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網2009年07月23日】
《國家評論》：發生在府佑街上的故事
法輪功學員反迫害十周年之際，《失去新中國》的作者、美中經濟權威人士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七月二十日在美國《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上發表長篇文章，講述他對「四•二五」真相的調查。葛特曼認為，長期以來，西方媒體只是一再引用中共的言論，認為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是源於「四•二五」「圍攻中南海」。他通過調查發現，事實遠非如此。
《失去新中國》的作者、美中經濟權威人士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
西方媒體對法輪功的報導隻言片語
葛特曼寫道：十年前，一九九九年的四月二十五日，我正在北京參加一個婚禮時，聽說有一大群人聚集在中南海─中國政府的辦公和住宅區。於是我給一位在「南華早報」的熟人打電話詢問此事。我問道：「他們是些什麼人？」他回答說：「我們覺得這個群體叫作『法輪功』，看樣子是中國國內的一個人數眾多的宗教組織，不過我們對他們幾乎一無所知。」
當時沒有人非常了解法輪功，可是那次集會的規模令人驚訝：一萬多名中國人靜靜的站在那裡，這是自天安門事件以來頭一次大規模集會。同樣令人驚訝的是中共接踵而來的瘋狂迫害，迫害開始的日子是同年七月二十日。
法輪功在人數最多時達到七千萬人，可是中國國內的記者對其視而不見，在西方媒體對法輪功的報導通常也只是隻言片語。
華盛頓DC的許多（政府官員）也傾向於不把法輪功當作異議團體看待。他們熱衷於參加六四的紀念活動─（國會）開會、聽證會。美國國會議員南茜•佩洛希（Nancy Pelosi）在上海反覆聲明自己對人權的支持、以及許多大報反覆撰寫「阻擋坦克的人如今身在何方」的文章。可是對於法輪功在中共駐華府大使館前的集會，只有三百多個人來到現場，等待大約五千名法輪功學員組成的三英裡的遊行隊伍行進到這裡參加集會。少數幾名國會議員可能會在集會上發言，但是大多數議員故意離得遠遠的以求自保。而且不參加法輪功集會不會給他們的政治生涯帶來任何負面因素，因為媒體對此報導甚少。報導法輪功的遊行對這些媒體來說只當是小小的一樁公益事業。
從法輪功的成就來看，政府官員和媒體對法輪功的態度實在是匪夷所思。法輪功是唯一一個大規模突破中共網絡封鎖的異議團體（伊朗的異議人士利用法輪功設計的軟體自由通訊和上網）。到目前為止，法輪功經營的電視台是唯一一個向中國發射信號的獨立電視台，每天二十四小時播放；法輪功團體印刷唯一一份不同聲音的中文日報，主辦唯一一個有實質意義的（中文）短波廣播，等等等等。
西方媒體接受了中共對「四•二五」信訪的定性
如果以媒體最關注血腥新聞的角度來看，六月四號到中共大使館前（舉行紀念活動）的每個參加者都代表著大約三、四名天安門事件的罹難者；而對於法輪功團體來說，我們直到最近才開始估算他們所承受的災難。至少已有三千多名學員被證實由於中共酷刑、虐待而死亡。
根據我最近的研究，至少有一萬名法輪功學員被謀殺以攫取他們的器官。我猜想真正的數字最終遠遠超過一萬，因為摘取器官的罪行還在持續。因此，我們可以設想集會的五千名法輪功學員每個人都代表著十個、甚至是二十個罹難者─一在勞教關押中、在拘留中心、在精神病院被謀殺的學員，以及在手術台上死於外科軍醫手下的學員。我的同事理善（Leeshai）所做的數量分析表明，美國媒體對法輪功的關注隨著法輪功死亡人數的增加幾乎是成比例的減少。
