，她親眼看到，動手打趙蘿蕤的人中，竟然還有趙蘿蕤曾經教過而那時已經留校教書的年輕女教員。她感到悲憤，一是為趙蘿蕤的慘痛遭遇，一是為當時北大人的墮落。
十天以後，1966年9月3日，陳夢家在東城區錢糧胡同家中上吊身亡。時年五十一歲。
在陳夢家的兩次“自殺”之間，北京有數千人被紅衛兵打死；有十萬人被沒收財產並被驅逐出北京；大批人在各個工作單位建立的“勞改隊”中受侮辱折磨；大批人在受到殘酷“鬥爭”和侮辱後自殺。火葬場的焚屍爐日夜不熄，屍體依然堆積。所有被打死和自殺的人，當局一律不准留下骨灰。
在陳夢家死後兩天，1966年9月5日，當時領導文革的“中央文革小組”發出了一期“簡報”，標題是“把舊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紅衛兵半個月來戰果纍纍。”這份“簡報”清楚地把打死數千和平居民稱為“戰果纍纍”。僅僅這個標題和文中的死亡數字，就表明文革的殘忍和恐怖到了什麼程度。
2006年，一名年輕的美國記者PeterHessler出版了一本書，題為《甲骨文–在中國的過去和現在之間的航行》（Oracle Bones:A Journey Between China’s Pastand Present）。這名記者1990年代到中國居住多年，這是他的第二本關於中國的書。陳夢家是書中的主要人物之一。不但是因為陳夢家是甲骨文專家，而且因為這名記者對他的命運和遭遇感興趣。Hessler認真採訪了認識陳夢家的人。陳夢家的弟弟陳夢熊，一個地質學家，講述了他在1966年8月去陳夢家的家中探望，正在抄家的紅衛兵大喊“送上門來”，抓住他用銅頭皮帶毒打，他的白汗衫浸透了血。陳夢家的妻子和他一起被打。Hessler還採訪了陳夢家的同事，包括在1966年看著陳夢家被摧殘折磨的人和在1957年寫文章攻擊陳夢家的人。他同時還在觀察今天的人怎麼記憶或反應這個話題。
他和一名考古所退休了的工作人員的對話，陳夢家被害死時這個人是考古所的年輕工作人員。他們談到陳夢家的死亡。書中寫道：
從這個人（被訪者）的表情，我完全不能辨別他是否覺得負疚或者感到難過，或者是否有任何別的感受。（225頁）
Hessler的含蓄的敘述在告訴我們，當文革摧毀了陳夢家和其他受難者的生命之外，還有別的比較隱秘微妙的東西被毀滅了，那就是人的惻隱和憐憫之心以及進行道德反省的能力。文革的暴力迫害是受難者之死的最重要的原因，但是當時的人心和氛圍也是造成絕望的一個原因。
陳夢家被害，已經是歷史，是在毛澤東的強力之下中國人無法拒絕的一幕歷史慘劇也是醜劇，也已經是無法挽回的事情。但是，現在的人怎麼來說來談來看來想，卻是當下的中國人的選擇。
Hessler先生告訴我說，他早已看到了在我的文革受難者網站上關於陳夢家的文章。那是我在經過調查後在2000年寫的。（他寫這本書的時候，顯然做了充分的準備，努力窮盡所有的已有的關於陳夢家的材料。）我在那篇文章裡只寫了誰是陳夢家和陳夢家的悲慘遭遇。Hessler的描述增加了一個文革歷史記錄的新向度。
另外，芝加哥美術館的研究員Elinor Pearlstein已經完成了一篇很長的論文，系統地梳理和分析了陳夢家在芝加哥大學期間所從事的青銅器研究工作。看到她的寫得非常縝密的文稿，特別是其中比正文還長的詳細註解，我深為她的工作的認真感動，也為陳夢家的工作得到後人研究而欣慰。
受難者的提醒
五名受難者加上蕭光琰的妻子甄素輝和女兒蕭絡連，七個鮮活的生命，被用殘酷的手段摧毀了。這是怎樣的罪惡！而且，我聽說還有別的人，還在進一步的尋訪中。
迫害早在文革前就已開始。就在五名受難者中，王均在1952年就被判刑勞改，陳夢家在1957年就被劃為“右派分子”，蕭光琰在1958年就被當作“拔白旗”的對像來“拔”。文革把這種迫害發展到了更大的規模和更狠毒的程度。不但從事人文學科的人被害死，和政治相隔很遠的物理學家和化學家也被害死。
芝加哥大學的石頭房子一百年來聳立依舊。一百多屆畢業生，離校後的生活和成就當然各異，然而像這五個人那樣被大規模的反人類罪所毀滅的，只有在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撞毀了世界貿易中心的大樓，三千多名受難者中有三名是芝加哥大學的畢業生。
