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五千年:歷史真貌─應運而興的統一王朝 明朝(六)

(公元1368年---公元1644年)
心緣


【正見網2005年01月10日】

張居正改革和萬曆中興

世宗死後,穆宗即位,年號為隆慶。隆慶初年,高拱以東宮舊臣,受穆宗器重,與徐階抗衡,終於取代徐階。不久,高拱又被張居正取代。

由於宦官專權,明朝特務橫行,土地兼併嚴重,賦稅增加,農民負擔劇增,不僅出現了大量流民,而且激發了大量農民起義。比如正統時,爆發了葉宗留、鄧茂七起義,他們以礦工、農民為主,曾攻占了閩、浙、贛三省部分地區。天順、成化時,在荊襄山區又爆發了劉通、李原領導的大規模流民起義。正德年間,在河北又出現了楊虎、劉六等領導的起義。起義雖然都被鎮壓下去,但社會矛盾並沒有緩和。

另外,明中葉後,明政府財政危機逐漸嚴重。當時,全國田賦輸京米400萬石,而宗藩歲祿達853萬石,「歲輸亦不足供祿米之半」。加上皇室奢侈,冗官冗食,嘉靖一朝每年財政虧空多者近400萬兩,少者也有百餘萬兩。到1567年(隆慶元年),太倉銀僅存135萬兩,只夠三個月的開支。明王朝出現了嚴重的財政危機。

在穆宗統治時期,大臣張居正深切的認識到明王朝存在的嚴重積弊和危機,決心加以剔除。他向穆宗上《陳六事疏》,提出了自己的治國主張與改革思想,包括省議論、振紀綱、重詔令、核名實、固邦本、飭武備六項措施。但由於當時的首輔稱皇帝不想有所作為為藉口而不了了之。

張居正(1525年~1582年),字叔大,號太岳,湖廣江陵人。他於1572年(隆慶六年)任首輔。

1572年,穆宗死後,神宗朱翊鈞即位,年號為萬曆。在神宗的大力支持下,大權在握的首輔張居正開始了全面的改革,這就是萬曆新政。

首先,集中精力整頓吏治。一方面「用人唯才」,同時,裁減了許多冗官;一方面採取了一項措施「考成法」,防止官員瀆職、腐敗。

其次,為了革新政治,培養人才,張居正提出了整頓學政振興人才的措施,規定各級學校的學官、儒生必須「著實講求,躬行實踐」,不許空談廢業;並下令把天下書院改成政府辦公機構,意在提倡實學,防止空談。

第三,在處理北部邊防的問題上,張居正加強了與蒙古的政治經濟聯繫。明政府封蒙古俺答汗為順義王,並在大同、宣府、甘肅等地設立茶馬互市,開展中原與蒙古族之間的貿易往來。他調抗倭名將戚繼光北上守薊門,派李成梁鎮遼東,整飭邊防。又在西起居庸關、東至山海關的長城上,築敵台(碉堡)三千,從而加強了邊防。

第四,在經濟方面,張居正針對政府財政困難的問題,也進行了改革。改革的重點是整頓賦役制度。他認為,財政危機的主要原因是豪民隱佔田地,逃避賦稅。為了解決這個嚴重的問題,他不顧官僚地主的反對,於1578年(萬曆六年)下令清查全國土地,凡勛戚莊田、民田、職田、軍屯田等,一律丈量。到萬曆九年清查結果,全國總計田7013976頃,大大超過了明前期全國的稅田總數。對改變「小民稅存而產去,大戶有田而無糧」的現象,無疑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清查全國土地的基礎上,針對賦役制度存在的弊病,張居正又推廣了「一條鞭法」。「一條鞭法」的內容較為複雜,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點:

其一,賦役合併。將田賦和各種名目的徭役合在一起徵收,並將部分丁役負擔攤入田畝。過去按戶丁出辦的徭役,現改為據丁數和田糧攤派。至於攤派的比例,各地執行的情況不同。有的地方以田為主,以丁為助;有的地方以丁為主,以田為輔;有的地方丁田平均分配;個別地方也有全部攤入田畝的。但不管怎樣,丁役攤入田賦的傾向是一致的。

其二,「一歲之役,官為僉募」。農民可以出錢代役,力差由官府僱人承應。

其三,田賦征銀。田賦中除政府需要徵收的米麥以外,其餘所有實物都改為用銀折納。

其四,賦役徵收由地方官吏直接辦理,「丁糧畢輸於官」,廢除了原來通過糧長、裡長辦理征解賦役的辦法。

可以說,「一條鞭法」的實行,簡化了賦役的徵收手續,改變了以前賦與役分開徵收的辦法,使兩者合而為一,並出現「攤丁入畝」的趨勢。時人評論說:「行一條鞭法,從此役無偏累,人始有種田之利,而城中富室始肯買田,鄉間貧民始不肯棄其田矣。至今田不荒蕪,人不逃竄,錢糧不拖欠。」

