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新聞網2017年03月18日】
法輪功學員謝戈，男，今年四十歲，現住美國。二零零一年十二月至二零零四年一月，正值青春年華，二十四歲的謝戈因信仰法輪大法，在江氏發動的對法輪功的迫害中，被北京市洗腦班、團河勞教所酷刑折磨——背銬、膠皮鐵棒毆打、二百餘次野蠻灌食、“熬鷹”、“死人床”、坐二十厘米高塑料凳等，精神和肉體承受極大痛苦，多次被折磨致生命垂危。
二零一五年五月，中國最高法院宣布“有案必立，有訴必理”後，同年七月二十三日，謝戈先生從美國向中國最高檢察院和最高法院郵寄《刑事控告狀》，控告迫害元兇江澤民。
他在控告書中說：“我被灌食的時候，是被七、八名武警按住，綁在一張特製的鐵椅子上，只要我稍一掙扎，他們就對我拳打腳踢。他們強行將小拇指粗的橡皮管從鼻腔經喉嚨順食道插入胃中。這種酷刑使我非常痛苦，當橡皮管插入鼻腔的時候，我的整個鼻腔象燒著了火一樣，拔出來後，管子上都是血……有好幾次，我差一點死在這種酷刑折磨下：因為他們並沒有將橡皮管插入我的胃裡，而是插入了我的肺裡。”
下面是謝戈先生在《刑事控告狀》敘述的部份內容。
大學時代開始修煉高德大法
在修煉法輪功之前，我是上海大學有色金屬專業的一名學生，我那時患有嚴重失眠和陣發性心動過速的疾病。晚上經常無法入睡，白天的精神很不好。心動過速發作的時候，心律可達一百八十～二百跳/分鐘，喘不過氣來，非常難受。
一九九八年一月，我的一位親屬向我推薦法輪功，借給我《轉法輪》。在學習的過程中，我一下子就被書的內容吸引了。從此走上了修煉的道路，我通過學法煉功，僅僅幾個月的時間我的失眠和陣發性心動過速的症狀就全部消失了，身體非常健康。
我在平時的生活和學習中，按照法輪大法真、善、忍的標準處處要求自己，做一個道德高尚的好人，孝順父母，友愛同學，尊敬師長，認真學習，樂於助人。我的學業也進步了。
綁架、刑訊逼供罪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四日中午，我正走在北京市海淀區北三環中路六十七號中央電視台新影製作中心門口。突然，從我的身前身後竄出四、五個便衣警察，（後來得知這些警察隸屬於北京市西城區公安分局刑警隊）在沒有出示任何證件和法律文件的情況下，撲向我，不由分說，把我按倒在地，銬上手銬（背銬），蒙上眼睛，戴上頭套，塞入汽車。
酷刑示意圖：蘇秦背劍：把人的雙手臂背在後面用手銬銬住，惡警抓住鐵鏈踩住法輪功學員後背，用力往上拽，痛苦至極。
酷刑示意圖：背銬。
我被綁架到了北京市西城區公安分局的一個秘密審訊室裡，惡警對我進行刑訊逼供。我在被背銬的情況下，一個警察用一根鐵制的膠皮棍作為刑具（此刑具是由鐵棍包上膠皮，用這種棍子打人，會使被施刑者非常疼痛，但是一時不容易看見外傷，但會造成嚴重的內出血），勒住我的脖子，讓我無法喊出聲音。
與此同時，另一名警察用鐵制的膠皮棍猛烈抽打我的背部和大腿。這種棍子打在身上非常非常疼痛，並會導致嚴重內出血。他們逼我說出我認識的所有煉法輪功學員的名字和住址，我拒絕配合，他們就繼續用鐵制的膠皮棍猛烈抽打我。我被這種酷刑折磨了超過二個小時。
兩天以後我發現，我的整個背部和大腿被打過的地方都變成了黑紫色。
