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新聞網2017年05月05日】
第九章 中共對蔣介石的誣衊
自古正邪不兩立，中共背後的實質是撒旦惡魔，中共信奉的馬克思撒旦教理論與中華民族神傳文化水火不容。共產黨的本性是欺騙，惡的通過污衊善的來壯大自己。正邪較量中，戰爭屬於武的範疇，中共對蔣介石的誣衊就屬於文的層面。
中共誣衊中華五千年歷史上的英雄人物，混淆是非，顛倒善惡，引導人們失去衡量好壞的標準，正邪不分。中共通過誣衊還激起了人性中的惡的一面，用負面的眼光去曲解蔣公的思想和胸懷，讓人們不知不覺地背離了正義，人們選擇的就是邪惡。中共得以竊取河山，蠱惑人心。
中共對蔣介石的誣衊，是用謊言取代歷史真相，蒙蔽人們，遠離蔣介石的真實所言所行和他背後的五千年文化精華。人們由此遠離了中國的真實近代歷史和中國的五千年文化，失去了自己的根，精神世界被共產黨文化所充斥。
中共把蔣介石定性成負面人物
中共把蔣視為敵人，從黨性的邪惡和自私去看待蔣介石，將自己的罪惡本性和行為，栽贓到他身上; 並用謊言包裹，用歪曲的事實和現象，憑空捏造謊言，作為其誣衊蔣介石的材料和工具。
中共用蔣介石的“清黨”來誣衊他“背叛總理（孫中山）遺志”，“背叛革命，血腥屠殺革命群眾”，把蔣介石鏟除邪惡說成了反對革命。蔣介石圍剿中共時，中共利用民眾的愛國主義和對共產邪惡勢力的認識不清，通過誣衊蔣介石來自保。中共自己不抗日，卻用“不抗日”來誣衊蔣介石，將張學良丟了東北和中共的所作所為栽贓到蔣介石身上，稱他為“賣國賊”。中共媒體將蔣介石宣傳為最大的賣國賊、漢奸、民族罪人：“從階級性上看，蔣介石保護的是極少數的大地主和大資產階級的利益，並不是保護整個中華民族的利益。”
不講真實歷史，把蔣誣衊成“中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是一個極端殘忍和極端陰險的傢伙”，“消極抗戰、積極反共”、“忽略抗日、枉顧民族利益”、“在峨眉山上躲了八年”，“從峨眉山上下來摘桃子”等等。
中共借篡權發動內戰，卻把蔣列為“頭號戰犯”、“人民公敵”。中共搞了一個“壓在中國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的說法，說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壓迫人民”，污衊蔣介石是三座大山的代表，而掩蓋蔣介石為民族、為中國人民的巨大付出。
毛澤東的政治秘書陳伯達著的《人民公敵蔣介石》，以傳記的形式，利用民族主義，把蔣介石誣衊成“帝國主義走狗”和“中國人民的第一號公敵”，把曲解歷史作為誣衊的工具，全面地系統化地否定蔣介石。中共按照這本書出版的連環畫，以醜化的手法，在中國人心中樹立了一個完全負面的蔣介石形像。
中共建政前，宣傳“要打倒蔣介石”為目的；在一九四九年之後，則是在掌握了國家機器和各種文藝宣傳工具的情況下，對蔣介石進行否定、醜化和誣衊，甚至是全方位的人身攻擊。 蔣介石被臉譜化成為反面角色，這個臉譜被灌輸進了獨斷專橫、搞獨裁、政治腐敗、思想封建反動、軍事無能等等負面信息，中共還從政治、軍事、文化等各個層面污衊、抹殺蔣公作為政治家、軍事家和文化領袖的正面形像。政治上，誣衊蔣搞獨裁、 弄權謀、實行法西斯暴政；軍事上說蔣無能，通過反對蔣介石的人歪曲歷史進行誣衊；文化層面上誣衊蔣公代表封建落後文化。
在相當長時間內，蔣介石被中共誣衊為“蔣匪幫頭子”“流氓劊子手”“新興軍閥”“舊勢力之化身”“軍閥之工具”、是中國腐朽文化和中國當時的亂世所造就的一個集各種醜惡之大成的奸雄，“群眾之仇敵”“背叛革命”“反革命”“反動派”“無恥”“美帝國主義走狗”“美帝國主義，封建地主階級、官僚資產階級、買辦階級等反動勢力在中國的代表”等；還有中共一貫使用的文字醜化方式，稱呼“蔣光頭”、“蔣該死”等。而這些誣衊的名詞背後被賦予的負面內涵殺傷力之大，每個中國大陸生長的人都會有切身感受，都難免遭受毒害和侵蝕。
