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新聞網2021年03月06日】
一個由26名科學家組成的小組周四（3月4日）在一封公開信中呼籲進行新的國際調查。他們說，上個月，世衛團隊完成了前往武漢的任務，武漢是發現第一個已知病例的中國城市，他們沒有足夠機會來充分調查新冠病毒（中共病毒）的可能來源，包括病毒是否從實驗室泄漏。
以下是公開信的內容：
找到SARS-CoV-2的起源對於更好地應對當前的大流行和降低未來大流行的風險都至關重要。不幸的是，在最初爆發一年多之後，大流行的起源仍然不明。
作為科學家、社會科學家和科學傳播者，我們一直在單獨或者集體尋找COVID-19大流行的起源，認為必須對全部有關大流行的起源假說進行徹底檢查，授權對一切必要的資源進行全面了解，而不考慮政治或者其它敏感因素。
根據我們的分析，以及世界衛生組織和中國（中共）當局召集的全球調查證實，目前尚無證據表明這種病毒完全源於自然。人畜共患病假說主要基於以前人畜共患病事件的模式，只是SARS-CoV-2可能的起源之一。此外還包括與研究相關的事故假說。
雖然2020年5月世界衛生大會授權開展的「合作」過程本意是要全面審查這一大流行病的起源，但是我們認為，這一努力存在的結構性限制，使得世衛組織召集的行動小組幾乎不可能實現這一願望。
特別是，我們希望能夠使公眾意識到這一事實：這一過程所召集的聯合小組一半是由中國公民組成，其科學獨立性可能有限，國際聯合小組成員只能依靠中國（中共）政府挑選的與他們分享的信息，此外，任何聯合小組的報告都必須得到聯合小組中中國成員和國際成員的一致同意。
因此，我們得出結論，無論是自然溢出還是實驗室研究相關事件，聯合小組都沒有得到授權，沒有獨立性或者必要的途徑對所有關於SARS-CoV-2起源的假說進行全面、不受限制的調查。
我們還擔心，聯合小組的工作已經被媒體不準確地報導為獨立調查，稱其結論反映了世衛組織的結論。2021年2月9日武漢聯合新聞發布會就是這種誤解的一個很好例子。儘管這是聯合小組的發現，但它們被廣泛報導為代表世衛組織本身。
作為世衛組織及其使命的堅定支持者，我們認為必須明確指出，聯合委員會的任何調查結果，雖然可能在有限程度上有用，但是既不代表世衛組織的官方立場，也不代表不受限制的獨立調查結果。因此，我們認為，必須描述出一個全面和不受限制調查的輪廓，以便制定一個標準用於評價目前和未來的努力。
世衛組織召集的全球調查的局限性
以下核心問題破壞了世衛組織召集的現有的聯合調查：
規範聯合調查的具體目標、職責和責任的職權範圍在沒有足夠透明度的情況下協商達成（2020年7月），然後在相當長的延遲後公之於眾（2020年11月）。
這些職權範圍受到很大的限制，例如，規定大部分實地工作必須由中國一方進行，調查結果只需以中國一方選擇的形式通知聯合小組國際成員進行審查和討論。
聯合研究的中期和最後報告取決於聯合小組的17名中國成員和17名國際成員協商一致意見，因此，按照這一過程產生的報告最終很可能是部分基於政治和其它限制的必要妥協。
調查組的國際專家甄選過程沒有充分排除利益衝突。
該小組所代表的技能完全集中在公共衛生和人畜共患病方面，而排斥了適合調查實驗室或者研究相關事故的法醫技能。
該小組沒有被授權或訪問細粒度的實驗室記錄、數據和人員，在一定程度上使他們可以自信地評估各種假設。
該小組是在中國（中共）國務院一項廣泛的封口令背景下開展工作的，這項封口令阻止任何關於這一流行病的信息自發分享，並要求與中國（中共）政府協調，謹慎發布任何這類信息。該封口令是在2020年2月世衛組織中國聯合代表團離開一週後下達的。
聯合小組的國際成員自己承認，他們常常依靠中國同行向他們提供的口頭保證，而不是獨立調查，特別是關於實驗室或與研究有關事故的可能性。
在參與調查之前，至少有一名國際小組成員對純人畜共患病假說表示了堅定的信念——而當時幾乎沒有關於SARS-CoV-2病毒的任何數據——並對與實驗室相關的來源說法表示不屑。這些公開聲明使人們嚴重懷疑他在科學上的客觀性。
一個完整的調查應該是什麼樣的
由於聯合小組的調查沒有達到目的，我們認為國際社會有必要概述一下如何能夠組織一次全面和不受限制的調查。這樣的調查需要做到：
由真正獨立的團隊執行，沒有未解決的利益衝突，沒有任何內容由具體議程或者國家的全部或部分控制。
多學科交叉，包括流行病學家、病毒學家、野生動物專家、公共衛生專家、法醫調查員、生物技術安全和生物安全專家等。
包括幾個具有漢語技能和了解中國文化的人，他們可以幫助理解原始事件中的行為，也可以幫助解碼調查過程中的動態。
首先考慮每種途徑的所有可能情況，這些應該包括：
一種純人畜共患病事件，有或者沒有中間宿主；
實驗室員工或者一些伴隨的非實驗室人員在採樣點的感染；
在運輸所收集的動物和（或者）樣本時發生的感染；
發生在武漢某實驗室的實驗室獲得性感染（LAI）；
非實驗室獲得性感染的實驗室泄露，例如通過廢物處理，或者動物逃跑或者被不當處理。
遵循常見的法醫調查方法，基於：
