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8月6日 星期一

  • 杀虫剂对水的污染

  • 浅谈现代人的语言模式

  • 佛光普照

  • 我在正法过程中的修炼

  • 三姐妹齐心合力灭邪魔

  • 由考车牌想到的

  • 谈艺手札(1) 科学对艺术的误导(译文)


  • 杀虫剂对水的污染

    木华 编辑

    编者按:人们合成了许多自然界没有的物质,在无休止追求舒适生活的同时,污染着人类赖以生存的水源、土壤、空气等并带给生物、动物、植物以浩劫,最终这些污染物致命性的损害着人类。


    进入我们水系的污染物来源很多:有从反应堆、实验室和医院排出的放射性废物;有原子核爆炸的散落物;有从城镇排出的家庭废物;还有从工厂排出的化学废物等。现在,一种新的散落物也加入了这一污染物的行列,这就是使用于农田、果园、森林和原野里的化学喷撒物。在这个惊人的污染物大杂烩中,有许多化学药物再现并超越了放射性的危害效果,因为这些化学药物之间还存在着一些险恶的、很少为人所知的内部互相作用以及毒效的转换和迭加。

    这些化学药物用污水净化工厂通常使用的分析方法有时候根本化验不出来。大多数的化学药物非常稳定,采用通常的处理过程无法使其分解。更有甚者是它们常常不能被辨认出来。在河流里,真正不可思议的是各种污染物相互化合而产生了新物质。

    控制昆虫、啮齿类动物或杂草的各种化学药物的使用现正日益助长这些有机污染物的产生。在森林中喷药可以保护一个州的二、三百英亩土地免受虫灾,这种喷撒物或直接降落在河流里,或通过茂密的树木华盖滴落在森林底层,在那儿,它们加入了缓慢运动着的渗流水而开始其流向大海的漫长流程。这些污染物的大部分可能是几百万磅农药的水溶性残毒,这些农药原本是用于控制昆虫和啮齿类的,但借助于雨水,它们离开了地面而变成世界水体运动的一部分。

    在实验室里,用从潘斯拉玛亚一个果园区取来的饮用水样在鱼身上作试验,由于水里含有很多杀虫剂,所以仅仅在四个小时之内,所有作实验的鱼都死了。在阿拉巴马州田纳西河的十五条支流里,由于来自田野的水流曾接触过氯化烃毒物而使河里的鱼全部死亡。其中两条支流是供给城市用水的水源。在使用杀虫剂的一个星期之后,放在河流下游的铁笼里的金鱼每天都有悬浮而死的,这足以证明水依然是有毒的。杀虫剂当然随同地面上广泛使用的其他药物一起,进入国内许多河流,几乎是进入国内所有主要河系。

    第一批样品是从西部森林地区取回的,在这些地方为了控制云杉树蛆虫而大面积地喷撒了DDT。正如所料,所有的鱼都含有DDT。后来当调查者们对距离最近的一个喷药区约三十里的一个遥远的小河湾进行对比调查时,得到了一个真正有意思的发现。这个河湾是在采第一批样品处的上游,并且中间间隔着一个高瀑布。据了解这个地方并没有喷过药,然而这里的鱼仍含有DDT。这些化学药物是通过埋藏在地下的流水而达到遥远的河湾呢?还是像飘尘似的在空中飘流而降落在这个河湾的表面呢?在另一次对比调查中,在一个产卵区的鱼体组织里仍然发现有DDT,而该地的水来自一个深井。同样,那里也没有撒药。污染的唯一可能途径看来与地下水有关。所有现在地球表面流动的水有一个时期都曾经是地下水。所以从一个非常真实和惊人的观点来看,地下水的污染也就是世界水体的污染。

    1943年位于丹佛附近的一个化学兵团的落矾山军需工厂开始生产军用物资,这个军工厂的设备在八年以后租借给一个私人石油公司生产杀虫剂。甚至还未来得及改变工序,离奇的报告就开始传来。距离工厂几里地的农民开始报告牲畜中发生无法诊断的疾病:他们抱怨这么大面积的庄稼被毁坏了,树叶变黄了,植物也长不入、并且许多庄稼已完全死亡。另外还有一些与人的疾病有关的报告。