因此，值此反思法輪功遭受迫害周年之際，我們必須承認西方社會對迫害的反應相當於無償的給予中共政權（迫害法輪功）提供了幫助。而西方社會失職的最初起源就是西方媒體接受了中共對於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信訪的定性。
西方媒體用「包圍中南海」來形容「四•二五」
四月二十五號那天，在晴朗的藍天下，一萬多名非常有秩序的法輪功學員 「圍繞著」（美聯社和路透社的用語）或者說「包圍了」（法新社用語）中南海，而中共領導階層沒有防範。這種認為法輪功學員包圍中南海、給中共領導人造成威脅的論調其實是中共思考方式的直接傳播。這種論調在所有研究法輪功歷史的學術文章中反覆被引用，似乎成為法輪功精神運動的「原罪」。甚至連撰寫介紹法輪功的書籍和文章的學員都感到這段歷史難以辨白，他們通常把「四•二五」事件稱為「在中南海集會」。
法輪功學員們不太喜歡用「示威」這個詞，好像這是一個低下的詞，中共也正是這樣看待「示威」的。不管你用什麼詞來表達，這場示威不是針對中南海，更不是包圍政府機構。不過不管怎樣，對於法輪功努力想要爭取到的中國觀眾來說，中共掌控了對歷史的解讀權和話語權。
連外交精英也存在誤區
難道西方社會就肯定不是這樣的嗎？亨利•基辛格針對天安門事件曾說過這樣的話：「世界上沒有一個政府可以容忍上萬示威者在長達八周的時間裡占據首都的主要廣場。」歐巴馬政府最近任命的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的主席查爾斯•弗雷曼對天安門事件的言論也如出一轍。
如果外交政策的精英們對天安門廣場的學生運動都採用這樣的論調，試想他們會如何對待公眾不熟悉的一種東方傳統運動呢？（他們或許會說）這是在中國，而且這是法輪功自找的。學者們也許會稍微變動一下他們的措辭。他們的文章通常是這樣的說法：對法輪功的迫害是（中共）對（四•二五）事件做出的反應，從而造成了後來的悲慘結局。難道是法輪功太會製造錯誤和把柄了，是嗎？
一九九六年法輪功書籍被禁止出版
可是如果說法輪功主動要求殉難，或者得到什麼號令趨之若鶩的奔向勞教所和（摘取器官的）外科手術室，這就難以服眾了。如果你連這樣的說法也相信，你應當仔細審視一下歷史，去採訪那些參加「四•二五」上訪的學員，去調查在「四•二五」上訪之前發生的一系列引起學員大規模上訪的導火索。
中國的社會結構經常被比喻成一個金字塔，象徵著屹立不倒和帝國的莊嚴。可是中共統治下的中國社會更象是早期發射的航空火箭：野心勃勃、草率完工、還存在著爆炸成灰燼的危險性。在火箭的最底部是由大批農民和窮困的工人組成的燃料；再往上走，排在第二和第三的是知識份子、軍隊、企業和中國國內的新貴。在最上層，是由中共組成的一個小小的太空艙。在中共的眼裡，注重中國傳統道德的法輪功已經滲透了火箭的每一個環節。一九九六年，法輪功在短短四年中已經發展到「太空艙」內部，引起（中共領導階層的）高度重視。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先生的著作《轉法輪》被禁止出版。
此後中共繼續監視著法輪功，不過沒有立即採取鎮壓行動。一九九八年初，一名聯絡甚廣的法輪功學員艾米•李從廣州回到山東老家探望父母，兩位老人都是活躍的法輪功學員，門一開，她被眼前的景象驚呆了：所有法輪功的海報和李洪志先生的照片都已經從牆上摘下，所有的（法輪功）書籍都不見了。在經歷了數十年共產黨統治的腥風血雨後，老人家早已擁有第六感的超常能力，他們就像暴風雨來臨前的動物一樣，轉入到地下活動了。
