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十年徵稿]中醫學是神傳醫學

大陸大法弟子

【正見網2011年01月04日】

早在入讀中醫學院伊始,就對中醫基礎理論中的陰陽、五行、藏象、經絡、體質、養生等等理論的精妙、完整、系統、細緻入微以至兩千年後仍無可替代,產生了一個大大的疑問:兩千多年前的中國古人是怎樣獲得這些知識的呢?儘管醫史課老師告訴我們說,是廣大勞動人民長期與疾病作鬥爭的經驗積累(比如偶然碰撞到膝蓋下足三裡部位時胃痛消失了等),還是多有不解:那時候社會的物質財富是很匱乏的,文化更非普通人所能企及,訊息尤其難通,要靠勞動人民在生產生活中積累偶然得到的個別零星經驗,由文化人收集、整理,再利用古代哲學思想,在大約兩、三千年的時間裡(以中華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計算),總結、發明出一部如《黃帝內經》這樣的、完全適用於黑箱操作的煌煌巨著,可能嗎?有時候我會想:現在是內經成書後的又一個兩千多年了,以我們現在的社會經濟、文化、科技、信息等發展水平與條件,權當沒有《黃帝內經》這本書,集現今中醫學界之全力,並假以時日,提供全方位的交流平台……,我們仿照古人的方法(權當是廣大勞動人民長期與疾病作鬥爭的經驗積累),能否從新發明創造出一部可以與《黃帝內經》同一水平的《中醫基礎理論》來呢?回答是:不能。為什麼?因為我們至今對《黃帝內經》中揭示的許多生命活動,還處在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認知狀態,只是在證實其正確後,讚嘆其先知而已。

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使得少部分原先不為一般人認識與理解的中醫基礎理論得到了證實,這種證實,使我們在驚嘆古人的超現代化發現之外,不由得不考慮:古人是如何獲得這種能力與智慧的?

《轉法輪》第七講明確指出:「在中國古代,中醫大夫基本上都是有特異功能的,象孫思邈、華佗、李時珍、扁鵲等等這些大醫學家,都是有特異功能的,在醫書上都有記載。可是往往這些精華的東西現在是受到批判的,中醫繼承的只不過是那些藥方,或者是經驗的摸索吧。中國古代的中醫是相當發達的,發達的成度要超出現在的醫學。有人想了,現在的醫學多發達呀,做CT可以看到人的身體內部,做B超、照像、拍X光片的。現代設備是挺先進的,依我看也不如中國古代的醫學。

  華佗看到曹操腦中有瘤子,要開顱做手術取瘤。曹操一聽以為華佗要拿他腦袋,把華佗關起來了,結果華佗死在監獄裡。曹操在犯病的時候,想起華佗了,找華佗,華佗已經死了。後來曹操真的得這個病死了。華佗為什麼知道?他看到了嘛,這是我們人的特異功能,過去的大醫學家都具備這個本事。天目開了以後,在一個面上可以同時看到人身體的四個面,從前面可以看到後面、左面、右面;還可以一層一層切片去看;還可以透過這個空間去看有病的根本原因是什麼。現在醫療手段能達到嗎?差遠去了,再過一千年吧!CT、B超、X光也能看到人體內部,可是機器夠大的,那大傢伙也不能隨身攜帶,沒電還不行。而這個天目走哪兒帶哪兒,還不用能源,怎麼能比呢!

  有人講現在的藥如何如何。我說不見得,中國古代那些草藥真能藥到病除。有很多東西失傳了;有很多沒有失傳,在民間流傳著。我在齊齊哈爾辦班時,看到街上擺攤的有一個人給人拔牙。一看這人就是南方來的,不象東北人的裝束。來者不拒,誰來他都給拔,牙拔出那麼一堆來。他給人拔牙不是目地,賣他的藥水是目地。那藥水發出很濃烈的黃氣。拔牙時,把藥水瓶蓋打開,從外面隔著腮幫子對著壞牙,讓人嘬幾口黃藥水的氣,藥水都沒怎麼消耗,蓋起來放那兒。從兜裡摸出一根火柴棍來,一邊講著他的藥,一邊拿火柴棍對著牙一撥拉,牙就下來了,也不痛,帶一點血絲,也不出血。大家想,火柴棍若用勁大了可折呀,他卻用火柴棍把牙一撥拉下來了。