    灌溉这些农场的水是从很浅的井水里抽出来的,当对这些井水化验(1959年在由许多州和联邦管理处参加的一次研究中),发现里面含有化学药物的成分。在落矶山军工厂投产期间所排出的氯化物、氯酸盐、磷酸盐、氟化物和砷流进了池塘里。很明显,在军工厂和农场之间的地下水已经被污染了,并且地下水花费了七至八年的时间带着毒物在地下漫游了大约二里的路程而达到最近的一个农场。

    所有这一切已够糟糕的了,但是最令人感到惊奇和在整个事件中最有意义的是,在军工厂的池塘和一些井水里发现了可以杀死杂草的2.4-D。当然它的发现足以说明为什么用这种水灌溉农田后会造成庄稼的死亡。但是令人奇怪的事情是,这个兵工厂从未在任何工序中生产过这种2.4-D。

    经过长期认真的研究,化学家们得出结论:2.4-D是在开阔的池塘里自发合成的。没有人类化学家起任何作用,它是由兵工厂排出的其他物质在空气、水和阳光的作用下合成的。这个池塘已变成了生产一种新药物的化学实验室,这种化学药物致命地损害了它所接触到的植物的生命。

    说实在的,水的化学污染的最惊人方面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河流、湖泊或水库里,或是在你吃饭桌子上的一杯水里都混入了化学家在实验室里没有责任想到要合成的化学药物。

    当然,不仅仅是地下水被污染了,而且地表流动的水,如小溪、河流、灌溉农田的水也都被污染了。看来,设立在加利福尼亚州提尔湖和南克拉玛斯湖的国家野生物保护区为此提供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例证。围绕着生物保护区的这些农田现在由北克拉玛斯湖的水来灌溉。这些水从它们所浇灌过的农田里集合起来后,又被抽进了提尔湖,再从那儿流到南克拉玛斯湖。因此设立在这两个水域的野生物保护区的所有的水都代表着农业土地排出的水。

    1960年夏天,这些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提尔湖和南克拉玛斯湖捡到了成百只己经死了的或奄奄一息的鸟。其中大部分是以鱼为食的种类:苍鹭、鹈鹕和鸥。经过分析,发现它们含有与毒剂DDD和DDE同类的杀虫剂残毒。湖里的鱼也发现含有杀虫剂,浮游生物也是一样。

    清水湖位于富兰塞斯库疗养院北面九十哩的山区,并一直以鱼钓而闻名。不幸的是湖水为一种很小的蚋虫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繁殖地。控制蚋虫的努力曾经进行过。但大多都失败了,直到本世纪四十年代末期当氯化烃杀虫剂成为新的武器时才成功。为发动新的进攻所选择的化学药物是和DDT有密切联系的DDD,这对鱼的生命威胁显然要轻一些。

    1949年所采用的新控制措施是经过仔细计划的,并且很少有人估计到有什么恶果发生。这个湖被查勘过,它的容积也测定了,并且所用的杀虫剂是以一比七千万(1/70×10^6)这样的比例来高度烯释于水的。蚋虫的控制起初是成功的,但到了1954年不得不再重复一遍这种处理,这次用的浓度比例是一比五千万(1/50X10^6),蚋虫的消灭当时认为是成功的。

    随后冬季的几个月中出现了其它生命受影响的第一个信号:湖上的西方鸊鷉开始死亡,而且很快得到报告说一百多只已经死了。1957年对恢复了原有数量的蚋虫又进行了第三次袭击,结果是更多的鸊鷉死掉了。如同在1954年所验证的一样,在对死鸟的化验中没有能发现传染病的证据。但是,当有人想到应分析一下鸊鷉的脂肪组织时,才发现鸟体内有含量达百万分之一千六百的DDD大量富集。

