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教珍事:王母教子:不畏權貴!(三篇)

慧淳

【正見網2018年03月09日】

一、王義方之母教子:不畏權貴!

王義方(615—669),唐代泗州漣水縣(今江蘇漣水縣)人,他自幼喪父,侍奉母親,非常恭敬。他飽讀詩書,通曉四書五經,是個飽學之士。王義方一生官位不高,最高只任御史台侍御史,屬六、七品的監察官,但他卻名登國史,在《舊唐書》《新唐書》中均有他的傳記,北宋司馬光所著的《資治通鑑》中,也有關於王義方的記載。
    
當時的宰相,是名臣魏徵,魏徵很欣賞王義方的才華,也很看重他的為人,魏徵的妻子有個侄女,已到出嫁年齡,尚未婚配,魏徵便想將妻侄女,嫁給王義方,於是便托人帶話給王義方。按理說,王義方的官職-不大,正需要在朝廷裡找個靠山往上爬,而魏徵是當朝宰相,位高權重,這不正是求之不得的好機會嗎?可是,讓人不解的是,面對天上掉下來的這個大餡餅,王義方卻不為所動,他很堅決地謝絕了這門親事。
    
但是,故事到這裡並沒有完。過了不久,魏徵染病去世,而王義方又做出了一個讓人不解的舉動,他親自托人上門,表示願意娶魏徵的妻侄女為妻。女方當然願意,於是,兩個人結為連理。
    
魏徵在世時,健拒絕婚事;魏徵去世了,卻主動上門求娶,這是怎麼回事呢?大家議論紛紛,有人就問王義方為什麼,要這樣做?王義方說:「我之前拒婚,是因為魏徵正處在高位,我不想趨附權貴。如今魏公去世了,我要實現他生前的願望,以報答他的知遇之恩!」事情傳開,人們都紛紛讚揚王義方的正直為人。
    
而後,由於友人的事,王義方受到牽連,被貶為吉安丞,後又歷任洹水、雲陽二縣丞。656年,升為侍御史,時間不長,因為彈劾宰相李義府的罪行而被貶斥。晚年,定居昌樂(今河北省南樂),聚徒講學。
    
王義方任侍御史時,經常到全國各地視察。侍御史就是專門負責視察工作的官員。
    
唐高宗顯慶元年(656年),王義方升任侍御吏,當時中書侍郎李義府,執掌朝政。李義府(614—666)是瀛州饒陽(今河北饒陽)人。當時正任右丞相,主管兵部、刑部、工部三部之事,手中握有相當大的權力。在任職期間,他依仗武則天的權勢,賣官鬻爵,中傷善良,欺壓凌辱百姓,可以說是無惡不作。此人表面是待人溫柔和藹,同人說話時,總是面帶笑容,暗地裡卻是進行陷害中傷,為人陰險毒辣。當時,人們都稱他為「笑中刀」。又因為李義府詭計多端,心狠手辣,害人時常不動聲色,很不容易為人覺察,所以,人們又稱他「人貓」。
    
上下官員雖然都很痛恨他,但無奈他身居要職,權力極大,一般人對他是敢怒而不敢言。
    
李義府憑藉自己的權勢,要強行霸占良家婦女淳于氏,淳于氏不從,在李義府的威逼下,上吊自殺。雖然許多人早已知道此事,但沒有人敢告發。
    
這樁人命案,被王義方發現,他想向皇帝告發,這也是他的職責。可是,一想到是當朝大臣李義府所為,而李義府有權有勢,兇狠殘暴,他擔心會因此而招惹災禍。王義方心裡矛盾重重,一時還拿不定主意。
    
回到京城以後,王義方一直悶悶不樂、心事重重。母親發現兒子的情緒不大對頭,就詢問道:「兒子,你怎麼整天沉默寡言、若有所思的樣子,是不是此次外出視察,發現了什麼難以處理的案件?」
    
這真是「知兒莫如母」。王義方覺得母親是一個深明義理的母親,母親既然問到頭上,就不能再向母親隱瞞。他告訴母親:「母親大人,兒這次到外地視察,發現當朝大臣李義府,依仗權勢欺人,將一良家婦女,活活逼迫致死!我作為侍御史,看到奸臣迫害無辜,而不告發,是不忠於職守;如果告發此事,李義府身居高位,誰都知道他心狠手辣,我很可能因此要遭到他的報復、陷害,讓母親受牽連,這是對母親的不孝。二者必居其一。我想來想去,總也拿不定主意。請母親大人幫我拿個主意,您看如何是好?」
    
