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新聞網2019年08月14日】
《共產主義黑皮書》第三部分 另一個歐洲：共產主義的犧牲品（56）
在開始檢視1955～1989年這一被歷史學家莫爾納（Miklos Molnar）稱之為「後恐怖主義」的時期以前，我們應該注意一些可能揭示出鎮壓如何演變及其邏輯的事實。
首先要注意到，共產黨政權實施的大規模恐怖和鎮壓違反了基本自由和人權。這些是在國際公約中得到承認的權利，特別是聯合國大會於1948年12月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儘管當時蘇聯和五個「人民民主」 國家投了棄權票。鎮壓還違反了在其發生的所有國家的憲法，這些違憲行為的背後是這些國家的共產黨領導人。例如，在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的領導角色」直到1960年才成為憲法的一部分，當時捷克斯洛伐克成為了第二個採用社會主義憲法的共產主義國家。沒有法律允許在審訊和關押期間普遍地使用酷刑，也沒有法律授權秘密警察大規模地編造證據。在這種情況下，值得記住的是，在對共產主義審判第一次重新評估時，評論中批評警察「把自己置於黨的上面」，而不是說他們把自己「置於法律之上」。顯然，這裡的目的是為了減少或消除政治領導人對警察系統運作所應負有的任何責任。
同時還要記住的，是共產黨獨裁統治的具體特性。這不只是一個覆蓋了全球六分之一面積的國家，而是好些個國家和一場國際運動。共產黨獨裁政權之間、各自與其中心莫斯科，都有著極緊密的聯繫。好在檔案已經開放，我們得以知道1944年以後，發生在這些國家的壓迫受到一個非常強大的、位於共產國際內部的一個共產主義機制的授意和指導，這個機制已融入蘇聯的中央機制。在1943年6月12日，亦即共產國際於6月9日宣布解散幾天之後，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國際信息部（即共產黨工人黨情報局，Cominform）就成立了，由謝爾巴科夫（Aleksandr Shcherbakov）擔任負責人，迪米特洛夫（Georgi Dimitrov）和馬努爾斯基（Dmitry Manuilsky）擔任副職。這個部門不斷地向外國共產黨發出指示。迪米特洛夫從一開始就是真正的負責人，在1943年12月底通過蘇聯政治局的決定被正式任命為負責人。該部門通過各國共產黨設在蘇聯的外事辦公室（只有南斯拉夫和阿爾巴尼亞沒有辦公室）、電台或郵件及後來還通過在莫斯科舉行的「磋商」會議，來發出指令。哥穆爾卡（波蘭黨總書記）在1945年5月10日從迪米特洛夫處收到指令，指責他在波蘭用的措施不夠嚴厲，他還被告知「永遠不會有太多的集中營」。因此，在戰爭結束時，集中營系統已經被設計在戰爭結束後用作對付政治敵人。
把布爾什維克的實驗傳入尚未融入蘇聯的國家那裡，不是沒有風險。儘管莫斯科試圖將東歐集團各政權同質化，但是民族主義情緒仍持續存在，並且還時常表現出來。在1948至1949年的南斯拉夫事件、1953至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和1956年的波蘭事件之後，加上上世紀60年代中蘇的分裂以及對其它歐洲衛星國（特別是阿爾巴尼亞和羅馬尼亞）的影響，共產政權的多元化變得更加明顯。
最後，應該指出的是，曾經掌權的共產黨人能面對他們作為壓迫者的過去；這，是納粹主義與共產主義主要的一個差異。納粹主義從未有過赫魯雪夫，也沒有納吉（Imre Nagy）、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cek）、或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在上世紀50年代，為受害者恢復名譽成了接任死去的偉大領袖的權力鬥爭中的一個主要因素，比如1953年時的史達林和哥德瓦爾德及1956年時波蘭的貝魯特，或者是那些被解職的總書記，例如1956年時匈牙利的拉科西。恢復名譽不僅僅是簡單地譴責明顯的不公，也意味著找出罪魁禍首。恢復名譽的重要性在黨的高層鬥爭中一直持續到60年代，特別是在捷克斯洛伐克。這個現象也觸及了許多真正的共產主義信徒，首先是知識分子階層，對他們來講，共產主義的理想有一個道德的維度，還有那些因為政權的罪行被揭露而感到背叛的人。從1953年到60年代，鎮壓的歷史也是大赦的歷史，即使通常只是部分大赦。
因此在1955～1956年，（壓迫的）大型磨床仍在運轉，但在變得生鏽。那些在1949至1953年的鎮壓中完美地扮演了其角色的秘密警察官員們被解僱、有些被捕和判刑，儘管比較寬大。政治領導人也被要求辭職，有時被前囚犯所取代，如波蘭的哥穆爾卡和匈牙利的卡達爾。總的來看，壓迫似乎緩和了很多。
但是，許多共產黨政權在建政時期留下了很多未癒合的傷口。廣泛的恐怖並沒有在50～60年代作為一個壓迫的手段完全消失，而且可以肯定地說，還隨著蘇聯在東歐的各種軍事干預而繼續著。在街上開過坦克就是一種非常有效的方式來在人群中散播恐怖和恫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