    DDD应用到水里的最大浓度是百万分之零点零二(0.02×10^-6),为什么化学药物能在鸊鷉身上达到这样高的含量?当然,这些鸟是以鱼为食的。当对清水湖的鱼也进行化验时,这样一个画面就展开了:毒物被最小的生物吞食后得到浓缩,又传递给大一些的捕食生物。浮游生物的组织中发现含有百万分之五浓度的杀虫剂(最大浓度达到水体本身的25倍);以水生植物为食的鱼含有百万分之四十到三百的杀虫剂;食肉类的鱼蓄集的量最大。一种褐色的鳅鱼含有令人吃惊的浓度:百万分之二千五百。在这个序列中,大的肉食动吻吃了小的肉食动物,小的肉食动物又吃掉草食动物,草食动物再吃浮游生物,浮游生物摄取了水中的毒物。

    以后甚至发现了更离奇的现象。在最后一次使用化学药物后的短短时间内,就在水中再找不到DDD的痕迹了。不过毒物并没有真正离开这个湖,它只不过是进入了湖中生物的组织里。在化学药物停用后的第二十三个月时,浮游生物体内仍含有百万分之五点三这样高浓度的DDD。 在将近两年的期间内,浮游植物不断地开花和凋谢,虽然毒物在水里已不存在了,但是它不知什么缘故却依然在浮游植物中一代一代地传下去。这种毒物还同样存在于湖中动物体内。在化学药物停止使用一年之后,所有的鱼、鸟和青蛙仍检查出含有DDD。发现肉里所含DDD的总数已超过了原来水体浓度的许多倍。 在这些有生命的带毒者中有在最后一次使用DDD九个月以后孵化出的鱼、鸊鷉和加利福尼亚海鸥,它们已积蓄了浓度超过百万分之二千的毒物。与此同时,营巢的鸊鷉鸟群从第一次使用杀虫剂时的一千多对到1960年时已减少到大约三十对。而这三十对看来营巢也是白费劲,因为自从最后一次使用DDD之后就再没有发现过小鷿鷉出现在湖面上。


    (资料来源:《寂静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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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谈现代人的语言模式

    台湾大法弟子

    古代的人,由于思想单纯,说出来的话都是诗或词,虽然简短,但却目的清楚、有力。现代人说的话愈来愈白话,而且喜欢用很多形容词,看似优美,其实是因为现代人的思想太复杂了。

    现代的人,尤其是从事业务工作的人,在向潜在客户介绍自己公司产品时,往往会用一大堆的言词来打动对方的心,而当对方拒绝接受时,就会用三寸不烂之舌强迫对方接受,或者是用一种更委婉、更温柔的方式企图感动对方,其实这是一种不尊重他人的变异行为。当我们的要求得到的回应是否定的答案时,大脑接到的讯息应该是:对方不愿意,所以就不必再多说了,就这么简单,只有心思复杂的人才会不厌其烦的想说服对方,以常人的眼光来看是此人有耐心,以修炼人的眼光来看就是自私,不尊重他人。做为一个大法的修炼者更是应该懂得尊重别人。更重要的是同修之间也要相互尊重,莫因对方也是修炼人就用高标准要求他(她),而是“严以律已,宽以待人”。

    如果,人跟人之间都能互相尊重,其实也就不需要太多的语言了,每个人都做好自己份内的工作,也不需要去监督别人,如此,社会就会安静、祥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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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光普照

    行健/大法粒子

    题记

    她费力地走过来,看上去非常老和虚弱。旁边是我们游行的队伍。我迎上前去递给她一张报纸,她拍拍她的包说已经有了。我便又拿出一张精致的书签想送给她,她慢慢地停下来,放下手里的包,掏出了一张相同的书签来:“这,我也有了。”看着这一张诚实而又受苦的脸,我放下背包,拿出一本我们的“妇女的良心”的册子,她双手捧过,小心地有点难以置信地问:“给我的?”我点了点头,然后道别继续往前赶路。她忽然转过身来,轻声但坚定地对我说:“Please stay, we need good people.(请坚持,我们需要好人。)”我一怔,透过模糊的眼帘,是一片无际的蔚蓝。

