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新聞網2019年09月27日】
1958年開始，中共又發起了人民公社化、大躍進運動，從而導致了三年多的大饑荒，餓死了四千多萬人。甚至時任中共國家主席劉少奇都曾說，大饑荒災難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中共掠奪了地主、富農、資本家的財產後，對生產資料進行了所謂的「社會主義」改造。1958年，中共在「合作社」的基礎上，開始了「人民公社化」運動，生產資料分別歸人民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三級組織所有。
中共號稱「超英趕美」
1957年11月，中共又提出「大躍進」口號，1958年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制定了「總路線」，通過了第二個五年計劃，為大躍進位定任務和目標：
在鋼產量方面，中共要「超英趕美」。中共提出1958年鋼的產量要比1957年增加一倍，達到1,070萬噸，1959年達到1,200萬噸，1962年為3,000萬噸，1967年7,000萬噸，1972年1.2億噸，5年可以超過英國，15年趕上美國。
在糧食方面，中共原計劃到1962年全國糧食產量為5,000億斤，但在中共八大二次會上改為7,000億斤。而大陸1957年全國糧食產量僅有3,901億斤，而且該年被認為是中共建政以來收成最好的年份之一。
中共想在10年內，就使中國的主要工業產品產量超過英國，15年內趕上美國（所謂「超英趕美」）。
鋼產量「躍進」 糧食產量大放「衛星」
為了達到目的，中共在農業方面提出「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口號，隨後，各地畝產糧食量不斷「放衛星」，本來每畝僅幾百斤的產量，卻被各地不斷放到大數萬、甚至十多萬斤。
如1958年各地畝產小麥數據：河南遂平衛星公社5畝小麥，平均畝產2,015斤；湖北谷城樂民公社，畝產2,357斤；湖北襄陽700萬畝小麥，畝產1,500～2,000斤；河北魏縣六座樓公社，畝產2,394斤；河南遂平衛星公社，畝產3,530斤；湖北谷城，畝產4,353斤；河南輝縣田莊公社，畝產4,535斤；湖北谷城先鋒公社，畝產4,689斤；河北安國，畝產5,103斤；河南西平，畝產7,320斤等等。
其中，青海省柴達木盆地的賽什克農場第一生產隊畝產8,585斤，成為1958年小麥畝產最高的生產隊。
1958年的早稻畝產方面：湖北應城春光公社報出畝產10,597斤，湖北麻城建國公社上報說畝產36,956斤，廣東北部山區連縣上報畝產60,437斤，黑龍江新立村上報天文數字：「畝產12萬斤」。
以1957年曾獲畝產千斤「糧食帥旗」的四川郫縣為例，當年8月26日，該縣犀浦鄉第一農業社上報平均畝產水稻45,217斤的「大衛星」，超過實收總產量26,000～27,000斤，超過當地水稻正常畝產量的77～88倍。
在鋼鐵產量方面，中共提出了「以鋼為綱」的口號，號召全民煉鋼。
在農村，修建了不少土法的煉鋼爐，企圖在田間煉鋼鐵。合作社收集了大量農戶家的飯鍋、鐵器來煉鋼鐵，結果由於技術不合規格，煉出大量的廢鐵，不僅造成大量的浪費，而且嚴重污染了環境。
同時，由於煉鋼需要鐵礦、焦炭等燃料，所以中共號召全民採礦、採煤及伐林，農民不能下田耕作、按時收割等，導致糧食產量大減。
據統計，大陸1960年的糧食實產2,870億斤，比1957年減少26%以上；油料作物實產3,405萬擔，比1957年7,542萬擔減少一半多；豬的年底存欄數為8,227萬頭，比1957年14,590萬頭減少56%。
從1958年冬至1959年春，大陸就有地區開始斷糧，浮腫病開始出現。
中國資深記者高瑜在饑荒年代是中學生。高瑜對美國之音說：「從1958年搞大躍進，人民公社，當年就有人餓死了。從1959年、60年、61年，毛澤東（在經濟上亂指揮導致）餓死人主要就是這三年。這三年還有一個問題，就是他還在搞原子彈。本來中國還可以開國庫救濟災民（但也沒有）。」
大饑荒餓死數千萬人
據前新華社高級記者、《炎黃春秋》雜誌副社長楊繼繩過經10年的調查，寫下的《墓碑：中國六十年代饑荒紀實》一書介紹，1958年至1962年期間，據不完全統計，中國餓死了3,600萬人，因飢餓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數估計為4,000萬人，兩者共計7,600萬人。
荷蘭歷史專家馮客（Frank Dikotter）2010年出版的《毛的大饑荒》一書介紹，大饑荒時期導致4,500萬中國人死亡。
據因「六四事件」而流亡美國的前中國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陳一咨此前披露，當年根據趙紫陽要求，曾對大躍進死亡人數做過調查統計，結論也是4,500萬。
維基百科說，由於中共封鎖消息，大饑荒時期死亡人數不易精確統計，但各種渠道公布的非自然死亡人數是4,500萬左右，其中僅在四川就有高達1,000萬的人非正常死亡，這是二十世紀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饑荒之一。
大饑荒是人禍
外界普遍認為，中共發動的所謂「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是導致這場浩劫主要原因。中共大辦工業、大煉鋼鐵調用大量勞動力，致使大片田地荒廢；同時，公社化運動嚴重影響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糧食產量無法保證；吃大鍋飯又浪費了很多糧食等。
旅美作家王平今年3月曾說，1958年中國爆發大饑荒，到1962年基本結束。明明是5年大饑荒，中共卻說成「三年自然災害」。
中共國家主席劉少奇在1961年5月31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曾說，大饑荒時期，「天災不是主要原因」，中共「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是主要原因」。
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再一次說，過去幾年的經濟災難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另外，在大饑荒時期，中共仍然向蘇聯和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出口糧食換取工業原料、機械及技術，以快速發展軍事工業。例如，1959年農村已出現餓死人情況，但中共全年出口糧食數量達到歷史上的最高，為415.75萬噸。
同時，在中國人民餓死的情況下，中共高官們卻過著奢侈的生活。現僅就茅台酒的消費予以說明。
《炎黃春秋》雜誌曾報導，1959、1960、1961三年大饑荒時期，茅台酒合計產量為2,079噸，其中1,939噸為中國人自飲。
報導稱，在那個年代能飲茅台酒的當然不是普通百姓。生產這些酒需要多少糧食呢？根據茅台酒廠歷年使用原糧統計，這三年實際用糧是2,260萬斤，其中高粱1,085萬斤，小麥1,175萬斤。換算合計1.13萬噸。
報導稱，需要指出的是，在當時的人造大饑荒年代中，生產茅台酒所需要的糧食能全部生產，很大一部分是從外地調入。
另外，中國在大批餓死人的情況下，中共還阻斷饑民逃荒，加重了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