  我說中國有些東西在民間流傳著,而西醫的精密儀器就不如它,看誰的效果好,他火柴棍一挑下來了。西醫拔牙先打麻藥,這邊扎,那邊扎,扎針也很痛啊,等麻藥勁上來了,用鉗子拔。拔了半天弄不好根還折裡了。拿大錘子,拿鑿子往下剔,砸的心驚肉跳,再用精密的儀器給你鑽。有的人鑽的直蹦,很痛,出了不少血,吐一陣子血。你說誰的好吧?你說誰的先進吧?我們不能看表面的工具,得看它的實效。中國古代的中醫是相當發達的,現在的西醫再過多少年也趕不上。」

太對了!真叫醍醐灌頂啊!除了這個理由,沒有任何理由可以解釋中國古人是如何創造出中醫學來的。一切疑問都解開了!這個思路一打開,一切就順理成章。

近年來,人們漸漸開始發現一些蛛絲馬跡。

比如,《黃帝內經》中所揭示的經絡系統,「直到二十世紀末才被科技人員證實,人體在血液系統、神經系統、淋巴系統等以往被確認的八大系統之外,確實還存在著經脈系統,並且運用電子成象技術讓人們看到了人體內的這個系統,其數目及分布、走向和穴位的部位與內經所說的完全一致」。「而這一經絡系統只有活人才有,人死後它就不再存在。」[1]而在此前,中醫經絡曾被認為子虛烏有,若不是她一直在古今中外的臨床實踐中發揮著無可替代的療效,恐怕早就被當成糟粕遺棄了。現代科學技術之前鋒雖然已證實了經疥的存在和古人的正確,但僅此皮毛而已,還遠未達到古人的成就,經絡系統的生命活動及其臨床意義等仍是其無法企及的高度。

《中國中醫藥報》2007年11月2日第4版報導世針聯成立20周年暨世界針灸學術大會「經絡與針灸機理研究」論壇上,中國中醫科學院一篇關於《國外古代醫學中的類「經絡」系統》的報告稱:通過收集世界幾大文明古國的文獻資料,發現國外也有類經絡系統的文獻記載。成書於公元前1500年以前的古埃及醫學紙草文書記錄了現代解剖學定位無法解明和生理學功能難以闡述的「管道」(Metu-史學家通常把它翻譯為chan-nels)系統。大多數的疾病治療都是疏通metu,調節metu,平衡metu,從metu中排除有害物質,恢復metu的正常功能。古埃及人認為人體的metu形成相互連接的管道網絡,並能進行能量與信息的流通,具有溝通身體外部與內部器官的作用,這與經絡-臟腑聯繫功能的描述雷同。公元前2世紀古希臘醫學之父希波格拉底的著作中,也有描述人體表面的聯繫通道「phleps」,它的循行路線大多與中醫的經絡相同,竟然也有類似「腰背委中求」的內容。因此推測,在醫學發展的萌芽階段,可能都有類似channel或經脈一類的聯繫通道的敘述。

那末,我國內經時代以及古代幾大文明古國的先人們是如何認知這一經絡(通道)系統的呢?

《思考中醫》[2]一書中提到:「在傳統文化裡,存在很細微、很精深的內證實驗,卻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正是因為這個內證實驗和理性思考的結合,才產生了傳統文化,才構建了中醫理論。」(p.14)指出這個內證實驗「完全是通過自身修煉來實現的一種能力。」(p.15)這種內視能力,是產生中醫基礎理論的根本保證。

正如李時珍在他所著《本草綱目•奇經八脈考》中,引張紫陽《八脈經》所論陰蹺脈後說:「丹書論及陽精河車,皆往往以任、沖、督脈、命門、三焦為說,未有專指陰芷者。而紫陽《八脈經》所載經脈,稍與醫家之說不同,然內景隧道,惟反觀者能照察之,其言必不謬也。」

「返觀內視」,「內證實驗」,其實就是透視人體的功能,現在叫特異功能,氣功界稱為「天目」。中國古代關於這方面的記載十分豐富,僅中醫史料記載的有關人物與史實就多到家喻戶曉(誰不知道扁鵲一望而知病之淺深;華佗看到曹操腦子裡有兩個「棋子」,並建議手術切除,等等)。只是人們往往把這些史料當作傳奇故事,或神話傳說,然後再歸之於虛幻,不肯承認史實。