中共誣衊的巨大殺傷力
中國有古話，“眾口爍金，積毀銷骨”，指眾口所責，雖堅如鐵石之物，亦告熔化；毀謗令人難以生存，而遭毀滅。
蔣介石受中共誣衊時，內心痛苦萬分，但是為了大局仍然百般忍耐：“要將我衷心的感想，告訴各位同志，我在苦痛煩悶的時候，常常覺得假使我今天能夠作一個士兵，拿一條槍在前線和敵人作戰，這在我是無比的愉快，精神上就可以毫無抑鬱！無如我今天對黨對國，負有重任，既作了政府的首長，又擔任了軍隊的統帥，一方面看的是我們同志的痛苦，將士的死傷，一方面聽的是國際輿論的誤解，反動派的誣衊，這種無可形容的刺激，無可排遣的情緒，真使我們痛苦到萬分，我雖然奇恥大辱，無所不受，但為了革命，為了建國仍不能不百般忍耐。”（蔣介石，《本黨之處境與同志間應有之認識》， 一九四五）
蔣公自省，“領袖的志事和人格道德，決無虧損，自信決沒有違背紀律和戒條。但我自省，自從二十三年在江西剿匪的時候提倡新生活運動以來，即以提高國民的公德私德為己任，以建立禮義廉恥為復興民族的基礎，而以我本身為一切生活行動精神道德的示範。如果我自己不能以身作則，那我憑藉什麼來轉移社會風氣，建立民族道德，感召全國軍民？”（蔣介石，《以道德自矢以人格自勉》，一九四四）
蔣介石指出，自己不在乎名譽，但是中共誣衊損毀他的人格和人們對他的信仰，是為了奪取政權：“須知我個人早已置生死成敗於度外，何況區區的榮辱毀譽呢？然而我的榮辱毀譽，決不是我個人之事，而實在是各位大家全體的成敗得失之所系，而其最惡毒的陰謀，就是這種謠諑，使你無從表白，更以為我不敢表白，使之終身蒙受不白之冤，而後乃可損毀我的人格，來破壞一般同志一般國民對於我的信仰，以達其奪取政權的陰謀。 ” （《以道德自矢以人格自勉》）
通過文藝作品誣衊
中共早期的各種文藝演出多以蔣介石為主題，為的是讓中共軍隊仇恨蔣介石。文藝作品對人的影響力很大，造成有士兵“入戲”， 以為台上真是蔣介石，甚至用槍瞄準台上演蔣介石的人準備開槍。（〔瑞士〕薄復禮，《一個外國傳教士眼中的長征》 ， 二〇〇六）
一九三一年，西北軍投共，中共為蠱惑人心，用文藝形式來抹黑蔣介石，李伯釗等趕出話劇《為誰犧牲》，讓人專門演蔣介石，故意描繪國軍士兵遭受凌辱，五千多原西北軍士兵看完之後，大喊“打倒蔣介石”、“要當紅軍”。這齣戲被認為是“最成功的一個戲”。 （《中共黨史資料》第十七輯）
一九三三年，中共過年演的話劇《廬山之雪》， 劇本醜化蔣介石在廬山辦軍官訓練團，演了中共軍隊打進南昌城，殺上廬山活捉蔣介石。中共軍隊的高級軍官上舞台演出，對白靠自己臨時編造，說謊不打草稿， 演蔣介石的羅瑞卿故意動作言辭粗鄙、低下，達到污衊醜化蔣的目的。（劉統整理、注釋，《親歷長征》，二〇〇六）
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九年，蔣介石經過刻意醜化的形像，如額頭貼膏藥、面相猙獰、手拿屠刀等等，出現在各類宣傳片、紀錄片、大字報、連環畫中，也出現在很多電影人物的口中。其形像第一次出現在電影中，是《吉鴻昌》中的一副窮凶極惡的樣子。
中共不提蔣介石講過的正面的話，而在大量電影、電視和某些傳記書刊把蔣介石和罵人的粗話“娘西皮”聯繫到一起。蔣公身邊的人回憶，蔣公作為孫中山的繼承人以後，處處注意表率，不像中共在大陸拍的電影上那樣隨便粗口罵人。
惡毒的人身攻擊
“政治上打倒”“名譽上搞臭”是中共的基本手法。中共的謊言涉及蔣公的個人私生活、蔣的所言所行。在妖魔化蔣介石的主題指導下，進行編造和移花接木，對蔣進行惡毒的人身攻擊。
好色、貪財、爭權等等是人性的弱點，中共利用這些方面無中生有的誣衊，勾起了人們的好奇心，也給人們造成了錯覺，以為蔣公道德低下，說一套做一套，造成了人們的道德下滑。