法輪功選擇了駁斥謊言、講清真相的方式
一九九九年，中共公安部估計有七千萬人修煉法輪功，比中共黨員的人數還多出五百萬。當時，中科院院士何柞庥在天津發表一篇誣衊法輪功的文章，何柞庥與中共當時主管公安政法的羅幹是連襟。
在中國，如果你看到這樣的訊號，你就知道你將成為打擊的目標。有兩種選擇，你可以選擇沉默，結局是你很可能被鎮壓下去。或者你選擇站出來，你仍然可能受到鎮壓。但法輪功選擇了駁斥謊言，講清真相。
天津抓人 法輪功合法上訪
四月二十二日，法輪功學員前往天津師範大學要求對話，取消何柞庥的文章。結果警察來了。郝鳳軍也是其中之一。他說：「整個警力都被叫到學院。我們被要求戒嚴，封鎖這一區域。」當他趕到現場，他說：「我們發現情況跟通知我們的完全不一樣。但我們沒有選擇。」現場的監視錄像顯示，只有一些人坐在地上。但警察仍然毆打並抓捕了四十五名法輪功學員。之後學員們被（警察）告之，他們應該去北京請願。
在之後的兩天裡，「請願」這個詞在法輪功學員中廣泛傳開，沒有人領導，只是口傳口的形式。
每個人都清楚，天津抓人事件開啟了一個可怕的先例。有人認為應該呆在家裡。有人認為應該捍衛真相，他們不是去示威。四月二十四日，成千上萬的人前往北京。
他們受到跟蹤。吉林省的一些學員在車站被特警截住。他們告訴學員：回家去，天津事件已經解決了。還有些學員在瀋陽被截住。有二十名哈爾濱學員連夜坐火車到北京。他們到達北京站後，發現已經有許多其他的法輪功學員在那裡。結果警察又強迫讓他們坐火車返回。
國家信訪辦不公布詳細地址
毫不奇怪，國家信訪辦並沒有公布詳細的地址。我採訪的學員中，沒有一個人能在地圖上確切找到信訪辦的位置。信訪辦迷一樣的地址是事件的重要之處。中南海的西牆毗鄰紫禁城，有一條長長的樹蔭道叫府右街。府右街的北邊與文津街相交，這是中南海的北牆。中南海的南邊，府右街與長安街相交。
有些學員認為，國家信訪辦在文津的交口處。有些學員以為是靠近長安街。但大部份學員認為是在胡同裡。這些胡同的入口處在有警衛把守的中南海西門的對面。
四月二十五日凌晨，法輪功學員曾錚騎著自行車來到府右街。她馬上注意到有些異樣。她曾在中南海短暫工作過，知道這裡的安檢很嚴格。通常會有許多警衛把守，很難在沒有被詢問的情況下進入這些街口。現在是上午七點，學員們沿著府右街走著，尋找著上訪辦的位置。在府右街的南端出現了警察，他們讓法輪功學員往回走，站在進入胡同的入口處，也就是中南海西門的對面。曾錚知道上訪辦八點開門。她說：「他們已經準備好了。他們在等著我們呢。」
七點半，一對年輕夫婦前往信訪辦時路過紫禁城東邊的護城河。他們看到一隊隊的士兵坐在吉普車上，槍上已裝上刺刀，面朝府右街方向。八點，剛結婚不久的婁宏偉已經到了中南海西門附近。她想，學員們都非常守紀律，應該不會有什麼情況發生。她說：「人很多，很多。如果有什麼混亂場面出現，也很難避免。但馬路上的車輛疾駛而過。」八點半，一位老學員狄阿姨走到了長安街和府右街的街口。這時，街道上站滿了學員，他們大部份是鄉下人，穿著便宜的布鞋。她看到有些學員在吃帶著的乾糧。她一直努力抑制的焦慮這時爆發了，一幅似曾相識的畫面浮現在眼前。她好像聽到了隆隆的坦克聲。十年前，當學生們和平抗議的時候，被殘暴的屠殺了。
警察讓學員站在中南海對面
學員們被擠壓在中南海的西門。從信訪辦胡同裡出來的警察越來越多。狄阿姨快速的擠過人群，遠離中南海，眼睛連瞄都不瞄一下。
她最終走到了府右街與文津街的街口。大批的警察從東北方向來。這些警察讓學員們站在中南海對面的文津街上。狄阿姨的朋友莎阿姨回憶到：「警察告訴我們：走這邊，走這邊。」