為什麼說它是史實呢?基於我國自古以來對於寫史都是十分慎重的,即使是面對帝王的過失也要實事求是的記錄,那怕被皇帝砍頭也不改一字。更何況古代留下文字並非易事,不僅字體繁難,更沒有筆、墨、紙、硯,在龜甲、竹簡上用刀刻字,在青銅器上鑄字,談何容易?!是故中國古人寫史惜字如金,對於入傳者往往寥寥數語而已,能夠留下像扁鵲、華佗等長篇傳記的人,決非謠傳臆測不實之辭可以留以傳世的。中國古代史記的可信度是極高的。

《黃帝內經》中,大量篇幅是對人活體生命的描述,故而留下了一整套?異於基於死體解剖的西醫學的完整的中醫基礎理論。《黃帝內經》實際上是直接對人體內的經絡、藏府及其所有的活潑潑的生命活動,與自然界變化規律之間的密切相應關係的記錄與描述,其本意是以教人養生,修煉成超越常人(能夠「與天地同壽」或「度百歲」而「不衰」的「真人」、「至人」或「聖人」、「賢人」)為宗旨的。是故書中真正涉及到治病的方、藥甚少(僅有一點針砭外治的內容)。說她是中醫學奠基之作是當之無愧的,而真正發展成一門醫學,則是《內經》以後歷代醫家的功勞。該書之所以能成為中醫學之本源,除了它把活著的人體的內在結構與生理病理等功能活動揭示無遺,從而奠定了中醫基礎理論外,還在此基礎上,創造性地為我們後人(不具備特異功能的普通人)建立了 「司外揣內」、「取類比象」這樣一個黑箱操作方法,使我們中華民族世世代代得以享用這些具有特異功能的古人的偉大發明。正是在《黃帝內經》的教化下,中國歷代具特異功能的大醫家不少,這也是中醫學得以源遠流長青春永駐老而彌堅的原因所在。

直至今天,具有特異功能的人依然存在。尤其是上個世紀70年代,我國在「氣功熱」的高潮中,出現了許多具透視人體能力的人。當時知識界、科技界對這些人進行了一系列的考察和測試,證實氣功師身上確有超常物質存在,許多用特異能力診治疾病的例子都經有關科學或醫學部門證實過,留下了許多寶貴的資料,確實證明了特異功能的存在。國內不少知名科學家、中醫泰鬥,也都見證了特異功能的存在。因此,我們沒有理由把「返觀內視」這樣一個帶根本性的問題排除於中醫發展史之外。

1981年我國著名科學家錢學森提出「人體科學」這一新的學科,其實就是基於對特異功能的研究提出的。科學家們發現,「異常功能態」包括催眠功能態、氣功功能態 、特異功能態 ,正是人體科學主要研究範疇。而這三種功能態與中醫有著天然的、不可分割的聯繫。其中「氣功功能態」曾引起過激烈的爭論,現已趨於一致,認為「可納入科學範圍」,「對『特異功能態』尚有爭論,也漸趨向承認其科學性」。1987年經國家科委批准,在北京正式成立了「中國人體科學學會」,1987年國際特異功能學會已承認了四種特異功能。[3]

正見網曾發表學者關於天目的研究文章指出:從解剖學來看,我們視網膜上面的視覺細胞,基本上有兩種,一種就是所謂的cone cell錐狀細胞,一種所謂的rod cell柱狀細胞。由這兩種細胞組成了薄薄的一層視網膜。但是研究人員發現,在我們大腦的前半部的松果體上面也有這種椎狀細胞和柱狀細胞,但是跟視網膜細胞有很大的差異:視網膜上面只一層細胞。光照到視網膜以後,由這兩種細胞把光的訊號變成電的訊號,傳給大腦,我們肉眼就看到東西了。而松果體上面,像視網膜那樣的結構,是一層又一層,一層又一層。

我們能否從另外一個角度思考:為什麼在我們的腦子裡面這個所謂的松果體的視覺細胞是一層又一層,一層又一層的?為什麼松果體這個視覺細胞結構長在我們的腦子裡面?

