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網2005年06月10日】
清代初年,在自古繁華的揚州出現了一個揚州畫派,其中最為突出的就是所謂“揚州八怪”,有人說他們有點類似於西方的“文藝復興”,揚州八怪的怪在於推陳出 新,並非變異的藝術,他們以一種自由獨特的理論、筆墨和技法,在清初的藝壇,一下子頓放異彩,形成一種縱橫陸離大有可觀的局面。可以簡單舉幾個例子,金農 的《寄人籬下》畫繁花似錦寄於破籬之下,意境高古,思慮幽深;鄭板橋的《蘭石圖》寫磐石前後,蘭竹叢生,颯利非常。李鱔畫桃花瓣下鰷魚出沒,題之雲“洞口 漁郎”,畫桃花源記故事,以鰷魚代漁夫,尤見巧思。黃慎的八仙人物圖,用筆豪放而不空虛,造詣高超。李方膺的《松竹梅圖》寫歲寒三友各具清致,松姿梅香竹 韻,令人沉思吟詠留連不盡。高鳳翰以左手代右手,全是一股百折不撓的精神。華喦《野燒圖》畫野火自谷中燒起,群獸獼猴現形逃奔,示惡有惡報之理,令人觀感 一新,神情為爽。羅聘的山水人物冊中,第九開上畫一僧領著一鶴在竹林中散步, 淨土一片,風神高遠。
圖為黃慎的《八仙圖》
揚州綰系漕運,襟帶長江,占盡地利,不但自古繁華,商賈雲集,而且清初乃鹽商之重鎮,鹽商“富而後雅”,為畫家建造小玲瓏山館,給畫家以經濟上的支持,揚州八怪的畫以花卉為最多最好,表面上似乎揚州八怪的花卉的確是生長在揚州的繁華的經濟之上的。
有了繁華的經濟方有興旺的藝術,這一直是共產主義的一個重要觀點,社會進步的根本標誌就是以生產力為中心的物質文明,物質文明決定著精神文明。因此只要生產力高度發達,物質產品極大豐富,精神文明和道德素質隨之就會極大提高,人人皆成為自由人,聯合起來便成為共產主義自由王國。這就是馬克思所畫的“共產主義花卉”圖,他讓“共產主義花卉”開放在極大繁華的經濟之上。
然而實際的情形呢?
首先揚州八怪的花卉的根,並不在揚州的繁華上,稍稍了解中國的人就知道,這些花卉分明是以儒釋道三家思想為根的。從我們舉出的揚州八怪的作品內容來看,它 們無一不是儒釋道三家思想的形像化表達。設若從揚州八怪那裡抽去儒釋道,不僅會失去他們的所有作品,而且會失去他們自身,因為連他們自身都深深浸潤在儒釋 道中,都以儒釋道為根。金農身無分文,而悠遊自在;鄭燮棄官賣畫,實在“難得糊塗”;李鱔無錢嫁姑娘,而畫作生機盎然;黃慎幼年借住寺廟於佛旁練畫,晚年 專以粗筆畫神仙及佛像;李方膺棄官賣畫,與袁子才、沈補夢詩酒唱和,有“三仙出洞”之號;華喦一生眷念湖山,博學好古法。羅聘自號“花之寺僧”,人說他白 日可見鬼,故而有《鬼趣圖》知名於世。在他們身上,我們見到的是儒釋道造就的各種生活方式,卻見不到物質金錢的決定作用。
其次:中國過去有些歷史時期,戰亂中經濟一度蕭條,卻並不影響藝術之繁榮,如諸子散文,東晉的書法,晚唐詩歌,五代、南宋時期的繪畫、清末小說等等。那些時代藝術之花沒有繁華經濟的土壤,卻依然相當繁茂,是因為另有肥沃的儒釋道的土壤在焉。
所以說,藝術之花卉必以儒釋道為根,而經濟之影響充其量只不過是行於花卉上的風雨而已。風雨對花卉是會產生一些積極的促進作用,但總也代替不了根須之力,何況風雨有時還會糟蹋花卉。
經濟之影響,對於全人類的根本福祉,有時體現為促進,有時體現為敗壞,馬克思的“共產主義花卉”全不以道德信仰為根,偏要以經濟為根。其為漂浮的幻夢, 自不待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