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網2004年08月01日】
我在電話線上向可貴的中國人講真象已經走過了四年多的時間了，在這四年多的時間裡，我從不知怎樣講清楚真象到今天和同修一起組成了多倫多電話組，每一步都是在放下自我和對大法的堅定信念中不斷走向成熟的。從看似平凡簡單的買電話卡、準備電話講稿和電話號碼，到今天形成了集體向中國大陸打電話講真象，都是在實修過程中走過來的。在這個過程中使許多可貴的中國人聽到了來自異國它鄉的真、善、忍的聲音，聽到了大法弟子的肺腑之言，聽到了偉大的佛法――法輪大法在世界各地的洪傳，從而喚醒了那些長期被謊言欺騙和蒙蔽的中國人。
幾年參與打電話的過程，使我體悟到打電話講真象體現出的是大法弟子的智慧、勇氣、慈悲和正念正行。這個過程是從人走向神的過程，是修去怕心和自身空間場許多不正因素的過程，是履行一個大法弟子助師正法、救渡眾生的過程，是全盤否定舊勢力對正法的干擾和對大法弟子迫害的過程，是造就正法正覺的偉大覺者的過程，是對中原大地為法而來的生命的慈悲救度的過程。
下面，我給大家講講我在打電話的過程中發生的故事。
2002年3月5日，長春大法弟子成功的在長春市有線電視插播了海外大法弟子製作的大法真象片，在當地引起了很大震動。同時，當地警察開始瘋狂的到處抓捕大法弟子，為了減輕長春大法弟子的壓力和受迫害程度，我開始全身心的向長春市公安系統打電話講真象。那時，晚上下班回到家裡，一種內在的責任感驅使我要趕快打電話，因為國內的大法弟子正在用生命證實大法。我一個區一個區的打，一個部門一個部門的打，有的電話打到了公安局長辦公室。一次一個局長大吃一驚，說：你們海外法輪功的電話怎麼能打到我局長的辦公室？今天我要和你們法輪功嘮一天！我用最簡練、最快的語速把真象傳遞過去，他一看說不過我，就掛斷了電話。更多的電話我打到了市區公安局長辦公室、刑警大隊、勞教所、派出所，在這過程中會遇到不同的問題和出現不同的情況，都需要自己用正念和智慧去處理，一個區公安局因為接到了很多海外大法弟子打來的電話，他們就改口說：我們這裡不是公安局，是醫院。當時我意識到他們說的是假話後，不放棄每一次接通電話的機會，把真象迅速講過去，讓那些公安警察感到大法弟子講真象的智慧無所不在。
電話打多了，方法和智慧也就多了，講真象的效果也就更好了，有的警察因為聽到了真象，了解到了電視插播是為了揭露謊言的欺騙，讓長春市人民看到大法的美好，被我講真象的真誠所感動，善心出來了，態度很客氣，有的警察還約我在人少的時間給他們打電話，以便了解更多法輪功真象，那時真的感到海外同修打電話講真象對減輕大陸同修的壓力是多麼重要。
萬家勞教所慘案發生後，全球電話組幾次組織各地電話組同修向萬家勞教所及哈爾濱市打電話。一天，我想我必須要和萬家勞教所那個最邪惡的隊長講話，我要問它為甚麼這樣殘酷迫害大法弟子，電話很容易接通了，找到了直接參與迫害大法弟子的隊長，為了能讓它聽完我要講的內容，我用正念和平和的語言向它提問題，我說：你們為甚麼不讓法輪功學員吃飯？為甚麼不讓他們睡覺？為甚麼長時間讓他們做超體力勞動？為甚麼要毒打他們？你知道嗎，你們的行為已經在海外曝光了。對方虛偽的回答了我的問題，說他們沒有迫害法輪功學員，我感到揭露邪惡的迫害必須識破謊言的欺騙。
趙明在為第60界聯合國人權大會而作的《誰讓暴行如此「美麗」》一文中對當年希特勒迫害猶太人和今天發生在中國大陸的江魔對法輪功修煉者的殘酷迫害進行了對比，暴行和殘酷被掩蓋著，江魔控制下的媒體欺騙了無數的可貴的中國人民。
為了更深入細緻的講清真象，近兩年，全球電話組組織了各地同修向一些城市家庭打電話，這個效果使我看到了真象遍中原的氣勢。怎樣打好家庭電話對我們海外同修要求也是很高的，在打電話的過程中我們不僅要把真象傳遞過去，還要讓世人看到大法弟子的純正、善良和真誠。一次，我撥通了一個家庭電話，對方是一個中年婦女，她一聽是法輪功打來的電話就準備放電話，我一邊加強正念一邊把最重要的大法真象講給她聽，她開始耐心的聽起來了，我告訴她，我們都是女人，也是母親，目前在中國大陸還有那麼多婦女因為修煉法輪功遭受非人的折磨，有的被強姦，有的被毒打，有的夫妻倆因為都煉法輪功，警察把他們關進了監獄，孩子無人照看，我說，我們中國人有句話，誰沒有妻子兒女，誰沒有父母兄弟，作為每一個有正義感的中國人應該站出來替那些修煉真、善、忍的婦女說一句公道話。最後我給她講了監獄、勞教所是怎樣迫害大法弟子的，對方非常驚訝，誰正誰邪在我們講真象的過程中，世人會越來越清楚，20分鐘左右的電話使我感到對方變化很大。
一次我打電話給一個家庭，聽出對方是一個很善良的人，我告訴他，在不久的將來在中國將會出現全民反迫害，他對我談的話題很感興趣，我從迫害真象，大法在世界各地的洪傳，訴江，社會與家庭的道德，法輪功修煉者在監獄裡受到的酷刑折磨等多個角度給他講真象，我一邊講，他一邊說：謝謝你的提醒。我還向他提問題：人大代表會期間你們那裡刮沙塵暴了嗎？您想想，有那麼多修真、善、忍的好人被打死打傷，關進精神病醫院，這幾年我們國家的天災人禍有那麼多，這是天在警示人。這位善良的人說：謝謝你的提醒。他還誠懇的對我說，要我們多給中國大陸打電話，讓中國人站出來，給法輪功說句公道話，儘快給法輪功平反昭雪。
