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治學中國古代歷史的方法的幾個問題 (一)

梅花一點


【正見網2007年10月24日】

司馬遷的《報任少卿書》曰:(遷寫作《史記》),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說明,歷史研究是一個天人之學。那麼,關於治學歷史的方法,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由於現在的科學分類法,一般將歷史或者歷史學作為一種社會科學或者人文科學的來定位。如果從“物質和精神是一性的”內涵角度來看,這種現在的科學分類法定位有極大的局限性,使研究很難得到歷史的真相。這在吾文《淺談邵雍的歷史觀》已經意識到,歷史研究必須建立在對於宇宙、生命及人體科學的全面整體的認識,加上個人的高尚的道德觀和高境界的修為才能作到的。邵雍就告誡後人說:“學不際天人,不足謂之學。”(《觀物外篇》)

筆者認為,對於中國古代文化及歷史的研究,至少必須建立的“天人合一”的事實的基礎上來辨析;當然,也可以另有其它更深、更高層次的內涵,筆者在此暫藉此等人們較熟悉、較易理解的概念來解說。也就是說,“天人合一”(自然也包括天人感應、天人對應之類的內涵)既是宇宙的事實,也是歷史的事實,而不僅僅是一種哲學理論或者理論標準;也即人類歷史的真相是完全溶在宇宙的運動規律之中的。當然,現在的(或者當下的)歷史,又跟中國古代的歷史事實又有所區分。這就是新宇宙與舊宇宙的區別。主要表現在:

A、當下是正法時期,天象發生巨大變化,宇宙星體在重組,給予太陽系及地球的物質及人類活動產生了巨大的變化。那麼,只有在星體完全正法完之前,新的天人合一的規律及變化因素才能較完整的、具體的顯現出來。由此,才能運用新的天人合一規律對於當下歷史進行辨析。而古代的天人合一的事實,可能有部分因素因為舊勢力的原因被改造或者清理掉了;那麼,關於中國古代歷史的問題必然多多少少包含這些不純淨的因素。這在研究過程中必然形成一些必須要清理的觀念及因素。這個過程的完成也只有通過修煉才能做到。

B、新的天人合一的規律必須依賴有許多新的正確的真實的科學的重新確立。因為這不僅僅是歷史研究本身的學問知識能解決得了的,更包括天地人事(或者用現在人們比較明白的話說,就是有了新的社會學、新的考古學等等)。

不過,筆者針對中國古代歷史這一較已經固定的、過去的、特定的時間範圍作研究,認為有以下的幾個方面應當遵循的一些概括式規律,對於深入的、正確的研究古代歷史或許是很有幫助的。寫出來作為個人看法給大家參考。

甲、道德變化與人心變異

所謂的道德變化,實際上就是不同時期的不同歷史狀態,出現了人心與道德上的變化。這個完全是有跡可尋的。可惜,現代科學對於道德和倫理的認識不是建立在心性修煉的基礎上的,所以有許多認識是誤導人的,甚至是反道德、反倫理的;所以關於歷史研究中涉及到人心道德內涵的研究,受到許多阻礙或者迷失。尤其進化論的歷史觀,某種意義上是在打擊人類的道德內涵,使得人們歷史觀念無法對於道德人心的變化方面的內涵難以進行深入研討。由此,我們必須在某種程度上恢復古代聖賢關於道德範疇的真實而又準確的論述。

例如,老子在《道德經》中談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第38章)儒家的邵雍講“道、德、功、力”和“仁、禮、義、知”(見《觀物篇》)。不過從筆者的角度來看,老子的說法接近修煉人的修煉的一種層次的變化;而邵雍的說法比較接近古代人類社會的狀況;不過,也可以將二者結合起來看待;但這些主要局限在中土一地而已,不一定適用於其它地方或者國家。而在佛家中看待事物或者人類社會的變化,是“成、住、壞”的過程。“成、住、壞”在佛法內涵上直接體現宇宙的變化過程,也必然包括人類社會的、人心道德的變化。那麼,“成、住、壞”的說法更具有廣義的特色,也具有廣泛的適用範圍。

但作為修煉人的修煉,只要其不斷精進,思想及道德是不斷昇華的,認識也會更加深刻。那麼,這種昇華會給予修煉人對於宇宙、生命和人類更深刻、更豐富的認識。這是修煉開發出來的智慧。那是直接以佛法神通查看過去的歷史了。這個屬於另一回事情了。

但這裡為何要談到“人心變異”呢?因為人心的變異直接導致人的觀念的變異,自然也使得在研究歷史的過程中被這些敗壞的觀念干擾甚至是掩蓋,失去對於歷史本真的認識。這個是針對現時當下特別應當注意到的。一般情況下,要通過修煉,並且是修煉到一定的層次以後才能認識得到。當然,這樣講,確實是這個過程本身也是一種複雜的修煉的內涵所體現出來的。因為,歷史的各種紛繁複雜的沉積在人的觀念中給予修煉人許多干擾和修煉之處。這也是人類歷史必然有的一個構成或過程。