母親聽了兒子的述說,對李義府的殘暴行徑,非常氣憤。她大義凜然地說:「兒子,過去王陵的母親,能捨身教子,堅持正義的事業;你能忠於職守,勇敢地同當道奸臣鬥爭,為民伸張正義,即便是我為之而喪生,也會死而無怨!你絕不要顧慮重重,不能姑息養奸!」
    
母親的態度,使王義方解除了思想顧慮,更加堅定了鬥爭的決心。在母親正義感的鼓舞下,他大膽地向皇帝揭發了李義府的罪行。
    
然而,昏庸的唐高宗,過於輕信奸臣李義府,為其花言巧語所矇騙,不相信當朝丞相,會做出這樣的事。不但沒有懲治奸臣李義府,反而說是王義方攻擊誣陷當朝丞相,下令將王義方貶黜為萊州司戶參軍。
    
王義方的母親,雖有思想準備,但得知此事後,仍然義憤填膺。在奸臣當道的情況下,是無處伸張正義的。即便如此,王義方的母親,始終對自己的選擇不後悔,表現出了崇高的道德情操和信念。

二、瀧岡溪畔的賢母——歐陽修之母

歐陽修(1007—1072),北宋文學家、史學家,字永叔,號醉翁、六一居士,吉州吉水(今屬江西)人。慶曆中任諫官,歐陽修支持范仲淹,主張改良政治,革除時弊,結果觸犯政敵,被誣貶謫。後來官至翰林學士、樞密副使、參知政事。歐陽修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在文學上,他主張文章應「明道、致用、事信」,對宋初以來靡麗、險怪的文風,表示不滿,並積極培養後進,是北宋古文運動的領袖;詩風與其散文近似,語言流暢自然;其詞婉麗,承襲南唐餘風。曾與宋祁合修《新唐書》,並獨撰《新五代史》。又喜收集金石文字,編為《集古錄》,對宋代金石學頗有影響,有《歐陽文忠公集》遺世。
    
歐陽修是我國古代在艱難的成長環境中,苦學成才的典型文人,他的成長,與他的母親鄭氏,密不可分。
    
歐陽修四歲時,其父歐陽觀,在泰州(今江蘇泰州市)軍事判官任上,去世,家中生活的重擔,全部落在歐陽修的母親鄭氏身上。母親帶他投靠叔父歐陽曄。因其父為人敦厚,為官清廉,死後家中一貧如洗,買不起紙筆,母親只好以蘆荻作筆,以沙灘作紙,教歐陽修認字。歐陽修也非常聽話,跟著母親的教導,在地上一筆一畫地進行寫字練習,反反覆覆地練,錯了再寫,直到寫對、寫工整為止,一絲不苟。這就是史書所傳的「鄭夫人畫荻教子」。鄭氏的這種教導,使歐陽修從小打下了良好的學習基礎。在母親的薰陶下,歐陽修的文學才華,很快顯露出來,十幾歲時,不但能把周朴、鄭谷的詩集,流利地背出,而且比較熟練地掌握了寫詩作賦的技巧。母親不斷地給他講如何做人的故事,告訴他為人為官,不要隨聲附和、隨波逐流。
    
歐陽修由於家裡窮,常外出借書看,他家裡附近有一個李姓藏書家,家中遍藏典籍。歐陽修不斷到這裡與李家的孩子一起玩,時間久了,就將李家的書,借回家看,無論是滴水成冰的隆冬,還是赤日炎炎的盛夏,從不間斷,從不鬆懈。每見到書上一些好的內容,他都趕快把它抄下來。一天,他從李家舊紙筐裡,發現一部六卷本韓愈的文集,經主人允許,便帶回家裡。打開一看,如獲至寶,便廢寢忘食、夜以繼日地閱讀。他高興地說:世上竟有這麼好的文章!

