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網2006年04月06日】
白人誠威武 因心花鳥慌
逐水去南汗 外兒歸母邦
──相傳為明朝劉伯溫所作《金陵塔碑文》
自從消息傳出香港在1997年要回歸中國，不政治化的香港人被迫面對大限將至，回歸中國即要被赤化，跟著下來醞釀了大大小小的移民潮，美加澳或太平洋小島都是熱門去處。不少人「自主」的把家庭拆散，製造了香港特色的「太空人」，當然不是我們小時候不少家庭被迫分隔幾地的那種情況。經過一輪中英談判，最終「一國兩制」被發明了，中英聯合聲明也簽署了，打算移民的陸續離港。留港的人，有些是無懼地面對現實，一大部分人是沒有具備選擇條件而無奈地留下的，有些人則以為總算有個希望，積極創造靈活應變永不言敗的「香港精神」。相信留下的人內心都在爭戰，如何可以不擁共黨而又愛港愛國。
究竟從1980年至1997年期間發生的事情，表明了甚麼深層意義呢？
第一：平民懼怕共產黨是普世的情況
無論是以前的蘇聯、東歐或亞洲的共產黨管治國家，不斷有大量人民冒生命危險逃亡到自由國家。可見共產黨反天地人性，無人不怕，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
第二：中共也知道無人願意接受xx黨管治
香港是中國自己的地方，如果中共可以代表中國，為甚麼香港回歸後不納入共產黨的所謂社會主義制度中，而要創出「一國兩制」的口號來？因為中共自己也知道儘管它也不是真的要實現騙人的共產烏托邦，但國際間和香港人都不會接受又一個地區被共產黨管轄，不會將一個雖然未有民主，但自由得到保障的亞洲國際城市交給中共來蹂躪。中共也唯有「寬厚」的說讓「港人治港」了。
可悲的是，中共又一次藉欺騙而使人們不自覺的給它注入了延續其生存的能量，它的「承諾」使不少香港人以為中共變了，再不是極權政體了。人們以為它一方面讓港人治港，同時大陸又改革開放，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越來越走向與國際接軌了，人人北望北上，對中共的邪惡本質不再設防。不到五年，嚴重削弱香港人自由的「23條」便被草擬了。幸好，有識見的人看穿它的詭計，五十萬人上街遊行將立法決定推翻了。
中共制度變相輸入
香港回歸以來，政府政制經濟社會民生各方面出現不少問題，各界都有熱烈的討論。在此先談對政府架構與運作的一點觀察。
近幾年，香港官員架構趨臃腫，連一個老香港也不能隨口說齊全各個政府部門的名稱，甚或有時不能說準確某一部門的全名。幾年來不「按本子」辦事了，施政不以民為本，擾民勞民傷財，雙贏固然做不到，雙失也罷，可是往往是「面面皆失」。
2005年9月25日香港立法會全體議員被邀訪問泛珠三角，接待他們的主人是廣東省委書記張德江[1]和廣東省長黃華華[2]。大家不難從報導中看到發言主導權及「路線掌握權」皆在省委書記手中。
張德江的職位全名是「中國共產黨廣東省委員會正書記」，簡稱省委書記（或黨委書記）。黃華華的身份則為「中國共產黨廣東省委員會第一副書記」和「廣東省省長」。在廣東省的「政府行政機關」，黃是第一位。雖然黃與張均為「三級官」，但在廣東省的領導來說，黃排第二位。換句話說，黨委書記權力凌駕在同級行政官員之上。
且先看從（九評之一）節錄的一段，透析中共如何嚴密控制社會：
「共產黨組織本身並不從事生產和發明創造，一旦取得政權，便附著在國家人民身上，操縱和控制人民，控制著社會的最小單位以保護權力不致喪失，同時壟斷著社會財富的最初來源，以吸取社會財富資源。
