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網2024年07月07日】
（四）依靠共產國際支持，確立奪取政權之艱難目標，推動其黨毒素提升
中共最初是作為列寧所成立的「第三國際」的分支機構而產生的。由於蘇聯的指導，中共在成立之時就確定了以奪取國家政權作為首先目標，以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為終極目標。這個目標的實現非常艱難。與蘇聯對比，當年在俄羅斯，原沙皇為了防止人民死亡、主動放棄抵抗，資本主義新政權雖然成立、但是未經過磨礪和完善、還不穩定，此時列寧和布爾什維克抓住機會另行發動政變、迅速取得國家政權，所以其取得政權的過程比較迅速，也比較僥倖、相對容易。可是中共要取得國家政權就必然十分艱難。因為它所面臨的是擁有三民主義的現代政治理念、而且通過多年討伐軍閥的戰爭而擁有強大軍事和財政力量的中華民國。在實踐中，中共是通過二十八年的時間，最終達到了戰勝國民黨、取得國家政權的目的。
中共是怎樣達到「取得國家政權」這個目標的呢？它特別加強對自身黨組織的建設，然後運用黨組織指揮所有的軍隊、指揮各個地方政權。由於在奪取政權的過程中裡，中共一直是把「黨自身的建設」作為主要的手段，所以使其黨的毒素性質得到了巨大的「提升」。共產體制為取得政權而竭盡全力提升自身毒素，體現在三方面。
第一方面：衡量方式的毒素提升。
在共產主義組織剛剛出現的時期，共產黨員之間衡量是非對錯的基本方式是相互衡量、以各自的理想為標準。因為每個人以自己的心靈、以其自身對理想的理解來衡量其他人，所以，這種衡量方式其實是採取著「黨員個人良知」的形式。這種「黨員個人良知」的衡量方式在中共為奪取政權而黨建的過程中被拋棄、廢止。因為，伴隨著中共以奪取政權為目的的長期黨建提升，共產黨形成了遍布一切的黨組織，每個黨員都要按照「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的方式來服從黨組織的決議。從此黨內的衡量方式就從相互衡量變更為單向衡量，變為上級衡量下級、組織衡量黨員，黨員負責執行。這大大提高了共產黨的執行力度。
從毒素性質的角度看，這種衡量方式徹底取消了「黨員個人良知」的地位。從此，面對黨組織決議，個人必須執行，最多只能保留意見。所以這種變化的本質是：通過一定的程序，就可以摒棄良知的作用。這就是毒素的提升。
第二方面：衡量人與事之核心要素的毒素提升。
在一個自發互動而形成的團體、群體中，如果採取以黨員個人的良知為基礎的相互衡量，人們自然而然就會相互觀察每個黨員、成員的個人品質。往往人品更好、更有威望的人會成為組織的中心，獲得更高的地位。此時，衡量是非的核心要素是普通意義的善德、人品等傳統概念。但是在共產黨為了奪取政權而日益加強的黨建過程中，黨的決議是依靠黨組織成員各自發表意見從而做出的，而且共產黨組織自上而下頒布有明確的綱領、宗旨、精神、指導思想等，所以誰對共產主義的信仰、原則等更加堅定，誰更有辦法實現那個「共產主義」的理想，那麼誰就可以在黨組織當中享有更高的、更核心的、更尊崇的地位。此時，決定這個黨組織之中誰享有最高地位的根本因素並不是個人的品性，而是對共產主義信仰和原則堅定的程度與理解的深度。即使某個時候有可能恰恰是一個品性忠厚或者優良的人被安放在了最高地位、核心地位，但是真正決定其是否享有核心地位的因素也不是由於他的品性忠厚或者善良，而是由於其對共產主義態度的堅定。
從毒素性質的角度看，在衡量人與事的過程中，其摒棄了傳統的「人品因素」的衡量標準，而聚焦於「是否忠誠於共產主義」的衡量標準，這就是毒素的提升。
第三方面：關於底線、最終標準方面的毒素提升。