在北京洗腦班遭酷刑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五日—二零零三年二月二十五日被中共惡黨北京市公安局非法秘密關押在“北京市法制培訓中心”（即洗腦班），位於北京大興區天堂河勞教所所在地，二零零一年，中共用上千萬元改建，二零零六年終止。是由北京市“610辦公室”成立的一個秘密迫害機構，與外界斷絕一切聯繫。
我被關押在一個設有監控器的監室裡，門口有武警站崗（北京市武警總隊十一支隊十四分隊），二十四小時監視我的一舉一動，連上廁所都要跟著。我完全喪失了人身自由。
折磨性灌食二百餘次
我認為對我的綁架，毆打與關押完全都是非法的，我是無罪的。因此我於當日（十二月五日）即採取絕食的方式表示抗議。從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十二日開始他們對我施行一種酷刑：折磨性灌食。
我被灌食的時候，是被七、八名武警按住，綁在一張特製的鐵椅子上，只要我稍一掙扎，他們就對我拳打腳踢。他們強行將小拇指粗的橡皮管從鼻腔經喉嚨順食道插入胃中。
這種酷刑使我非常痛苦，當橡皮管插入鼻腔的時候，我的整個鼻腔象燒著了火一樣，拔出來後管子上都是血，有時一次插不進去，他們就反覆插好幾次。我現在仍然清楚的記得一個惡警頭目站在我面前對我獰笑著說：“你不是覺得很難受嗎？那我們就用這種方法折磨你，直到你向我們屈服為止”。江澤民一夥惡警心態之扭曲，手段之邪惡，可見一斑。有好幾次我差一點死在這種酷刑折磨下：因為他們並沒有將橡皮管插入我的胃裡，而是插入了我的肺裡。
我計算了一下，在我被非法關押期間。我被這種酷刑折磨超過二百次，肉體上承受了極大的痛苦。
洗腦迫害
從我被綁架到該中心的第二天起，該中心先後派北京市女子勞教所二大隊，一大隊和四大隊和該中心洗腦轉化科的警察以及前後十餘名勞教人員進入監室，輪番對我進行強行洗腦。他們採取各種方式，強迫我長時間連續的聽他們惡毒攻擊師父和大法的胡言亂語，以及惡意詆毀師父和大法的造假文字和音像材料。在強行洗腦中他們說的最多的一句話就是：“你不轉化就休想從這裡出去”。
其中，二零零二年一月北京市女子勞教所二大隊大隊長程翠娥採用這種最卑鄙的手段在精神上對我進行殘酷的折磨。程翠娥指使勞教人員將寫有辱罵大法師父和大法的紙條貼在牆上，扔在床上，地上，隨意踐踏，並在口中不停地辱罵。
冷水澆、冷凍、熬鷹
二零零二年一月，當時我已經絕食五十多天身體十分虛弱。一天晚上八點左右，該中心的七名警察進入我的監室，強迫我長時間站著，然後當著我的面踐踏師父的法像，還說著污言穢語侮辱大法師父。惡警們行徑與一幫地痞無賴毫無二致。他們用冷水將我從頭灌到腳，並打開門窗用冷風吹（時值一月份的北京），我當時被凍的渾身發抖，牙齒不住的打顫。惡警們毫不理會，繼續對我施行“熬鷹”酷刑迫害，連續三天整夜不讓我睡覺，三天後我嘔吐中出現血塊。
綁“死人床”
在二零零二年四月，該中心國保處惡警頭目鬍子輝（音）見我始終不配合他們的非法關押和強行洗腦，就下令採用了一種更為殘忍的酷刑對我進行迫害，叫：“死人床”。
該中心派北京市女子勞教所四大隊大隊長李繼榮，在我已經絕食一百五十多天，把我監室裡原來的木床移走，用一張鐵床作為刑具，用手銬將我的雙手銬在床的一端，再用布條將我的雙腳綁在床的另一端，使我整個人成“大”字形，無法移動。他們將我二十四小時銬在鐵床上，大小便都在床上。