當時歐陽修的年紀還小,對韓愈的文學思想內容,還吃不透。然而他卻為韓愈散文獨特的風格所感動。他痛切地感到宋初以來,社會上流行的那種只講文法、華而不實的文章毫無用處,實在是誤人子弟。而正是在這種思想的啟迪下,一個學習韓愈、革除當時文壇上那種壞風氣的念頭,在他的腦海裡油然升起。
    
良好的品德,是成長必須具備的條件。歐陽修的父親生前曾在道州、泰州,做過管理行政事務和司法的小官。他關心民間疾苦,正直廉潔,為民愛戴。歐陽修長大做官以後,母親還經常不斷地將他父親為官的事跡,講給他聽。她說:「你父親做司法官的時候,常在夜間處理案件,對於涉及平民百姓的案宗,他都十分慎重,翻來覆去地看,凡是能夠從輕的,都從輕判處;而對於那些實在不能從輕的,往往深表同情,嘆息不止。」  「你父親做官,廉潔奉公,不謀私利,而且經常以財物接濟別人,喜歡交結賓朋。他的官俸雖然不多,卻常常不讓有剩餘。他常常說:不要把金錢變成累贅。所以他去世後,沒有留下一間房,沒有留下一壟地。」  「對於父母的奉養不一定要十分豐盛,重要的是要有一顆孝心。自己的財物雖然不能布施到窮人身上,重要的是心存仁義。我沒有能力教導你,只要你能記住你父親的教誨,我就放心了。」母親的這些語重心長的教誨,深深地印在歐陽修的腦海裡。
    
景祐元年(1034年),歐陽修任職已滿三年,回京述職,被留在京城編寫《崇文總目》。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與權貴鬥爭失敗,被逐出京城。歐陽修雖與范仲淹並無交情,但自幼受母親教導,處處以父親歐陽觀為人處世的準則,來督導自己,不苟合於世俗。他眼見忠臣蒙冤,義憤填膺,毅然提筆,不顧「戒越職言事」的禁令,以文章論救范仲淹,指責諫官高若訥,諂媚權貴,利慾薰心,文過飾非,不主持正義,  「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措辭如此激烈,自然激怒了朝中權貴。很快,歐陽修受誣被貶,也離開了京城,出任夷陵(今湖北宜昌)縣令。由於權貴們逼迫甚緊,歐陽修來不及收拾妥當,就匆匆上船離京。倉促之間,他落入水中,險些淹死在汴河的激流中。此時的歐陽修,心情極度沮喪。他的母親鄭氏,這位飽嘗生活苦難的女子,堅決支持兒子的行動,面對窘境,談笑自如,並不顧體弱多病,提出跟隨歐陽修前往夷陵。母親的理解和支持,在歐陽修人生極為低落的時候,再次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歐陽修漸漸從被貶的落魄心情中,調整過來,重新燃起了對生活、對事業的熱愛之情,最終官復原職,開始了一段新的奮鬥歷程。
    
歐陽修為官清正,但也不忘孝敬為自己備嘗艱辛的母親。皇祐五年(1 053年),歐陽修的母親,以七十三歲的高齡病逝於南京,歐陽修將母親遺體,運送故鄉安葬。母親慈祥的面容,勞碌奔波的身影,時時出現在眼前,母親的諄諄教導,激勵他成就了一生的功業。

三、侯氏:教出兩位宋學泰鬥的傳奇母親

每一位母親,都是一個傳奇;每一位傳奇母親的背後,都有一些發人深省的故事。本文向大家介紹一位善於教育子女的母親,不是「三遷」的孟母,亦非「刺字」的岳母,而是培育出兩位宋學泰鬥——程顥和程頤的母親侯氏。可以這麼說,二程之所以能成為開創北宋理學的曠世大儒,除了與他們自身的天賦異稟和淵博學識分不開外,也與他們母親的教育密不可分。   

《世說新語》上,記載了一個關於孔融的典故。孔融十歲時,隨父到洛陽,時李元禮有威名,登門者須是俊才或有清譽,又或是中表親戚,閣人始肯通傳。孔融獨自到李府,向門官言道:「我是李府君親。」門官為他通傳後,請入府相見,李元禮問道:「君與仆有何親?」孔融對曰:  「昔先祖仲尼(孔子)與君先人伯陽(老子)有問禮之誼,是以仆與君,亦世為通好也。」此言出自一個十歲幼童之口,李元禮及在座賓客,莫不奇之。時有太中大夫陳韙 後至,得聞此事,便道: 「小時了了,大未必佳。」意思是小時候聰明,長大了未必能佳。這倒是很常見的事,不過卻是對孔融的不以為意。沒想到孔融應聲答道: 「想君小時,乃當了了。」這個典故也被侯氏用於教育自己的兩個孩子。小時候的程顥和程頤,兄弟倆博聞強識,聰明絕頂,也常因別人叫他們「神童」而驕傲,母親侯氏,就經常告誡他們, 「神童」如果滋生自得與懈怠的心理,是最終難成大事的,最終和普通人沒什麼兩樣。要想將來有大出息,就得苦讀不輟,養成好讀書、勤讀書的習慣。
    