在給清華大學打電話的過程中所遇到的一些善良、單純、願意聽真象的大學生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給大學生講真象不同於一般的普通百姓，對講真象的修煉者的智慧、知識、語言的條理性要求更高一些，這樣學生願意聽，真象會講的更深一些，更透一些。
講真象，我們需要定位在常人社會看的見摸的著的真人、真事上，遇到有緣人和善良的人可打開他的思維，談古論今，把佛道神引到我們的話題中來。
講清華大學和教職員工受迫害情況結合海外訴江和東西方社會制度對信仰、人權、自由的不同，深入淺出。
講魏星艷的遭遇，我會講到對修煉法輪功的婦女兒童和老人的迫害就是對全中國婦女兒童和老人的迫害，喚醒學生的正義感。
遇到聽幾句話就想放電話的學生，我會說：先別放電話，我給你朗誦一首清華大學的詩，詩的第一句就是：對清華學子的迫害摧殘著中國的精英資源。聽的學生都不會放下電話，會繼續耐心的聽下去，因為他們感到我比他們更愛清華。
我告訴學生品德高尚在人的一生中是最重要的，一個人要象海綿一樣，把身上不好的東西擠出來，讓真善忍溶在生命的每一個細胞中。一個年輕人問我，你是一個博士還是一個心理醫生？為甚麼你講的話會創造人的心理。
多倫多電話組的同修在講真象過程中始終把海外訴江的消息穿插在講真象的內容裡，是電話講真象的必談話題。
師父在《轉法輪》裡講到「中國人過去受儒教影響比較深，性格都比較內向，生氣了不表現出來，高興了也不表現出來，講涵養，講忍。因為已經習慣這樣了，所以我們整個民族形成了很內向的性格。」（《轉法輪》第249頁）由於中國大陸人經歷了歷次政治運動和缺乏民主的空間，思想很保守，有時打電話一談到訴江問題對方就不吭聲或放電話，但是我們並不被他們這種情況所帶動，持續不斷的把江魔邪惡的本質揭露出來。一次，一個大陸人和我說出了心裡話，他說：法輪功學員真偉大，利用國外的法律訴江這是最智慧的選擇，煉法輪功的人都是好人，為甚麼要這樣迫害人家，我們單位就有煉法輪功的人，都是非常好的人，抓到監獄裡遭毒打，江××不是好東西，應該告上國際法庭，這些年江魔沒幹好事，把國家搞成什麼樣子了，社會道德急劇下滑，老百姓都在罵它。他說：你們不知道，很多中國人都佩服法輪功學員，真了不起，齊心協力把江魔告上國際法庭。
兩三年前，我和其他同修一起協調多倫多地區的信件、傳真、電話，我主要是做一些準備資料的工作和收集大陸對我們真象資料的反饋意見，所以經常要打電話到大陸了解反饋信息和意見，這對我們講好真象非常有幫助。一次，我把三張光碟寄給了一個熟人，告訴他這三張光碟非常好，一定要讓更多的人看，越多越好，你會有福報的。他似懂非懂我的意思，就把光碟借給了一些親朋好友看，過一段時間，我打電話到中國大陸問他怎麼樣，他告訴我：你寄來的光碟小範圍的人都看了，看完三張光碟後，對法輪功都了解了，以前看電視、報紙的宣傳其實也是半信半疑，因為對法輪功不了解，這下全明白了，還說我們有一張叫《梅花詩》的光碟特別好，別人問他，從哪裡搞來的這麼高質量的片子，他說是從計程車上撿來的。
多倫多電話組每周一次集體向中國大陸打電話的效果是非常好的，不僅讓不會打電話的同修拿起了電話，也為做其他項目的同修參與打電話提供了學習的機會，電話組的同修在集體打電話的過程中提高很快，真象越講越好。師父在經文《環境》中說到：「大法弟子在這個環境中形成的高境界的行為，包括一言一行能使人認識到自己的不足，能使人找到差距，能感動人，能熔煉人的行為，能使人提高的更快。」在電話組，同修之間沒有指責，沒有抱怨，大家互相學習，互相鼓勵，因為我們深知我們的責任重大，我們必須修好自己，只有這樣才能用純淨的心和強大的正念救渡眾生。師父說：「心性多高，功多高。」，我們每個人的修煉狀態會體現到打電話救渡眾生的過程中，所以我們必須修好自己。
在家裡自己打電話和在電話組打電話環境是不同的，在電話組打電話就像在考試，同修聽你一個人講。我自己總有一顆心放不下，如果我講不好，讓同修聽到了怎麼辦？我是電話組的協調人之一，電話講不好同修會怎麼看我，這顆心長久以來困擾著我，使我不能放下自我，在另外空間象有一團厚厚的物質抑制著我，無意中放大了自我。
在電話組聽同修打電話是一種鼓勵，也是學習，能看到自己的執著，看到自己的差距，同修發自內心的純淨話語深深打動著我，也使我隨之昇華著。
最後，我想讀一下師父致紐約法會的部分賀辭和大家共勉：
「在歷史的過去，你們創造了人類應有的輝煌；歷史的今天，大法賦予你們救渡眾生的使命；歷史的將來，你們純正的一切就是大穹成住不破的保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