    在我们“用慈悲去洪法与救渡世人”(师父新经文《理性》)的过程中,我们同样被大法救渡着,熔炼着。

    大法直指人心

    得知国会议案提出,我们两个弟子决定立即前往华盛顿DC。在2000年七月我亦曾与几个弟子约见走访了一些本州议员办公室。那时我的想法是洪法并寻求支持。当那个过程走完时,我的认识有了提高,就是我们的所谓寻求支持是反的,只是利用这一常人中的形式给对方一次机会。所以在以后类似的活动中我放下了许多对结果的执著。

    但这一次我感到非常不同,这次我头脑中有一个清醒的念头就是我们是参与正法,所以我如何去做至关重要。但怎样才算正法呢?我心里没底。这些办公室一直都在不断收到我们的传真、邮件。所以进一步讲清真相,并加大力度和深度就显得必要了。我想好了,只要按照法上的要求去做,自然会做好也会逐渐明白。

    7月16号一大早,我们在旅馆里炼完功开始发正念,结束时我似乎明白了一点:大法开创了一切,一切都是为法所设,为法所用。若有不符,当然就需要我们在法上去正其不正。理当全力以赴。因为我们知道自己的责任和对方的后果。

    就这样出发了。星期一的国会,几乎每个办公室的主办官员都在办公室。我们犹如不速之客,一间一间地敲门,手里拖着个大箱子装满了准备好的资料(package),因为计划中有近50个办公室。心里便有些急,这一下就有问题了。带上这种场,一进办公室所遇之人均是匆匆忙忙。虽然马上可以见到分管我们事务的办公室官员,但事前没有预约,对方态度也不太好,所以谈话非常简短,匆忙结束。一派例行公事的味道,走完几间办公室我们都注意到这种被动局面,同时都感到头昏脑胀,词不达意。当即决定停下来。走出楼外坐在临街的椅子上检查自己,认识到需要立即改变自己的状态,不受外界环境的影响(如对我们态度不好,冷淡等等),同时我们发正念,清除干扰。果然不到十分钟,头刷地一下清醒了,以后果真改观。见到的官员耐性也有了,我们也从容了,且有的当场预约下午谈,一谈可达到十几分钟。

    参与正法过程就这么严肃,自己一有漏,另外空间的干扰就过来,如不及时纠正,自己的一切都会受到抑制,陷入被动,所以在任何时候都要“坚定主意识”(《法轮佛法》(在北美首届法会上讲法))。

    当晚回到旅馆我们学法后开始总结,找出了自己的诸多问题,感到由于自己的某些执著心使讲话时缺乏力量,一谈起事来又特别容易陷入其中,即就事论事起来,尽管头头是道,但真的就忽略了对方,因为就事论事时给对方感觉是要别人支持,这种“私”表现出来后,法就会制约你,因为你有执著,如果发自内心为他(她)好,心里明白介绍这一切是启发他们的善念,自然讲出的话会不同,因为我感到白天在办公室讲话时,很多时候话自口出而非话自心出。

    明白了这一点后,突然很久以来的一些结解开了,过去很多时候我们都在谈论诸如“怎么打交道”、“技巧”等等问题,同时始终有一个问题大惑不解,为什么我们普遍都是看上去普普通通,毫不起眼,甚至连语言表达也不是那么自如。对于跟我们打交道的那些政府官员也好,国会议员也好,我们是那么不起眼容易被忽视,既不会影响其多少选票,亦不大可能提供捐助,表面上的议题较之这些人所关心的领域似有似无,如果他们不愿支持或表态对其政治生涯无任何压力可言,甚至很多议员的选区连法轮功学员也没有。

    为什么是这样呢?想着想着一下开了窍。这就是大法的殊圣和伟大。大道无形,直指人心!