傳統的嚴格實地調查；
分析人員分析收集到的元素；
開源情報幫助收集更多信息；
回顧以往人畜共患病事件和與實驗室相關的事故，從中可獲得技術和制度上的見解。
擁有充分或者重要的訪問權限，接觸所有現場、記錄、樣品和相關人員，包括：
重要的武漢市場；
所有已知的從事冠狀病毒研究的中國或者國際實驗室和機構，或者與從事冠狀病毒研究的團體共享的設施或者設備；
2019年秋季早期或者疑似患者的醫院記錄，包括與患者或聯繫人的面談記錄；
重要的病原體採樣點，如墨江礦；
目前和過去的人員，如2019年實驗室的員工和特定取樣現場的人員。
授權全面查閱參與冠狀病毒研究的實驗室和機構的所有相關記錄，包括：
環境報告；
檢驗報告；
維修保養記錄；
實驗室實驗日誌；
原始序列讀取；
樣品出貨記錄；
標本銷毀記錄；
人員日誌；
事故報告；
動物繁殖記錄；
取樣行程記錄，包括2013年墨江取樣行程；
病原體、樣本和分離物的關鍵資料庫，包括那些離線採集的。
授權完全訪問粒度數據，最好是直接來自來源地，以原始形式，而不是匯總數據。如果需要，這些數據可以匿名化；不應該有任何法律理由來限制訪問。
授權充分獲取市場樣本、環境樣本、醫院樣本和任何可能的樣本，如廢水和血庫，並獲得完全許可進行獨立測序或其它測試。
授權查閱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病例記錄以及相關的初級醫院和（或）診所記錄。
授權完全訪問中國其它描述肺炎病例的資料庫。
能夠進行保密面談，包括對早期病例及其親屬以及過去和現在與有關地點或者機構（例如市場、醫院、取樣地點和實驗室）的有關人員進行面談。
部署一個安全的報告渠道，讓人們能夠在不懼怕懲罰或報復的情況下秘密提供信息，無論他們在哪裡。
結論和下一步
我們認識到，作為一個必須依靠成員國合作的國際機構，世衛組織在這類調查中所能取得的成果有限。我們無意破壞世衛組織，它在具有挑戰性的環境下工作，以滿足全球巨大的需求。
雖然聯合小組的調查是國際社會獲得一些有限和高度保護信息的重要機會，不幸的是，它被證明是不透明和受限制的，這極大地損害了調查的科學有效性。
由於全球有二百多萬人死亡，超過一億人感染COVID-19，全球範圍內一些最脆弱的人口受到大規模侵害，我們必須要對大流行的起源進行絕對徹底和可信的調查。如果我們不能充分和勇敢地檢查這場大流行的起源，我們可能對未來可能更嚴重的大流行毫無準備。
因為我們認為聯合調查組的程序和迄今為止的努力沒有構成徹底、可信和透明的調查，我們呼籲國際社會建立一個能做到這一點的結構和程序。
簽名人：
科林‧D‧巴特勒，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國家流行病學和人口健康中心名譽教授，坎培拉，澳大利亞
布魯諾‧卡納德，法國艾克斯‧馬賽大學分子病毒學家，CNRS博士
亨利‧卡普，博士，動物學家，法國土魯斯自然歷史博物館
Y‧A‧陳，麻省理工學院博德研究所博士後，哈佛大學，美國
讓‧米歇爾‧克萊弗裡，法國艾克斯-馬賽大學名譽醫學教授、病毒學家
法比安‧科倫坡，博士研究生，傳播與科學社會學，MICA，波爾多蒙田大學，法國
弗吉妮‧考迪埃，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雅克莫諾研究所進化遺傳學家
弗朗西斯科‧A‧德‧裡貝拉，工業工程師，MBA，理科碩士（Res），數據科學家，馬德裡，西班牙
艾蒂安‧德可樂利，法國艾克斯‧馬賽大學分子病毒學家，CNRS博士
魯道夫‧德‧邁斯特，工程碩士，MBA，前審計師IHEDN，法國
吉勒斯‧德曼努夫，工程學（ECP），數據科學家，紐西蘭奧克蘭
理察‧H‧埃布賴特，美國羅格斯大學化學及化學生物學教授
安德烈‧戈菲內，醫學博士，比利時魯汶大學醫學院名譽教授
弗朗索瓦‧格蘭，生物物理學家，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研究主任，法國巴黎大學
何塞‧哈羅依，物理、生物物理學和可持續性教授，巴黎大學，法國
米爾頓‧利滕伯格，美國馬裡蘭大學公共事務學院高級研究員
菲利帕‧蘭佐斯，英國倫敦國王學院科學與國際安全高級講師
羅斯瑪麗‧麥克法蘭，澳大利亞坎培拉大學公共衛生助理教授，理學博士
傑米‧梅茲爾，美國大西洋理事會高級研究員
多米尼克‧莫雷洛，生物學家，CNRS博士，法國土魯斯自然歷史博物館
尼古拉‧彼得羅夫斯基，澳大利亞弗林德斯大學醫學和公共衛生學院醫學教授
史蒂文‧奎伊，醫學博士，美國史丹福大學醫學院病理學系前助理教授
莫納利‧C‧拉哈卡爾，科學家，印度浦那阿嘎卡爾Agharkar研究所
羅薩那‧謝格列多，奧地利因斯布魯克大學微生物學系博士
岡特‧泰森，遺傳學教授，德國耶拿弗裡德裡希‧席勒大學Matthias Schleiden研究所
雅克‧凡‧海爾敦，法國馬賽大學生物信息學教授。
（大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