在中國，黨組織無所不在，無所不管，但人們從來看不到中國共產黨組織的財政預算，只有國家的預算，地方政府的預算，企業的預算。無論是中央政府一直到農村的村委會，行政官員永遠低於黨的官員，政府聽命於同級黨組織。黨的開銷支出，均由行政部門開銷中付出，並不單列開支。
這個黨組織，就像一個巨大的邪靈附體，如影隨形般附著在中國社會的每一個單元細胞上，以它細緻入微的吸血管道，深入社會的每一條毛細血管和每一個單元細胞，控制和操縱著社會。
這種古怪的附體結構，在人類歷史上，有時候在社會局部出現，有時候在整個社會短暫出現，卻從來沒有像共產黨社會這樣徹底、長久而且穩定持續。
所以，中國農民才會如此貧窮辛苦，因為他們不但要負擔傳統的國家官員，還要負擔和行政官員同樣人數甚至更多的附體官員。
所以，中國的工人才會如此大規模下崗，因為那些無所不在的吸血管道，多年來就一直在吸取企業的資金。
所以，中國知識份子才會發現自由是如此的困難，因為除了主管的行政機構外，還有那個無所不在卻又無所事事而專門監視著他們的影子。
附體，需要絕對控制被附體者的精神以獲得維持自身存在的能量。」
香港的情況當然沒有像大陸50多年來被搞得那麼徹底，但已看到一點端倪了。回歸五年（2002年）的時候，引入備受爭議的問責制，空降11名局長，政府部門原來的主管淪為副手，名若「常務秘書長」，政策掌握權則在局長手中，而這些局長不像英國議會制的，專搞政策，向其政黨負責，向執政黨負責亦即最終向選民負責。香港的局長不是向市民負責，而是聽命於香港特首，而特首又是唯中共之命是從。
這個「政治委任團隊」，不僅削弱持之有恆的政府運作，而且空降在政府行政官員之上，更沒有系統制度依循。政策往往只作政治考慮，非為市民，姑且撇開這個不討論，就算推行的政策有利於市民，也沒法有效執行。
大家不難看到，這些局長猶如中共政制中，權力凌駕在同級行政官員之上的黨委書記，緊跟黨的意欲。而香港常務秘書長，猶如中共政制中的政府行政官員，只能聽命於黨委書記。雖然不是完全等同，但也能隱約看到中共政制的影子。
這種畸形政制的輸出，就是為了鋪路，以後逐步破壞兩制協議下香港享有的一向行之有效的政府運作模式。
「穩定壓倒一切」對應「和諧社會」
董建華辭職，由曾蔭權補任，且看曾特首第一份施政報告的三大重點：「強政勵治」、「和諧社會」、「發展經濟」，與中共的「由黨領導」、「穩定壓倒一切」、「搞好經濟」何其相似啊！
1990年12月24日，鄧小平強調說：「我不止一次講過，穩定壓倒一切，人民民主專政不能丟。」
「穩定」是好現象，為甚麼「穩定」這樣暴力，要「壓倒」一切呢？
《毛主席語錄》內有一則，「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小時候，看著這句話，看看周圍的「人民」，好像看不到誰有這樣的本領啊？人民連任何參與管治國家或論政的機會都沒有。
在《1938年7月2日同世界學聯代表團的談話》[3]中，毛澤東被問：「抗戰獲得最後勝利之後，中共的主要任務將是甚麼？」他答道：「一句話，是建立一個自由平等的民主國家。」跟著他說了很詳細一段天花亂墜的美麗空言，全部在他有生之年不僅沒有落實，而且統統背道而馳。
掛在領導人口邊的「人民」，是在何等高的地位，而現實中，人民專政，看不到，人民民主專政，更遙不可及。
若說「穩定、繁榮、自由、民主」，這順序筆者認為應該排成：「道德、自由、民主、法治、繁榮、穩定」。「穩定」是在其它大前題實現後，自然而然的結果，而非執權者利用其來滅人民聲音的藉口啊！
胡錦濤和曾特首不談「穩定」了，取而代之的口號是「和諧」社會。雖然換了一個詞語，亦只是一言堂獨裁管轄的把戲罷了。
諮詢和法定組織