中共香港地下黨一九四九年之後的任務之一，就是妖魔化蔣介石，於是他們刻意炮製《侍衛官雜記》和《金陵春夢》。
《金陵春夢》的作者嚴慶澍與蔣介石毫無淵源，只遠遠看過蔣公一次。嚴慶澍無中生有，虛構骨架，再根據蔣家家譜、浙江地方志、風俗習慣、蔣公的傳記資料作參考，將講上海妓院的小冊子《三十年歇浦滄桑錄》和蔣介石捏在一起，通過小說《金陵春夢》對蔣公妖魔化。小說抹黑蔣公的出身，杜撰蔣介石的生父是河南人，姓鄭，生三子，取名“鄭三發子”之類的謊言；用風月場裡的骯髒事情抹黑蔣的私生活；說他一生就是卑鄙無恥的小人，使蔣介石的被誣衊出來的流氓形像深入人心。
香港本土作家許定銘說：“《侍衛官雜記》是本日記體的長篇小說，假借侍衛官陳鎮坤的名義，寫他當‘蔣先生’貼身侍衛時的所見所聞。由於宋喬曾以記者身份駐過南京，對各階官員的生活及行事方式了解深入，寫起來得心應手。作者一開始已蓄意醜化‘蔣先生’，選材就以負面內容為主，行文幽默風趣，極盡挖苦之能事，很受普羅大眾歡迎。讀者以消遣性質，一笑置之的態度讀之可以，絕不能視之為真正的歷史事件。”
《金陵春夢》和《侍衛官雜記》編造了大量心理描寫和蔣宋兩人閨房對話，這些都是文人編造的，並非歷史。但是卻成為了中國人先入為主的“啟蒙讀物”。
中共在教科書上寫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為“貪腐”代表，誣衊蔣介石貪污。蔣公生活簡單儉樸已經為真實歷史所證實，蔣公的心聲則是不敢浪費國家一錢一物:“如果我不是因為擔任國家元首，必須顧到國家的體制與規定的禮節儀式，尤其在國勢凌替之際，不願為外人輕視鄙薄，使之以為不足以代表一個國家的元首的話，我自信仍能與我一般同袍同寒暑，齊甘苦，過士兵一樣的生活。即使是這樣說，但我對於我個人，仍然時時刻刻在力求節儉簡樸，不敢浪費國家一錢一物，不敢以任何理由自解自恕，惟恐其不能為人民之表率。” （蔣介石，《政治作戰的要旨》，一九六三）
中共誣衊蔣公“一生最大的興趣就是追逐權力”，誣衊蔣公下野是“找替罪羊，以退為進，玩弄權術，用心險惡”，“三次下野成為最有權力的人”。
而蔣公三次下野都是為國為民，不為自身榮辱；復職後又無怨無悔地為國民奮鬥。第一次下野是“我為求黨內團結，不忍北伐大業中墜，乃毅然下野”。第二次下野，則是因為當時日本侵華，人們認識不清，“以為‘我不下野，則日本的侵略將無止境，只要我能下野，他們就可以和日本覓取妥協的途徑’” 。（蔣介石，《復職的目的與使命》，一九五〇）第三次下野是因為中共滲透造成當時人們認為“非蔣總統下野，則美援不來”，並且“非蔣總統下野，則和談不能進行”等等。（蔣介石，《蘇俄在中國》，一九五六）
時至今日，中共還在通過掌握蔣介石日記內容的學者，來達到“公正地醜化蔣介石”的目的，不讓人們接觸日記中蔣介石記錄的真實心理活動和事件，只能通過中共加工的二手材料來了解，用蔣公的日記達到誣衊蔣公的目的。比如首先肯定“蔣的日記有比較高的真實性”，然後開始貌似“公正”地進行黨文化的評論：“ 蔣介石這個人年輕時毛病很多。”“他早年性格上的五大壞毛病。”“他的日記裡有好多個人隱私，對誰都罵，那都是不適合公布的。”“不抵抗主義的發明權還是蔣介石”等等。中共學者在中共黨文化的框架中，用黨文化長期灌輸形成的共產黨的理念，對蔣介石日記的所謂“研究”，讓人不易察覺地剝奪了中國人的知情權，同時掩蓋了真實的蔣介石。
中共誣衊蔣介石篡奪政權