這種迫害手段極其殘忍，每一天對我都是痛苦的煎熬。李繼榮指使勞教人員對我進行長時間的凌辱、謾罵。由於害怕我喊“法輪大法好”，她就指使勞教人員用毛巾將我的嘴死死的勒住，然後又捏住我的鼻子往毛巾上澆水，使我痛苦難當，幾近窒息。這時她竟然還笑著說：“這是在給你補充水分”。
惡警李繼榮見我仍不屈服，她就親自上陣，在其他幾名勞教人員的協同下，將我的身體在鐵床上拉抻到最大限度，然後用布條將我的腳死死的綁在鐵床的另一端，整個人被拉抻成“大”字形。給我的肉體上造成了極大的痛苦。
我被這種“死人床”酷刑折磨從二零零二年四月直到二零零二年十二月，長達八個月之久。由於長時間的持續酷刑折磨，致使我的身體極度虛弱，皮包骨頭，四肢肌肉嚴重萎縮，重度肌無力。心跳也很微弱，血壓只有40/70，已經瀕臨死亡。
在此期間，惡警鬍子輝還經常帶領國保處的其他惡警毆打我，如：連續抽打耳光，用拳猛擊胸部，穿皮鞋猛蹬大腿等。鬍子輝對著我瘋狂叫囂：“我就不信整不了你，告訴你，什麼時候轉化什麼時候把你從床上放下來，要不然你就準備死在這張床上吧。”“你知道我是誰嗎？我就是魔頭。”
從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五日，到二零零三年二月二十五日我被非法關押在“北京市法制培訓中心”長達一年零三個月之久。在此期間，我曾多次要求上訴和聘請律師，但均遭到了無理拒絕。
在北京市團河勞教所遭酷刑
從二零零三年二月二十五日至二零零三年四月四日，我被綁架關押在北京市勞教人員調遣處。
二零零三年四月四日至二零零四年一月二十四日被綁架關押在北京市團河勞教所，在這裡，我被非法關押了將近三百天，親身經歷了這個人間魔窟中的種種罪惡。
一開始，我被分到五大隊，惡警對班裡的法輪功學員進行嚴密的監視和限制。有一次，我因為和同室的另一位法輪功學員說話，被其他勞教人員惡意舉報給惡警，惡警便將我單獨關進一個小間室，與其他法輪功學員隔離。
二零零三年七月八日，當時北京市的“薩斯病”疫情剛剛穩定，團河勞教所就迫不及待的將原已解散的臭名昭著的所謂“攻堅班”，重新建立起來，並更名為“攻堅隊”，後又改名為“一大隊”。我於七月八日當天被綁架到“攻堅隊”。
在那裡，我被非法關押在一個單獨的房間，房間裡二十四小時都有普教“包夾”監視，房門上的玻璃被紙貼上只留了一個兩根手指大小的長方形空缺，再在上面貼上單面透光薄膜，這樣房間裡的人看不見外面，而外面的惡警可以通過這個空缺看到房間裡的一舉一動。
我每頓飯只有一個窩頭和很少一點的菜湯，根本吃不飽。我從早上五點，到晚上十一、十二點，有時候甚至是後半夜，被強迫坐在一張只有二十公分高的塑料小椅子上，必須雙膝併攏，雙手平放在膝蓋上，腰和脖子都要挺直。稍有動彈，“包夾人員”便非打即罵。
坐一天下來非常難受，長期這樣，我的臀部和尾椎等部位被磨破、磨爛，流血化膿，此種酷刑看似簡單，其實是極為殘忍。這種酷刑不用任何刑具，表面上看很能掩人耳目；但實際上卻非常陰毒。保持這種坐姿，很快腿腳、膝蓋、胳膊、腰就會酸疼；臀部都磨爛了，生坐瘡。我被這種酷刑折磨超過二十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