當大巴和警車環繞街口轉的時候，狄阿姨突然注意到早已架好的攝像機正在對著他們攝影。她想從前排挪到後排。她說：「我當時想，如果我被錄下來，他們一定會找到我。」（後來狄阿姨和莎阿姨被判了三年勞教。曾錚被判了兩年。婁宏偉的丈夫去年獲釋。）
現在快上午九點。接下來是朱櫧基露面，江澤民坐在煙色玻璃的車裡環繞中南海。在整個十六小時的上訪過程中，沒有任何錄像、記錄顯示法輪功學員有絲毫挑釁式的行為。沒有紙屑、吸菸、口號或是接受記者採訪。當一名學員建議大家輪流吃飯、喝水時，其他人都不同意。他們說：如果我們喝水，就得上廁所，這就會影響到那些在這裡生活和工作的人。中共找不到絲毫藉口可以動用埋伏在紫禁城裡的重兵。當天晚上，當天津被抓法輪功學員獲得釋放的消息傳來，大家才靜靜的鬆了口氣。
請願者們離開時充滿樂觀。第二天，莎阿姨讀到的官方媒體文章說：法輪功聚集在中南海。他們沒有說我們包圍中南海。他們還說人們有修煉和不修煉的自由。但後來官方的媒體把法輪功學員的請願描繪成恐怖行為。因為西方媒體對法輪功知之甚少，所以中共對「四•二五」事件的捏造存在一定的市場。
同時，法輪功學員的電話被竊聽，煉功點上出現特務，工作單位發出警告。中共還成立了「六一零」辦公室。這是最恐怖的秘密警察機構之一。迫害的機器可以開始運轉了。七月二十日，大抓捕開始了。
中共很早就決定迫害法輪功
大抓捕開始後，法輪功學員於七月二十一日又來到府右街。婁宏偉也去了。她說：「七月二十一日就像當時的四月二十五日，我們站在路邊，等著官員出來，這樣我們可以跟他們談。但沒有官員出來。結果來了許多大卡車，一輛接一輛。來了許多警察，把我們帶走了。」
二零零零年，郝鳳軍到「六一零」辦公室工作。他說：「我們的監視室已經有關於法輪功學員相當全面的資料。這些是不可能在一、二年內收集的。」
根據一位前區級官員，中共決定迫害法輪功，以及為迫害準備的工作已經有很長時間了。
西方媒體的記者很容易相信中共的言論。中共是不會自己退出歷史舞台的。現在是西方面對真實的中國的時候了。後共產社會包括法輪功，我們應該更好的了解法輪功的真實歷史。現在要消除的一個誤區是，西方不要插手中國的內政。
法輪功並沒有挑起這場戰爭。是中共挑起的。中共應對此負全責。
反迫害十周年 澳洲電台採訪香港和墨爾本法輪功發言人
二零零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國大陸和世界各地法輪功學員的和平抗議、揭露中共迫害和制止迫害的行動已經整整十年了。澳洲國家廣播電台（ABC）七月二十日上午播出了記者Sen Lam的專題採訪報導，Lam連線香港和澳大利亞墨爾本，請兩地的法輪功發言人對澳洲聽眾介紹了法輪大法和十年反迫害的歷程。
記者Lam在節目的開頭介紹說，十年前，一萬名法輪功學員在北京和平請願。七月二十日，中共開始迫害法輪功。在過去的十年裡，法輪功學員指控中共囚禁、酷刑、殺害數以萬計的法輪功學員，並摘取他們的器官。
Lam說：「我們今天早上沒能有中共官員到場，但我們有兩名法輪功學員在線，香港法輪功發言人許張綺嫻女士和墨爾本的麥可•皮爾森-史密斯（Michael Pearson-Smith）先生。」
皮爾森-史密斯先生在採訪一開始介紹了他本人修煉法輪功的經歷，他說：「我實際上是在迫害開始之前開始修煉法輪功的，剛開始我只是陪著我的妻子煉。因為我們看到了關於法輪功的一份傳單，我們發現功法的力量非常大，而且讓人受益。」
「我在開始修煉的兩年前出過一次事故，因此在我的右臀處被裝上了三個十二厘米長的螺釘。事故後的兩年裡，為控制疼痛我每周都要去做物理治療、雷射治療、超聲波治療，煉法輪功幾周之後，我就不需要再去了，所以這是非常神奇的。」