現在的科學家還發現,我們人的眼睛可以看到的,只限於所謂的可見光這一部分。而在可見光範圍之外的東西,比如像紅外線、紫外線等,都不是肉眼可以看得見的,甚至更高頻率的、更低頻率的,都不是我們眼睛可以接收到的。

我們是不是可以從這個角度來看:松果體上一層又一層又一層的視網膜的細胞,在特殊情況下,比如修煉人天目開到了不同層次,就可以接收肉眼看不到的另外空間不同波段、不同頻率的信息,並顯像出來?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很合理的解釋中國古代的科學家為什麼可以看到人有經脈存在,有穴道存在,看得到人體內的一切生命活動。在此基礎上,就可能結合我國古代的科學、哲學,進行廣泛、深入、細緻的觀察,直接取得大量的實驗資料,然後再通過理性思維,才創造發明了我國的人體解剖、生理、病理等醫學基礎,寫出了《黃帝內經》這樣一部冠絕古今的巨著。

綜上,可以認為,人體通過氣功修煉可以開發特異功能,我國古人是這樣做的,現代醫學科學也證明了這一點。內經揭示的一整套基礎理論,特別是經絡、藏象等,就是先人在不同層次的特異功能態中發現並創立的。個人看法:中醫學最最根本的思維方法--司內揣外,是在直接觀察人體內在變化的基礎上構建起來的科學方法,是由直接的「白箱」觀察創造出來的「黑箱」理論,其目地只是為了使沒有這種直接內視能力的後人,能夠享有這種間接可操作性的科學成果。

中華民族可說是世界上受神的眷顧最為深切的民族,中國被稱為「神州」,絕非偶然!

實際上,中醫對生命的認知,是先內後外、以內聯外的,正是這個「白箱能力」與理性思維相結合的過程成就了中醫學。在這裡,「白箱能力」是基礎,理性思維是方法(或工具),沒有前者,後者毫無意義。

反觀我們現在,是不是只強調了理性思維,而否認「白箱能力」的存在甚至以討論「內證實驗」的存在為?呢?《中國中醫藥報》上就曾有人發表攻擊劉力紅博士關於「內證實驗」的提法的文章,認為現在正是有人攻擊我們中醫「不科學」,我們還要提什麼「內證實驗「,那不更予人口實嗎?寫這篇文章的人,自己對自己所從事的中醫事業可說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 又不願去做一番追本窮源的努力,被「無神論」蒙蔽了心智,渾渾噩噩的在中醫學的浩瀚大森林裡,一棵樹一棵樹、一片葉一片葉的去摸索,窮其一生,也難以正確認識一枝樹枝的精髓。君不見,現今能在一生中對某一中醫學術流派有所研究的人,已屬極少數被人們譽為「有成就的」醫家了。似此,中醫學術的發展還有希望嗎?

否定特異功能就無法正確認識中醫基本理論的產生,就無異於捨本逐末,就無法求中醫學術的發展。

中醫界一直有人認為中醫基礎理論是中國古代哲學與醫學結合的產物,主要是「思辨」的成果。這是站不住腳的。不信,誰就不依靠古人的「內證實驗」成果,完全靠你「思辨」一下試試。

顯然,要想發展中醫學,首先必須在達到古人當時創造中醫學的高度的基礎上才有可能。也就是說,只有當人體,活生生的人體,在研究者面前是個「白箱」,而且其天目層次要高於古人時,才談得上發展中醫學。

法輪大法修煉為這一設想提供了實實在在的可能性。

李洪志師父在《精進要旨》(一)的一文中指出:「佛法可以揭開宇宙、生命、科學之迷,能使人類從新走上正確的科學之路,但佛法不是為指導人類科學而造就的。」又說:「在佛法中開智的專家將來會很多,他們將成為新人類在各方面學問的開拓者。」

中醫學是神傳文化,要想繼承她的精髓並發展她,必須使自己首先達到神的狀態,並超越古人,達到更高的層次。

讓我們在法輪大法的修煉中,勇猛精進,牢記師父的教誨:「提高層次是根本」。《洪吟二•見真性》做好三件事,早日功成圓滿,才能突破目前中醫學術發展停滯不前,走入困境,每況愈下的窘境,為後人留下一部更為光輝燦爛的中醫學。

參考文獻

1.《中國中醫藥報》,2006年6月24日第4版,《不應被漠視的證實》,畢全忠著
2. 劉力紅著,《思考中醫》,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二版,2004年7月第四次印刷
3. 宋為民,《未病論》,重慶:重慶出版社,1992.4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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