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新聞網2019年08月31日】
《共產主義黑皮書》第三部分 另一個歐洲：共產主義的犧牲品（62）
有可能忘記或者讓人們忘記一個體制及其各式暴力專制人員所帶來的痛苦嗎？特別是這樣的苦難持續了幾十年之久。一個人能如此寬容、縱容那些被擊敗的、做過劊子手或是施加過折磨的同類嗎？當一個人希望建立民主和法治，應當怎樣對待以前的領導人和他們的助手？尤其是當這些人數目眾多且國家機器曾如此龐大。
中歐和東南歐的新興民主國家一直在尋求這些問題的答案。清潔共產黨的機器是目前的重點，即使這意味著疏通極不愉快的回憶。毫不奇怪的，新的領導人，其中包括許多前共產黨人，對這清洗應有多大的範圍、應使用的方法意見不一致。一直有呼籲採取激進的措施──將共產黨作為犯罪組織禁止，並對所有仍然活著的前領導人進行審判。另一方面，又有壓倒性的願望來避免一個讓人聯想到過去共產主義做法的「清洗」。對於波蘭總理馬佐維茨基（Tadeusz Mazowiecki）、捷克和斯洛伐克共和國的總統哈維爾來說，譴責前政權的罪行，並將其代理人從實權職位中清除出去，不能是對前政權手段的重複。這些反共民主人士不想在恐懼的氣氛中治國。匈牙利作家道洛什（Gyorgy Dalos）長期以來反對威權政府，他在1990年寫道，「淨化和清洗，即使是藏在『春季清潔』等語句背後，仍然會讓那些在舊政權下工作過的人產生根深蒂固的不安全感，我們仍然非常需要這些人……如果因為恐懼而產生一種新的『忠誠』，那會是很嚴峻的，坦率地講，這與民主本身的理念無關。」
在自由被恢復後的最初時日，共產主義政權的受害者，身份確實的、不論生死、是否沉寂或發聲，都是究責調查的中心。所有不同類的受害者都是關注的焦點，包括那些被不公正地處決或監禁的人、那些生計被剝奪的人，以及那些每天都為屈服於黨的謊言而被羞辱的人。後共產主義社會不得不面對哈維爾所說的「可怕的遺產」，還要面對嚴重的犯罪和懲罰問題。受害者是苦難的主要見證人，社會必然地會向新的政治官員要求提供一個可以利用或平息由這種苦難所產生的怨恨的框架。有一些人利用這種情況謀取私利、有人想要阻止盲目復仇的勢頭、有人作壁上觀，也有那些理解人類的脆弱並尋求導致邪惡的真正原因的人，同時提出民主措施。所有共產黨政權都存在著一個「沉默的大多數」；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那些最被動的、做了半合作者的人，卻最大聲地呼籲要對鎮壓者採取殘酷的復仇。
經過這麼多年被截肢的記憶，對最近的過去的感悟是如此激切並不令人驚奇。自然的，在審查制度廢除之後，出版業呈現了爆炸式的增長，多樣化的觀點開始出現。那種新聞形式的、極為媒體關注的手法，因為不斷尋找轟動效應，導致一種過於簡單化的、非黑即白的觀點──把歷史簡化為受害者對劊子手，直到一下子，好像整個國家都在抵抗一個被從國外強加來的政權（的描述）就成為可信的了。在這個過程中，言語失去了他們更細膩的含義。「種族滅絕」一詞被到處談論：共產黨人對羅馬尼亞人、捷克人和其他人進行種族滅絕；捷克人試圖對斯洛伐克人進行種族滅絕。在羅馬尼亞，人們開始談論「紅色大屠殺」；在保加利亞，「無數沒有火葬場的奧斯威辛斯」成了談論古拉格式營地標準的公式化語言。
這些對最近的過往的態度已成為冷靜的研究的課題，清楚地表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影響仍然強烈在後共產主義社會中持續存在。極端的例子是前南斯拉夫，最近的戰爭在某種程度上是50年前衝突的延伸，記憶被悍然扭曲以加劇衝突。戰爭的陰影還沒有消散，尤其是在前納粹德國的盟友國。如果貝當元帥（Marshal Petain）是羅馬尼亞人或斯洛伐克人，許多人會認為他是共產主義的受害者，就像（二戰期間）羅馬尼亞的獨裁統治者安東內斯庫（Antonescu）和斯洛伐克總統蒂索 （Jozef Tiso）的情況那樣，這兩人都在戰後因其在國內犯下的暴行而被判死刑並處決。
共產黨政權的歷史現在極度政治化，特別是當各黨派和運動尋求重新發現他們的祖先和傳統。本書的作者之一安德烈澤傑‧帕采可夫斯基（Andrzej Paczkowski）是波蘭人，在談到波蘭對起源的探求時毫不猶豫地說是「內戰」，儘管所幸的是，這裡「戰爭」只是一個單詞。過去被扭曲而當成工具使用，古老神話和傳說再次重生，還有新的出現。有關受害者人數的迷思需要特別引起關注。根據法國歷史學家弗蘭克的說法，這個數字成了一個關鍵符號、一個數學的真實，它賦予了談論死亡的權威，並將大規模死亡轉化為一種聖禮。因此那些研究新的國家或社會神話的人特別需要謹慎行事。
1956年匈牙利革命歷史研究所所長、匈牙利人利特萬（Gyorgy Litvan），曾建議對歷史上的各個極端時點做一個政治上明確的解釋，這樣會協助深入分析一個國家的政治演變。他認為一個國家與最近的過去的關係，比經濟問題或其它當時可能正在發生的變化，能告訴我們更多關於（國家所走的）各種道路的民主的根源。
所有的記憶在某種程度上是被「創造」出來的，有關事件的官方版本也不例外。立法者和決策者組成小組，來選定成為新憲法基礎的傳統，選擇將出現在郵票和鈔票上的頭像，確定將慶祝的國定假日、要頒發的獎章，以及舉行紀念的活動和街道、廣場和公共場所的名字──當然，還有制定在學校教授的課程大綱。共產主義時期的英雄和受害者不容忘記。儘管如此，很多後共產主義政權決定將共產主義時期的歷史放在括號內面。這樣的做法在20世紀並不新鮮，正如專門研究俄羅斯記憶的義大利歷史學家法拉帝 （Maria Ferretti）所指出的： 克羅齊（Benedetto Croce，譯者註：義大利著名文藝批評家、歷史學家）提出過類似的方法，來埋葬義大利法西斯主義的幽靈。然而把歷史加括號總是一種幻覺，整整的幾十年不可能簡單地被埋葬和遺忘。這幾十年塑造了每個國家裡大多數公民的眼界，也決定了社會和經濟發展的過程。冷靜的分析試圖對行為做出解釋，包括個人、群體和整個民族都缺乏（或不充分具有）對歷史的自我批評；希望避免任何關於集體責任的反思（以默許的形式支持了政權）；或存在一種「殉難者」的心態來為整個國家的任何事找藉口。（法國哲學家萊涅爾-拉瓦斯汀［Alexandra Laignel-Lavastine］研究過羅馬尼亞的「集體殉道學」的概念，伴隨著一個「無辜的綜合症」，使一切都被視為是別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