諮詢和法定組織的功能在回歸前，起著很大的作用。現時有約500個諮詢和法定組織，包括諮詢委員會、非政府部門公共機構、規管組織、上訴委員會、信託委員會、公營公司等成員。這些組織有很多好處：一套擁有公共行政職能的系統，可吸納培養精英及聚合各階層界別的利益；其中幾類成員屬於「諮詢性民主」，切合「公民社會」的訴求；花錢少效率高；減少政府承受政治考慮所帶來的社會壓力。
李淦倫先生一篇名為《諮詢及法定組織的機能檢討》文章中，有一個很有趣的觀察。「其實香港早在1950年已有大約50個諮詢及法定機構，往後不斷增加，據統計，1950年至1994年公務委員會數目的平均增長率為4.6%。另外，分析也顯示了四個最超出平均值的年度，分別是1957(15.4%)、1974年(13.7%)、1981年(14.5%)及1990年(11.3%)。這些年份的前一年，香港都經歷了很大的政治上的衝擊，例如1956九龍暴動、1973石油危機、1982中英開始談判香港前途，以及1989六四天安門事件。因此，每逢社會動亂後政府便會成立更多的委員會，以便能廣納更多社會人士意見，增加社會穩定。」
不是說這種組織越多越好。這裡要指出的是政府的治理，「以人為本」是最基本的標準，不是掛在口邊以此作為口號式政綱；另外就是以前在社會遇著異動時期，政府第一時間就是探求市民的需要與意見，尋找可行的方案去解決難題，而不是怨市民不愛國，叫市民為了和諧社會，不要「爭鬥」，即暗示由政府說了算。
要讓諮詢和法定組織發揮其作用，比較重要的職位應該用公開招募的形式，不應由特首和政府官員作出直接委任。公開透明的招募機制不僅讓各界專業和有代表性人士參與，他們更因必須向公眾交代而加強諮詢委員的公信力。反之，由特首和政府官員直接委任，不僅出現傾向工商界別及媚共人士之情況，而被委任人士亦罕有向公眾直接交代的。政策一經草擬，諮詢期中，無論公眾如何討論，只有在下游迴旋的份兒，影響不了政策，因為框框已定死了。被政府採納之後，市民便完全沒有選擇餘地了。
回歸後，遇上金融風暴，董特首本人能力不足和凡事向中央交代的「政綱」引致劣政斑斑，市民不可能沒有怨聲，也有很多聰明人知道一天沒有民選制度，一天中共的黑手還是要伸向香港。中央不停說要「穩定」，在香港就說是「和諧社會」（胡錦濤2005年初也開始說和諧社會）。只有特區政府和背後的中共說了算，其它聲音都被看為是破壞和諧或不愛國。一個正常的政府做甚麼決策，首先想到的是人：國民、市民、村民，這就是政府存在的意義。可是中共無論做甚麼，想到的是如何鞏固黨的權力，鄧小平說：「殺20萬，換20年穩定。」視人命如草芥，殘忍姑且不說他了，其實他這樣說，好像人民已經將國家搞亂似的，為了國家，他非不得已要出手了！而不是看看如何回應人民的訴求。
中共作風的濡染
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於2005年10月7日接受「基本法45條關注組」報刊「A45」訪問，道出一樁駭人聽聞的事：
陳太在任四年，未見過董特首寫過一張記錄。
在「A45」電子報上，一位公務員回應陳太所透露的，指出：無文件記錄的文化，不單在政務官級別出現，在中層甚或部門間已經仿效。經常一句「特首要」便如皇帝聖旨，memo也沒有，更何況minute。無記錄，是避責任，避追究。
從這位公務員的經驗來看，此等「歪風」似乎已向下延了。
政府一向的運作模式是這樣的：提出政策和經手處理事件的官員負責在檔案上寫下摘要記錄（Minute）。這做法有幾個好處，第一：讓其他相關官員一看便知該政策由那個官員制定；第二：決策理據清楚羅列；第三：方便任何接手的人跟進工作。