    在这正法的历史时期,一切生命都在摆放位置,衡量这一切的只有大法,他是唯一的。我们只是媒介和桥梁,越平凡越朴素方可凸显大法本色,从而看人心怎么动,看人们的真心一念。相反,若要靠着常人眼里的什么优势、技巧、名声,人们会因为这些东西去权衡得失、利害从而为之做什么。

    只有大法弟子才能“助师正法”。当然这里面也包含着考验我们的心性和树立威德的因素在里面。《转法轮》中说:“第二个要求是不要往大法里边掺杂个人的东西”,从中我悟到了更深的内涵,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把大法放在第一位,以最纯正的心参与正法、慈悲为怀。尽管我们表面上讲了人权、迫害,与常人的一些议题有相似之处,但是我们主观意识一定要清醒,我们是大法粒子,是正过法的,我们讲话的基点都要站在法上,这样在讲清真相时就带着大法的力量和威严了。因为我们的境界是高于常人层次的,如果此时心态纯正无漏,法就会归正一切。所以什么公关、技巧、高招之类或什么什么“大人物”之类(按照人的观念、等级、“用处”多少,把讲清真相的对象划分为什么“非常重要”人物,既然有重要的,那么就有不重要的,其实在这个空间你也看不出到底谁重要,谁不重要)。这首先是向外求了,不符合法理,其次,那都是变异的东西。根本不能用。正法中绝不能掺进不纯的变异的任何东西,正法就是正一切变异的,怎么也不能让其钻了空子,好坏全凭一颗心,一念之差就会带来不同后果,那晚对《道法》也有了更深的理解,正法中时时我们要用正的本性的一面去认识问题,处处抑制人的观念,在法中悟上去了,修好的一面,即神的一面才会不受抑制,按照觉悟的本性去做。因此,我也认识到,只要我们内心清醒明了又可以不囿于常人社会的任何形式了,一切形式都可为法所用,只要有大法粒子的参与,其结果、状态都会发生变化,只要有大法粒子的参与,就会起到正法作用。师父说:“哪怕有一个人体细胞达到了三界外那个境界(三界外就是罗汉了,达到罗汉境界的那个细胞),他都会主宰你整个身体”(《《法轮佛法》(在欧洲法会上讲法)》),所以千千万万大法粒子溶于正法洪流之中,不等不靠,“只要对大法有利,都要主动去做、主动去干”(《致北欧法会全体学员》),法正人间的时刻不就到来了吗?所以正法首先是正自己,摆正自己的心,思想境界一上去,什么都跟着变;境界上不去,就是人做大法的事。

    “坚苦的努力”

    第二天再去国会,我完全变了一个人。精神抖擞,我们不再担心是否有机会见到主办人员,而是珍惜每一个有机会见到我们的人,我深知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因为不是任何时候这些人都能见到大法弟子。不管是接电话的还是分管其它事务的人员,我一视同仁,向他们介绍中国发生的迫害。每次一定要强调之所以受到迫害是因为他们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反复提醒自己一定要主动讲这三个字,有善念的人会记住的。

    星期二这天国会里异常繁忙,绝大多数主办人员不是忙于起草文件就是外出开会,这真是一个好机会向办公室的其它办事人员,如打字员、接待员等等洪法。我一次又一次在大楼里巡回,表面上是想约见主办人员,实际上是利用机会讲清真相,因为一个办公室的值班员常常是轮流的,所到之处我感受到了他们听闻真相后的同情和支持,千方百计想帮助我。终于那一天最后我们见到两个办公室的主办人员,谈得非常好。我感到这天我讲话时处处从心中发出,而且真诚地为那些“支持”、“帮助”我们的人高兴。