萬曆新政的經濟改革效果是非常明顯的,明朝的財政赤字消失,史書稱「太倉粟可支十年,f姿祿?穡?了陌儆嗤頡薄U舛問逼謔敲魍醭?釵?皇?募甘?輳?殖啤巴蚶?行恕薄?p>從明末徐光啟《農政全書》的記載看,當時在耕耘、選種、灌溉、施肥、園藝等各方面都已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花生種植越來越普遍。番薯、玉蜀黍已從南洋引種進來。棉花「遍布於天下,地無南北皆宜之,人無貧富皆賴之」。松江二百萬畝耕地「大半植棉」,是當時主要的產棉區。福建、廣東廣種甘蔗。湖州地宜蠶桑,種桑養蠶者「在在有之」。菸草在明中葉從呂宋傳入後,很快就從閩、廣傳到長江流域,至明末已「漸傳至九邊」。其它如茶葉、馬蘭草、漆等經濟作物和油料作物,種植面積都有所擴大,產量有所提高。

此外,手工業也有了很大的發展。廣東佛山、山西陽城、福建尤溪出現了規模較大的冶鐵、鑄鐵業。制瓷業中心景德鎮,在明中葉時民窯生產有很大的發展。民窯窯身比官窯大三四倍。如官窯青瓷,每座容燒量,以小器計,僅有三百件;而民間的青瓷窯,每座燒制小器可達千餘件。

絲紡織業中「花樓機」的構造比以往又改進了一步,能在綾絹上提織各色花紋。明末,蘇州市場上有綾、絹、紗、綢、羅、布六種織機作為商品販賣。所織成品,「巧變百出,花色日新」。印刷業中已經使用銅鉛活版,這比宋代的膠泥活版又進了一步。

手工業的發展又促進了商業的發展。明中葉以後,商業資本十分活躍。全國各地有許多商人和商業資本集團。最著名的是徽商,其次是晉商、江右商。再其次是閩商、粵商、吳越商、關陝商。他們在各地設立會館,組織了各種商幫。

而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也促進了城市經濟的繁榮。南、北兩京是全國最大的都市。東南沿海的廣州、漳州、福州、寧波等地,既是對外貿易的港口,又是商業都會。長江沿岸的武昌、漢陽、荊州和運河兩岸的天津、臨清、淮安,既是交通要津,又是貿易中心。最繁榮的江南地區形成了五大手工業區域,即松江的棉紡織業,蘇杭的絲織業,蕪湖的漿染業,鉛山的造紙業和景德鎮的制瓷業。而蘇州、松江、杭州、嘉興、湖州五府,又是江南最繁榮的城市。

白銀的廣泛使用,也是當時商品經濟發展的一個顯著例證。明中葉後,「朝野率皆用銀」,市場上大小買賣都以銀計算。由於對外貿易的發展,白銀輸入劇增。據估計,嘉、隆兩朝,僅廣東市舶司每年收取的關稅和外商租地稅,就達二百萬銀元。萬曆以來,出自西班牙的墨西哥鷹洋銀幣,已在閩、廣通行。

不過,1582年(萬曆十年)張居正病死後,一些不滿改革的官員群起攻訐,抄沒了張居正全部的家產,改革措施有所被破壞,但尚能維持中興局面。

萬曆二十年後,神宗怠於朝政,縱情聲色,恣意揮霍,使中興局面漸漸消失。官場中黨派林立,互相傾軋十分嚴重。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官吏貪污腐化,許多衙門缺主管長官,政事無人處理,吏治敗壞到極點。同時,神宗信任宦官,使其到各省開礦,藉此勒索。而此時日本豐臣秀吉侵犯朝鮮,明朝派兵數十萬支援,相持七年,不能卻敵,耗費了大量錢糧。神宗後期,政治更趨昏亂。

明神宗寵愛鄭貴妃,想立她生的兒子常洵作太子。許多大臣為維護傳統,要求立長子常洛為太子。於是,朝廷上爆發了「爭國本」的鬥爭。吏部郎中顧憲成在鬥爭失敗後,罷官回故鄉無錫,他與好友高攀龍等在無錫東林書院聚會講學,評論朝政得失。許多在野士大夫「聞風響附」,一部分在朝官員也"遙相應和」。時人稱之為東林黨。東林黨人為了挽救明王朝的危機,要求改革朝政。東林黨人還強烈反對礦監稅使對城鎮商人和手工業者的劫奪。1601年(萬曆二十九年),朱常洛在東林黨等支持下,立為太子。東林黨和其它黨派的紛爭更加激烈了。