那麼,現在所謂的“人心變異”主要體現在什麼地方呢?首先是,不信,或者說是不信佛法。不信會導致自己在修煉上的智慧打不開,被舊觀念制約住了。這裡的不信佛法,包括真的不相信、或者猶豫乃至懷疑;但不是指不理解佛法,那只是沒有修煉到那一步。其次是,由於現在舊科學的觀念(主要指是從文藝復興時期傳出的由機械論形成或者發展到現在的西學體系和符號文化),尤其是進化論的觀念形成的障礙。實際上,總的來說,舊科學的觀念主要就是包括非修煉人所支持的現在的所有科學知識。第三是,個人的名利情等等執著因素,阻礙了智慧的打開。這三種情況,直接就是對於人心及人的觀念的問題,是否得到和認識真實歷史的變化或者展現密切相關的。

同時我們看到,史家書寫歷史,辨析歷史,研究歷史,也必須符合道德心性的要求;例如我們說史家要顯現真實的歷史、講真話、記真事,關於善惡褒貶的辨析立場是否得到正確的表達,不都是心性修煉功夫的體現嗎?邵雍《觀物外篇》曰:“《春秋》盡性之書也。”不是很明白嗎?

總的來說,道德及人心觀念在本質上指導和展示學問研究的內涵的準確與高低。

乙、全面整理和梳理中國古代半神文化的內涵及其內涵的歷史變遷

中國古代文化是半神文化,流傳下了許多豐富的神傳文化的內涵在裡面;所以,我們認為有些古代文化中的高層次的內涵,是可以納入現今的關於古代歷史的研究之中的。而梳理和重新確認中國古代半神文化的系統性及在中國古代歷史文化起到的歷史變遷作用,包括歷史事件的變化的內涵,才能最終可以得到重新乃至全新的認識中國古代歷史。象大家比較熟悉的,在《莊子·天下》篇中,就討論了中國古代學術的“道”與“術”之間的關係和內涵。這個已經有學者們許多的討論,在此從略。

我們另舉個例子,從一篇中國相當古老的綱領性科學文件,可以看到今日西學的局限性。這就是《尚書》中的《洪範》篇,裡面包含了人們現今所認為的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的所有內涵,同時又是建立在“天人合一”真實現實之上的。從這一點來看,《洪範》所講的內涵的科學性與系統性,筆者認為是現代西學所不能達到的;而且《洪範》在西周以前,一直被廣泛的應用。據《洪範》開篇所言,“洪範九疇”(《漢書·五行志》同時也稱之為“九章”。)乃是大禹時期天帝(神)傳給大禹。從《洪範》篇中看到,我們意識到真正的科學,古已有之。

那麼,“洪範九疇”是什麼呢?《洪範》中講到了九大內容:“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極。”具體的可以用現代的白話作以下解釋:

第一,五行文化,就是我們熟悉的“水火金木土”。實際上就是對於地球物質(筆者認為可能包括到太陽系的水火金木土五大行星的物質,但不會超出太陽系。)的總體分類。這個在現代的科學家中已經發現五行和元素周期表是有對應的關係的,也就是說五行說是科學的。另,《洪範》並且給五行的各個內涵比配了五種特性與五種味道。那麼,這種比配就是一種天人相應(物物相應)的關係;後來,在中醫《黃帝內經》中廣泛的被應用。這方面的內涵在今日的西學是沒有的。後來在東周和秦漢時期,五行文化得到廣泛的發展和應用。在中醫的幾千年的實踐中,都認識到了其中的科學性。不過,筆者還有看法認為,從原文的意思來看,那時已經不是認為現在所認為的一種簡單的“比配”關係,而更接近“生成”的關係內涵了。所以說,五行文化還有許多為人們所不知道的秘密。

原文是:“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従革,土爰稼穡。潤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従革作辛,稼穡作甘。”[這裡的“作”,可翻譯作“生成”。筆者補註。]

第二,心性文化。為何稱為心性文化呢?因為他主要是表現一種較高的道德修養,而且說明了修養的方法和標準,建立了最初步的修煉心性的內涵。雖然這對於佛法修煉來說,還是屬於較低的內涵,但在當時來說,已經是做人的極高標準了,是要求做到“哲聖”的內涵了。這種文化傳出的目地就是人心道德的一種維繫和平衡,不至於社會人心出現過快的敗落下去。

具體說來,就是通過對於容貌表情、言談語辭、視覺觀察、聽覺感受、心思動念等的“恭、従、明、聰、睿”各種嚴格修養過程,可以達到哲聖智慧的境界。這與佛道兩家的“身口意”的修煉要求較相似了。

原文作:“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従,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従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第三,經世文化。很接近現在人們說的治國文化或者說是政治經濟文化。

這個“八政”中的“食”,相當於現在的廣義的農業(農林牧副漁)和食品加工;“貨”,相當於工商貿易;“祀”,相當於宗教;“司空”,相當於行政管理;“司徒”,相當於教育;“司寇”,相當於律法司法;“賓”,相當於外交禮儀;“師”,相當於軍事。“八政”裡面還暗含後來人們認識的學科知識的分類。