    我感受最深的是有一个主办人员,他刚刚到一位议员的办公室上班还不到一星期,看上去象一位暑期见习生,听到我们的介绍后,议员出差在外,他要把这件事情汇报给议员必须经过其它主管人员预约,但是因为他的不懈努力,这位议员成了提案者。我也在谈话过程中努力纠正了他们的一些观念。如这个提案会不会对“独裁者”有效。我以三言两语的亲身经历介绍大法的伟大,告诉他们中国的法轮功修炼者以生命捍卫“真、善、忍”信仰是在创造着历史,你们支持是对真理的支持,对邪恶的抑制,你一定会做出正确选择的。我知道这是大法的力量。我们克服着一次又一次被拒绝,不能见到主办人员,每个办公室我们至少都去了三次,还留下了字条(其实也是借这个机会方便传递资料的人)。我们在克服着有时的冷眼、疲惫的时候,内心非常坚定清醒。我们知道不论对方态度如何,自己一定全力做好。我没有感到委屈、气恨,感到全然的是慈悲,太可惜了,太可惜了,也许他今天心情不好,但愿以后还有机会。

    穿着不适合走路的鞋,在坚硬的大理石走廊,我们就这样一圈一圈的进进出出。有时实在走不动了,就到楼外的长椅读一段《转法轮》,一翻开就是“云游”那一段,我们的感受更深了,在实践中大法给予我们坚持的力量。

    第三天,我们又去送了另外三个州的资料。星期三按当时的提案Cosponsor在当晚是截止日期,按照惯例做成结果的希望不太大。但我们心里明白结果没有什么关系,关键是这一过程。到了下午4:30的时候,我们走完了最后一个外州办公室。接待员说,如果我们等半个小时兴许会碰到办公室的主办人员,叫我们过半小时后打电话。接过名片一看,那是一位临时工作人员,也许就象见习生一类吧。但我们觉得不管是谁,只要可以见面就是一个讲清真相的机会,所以就等着。过了半小时电话打过去,要再等15分钟。再等后又打,仍在开会叫再等。终于我们决定到他的办公室去等。就在我们匆匆往那赶时,一个人在走廊上碰到我们,看到我戴的法轮章,问:“法轮功?”“是”,马上把我们热情地请进办公室,急切地和我们交谈起来。他说他一直在关注法轮功,这几年他一直在支持我们。我们拿出提案,他一把抢过说,“成了,肯定没有问题”。我们告诉他今天是截止日期现在已是下午5点多了,他说他马上就打电话,果真以后成了。走出他的办公室我才知道他是哪一个州的。按计划我们不会进他的门的。这一切会是偶然吗?

    两年多快三年了,我一直悟不透师父在《佛性与魔性》中用的“坚苦的努力”,为什么是“坚苦”而不是“艰苦”?这一次三天的国会行,一下子明白了:我们就是要在苦中坚持、坚定、坚信、坚忍不拔,克服一切困难,“助师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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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正法过程中的修炼

    新加坡大法弟子

    我是1995年底回中国探亲时通过父母得法的,那时《转法轮》一书刚刚出版发行。一进家门,父亲便向我洪法。读过《转法轮》后,觉得讲得真是太好了,一切都是那么亲切与熟悉。这是缘分所致,可能还和得法前经历过的一些同龄人不曾有的坎坷与磨难有关,不知不觉中明白了一些做人的道理:多吃苦并不是件坏事,老人都说“能吃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当然那时根本不懂什么是“人上人”。我是文化大革命后出生的,佛道神毫无概念,直到我修炼了法轮大法。我们全家都是大法弟子。亲缘在这里得到了升华。我们既是家人,又是同修。从1998年起,母亲和我住在新加坡,父亲和弟弟留在国内。自始至终,我们对大法的坚信从未动摇。天南海北,一直互相鼓励。每每在网上看到师父的新经文或感人的故事,我都争取在第一时间和他们分享。“共同精进,前程光明。”(《洪吟》“融法”)