很難不讓人猜測，董建華在推行一項政策時，第一，是否無能向下屬圓滿理性地解釋推行的因由，故此不願花心力時間去寫摘要記錄呢？第二，推行的政策不需讓接手人理解，也不用「留」記錄，因為政策可以隨時變成「不存在」，如市民最深印象的「八萬五」。
反溯這種風氣的來源地，中國大陸的官員「官本位」作風更是離奇。不少在大陸做生意的朋友，目睹官員對於需要批示的文件，僅畫一個圓圈，表示已經看過文件，但不表態，以推卸責任。如果是迫不得已，要寫幾個字，便用鉛筆很輕地寫下，一旦發現事態不對，就可以隨時用橡膠擦擦去，有如無事發生過一樣。
教育背後
特區教育政策與執行，說起來話長，筆者試就四方面粗略談一下，讓讀者透視中共管治如何不著痕跡的插入香港。
（一）政策
戴希立[4]早在1997年便在董特首教育政策講座中提出，香港的教育事業要合乎「立足香港，胸懷祖國，放眼世界，追求卓越」的路向。之後，特首和政府官員在多次公開講話中，以及不少學校，都依照此「十六真言」或修改幾個字作為教育方針和校訓。聽來很好，但不難令人回憶起文革的一句宣傳口號：「胸懷祖國、放眼世界」。1970年代的香港大專在學運中也高舉這口號，其中不少人定不清祖國和中共的分別，也有不理性的愛黨宗教激情。可嘆的是筆者看到多位當年參與了這「火紅年代」學運的大學生，如今是專業有地位的社會人士，他們分別在教育統籌局（政府決策局）、教育統籌委員會（非法定教育諮詢組織）、課程發展議會（特首委任）以及優質教育基金督導委員會（特首設立）等政府總部和相關組織服務，他們影響著教育方針（就如上述的十六字口號）、課程編選、劃定申請創新計劃撥款的條件等多個範疇。筆者觀察到特區政府的「教育方針」，隱含了共產黨的洗腦本色，僅看有些小學生對神五升空寫的作文範文便可見一斑，不得不讓人擔憂。
政策與資金，兩大方面掌在甚麼人手裡極為重要。
（二）改革
說以學生為本，體現了重視教育的人文精神云云。這不是廢話是甚麼？如果學生不是教育的重心對像，那麼教育是為了誰？連這不解自明的顯理，還當作是甚麼改革的高深道理，真令人費解！大家不難看到以鞏固權力，不是以人為本而是以「治人為本」的政權，正正就要常常掛著「以人為本」在口邊來宣傳。
小一入學統籌辦法、一條龍、母語教學、「直資」計劃、334學制改革、通識教育等多項備受爭議的政策，在諮詢期間，市民和教育界都有很多寶貴意見，但因大框框已定，最後市民只有接受的份兒。
（三）民主
特區教育另一個明顯的轉變，是教育政策的制定重視所謂「民主參與」。例如強行開放學校校董會，稱為「校本管理」，說以「學校為本」，已受到多方面的質疑。一些校董會持之有效的運作被打亂了，影響了香港百年來辦學團體的多元化與自主性。大家不難看到，普選（立法會議員及行政長官）是真正符合現代化順應民心的政治制度模式，政府不予以正視積極落實，反而亂搞學校內政的「民主參與」，與中共的黨八股何其相似。
（四）質素
回歸後，特區政府要求教育機構提供高質素的教育服務，出版中小學學校指南及加強幼稚園教育機構的監管等。但往往只著重形式的改革，失去改革的精神，沒有關懷整個教育界的「人」的真正需要。校長老師在日常繁忙工作以外，又要提交諸多報告以及達到添加政策的標準而疲於奔命；而學生又在常變的政策和紛繁的邊緣活動中不能集中精神學習；資源浪費更不在話下。筆者聽到各方的迴響大概皆如是。不是雙贏，不是雙失，是全民皆失。
教育方面的種種惡劣情況，能不讓人擔心這是共黨的管轄手法輸港嗎？
只談經濟
現在看到大陸─小部份人豐衣足食，有人將之歸功於共產黨，其實所謂生活水準提高只是與前幾十年極窮困時的比較。如果中共勤政愛民，在它建政不久人民便應該可以豐衣足食了，可是到五十六年後的今天，還有幾億人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在生存的邊緣。