中共發動內戰，卻用誣衊的辦法將罪名加在蔣介石的頭上：“日本投降後，人民渴望和平，蔣介石則破壞人民一切爭取和平的努力，而以空前的內戰災難壓在人民的頭上。” 把中共煽動起來的內亂說成: “對於工人、農民、學生、市民和公教人員的爭生存的鬥爭，蔣介石的方針就是鎮壓、逮捕和屠殺。” 不提自己背後的蘇聯和共產主義陣營， 倒打一耙，“蔣介石為著維持獨裁，進行內戰，不惜出賣國家權利於外國帝國主義，勾結美國軍隊留駐青島等地，從美國招致顧問人員，參加內戰的指揮和軍隊的訓練，殘殺自己的同胞。” 無視蔣介石苦心對中國的經營，把中共自己未來的作為作為污衊的炮彈。”總而言之，蔣介石二十年的統治，就是賣國獨裁反人民的統治。” 把中共的叛亂說成：“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 （《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 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
通過誣衊和妖魔化蔣，追隨中共的人給自己的行為找到了看似高尚的理由，也使得人們在參加武裝叛亂反對當時的國家領袖蔣介石時，沒有任何道德良知的譴責或負罪感，反而覺得自己是站在正義的一方。
蔣介石曾預判自己下野後的利害：“（中共）對蔣個人極端誣衊，詆毀，誹謗，侮辱，使無立足餘地，不復能為反共救國革命領導中心。” （蔣經國，《危急存亡之秋》 ，一九四九）
中共通過誣衊蔣介石竊取人心
中共誣衊蔣介石不得人心，達到竊取人們對中共的信任的目地：“為什麼就是這樣子被趕出大陸了？就是蔣介石太壞了，蔣介石太不得人心，他一點信義沒有，說話不算數”； “逆歷史潮流而動，不得人心”；“背信棄義，破壞和平，發動內戰，禍國殃民，不得人心”；“得民心者得天下，這是千古鐵律。蔣介石他不得人心，只能兵敗台灣”；“蔣介石政權代表的是資產階級和地主的利益，不得廣大民眾的人心”；最後中共要達到的目的就是：“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
中共建政後不久，派出五十萬軍隊參加韓戰，有二萬餘人被俘，其中有一萬四千餘人不願回大陸，去了台灣，人心向背，可見一斑。
結語
中華神傳文化在蔣介石的時代走向了五千年這一歷史大循環的尾聲，神傳文化鑄造人類的偉大思想工程中，創世主安排的最後一位千古英雄人物蔣介石，以其卓越偉岸身軀，為中華民族留下了神力庇佑、遮風擋雨，最彌足珍貴的記載，為中華民族五千年成長、造化、以及承載未來人類生死存亡的重大抉擇的使命種種，充盈了英明睿智的經驗，畫上了圓滿的句號。
在人類二十世紀的世界領袖中，蔣介石洞察認清共產黨、反對共產黨最早、最堅定，最徹底。他以鏟除共產黨為終生之使命，百折不撓。他站在歷史、文化、哲學、科學和精神信仰的最高處，將共產撒旦魔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
“成”也英雄！“敗”也英雄！蔣介石開創並為之奮鬥一生的事業，其真實意義在於，啟迪教育人類不斷靜觀其變，從共產主義的百年欺騙偽裝中掙扎出來，在不久的未來被安排的歷史命運生死關頭，必須對共產紅禍做出最後正確的拋棄抉擇。因此，他的努力是一場未竟的、延續至今的千秋大業。
按照西方宗教的記載，撒旦是墮落的天使（路西法，Lucifer）。上帝按照自己的形像造了人（亞當）。撒旦在當天使時，由於自傲、妒嫉而反叛上帝，結果被上帝打入地獄，成了魔王。從此，撒旦仇恨上帝和人類，要誤導人類，讓人類不信神、遠離神而走入歧途，墮落成為慾望的奴才，最後掉到地獄裡，成為撒旦的奴隸。
宇宙間的舊勢力在安排自由社會和共產黨兩大陣營形成之初，蔣介石用“邪魔撒旦”、“反神主義和物質主義”的形容，直接點出了共產黨的來源與本性。蔣公穿透歷史渾噩的表相，看清共產黨勢力是撒旦魔在人間層面的化身，把人類從造物主的子民，拖離對神的信仰，步入背叛神的歧路，最終萬劫不復地墮入滅亡的深淵。
他集佛、道、耶（耶穌）之大成，用超越宗教的信仰與神性，力挽世界反神、反傳統道德之狂瀾。他宏通而博大，弘揚超越種族的普世真理。他對神的信仰，對生命、物質、精神和宇宙的認識，早已逾越了任何宗教的體系，達到了人類精神層面的頂峰。