原文作:“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日賓,八曰師。”

第四,天象文化。主要指推算曆法和天文觀測;由此也會要求有較高水平的數學文化。古云:“天垂象,見吉凶。”在天人合一的觀念裡,這都是人類社會活動的變化在天文天象中多少是有跡可尋的。

原文作:“四、五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

第五,王道文化。就是尊賢愛民,正直平盪,無偏無黨,無反無側,作賢明之君主。

  原文作:“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於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於極,不罹於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谷,汝弗能使有好於而家,時人斯其辜。於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尊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於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第六,三德文化。很接近第二、五種文化(即:五事、皇極),也有一定的關係,都屬於心性的內涵。謂用“剛柔兼備,正直平康”的品德,以此來治御臣下。

  原文作:“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強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惟闢作福,惟闢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於而家,凶於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第七,決策文化。每個人都有生活上的疑難及作出決定;而一個國家也同樣會遇到相同的問題。那麼,在夏商周時期,國家遇到問題做決策的時候,可以由國君、卿士、庶民共同商議,同時又謀及卜筮(即後來發展為術數文化);而因為在當時的卜筮代表神意與天意,所以,在決策中起到極其重要和關鍵的作用。現在留存的甲骨文就是當時的卜筮文化盛行的表現。卜,就是龜殼裂紋來卜算;筮,就是用陰陽八卦的原理來占算。

原文作:“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十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従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従,龜従,筮従,卿士従,庶民従,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強,子孫其逢,汝則従,龜従,筮従,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従,龜従,筮従,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従,龜従,筮従,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従,龜従,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於人,用靜吉,用作凶。”

第八,物候文化。不過,這裡側重在運用天氣變化的各種特點,來說明君主心性修為(第二個文化[五事],見上文)給予國家(或治理國家)的各種狀態。實際上,後人通過“天人合一”與“天象變化”的關係,也感受到人類社會、人體的各種狀態,也象天氣變化一樣是有規律的變化的。同時說明一國君主臣民的道德心性與社會環境之間有一定的對應、感應的關係。(後來在中醫中變化為《黃帝內經·素問》的五運六氣的學說,或者與之有關連。——筆者個人看法。)

另據《尚書·周書·金滕》篇記載,周成王因為聽到流言,因此而猜忌懷疑他的忠臣叔叔周公,到了“秋,大熟,未獲,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周成王就和大夫打開周公的《金滕》書,乃知道周公的一片忠心。成王執書悔過,“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歲則大熟。”這是古人認為天人感應的一個歷史特例,而且表現在天氣氣候上。

  原文作:“八、庶征: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晰,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恆雨若;曰僭,恆暘若;曰豫,恆燠若;曰急,恆寒若;曰蒙,恆風若。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民,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従星,則以風雨。”

第九,福禍文化。人的各種福禍命運的表現,是命理文化的研究對像的表現。

  原文作:“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以上是只是從具體的單個辨析的辦法來分析《洪範》的文化內涵。其中的五行文化、心性文化、卜筮文化等的內涵是現代西學難以比擬的,裡面充分的表現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另,在《漢書·藝文志》曰:“貌、言、視、聽、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亂,五星之變作。”意即:人的修為、修養、道德出現問題,則可能導致五行文化規律變化的混亂、失衡,甚至改變天象的運作。這說明五行文化與心性文化多多少少有相通的關係,也符合“天人合一”的思想。又《漢書·律曆志下》曰:“其於人,皇極統三德五事。”意即:第五種文化統領第二、第六種文化。可見,在“洪範九疇”中,各個文化之間的關連是極密切的,是相通的。

但從總的角度來看,可能更特別了。實際上,在漢朝的經學家(如馬融、鄭玄)認為《洪範》就是《洛書》;邵雍也認為:“九九八十一,《玄》、《范》之數也。”也即,《太玄》《洪範》是跟數字九有關,九數符合《洛書》。又曰:“蓋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故羲、文因之而造《易》;禹、箕敘之而作《范》也。”(皆見邵雍《觀物外篇》)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洪範》的內涵是與《河圖》《洛書》文化緊密相關的。《周易·繫辭》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而河洛文化的神奇,猶如周易的陰陽八卦一樣,其來源至今還是人類文化的一大迷。所以說《洪範》的內涵是神機,是真正的神傳文化。

《漢書·五行志第七上》曰:“則《乾》、《坤》之陰陽,效《洪範》之咎徵,天人之道粲然著矣。”這說明《周易》與《洪範》的重要性是並提的,都是表現天人之道的學問。

《漢書·律曆志第一上》曰:“《易》與《春秋》,天人之道也。”這更進一步說明,像《春秋》這樣被現代人看待為史書的著作,也和《周易》同樣表現了“天人之道”的內涵。

所以說,天人合一的思想,在中國古代文化中占據相當重要的位置,他一直被趙宋朝代以前的史家研究歷史、寫作歷史起著相當重要的指導作用;不過,不同朝代作用的大小也不是很一致。後來,邵雍將其思想運用到了《皇極經世書》的研究之中。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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