    修炼后,我的消业主要在腿上。开始我连散盘坐在地上都困难,单盘盘不上,我觉得双盘简直是天方夜谭,根本就不可能。98年初,就在我怀孕5个月时,大法的威力在我身上又创造了一个奇迹:我竟然能双盘了。不久便可坚持1个小时了。自从能双盘后,从未有过阵痛(直到最近半年),每次都要压10-15分钟才能盘上,从一搬上来就是巨痛无比而且是越来越痛。心里明白这是自己的业力所至,师父已经为我们承受了太多太多,所以越痛我越不拿下来。师父在《转法轮》书中写道:“我们把修炼的人看得是最珍贵的,所以只能给修炼的人动。怎么动呢?如果师父的威德很高,也就是师父的功力很高,他可以给你消业。师父功高可以给你消去很多,师父功低只能消去一点。我们举例说,把你今后人生道路中各种业力都要集中起来,把它消下去一部分,消去一半。剩下一半你也过不去,比山还高。”每当想到此,我的泪水就会情不自禁地流下来,希望再疼一些,让我自己多承受一些,师父少为我承受一些。这过程也过了一些其他的心性关。回想起自己在“7。20”以前的修炼状态,真是太不精进了,除了保证每天学法和去自己负责的炼功点之外,没有坚持每天炼功。

    1999年7月20日,这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突然降临人间。随后,新加坡的报纸等媒体铺天盖地地转载了大量中国官方的诬蔑大法诽谤师父的文章。这一切的发生那么的突然和令人难以置信,我的心在流血:人怎么敢这样诬蔑诽谤至尊至上的师父和大法? 当时心里只有一念:哪怕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炼了,我也要坚修下去。因为我坚信这是宇宙中唯一的真理。我们通宵未眠筹备召开记者招待会。我和同修找过报社、电视台。电视台的“时事追踪”节目还采访了我。面对摄像机镜头,我讲出了肺腑之言:“不管别人怎么说,如果我受到什么不公正的对待,我都会坚持修炼下去,因为我知道法轮大法给了我什么。” 师父在经文《法定》中说: “自我做起维护大法同样永远是大法弟子的责任,因为他是宇宙众生的,其中包括你。”报纸上连续不断的刊登造谣诽谤之辞,当时的我真是既着急又不知如何是好,只能看着师父的法像干着急。心想:弟子真是太无能了,不知该如何做。看到同修往报社写文章,又恨自己以前学习不好,写作水平低。不过也顾不了那么多了,我写了一些自己如何在大法中受益的文章,不求能被登出来,只希望能籍此讲清真象。还几次去中国大使馆请愿和送信,每次警察都会来询问,我把它们当作向警察洪法和一次次修去自己怕心的过程。师父的经文《再论迷信》一遍遍在我脑海里浮现:“人类啊!清醒过来吧!历史上神的誓约在兑现中,大法衡量着一切生命。人生的路自己走。人自己的一念也会定下自己的未来。珍惜吧,宇宙的法理就在你们面前。”如果新加坡的公众看到的都是些负面的报导,脑子里都是对大法不好的印象,那不就没希望了吗?我自己在大法中受益无穷,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真实的情况,改变想法。师父在《转法轮》中写到:“叫人修正法,才是真正的普度众生。”想到这,我与几位功友一起去找场地,打算在人多的地方面向公众举办法轮功真象展示会。我们找遍了新加坡的各大商场的负责人,给他们讲自己如何在大法中受益,送他们大法的资料。后来虽然没有租到场地面向公众的展示会,但是所有接触到的人都对大法有了正面的了解。

    2000年元旦,我们在圣淘沙集体炼功并向游客分发《法轮功-真实的故事》,遭到警方的干预。原因是没有申请准证,随后我们以集体签名的形式向警局道歉,并与我先生和同一区的学员拜访了所在区的国会议员,向他阐明了我们的修炼原则并进行了法律咨询,同时给他赠送了大法的真象资料;书籍和一些简介,希望他可以给他的亲朋好友看,他很有礼貌地收下了。我又向新加坡所有的警察总署寄发了真相材料。接着我在家所谓的学法炼功实修了一段时间,直到读了师父的《心自明》和《走向圆满》。我被深深的震动了,找到了许多的根本执著。同修们也同样被震动。通过交流,我们找到了一个不触及新加坡法律的办法:塞信箱。有的学员开始不太同意,读了师父的《随意所用》一文后,大家都感到了师父的明显点化,慢慢的越来越多的学员也都加入了这项活动。使得几乎每户居民都收到过大法资料。我们同时还在多种报纸和公共汽车上打广告,给政府部门寄大法资料,与议员面谈洪法。