人類常規的語言表達都是建立在某些不言而喻的背景基礎之上，這些不言而喻的衡量標準包括不能無辜殺人、不能隨意害人……等等，體現著人們更加深刻的是非觀，構成人們不言而喻的行為底線、與更根本的追求方向。但是中共黨建打破了這種常規。中共所確定的目標是要奪取國家政權和實現共產主義，這兩個目標的難度都很大，都需要竭盡全力；而且它強調「共產主義是人類的最終歸宿」。所以，在衡量每件事之是非的時候，在衡量的標準方面，逐步形成了「不擇手段、無所不用其極」的特點。只要是能夠保持共產黨政權、能夠幫助共產黨奪得政權，那就是好的，就以此作為衡量好壞是非的最高標準。
以此為指導，共產黨為了奪取政權在中國各地不斷製造動亂，在農村搞農民暴動，在城市發動罷工、罷課、罷市、暴動等等，即使是在中央人民政府聚焦於抗日戰爭的時期也是這樣。可是所有這一切暴動和叛亂，尤其是在民族抗戰期間在背後搗亂，在歷史上都屬於典型的惡行。共產黨已經拋棄了傳統是非標準，完全以本黨利益為衡量是非的唯一標準和最高標準，除了這個標準之外再無其他衡量標準或底線，這就是毒素的提升。
（五）通過長期奪權的黨建，形成了耍弄人類良知、統一戰線等多種能力
其一、對黨員的心靈控制能力。
所謂心靈控制，就是掌控其黨員的是非判斷，引導其黨員，把善的說成惡的、予以打擊，或者把惡的說成是善的、予以堅持。共產黨由於二十多年以奪取政權為中心的黨建工作，從而日益取得了這種心靈控制能力。
舉個例子，在抗日戰爭時期共產黨蝸居陝北，就種植罌粟、製作鴉片、向國統區出售，來換取經費。在這個問題上，共產黨是如何達到控制心靈的呢？鴉片是中國近代歷史中對人民危害很深的毒品，鴉片貿易也是清末若干次不平等條約之直接導火索，所以只要稍有一點愛國之心的中國人都會拒絕製作鴉片出賣至本國領域來換取經費。更廣而言之，所有有良知的人都不會同意通過出售毒品來換取收入。但是，由於共產黨欺騙其黨員說「共產主義是人類最偉大的事業」，所以只要有利於共產黨取得政權的一切行為，哪怕是給中國人賣鴉片，也是正確的。這是在衡量標準方面、毒素提升後的效果。
而且，這是通過黨組織形成的決議，這種組織程序又加固了衡量標準的毒素提升。作為個人即使在內心有疑惑，但是考慮到自己畢竟是黨員、黨組織畢竟已經完成了決議程序，所以也就放棄了自己的異議。由於預先給魔鬼宣誓的作用，不久也就把這種異議置之腦後。
而且在操作中，由那些對「共產黨」最忠誠，也就是那些最堅持「只要有利於共產主義的、就是最好的」這類標準的人，來擔任黨組織的核心人物，掌握最大的職權。由於這些人在中共黨內掌權，所以如果有誰在執行中不積極，還可能被黨組織批判，甚至被處決。所以在實際操作中就更進一步穩定了這種衡量標準、衡量方式、以及核心要素的地位。
中共這三方面毒素，——其實是已經得到了提升後的毒素，相互配合，影響、決定其黨員的思維，就能夠使其黨員認為「賣鴉片是正確的」。即使偶爾有所懷疑，也會自動停止思考，其實是在黨性提升毒素之後的作用下，不敢繼續懷疑。這就已經達到了心靈控制的效果。
其二、在其黨員身上，具備對抗和耍弄人類良知的能力。
中共的這種毒素提升工作，在其內部稱為「共產黨組織的自身建設」，簡稱「黨建」。中共把黨建作為一項獨立的工作，給予十分重視，從而達到加固其黨員、成員之黨性的效果。共產黨員的黨性被加固到非常強大的程度，足以對抗人類的良知。就像上面所說，使其黨員竟然認為「賣鴉片是正確的」；即使偶爾有所懷疑，也會自動停止思考、不敢繼續懷疑。這就是足以對抗人類良知。而且，再進一步，已經能夠使其黨員把道德良知當作一種玩具、器具那樣來耍弄、表現、收放自如，具備了耍弄人類良知的能力。