文革迫害當然並不只是針對這五個人也不是針對芝加哥大學的畢業生的。文革是全國性的普遍的大規模的迫害。五人的名字是在隨機的調查中發現的。我並沒有能對芝加哥大學的中國留學生作完全的跟蹤調查。但是僅僅這五人，就在相當程度上體現了文革迫害的廣度和密度。芝加哥大學畢業生的遭遇只是文革全部慘劇的很小的一部分，但是也是整個迫害、監禁和殺戮大場景的一個縮影。
文革的重點對像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以及他們身後的“反革命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學校制度。毛澤東甚至修改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的定義，他說因為知識分子的世界觀是“資產階級”的，所以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五人被害，其中有個人的或者偶然性的因素，但是那些都不是起重要作用的因素。他們被害，就是因為他們被圈入文革指定的打擊對像群體之中。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發動文革的《通知》中，明確列出了五個“界”即“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作為重點。五名受難者中三人是教員，肖光琰的妻子甄素輝也是教員，教師是文革的人數最多的目標群體。五人中二人是研究人員。一人從事人文科學，成為“學術界”中的“資產階級權威”。另外一人從事科學技術研究，但是文革中除了直接為核武器等軍事項目工作的科技人員外，廣大科技工作人員也被稱作“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而受到迫害。另外，這五人都受過高等教育，特別是曾經在西方的大學學習和研究。這些教育經歷和工作職位，在今天的中國社會是受人尊敬的或者至少是不被蔑視的，但是在文革時代，就構成被迫害甚至被殺害的罪名。文革的撈捕網的網眼是比照他們設計的，他們沒有辦法漏網逃脫。
當然，沒有一個人應該受到這樣的迫害，不論是曾經留洋的學者，還是目不識丁的文盲。人權是平等的，生命是同樣寶貴的。實際上，在文革中有大量只受過很少學校教育的人也受到了深重的迫害。只是對這五名受難者的殘害，不僅證實了文革的反人類罪，還體現了文革對他們身後的大學制度的仇視和破壞，對他們代表的學術價值和生活方式的否定和摧殘。
芝加哥大學的主體是一組哥德式石建築。我曾經想過，為甚麼1891年建立大學的時候，要造這種樣子的石頭房子呢？這些建築風格古老，尖頂高聳，堅實穩固，無疑是能表現一種強有力的對學校在文明中的作用的象徵。學校的最主要的作用是文明的代間傳承，特別是知識和道德的傳承。
這種傳承不是不可質疑的。數年以前，一個學生告訴我，他們一組人在宿舍試驗了使用不分男女的臥室、廁所和浴室。實行兩個月後，他們決定回到原來的男女有別的常規制度。我對年輕人的這種質疑和試驗的態度本身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是另一方面，這種傳承又是決不能隨意破壞的。文革“徹底砸爛舊世界”的狂妄理念和大規模殺戮迫害的恐怖實踐，正告訴人們保衛傳統價值的重要性。傳統價值並不是天然就長在那裡的，好像一座山或者一條河（連山與河都會被污染破壞）。文明需要我們的維護、建設和堅守。讓五名受難者不斷提醒我們吧。
附記：在這篇文章之後，筆者又發現了另外八名曾經在芝加哥大學學習過的文革受難者。會另文寫出。
文章來源：中國文革受難者紀念園，www.chinese-memorial.org
成文時間：2006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