記者問道：「麥克，看來法輪功是有關呼吸和健康的，那你認為法輪功為甚麼是世界上最政治化的運動之一呢？」
皮爾森-史密斯回答說：「我要糾正你一下，法輪功裡是沒有呼吸運動的，人們是正常的呼吸，但這只是很小的一點。關於政治方面，法輪功從來沒有政治議題，純粹是修煉。政治性完全是由中共政權造出來的。」
記者轉而採訪香港的發言人許張綺嫻女士：「許女士，麥克說，沒有政治議題，為甚麼法輪功十年前在中南海外中共領導人工作的地方突然出現？一些人可能將此理解為最具有煽動性的行為？」
許張綺嫻女士說：「四二五中南海外的和平請願實際上不是在中南海外，是在信訪辦外面。其實，只是對在此幾年之前的干擾和迫害的反應。一九九六年，所有法輪功的書籍被禁止發行，干擾出現在人們煉功的公園，所以和平請願是對數年前開始的迫害的反應。」
對於記者問及為甚麼中共要針對法輪功採取行動，許張綺嫻女士說：「實際上，那些不會去國家控制的教堂或宗教活動場所的人也遭到迫害。你能看到很多的消息，例如，那些家庭教會，和那些在非國家控制的地方做禮拜的人也會遭到迫害。」
接下來，許張綺嫻女士應記者要求介紹了法輪功在香港的情況，她說：「一九九九年迫害發生時，我們受到了來自政府的比較大的壓力，因為香港政府是直接受到中共控制的，我們簡稱為CCP（中國共產黨）。但是在這十年裡，我們抵制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向公眾講清真相，情況有所好轉。我僅舉少數事件，關於公園煉功的干擾，甚至就沒有一個香港政府官員同我們會見，政府會場的預定處理也並不公平，還有臭名昭著的二十三條立法，就是用一套機制來針對我們的，即我們同中國受禁的團體有任何聯繫時就會自動的受到禁止。」
雖然能夠在香港很公開自由的集結，但來自海外的法輪功請願者們多次被禁止入境。許張綺嫻女士說：「現在的形勢略有好轉，因為我們看到了人們對中共迫害法輪功的抵制，我們也在向公眾講真相。」
記者Lam：「麥可，在墨爾本這個城市裡，我經常看到法輪功學員坐在Toorak區中共領館外的人行道上進行抗議，你對那些指稱法輪功實際是在讓人丟醜的批評人士怎麼說，這樣做實際是很有攻擊性的？」
皮爾森-史密斯認為：「我想，那是人們不懂迫害的嚴重性。我的意思是，這被稱為『隱藏的群體滅絕』，已經發生了十年了。當歷史學家為後代寫歷史時，我想他們會看到更多的悲劇。在中國，我們有數百萬的人，無辜的人的生活完全被毀了，家庭分離，很多的人被酷刑折磨，被殺害。但另一方面，我們有一些西方的媒體，當然有像您這樣例外的，完全無視現狀，我們的西方政府所做甚微。他們在雙邊談話中進行口頭的抗議，但西方政府實際上並沒有聯合起來，例如像他們反對南非的種族隔離政權所做的。西方政府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對中共說：如果你想要得到認可，成為全球社會受尊重的一員，這（迫害法輪功）必須停止。」
記者最後問道：「法輪功有沒有文件來證明在中國發生的這些暴行？」
皮爾森-史密斯說：「有的，我們有證據記錄在案，有三千二百多人在警察抓捕後死亡，而那只是冰山一角。還有由兩名受尊敬的加拿大人對摘取器官指控所做的調查，這你在開頭的時候也提到過，一個是加拿大前亞太司司長大衛•喬高和國際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他們碰巧都不是法輪功學員。他們對證據不會隨隨便便，而是很注重細節。他們發現有四萬一千五百例活摘器官的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