在香港也有相仿的情況，回歸後經濟一直往下，令人消沉的是，不知何時到谷底，短暫的反彈回升現象不能算為真正的好轉。特區政府不斷用「經濟發展」來迷惑人，推動全民支援CEPA、「自由行」、「狄士尼樂園」等。只是用短暫眼前利益來誘惑人，並沒有致力於結構性、可持續的經濟發展。
大陸特務的滲透
二十年前，被邀參加一所與北美有深厚淵源的神學院的下午茶聚，有位大陸來的「幹部」，他對某講師說：「閣下新近寫的神學著作，我已拜讀過了。」當時，講師與筆者皆愕然，一位神學院講師的新著作，香港社會尚未有反向，竟已被「幹部」讀過了。朋友間常說笑，你不知茶樓掌水煲的夥計也是特務嗎？在聽你們不設防的聊天呢！
2005年，脫離中共，投誠澳洲的原外交官陳用林和原天津市公安局國內安全保衛局610辦公室一級警司郝鳳軍，投誠加拿大的原瀋陽市司法局長韓廣生，在接受大紀元時報訪問時一致指出，世界各地（包括香港）有大量中共派出的特務，存在龐大的中共間諜網是事實。可是，目前在香港還有很多各界人士，因為秉性善良，真的尚以為中央「未明白」港人所想所求，正致力尋求「溝通」。唉！有點兒太天真了吧。
據某身受中共迫害，現居香港的民主人士稱，中共在香港安插了幾十萬名間諜，滲透社會各階層。這些人受控於中共不同的政治部門，收集不同的訊息。另外，除了直接從中國大陸派出來的，還有收買、利誘海外和港澳不同階層職業人士，吸納這些人進入其情報系統，就是所謂「平民特務」。
結語
筆者注意到一個現象，年長的一代就算近年誤以為共產黨變好了，也起碼知道以前它曾作惡多端，可是年輕一代只知現在是它執政，並不知道它的「底細」。最近讀到百多位青年學人的寫作彙編，包括在職和求學中的，都不約而同表達了美麗的憧憬，惜未能將香港放在紅色統治的方位上。一般正常人的善念、建基於基督信仰的西方民主管治理念、願所居地民眾幸福的冀盼，這些都是好的，沒有問題，但是若看不見紅色統治的本質和其對香港的侵蝕，對中共的解讀恐怕會失之交臂呢。
香港老一輩，不少人以前在大陸經歷過兵慌馬亂或共產黨的迫害，目前在港生活安定，只盼大家安穩過活。不少年青的只顧努力，給自己鋪北上之路。中共看準了大眾這種心態，常掛在口邊：穩定繁榮安定和諧，大家不要影響穩定，言下之意就是誰都要聽它的，如有異見，則天下大亂，罪歸持有另類意見的人。所以，表達意見變成：不愛國。中國人都被動亂及隨之而來的貧困嚇怕了，不少人心想著，算了，自由何價呢？努力埋頭苦幹吧，反正現在的中共領導人作風已跟以前的不一樣了。
有些中式食品大字標明香港製造，言下之意是給要求品質保證的顧客有信心購買。有天看到一間燈飾店，門前張貼一則告示，保證該店水晶燈及玻璃燈飾非中國大陸製造，這意味甚麼呢？
中共製造仇恨、鼓動暴力，後遺是出現殘暴的年青人。從港人台商返大陸遇到的匪徒，行惡手段之殘忍兇悍，便可見一斑。
以人倫禮義為綱紀的古國，其文化道德被破壞後，離婚率、婚前婚外性行為已趨白熱化。另外港人返大陸包二奶，破壞家庭……
以上拉雜而談，林林總總，從特區政府管治、公民自由、教育以至市民生活各方面，我們能說香港不受中共作風的毒害滲透嗎？
[1] 2005年11月，張德江在澳洲被法輪功學員起訴，因其參與迫害法輪功學員而被控以「酷刑罪」。
[2] 2005年10月，黃華華在加拿大和美國被法輪功學員起訴，因其參與迫害法輪功學員而被控以「酷刑罪」。
[3] 被編在《毛澤東文集》中。
[4] 戴希立是香港70年代學運「國粹派」領袖，一位中學校長、全國政協委員、教育統籌委員會委員，1998年初至今被委任為優質教育基金督導委員會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