侯氏不愧為一位出色的早教專家,她在激發、督促孩子讀書方面,除了耳提面命、嚴加督促外,還特別注意教育方法。縱觀歷代賢母,能做到這一點的屈指可數。如她在兩個孩子用的書本上,親筆寫上「我愛惜勤讀書兒」之類的話語,就是用母愛激勵兩個兒子讀書,誰愛讀書、勤讀書、讀得好,媽媽就愛誰、疼誰。

這一方法,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程顥和程頤之間,為了獲得母親更多的疼愛,爭先恐後地刻苦攻讀,程顥手不釋卷,程頤經常苦讀到夜深人靜,兩人形成了積極的競學之風。
    
侯氏在程顥的書本上寫「殿前及第程延壽」的字樣(鼓勵他入仕當官),而在程頤的書本上則寫了「處士」兩字(鼓勵他做有才德的士人),這種不同的教子方式很值得我們思考。為何要這麼寫?為何作為母親,對兩個兒子的未來進行如此截然不同的激勵?細想一下,其實不難理解,所謂「知子莫如母」,侯氏認為程頤的秉性與程顥不同,他為人傲岸耿介,不適合做官,更適合做一個教書育人、專心治學的學者。通過志向激勵,幫助孩子完成各自的志向設定,為孩子讀書,設置可預見的目標。
    
結果果然如侯氏所料,程顥長大後,積極入世,努力應舉,並順利中了進士;而程頤呢,則對科甲功名不感興趣,而對辦學、搞教育,特別積極。對此,程頤曾經自嘲「及先兄登第,頤以不才,罷應科舉」,顯然,  「不才」只是他不趕獨木橋的藉口和自謙之詞而已,其實他目窮千卷,才壓萬人,是百年難得一見的才子。對於兄弟二人,截然相反的命運,程頤不無感慨地說:「方知夫人知之於童稚中矣。」
    
仁宗皇祜四年(1052年),四十八歲的侯氏,病逝於江寧(今南京),因父親侯道濟、丈夫程垧,均在朝為官,且學問人品及官聲都很不錯,朝廷按舊例追封侯氏為壽安縣君。這個時候,程顥二十一歲,程頤二十歲,兄弟倆尚在南安軍(今江西省大余縣),跟著周敦頤求學,雖然才名俱已在外,而且程頤十八歲時,還上書宋仁宗,希望「天子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為心」,曾引起朝野學術界的巨大震動。但畢竟兩兄弟,均人微言輕,沒能在母親去世時,彰顯出母親的「教子有方」,而使母親獲得更顯貴的朝廷冊封。
    
五年後的仁宗 嘉佑二年(1057年),情況發生了改變。二十六歲的程顥一舉高中,金榜題名,官鄠縣(今陝西戶縣)主簿;而二十五歲的程頤,以布衣之身,在京師(今開封)授徒講學,大力發展教育事業,致「斯文大興」。程家兩兄弟,一時間名聲大噪於京師,再加上父親程垧又從江西興國縣令榮升龔州(今屬廣西)知州,一門三傑,聲名震動朝野。
    
仁宗皇帝對二程的才名,早有耳聞,於是詳細詢問身邊大臣,打聽二人的成長環境與受教育經歷,得知皆程母侯氏教育之功,不禁心生欽佩,遂再次下旨,追封侯氏為上谷郡君,予以褒獎。
    
一位普通母親,教出兩位名留青史的宋學泰鬥,堪稱不朽之傳奇。二程成名之後,亦不忘母親的教育固基之德,曾專程由洛陽來到母親的出生之地——太原盂縣去講學,今盂縣肖家匯鄉興道村的「程子岩」就是因此而得名的。

(均據《淵鑒類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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