仍然以中共及其黨員們對販賣鴉片的態度為例。在中共認為需要依靠鴉片換取經費的時候，就泯滅其黨員的相應良知。他們甚至做到一邊種植鴉片，同時又在內部文件中給自己隱瞞、所以用「肥皂」、「特供」等詞彙來指代鴉片。明知這是惡事、還要做、而且恐怕別人知道，這就是「在需要其黨員泯滅良知的時候，就必須泯滅良知」。但是在對外宣傳等的另外場合，中共及其黨員仍然可以大談特談鴉片對中國人民的危害，發表文章說明其對於鴉片的痛恨態度，還說的堂而皇之。這就是「不需要泯滅時就暫時保留」。共產黨能夠達到讓其黨員的良知泯滅，達到按照其黨的需要而隨時消失、隨時存在、隨時表現的地步，實質就是其黨對人類、人性良知的耍弄。
其三、 利用其黨員和追隨者，具備了統一戰線的能力，實施其統一戰線策略。
就此也形成了共產黨人「統一戰線」的能力與策略。所謂統一戰線，就是其黨員按照共產黨的統一安排，在一定時期把某些人作為朋友，時過境遷再按照共產黨的統一安排把他們視為敵人，等等。共產黨的統一戰線是一種最狡猾、最狠毒、最不講道德的策略。它的本質是共產黨整體所決定的行動。
共產黨的統一戰線能力令很多人想像不到。共產黨人在統一戰線、需要拉攏一批人的時候，所說的話入情入理。其實那是按照黨的要求而說的。雖然符合良知，但其本質卻是為了要符合黨的決議而產生。然後在另一個時刻，又要打擊那些曾經拉攏的人，這時候所說所做的都十分無情、甚至狠毒，完全泯滅了良知。實質這些狠毒與泯滅良知，也是按照黨的決議而產生的。正是由於共產黨對其黨員的掌控已經達到了「需要其黨員泯滅良知時就泯滅、需要其表現良知時就表現」的隨意效果，所以才能實施其統一戰線的策略。
總結： 以持續的黨建作為推動，毒惡能力已經超過馬列祖宗。
中共在二十多年奪取政權過程中，一方面是以奪取政權為目標，另一方面十分注重自身的黨建，把黨建作為一項獨立的、持續不斷的工作。中共在黨建過程中，不僅僅看表面的工作效果，而且要看其黨員的黨性，把提升黨性作為根本的重要工作。由此造就了中共猶如鋼鐵一般的黨性，致使其黨能夠執行一切有利於其黨奪取政權的各種策略。就這樣經過二十八年的反覆黨建、磨礪黨性，其毒惡能力已經超出其上級共產國際——蘇聯。
在二戰剛剛結束時，由於國際上共產主義勢力與資本主義勢力的相互對抗、勢力劃分，所以在德國、朝鮮所形成的格局是東西德國分裂、南北韓分裂，其共產主義力量與資本主義力量各自統治一部分國土、相互劃線而治。在二戰剛結束之時，蘇聯和美國對中國的打算也是類似。但中共憑藉其長期積累的軍事、政治、宣傳、諜報等等各種能力，最終達到了占據中國大陸主體、把國民黨趕到了台灣小島上。在這個過程中，雖然也藉助了其上級共產國際——蘇聯的力量，但是中共自身全面奪取政權的氣魄、全盤操縱世界局勢以及中華局勢、以及最終達到自身目標的能力已經超越了第三國際。也就是，經過魔鬼連續二十八年對中共的磨礪，中共作為源出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邪惡政黨，其實質能力已經超越於原始的馬列祖宗之上。
（六）抓住機會蝸居錘鍊，以政治鬥爭為核心，獲得更毒惡的性質與能力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爆發，使中華民族的抗日戰爭進入了全面抗戰的時期。此時中共已經被編入中華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但是並未積極抗日。抗日戰場的歷次主要會戰實質由國民黨部隊承擔，歷次會戰都異常慘烈、艱難。而共產黨在此時的主要工作，一方面是打著抗日的旗號廣泛搜羅民兵、發展軍隊、儲備軍力；另一方面是蝸居延安，大量吸收各界知識分子、有志於抗日的人才投奔延安，然後在延安好整以暇的開始了「延安整風」。這是中共抓住了前方激烈熱戰的機會，在後方蝸居、進行內部鬥爭的訓練。
