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政治的一些理解

「政治」這個詞的含義在中國古代是比較簡單、明晰的，只不過意味著對社會事務的管理，沒有人們今天視為當然的那麼多複雜的觀念和成份：鮮明的利益分別、不擇手段的實用主義、競爭、監督、制約、輿論灌輸和暴力等。

遠古的時候，有德性的人擔任國家職務，聖人作為國君運用道德來治理國家；國家也不是代表誰的利益或者使用暴力的機構，而是出於道德教化的需要才存在的。聖人在國家事務中一方面維持著社會的基本生存狀態，一方面通過言傳身教教化民眾，這可以不確切地稱為「賢人政治」。

儘管聖人掌握著最高權力，但他絕沒有壟斷這種權力，也沒有為私為我的想法，不需要民眾對國家管理的全面參與和過分監督，而是採取唯賢是舉、以德治國的方略，國家管理作為整個社會的一部分充滿溫馨和睦、其樂融融的道德氛圍。這樣一種管理體制絕不是專制，也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民主，不能用現代人變異的政治觀念來予以猜度和衡量。

中國古代的「禪讓」制度是唯德是舉的典範，在政治權力傳承上不存在家族繼承的觀念。後來，由於家族觀念的加重，皇帝要「家天下」。但是，如果嚴守儒家的仁政傳統，也不會出現太大的問題，和「禪讓」相比「家天下」只不過是一種表面形式的變化。在儒家傳統的薰陶下，中國歷史上有很多賢明的皇帝，他們高尚的道德水平和恩澤天下的風範遠非今天打著「為人民服務」和「民主」旗號的各類人等可以比擬。

從另一方面講，誰做皇帝也要得到上天的認可，所以登基前要舉行儀式敬拜天地，君權神授的說法絕非戲言或者假託之詞。只不過帶著變異觀念的現代人很難理解，人們已經不相信神的存在，以為自己可以合理地決定一切社會事務。

在漫長的歷史歲月中，隨著人類整體道德上的敗壞，政治也在腐化和變異。這主要有兩種表現形式：其一、統治者越來越自私和貪戀權力，有的十分昏庸無能，出現了一些暴君、昏君和專制獨裁、濫用權力等現象；其二、人們認為政府官員的自律不可靠，需要建立制度進行選舉和監督，還搞什麼權力制約等，而這些無奈之舉卻解決不了根本的問題。

在很多非民主國家包括共產主義國家，雖然各種政治招牌冠冕堂皇，但是掌權者在實踐中根本無法兌現其承諾，政治領域實際上成為最高統治者和各級官員們滿足權力欲和牟取私利的地方，官僚階層和民眾之間的矛盾十分突出，民眾很難在既得利益者在位時進行制約和監督。在西方民主國家，通過完備的民主程序曾經選出了一些道德相當不檢點甚至具有納粹傾向的官員，民眾的道德水平制約著民主體制的效用。

從現代政治思想上講，已經沒有什麼德治和仁政的觀念了，共產主義國家公開倡導鬥爭哲學、實行愚民政策，西方民主國家重視黨派鬥爭和利益集團的遊說，爭鬥心空前強盛。在政治實踐中，統治者越來越重視法律、權力制約、媒體宣傳和民主機制等技術手段，卻沒有自律、慎獨和無私的精神。

所有的國家都把發展經濟作為最高的政治目標，而不是象古代那樣僅僅把它作為道德教化需要的一個基礎和條件。

政治上諸如此類的敗壞和變異也是人類業力不斷積累的結果，權力的濫用和政治上的罪惡成為民眾苦難的重要來源，這在共產主義國家表現得十分明顯。權力被品行惡劣的人掌握並用來危害整個社會，不道德的意識形態、謊言、歪理邪說和愚民的謀略藉助龐大的權力體系和現代化傳媒得以貫徹和傳播並薰染、毒害著整個社會。過去講德高望眾、王道和聖人之治，現在做官的可能是一個無賴、一個無恥小人、一個黑社會的地痞、一個受賄者甚至是一個魔鬼。

我認為，等到師父正法結束後，人類在政治領域中會返回到比中國遠古時期更好的狀態中去。沒有什麼法律、警察、人權、民主等等變異的觀念和技術，人人都講道德，最好的人掌握著社會權力，道德成為衡量人的唯一標準，人人為別人著想，人與人之間和睦親近，人們生活富足卻並不貪戀，行政管理高效、簡潔、周到、恰當，國家的概念也比較淡薄，保持較高的道德水準是社會存在和國家管理的主要目標。師父在經文《修內而安外》中說，「如解此憂，則必修德於天下方可治本，臣若不私而國不腐，民若以修身養德為重，政、民自束其心，則舉國安定，民心所向，江山穩固，而外患自懼之，天下太平也，此為聖人之所為」。

未來的常人社會中會有許多人修煉，而且都是修煉主元神，這必然會有力地促進常人社會道德水平的提高。師父在《轉法輪》中指出，「我們修煉法輪大法的主要目的是往高層次上帶人，並沒有想做這樣的事情，可是它卻能夠對社會精神文明起到很大的促進作用。如果人人都向內心去找，人人都想自己怎麼做好，我說那社會就穩定了，人類的道德標準就會回升」。

今天，中國大陸政府中的一些敗類利用政治權力迫害法輪大法已經成為本次人類文明中最惡劣無恥的事件，而且必將給後人留下深刻的教訓。我認為，在政治領域講究道德並且由道德高尚的人掌握國家權力是很重要的，有德之人應該在服務社會中衛護人間正義，這是義不容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