他在一九五二年的證道詞中寫道： “世人往往因為失望、悲觀、苟安、自私，就喪失了他當初對上帝的信仰，致使惡魔猖獗，正義漸泯，坐視‘反神主義’和物質主義的蔓延全球，以致人類相互間，只有欺詐、恐怖、暴力與殘殺的存在！”蔣公在一九六二年再次忠告人類：“撒旦一旦從獄中被釋放出來，力量可能非常強大。撒旦的化身共產主義不僅與上帝作戰，而且有意耍弄上帝。”一九七五年，蔣介石在元旦致辭中說：“（中共）重壓所製造出來的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無數階級的懸殊與不平，已絕非任何資本主義社會所可想像。”
蔣公深思熟慮保護人類、保護中華，他警憒覺聾的循循善誘，在當時能清醒理解、理性認同的人士可謂寥寥無幾。但是，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飽受共產主義各種危害的世人回顧本次人類歷史，任何否定、懷疑蔣公遠見卓識的企圖都變得蒼白可笑。當今世界的狀況，尤其是中國大陸的全面道德淪陷，完全驗證了蔣公的真知灼見，明察洞悉。
蔣公提醒國人，中國是敬神的民族。從共產主義造成人對神的背叛，使“人是神造的”這一事實被進化論的歪理代替。人不知羞恥地把猴子頂禮膜拜成自己的祖先，迷信科學，崇拜無限度地攫取物質利益之際，蔣公釐清精神和物質的關係，提倡堅持神的信仰。他闡述：“我們中國’天人合一’哲學思想，乃是承認了‘天’的存在，亦就是承認了‘神’的存在。故‘天曰神’，又曰‘神者，天地之本，而為萬物之始也’。這個觀念，自然和共產匪徒無神論者唯物主義的觀點是水火不能相容的。”（《解決共產主義思想與方法的根本問題》，一九五五）
創世主讓蔣公為宇宙正邪大戰的最後一役，給中國人準備了充分的決勝條件。中國大陸大搞文化大革命摧毀五千年傳統之際，蔣公在台灣發起復興中華文化運動，以保存中華文化。蔣公在演講中指出：“我們中華文化，就是一種由內發揚到外的道德文化。我們中華文化，以合外內之道，致時措之宜的文化，而亦為世界創造了精神文明的價值標準。中華文化是無人可以毀滅的，我們文化復興運動，就是要‘提醒天下之人心’、‘從打擊中恢復起來’。”
台灣經由蔣介石的打造倖免共產邪教染指。蔣公嘔心瀝血將台灣建造成中華民族復興的基地。正如蔣公一九七三年講話中所說：“在舉世人心因一時之陷溺而迷失，反共陣營內部道德勇氣，趨於消沉之時，我們忍受一切屈辱，抵抗一切衝擊，就是要使中華民族復興基地，成為激揚自由世界反共信心的源頭，成為鼓舞人類爭取自由希望之火炬。”（《針對世變匪亂貫徹我們革命復國的決心和行動》）
一九九二年法輪大法在大陸開傳，一九九五年傳入台灣，迅速吸引了眾多的民眾。一九九七年法輪大法創始人李洪志先生親臨台灣講法，寫下《游日月潭》一詩。一九九九年中共迫害大法，億萬修煉者蒙難中原。台灣幾十萬修煉者成了大法弟子幫助世人明白真相的生力軍，精進不怠，正念正行，令邪惡膽寒。在江妖澤民肆虐大陸、好人遭受魔難的浩劫中，為世界提供了一個民族、同根文化、兩重天地的正邪對照。
在蒼穹劫數降臨之前，蔣公為中華民族留下的精神財富，在宇宙中記載了永遠的榮耀。當歷史大戲的下一幕拉開時，世人都會看到他為人類留下的寶貴遺產在世間大放異彩，神威大顯。
蔣介石，中華五千年輝煌文明的偉大守護神！蔣公的英名與他傾盡畢生的事業，彪炳日月，在新紀元開始之際，引領世人：
“神經麻木的中國民眾不受到地獄的痛苦，不會覺醒的。”共產黨的唯物論將會使“人類均將降入禽獸之域”。
“魔鬼撒旦的權勢，不僅在其使用暴力來威脅我們生命和身體的安全，使我們在恐怖之中，向他屈服”，“當一個民族受到魔鬼撒旦的摧毀和控制，總有不向那惡魔屈服的人們，站在一起，為民族獨立和自由來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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