走向滅亡的明朝

神宗死後,朱常洛即位,是為光宗,但不久就被毒殺。弟弟熹宗朱由校即位,改元天啟,寵信宦官魏忠賢,使明朝在業已衰敗的基礎上,走向了滅亡。

在唐朝預言《推背圖》和明朝的《燒餅歌》中早已預言了最終將明朝推向深淵的兩個人:宦官魏忠賢和熹宗的乳母容氏。

《推背圖》第三十一象圖中畫有一男一女,男的暗指魏忠賢,女的暗指容氏。讖文是「當塗遺孽,穢亂宮闕。一男一女,斷送人國。」指魏忠賢和容氏穢亂後宮,並把持朝政,斷送了明朝的江山。頌文是「忠臣賢士盡沉論,天啟其衷亂更紛。縱有胸懷能坦白,乾坤不屬舊明君。」意思是說魏忠賢和容氏當道,忠臣志士都被趕盡殺絕,天啟年間後更是厲害。後來崇禎即位,將魏忠賢等或殺死,或流放,但為時已經晚了。

《燒餅歌》中則說 「閹人任用保社稷,八千女鬼亂朝綱。」 「忠良殺害崩如山,無事水邊成異潭,救得蛟龍真骨肉,可憐父子難順當。」「八千女鬼」是一個「魏」字,指魏忠賢毀了大明天下。

歷史的真實也是如此。

魏忠賢,原來是一個無賴,吃喝嫖賭傾家蕩產,進京做了太監。他勾結熹宗的乳母容氏,升任總督東廠太監,並最終成了皇帝的代言人,並以「九千歲」自居。而熹宗對魏忠賢百般容讓,在詔旨中與他平起平坐。

在熹宗朱由校繼位之初,東林黨人大受重用,分據首輔和吏、兵、禮、都察院等部院長官,勢盛一時。但1625年(天啟五年),魏忠賢借遼東經略熊廷弼和巡撫王化貞失陷廣寧事,誣陷熊廷弼曾賄賂東林黨人楊漣、左光鬥等祈求減罪,大興冤獄,不僅詔決熊廷弼,還將楊、左等人杖斃獄中。一時,東林黨人被逮殺殆盡。魏忠賢總攬內外大權,使明後期政治更加黑暗腐敗。

而這時農民的賦稅越來越重。從1618年(萬曆四十六年)起,明政府藉口向遼東用兵,開始按畝加派「遼餉」。經過前後三次增額,至1620年(泰昌元年),每畝加派銀增至九厘,一年得銀520萬兩,相當於全國總賦額的三分之一以上。天啟年間(1621年~1627年),又有關稅、鹽課的加派及雜項的增收,三項共加額銀239萬餘兩。一些農民只得賣屋、賣田、賣牛,甚至典妻鬻子,弄得家破人亡。明朝處在了風雨飄搖中。

1627年,熹宗病死,由他的弟弟朱由檢即位,即明思宗,年號崇禎。明思宗希望重振朝綱,不動聲色的處死了容氏,迫使魏忠賢自盡,並鏟除了閹黨對朝政的干預。不過,此時風雨飄搖中的明朝給思宗並沒有留下太多的時間。

思宗即位後,面臨著內外交困的局面。一方面,國內農民起義不斷爆發;另一方面,位於遼東的女真族開始崛起,並於崇禎九年,也就是1636年,由皇太極建立了與明朝抗衡的清朝。思宗徘徊在攘外和安內的兩難選擇中。

明朝末年的天災

由於明朝後期統治更加腐敗黑暗,社會生產力也受到了嚴重破壞,以至水災、蝗災和瘟疫不斷發生。從萬曆到崇禎,全國各地幾乎連年遭災。1587年(萬曆十五年),「黃河以北民食草木」,富平、蒲城、同官各縣"有以石為糧者"。第二年,河南飢,「民相食」。1590年(萬曆十八年),湖北麻城死於瘟疫和飢餓的有四萬人。1601年(萬曆二十九年),有人指出:數年來災害不斷,先秦晉,後河洛,繼之齊、魯、吳越、荊楚、三輔,老百姓有的吃土,有的吃雁糞,「老弱填委溝壑,壯者輾轉就食」。 1639年,兩畿、山東、山西、陝西、江西都發生饑荒,河南「人相食」尤為嚴重。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萬曆以後,各地不斷爆發農民起義以及民變、兵變,預示著明王朝即將走向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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