另外，二戰之後全世界的資本主義陣營和共產主義陣營的對立已經形成。中國站在蘇聯的共產主義陣營中，但不屬於其中的老大。最初中共完全與蘇聯站在一起；至一九五六年之後，中蘇關係交惡；到七十年代之後，中共聯合美國、防備蘇聯，尋求自己的相對獨立地位。但是，無論中國與蘇美兩國的關係如何游移、變化，其整體世界格局是美國和蘇聯分別作為兩大陣營的主要代表、劍拔弩張，相互視為對手、各自全力以赴。中國就在這種兩極對抗的整體形勢下，乘機搞起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內部鬥爭、一次又一次的連續政治運動。
中共歷史上有很多瘋狂現象，令後人不解。延安整風進行內部大清洗，殺人無數。在一九四九年取得政權之後到一九七六年毛澤東死亡，發動了許許多多次政治運動，不僅殺死了許多地主、資本家、被共產黨視為敵人的人，而且還殺死、餓死了許許多多共產黨人、以及緊跟共產黨的「自己人」。這種狀態其實就是瘋狂。在古今中外的歷史上，一旦某個國家、政權陷入這種狀態就很容易亡國、失去政權。但中共在此過程中並未失去政權。什麼原因呢？其實是因為魔鬼的系統安排。例如抗日戰爭期間中共消極抗日，國民黨全力與日本對抗，無暇對共產黨予以處理。同時也因為西安事變預先給了共產黨軍隊以合法的身份，國民黨一時也不易處理。所以在此期間共產黨內部鬥爭十分瘋狂，卻沒有被國民黨乘機消滅。再例如，兩次世界大戰相距只有二十年，而且破壞力巨大，甚至出現了原子彈這樣的毀滅性武器,給人類文明本身造成了巨大的威脅。美蘇兩國和兩大陣營全力相互對抗，但是在對抗中其實雙方都不敢輕舉妄動。而中共處於相對無人關注的狀態。就在這種情況下，中共雖然內部鬥爭、各種運動十分瘋狂，卻沒有被其他國家出兵消滅。
如果說共產黨的統一戰線主要是對外鬥爭的能力，那麼其歷次政治運動、政治整風所培養的主要是內部統治的方法與能力。具體是什麼能力呢？毛澤東在「反右」期間明確說：「我們是搞陽謀，不是搞陰謀。」這是一種憑藉政治手法和政治權勢、從而對內部人民顛倒是非，公開耍流氓、就看你服不服的能力。這是一種憑藉耍流氓，從而對官員和民眾進行逆淘汰，以便使流氓統治者可以更加穩固的統治人民的手法。通過這些政治運動與政治整風的過程，魔鬼使中共在內部鬥爭和內部統治中的狠毒性質與邪惡手法發展到極致，同時也給中國人製造了對中共的更深恐懼。
通過這一系列的政治運動，魔鬼也給中國人製造了許許多多顛倒是非的邪惡思想，強迫中國人必須接受。例如：「鎮反」等運動中，所樹立的「為了實現共產黨的目標就可以殺人」的思想；再例如：「反右」運動中，所樹立的「為了找到階級敵人，可以引蛇出洞、出爾反爾，而且自稱這就是陽謀」的思想；還有：「大躍進」運動中，所樹立的「藐視自然、可以大吹大擂，只要跟緊黨中央、無論死多少人也不需要負責任」的思想；還有：在「文革」運動中，所樹立的「革命有理、要武鬥不要文鬥」，「破四舊、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全面毀滅中華傳統的一切文化」，「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越窮越革命」，「知識越多越反動」等等思想。這些思想所達到的瘋狂、荒謬、邪惡之程度，在整個人類歷史上是絕對的獨一無二。但是，這些思想卻在「中共統治」、「中共倡導」的威逼下，全部被灌輸到中國人的頭腦中，而且還成為所有人「指導思想」。人們對這些思想，無論是「真相信」、還是「假遵從」，在表面上都必須跟從、必須表示贊成，否則就會喪命、或者被批鬥。從此，中國人不敢再跟共產黨講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