    7.20以后,我增加了炼功次数,时间改为晚上,地点选在了人人都看得见的地方。开始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一段时间后,人数便慢慢多了起来。因为很多人还不知道在新加坡炼法轮功是合法的,不了解真相的人会报警投诉。这些更让我认识到了向世人讲清真相是多么的重要。我们借此向我们区的警察洪法和讲清真相,将大法的真象资料送到了我们区的所有的警岗。发生了2000年除夕的麦里芝事件后,听说许多炼功点都不可以摆放大法简介和真象资料,理由是在新加坡敏感。我们炼功点的学员一致认为还是应该放,有位学员特意重新买了高架子,用以摆放各种真象资料。我们的炼功点离地铁站很近,周围有居民住房,超级市场和小贩中心,每天上下班来来往往的人很多。开始的时候也有不了解真象的常人讲粗话的, 也有感到很惊讶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慢慢的习惯了,也了解了,越来越多的人拿真象资料。师父在《环境》一文中说: “环境是你们自己创造的,也是提高的关键哪。”学法交流谈到如何在新加坡讲清真象和揭露邪恶时,常有学员说:“这在新加坡不可以,太敏感。”我听了感到非常的难过,师父在最近的几次讲法和经文中已经讲得非常明了:“目前它们破害学员与大法,所有采用的行为都是极其邪恶的、见不得人的、怕曝光的。一定要将它们的邪恶叫世人知道,也是在救渡世人……”(《理性》) “作为大法弟子,在目前的情况下就是要向世人讲清真相、揭露邪恶,从而维护大法。”(《建议》)

    我有幸时常到各国参加法会和一些大型的洪法活动,从中收获很大。我知道其他国家的大法弟子在放下一切讲清真象和揭露邪恶。我感受到正法的进程向前推进。人们因了解大法而肯定了大法。但是我深知,这一切的成果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美加学员和其它海外学员经过努力把环境正过来的。回到新加坡后,我也和其他同修一起去地铁站散发真相材料,有时候其他人有事不能前往,我就一个人去,我知道这是考验,也是去掉我的怕心的机会。每当看到一份份的真相材料被递送到行人手上时,我都感到欣慰。我也知道国内的大法弟子是如何舍尽一切维护大法的,这不仅仅因为我每天看明慧网,还因为我父亲和弟弟就是他们中的一员。自从江泽民政府迫害法轮功以来,全国各地法轮功学员被残酷镇压,特别是天津发生抓、打学员事件后,在大法中受益的学员都想向政府反映自己的亲身经历,讲清真相:法轮大法是真正教人向善的高德大法。父亲和弟弟参加了4.25中南海的正义之举。“7.22”全国性的大抓捕,父亲首先被派出所抓去。之后,他被转到单位由保卫部门看管,每天被强制洗脑,看所谓的揭批电视,等等。他所遭受的肉体折磨和精神打击有多大,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是大法的威力,使他闯过了一关又一关。父亲被抓不久,弟弟因为上网看法轮功真相的资料被戴上手铐,抓到济南附近的一个拘留所,受到非人的折磨。家也被抄了,家里所有的大法资料、电视机、音响、电脑、存款单、私人护照都被抄走了,甚至连被子都被拆了,说是看里面有没有藏东西。听说是派出所人干的。40多天后交了几千块钱弟弟才被放回来狱外监视。父亲因发师父新经文的传真给外地学员,被人告密,第二次和弟弟一起被抓,和加拿大公民张昆仑教授同被关进济南市历下区科院路派出所。派出所对他又是拷打,又是动用电刑,折磨了好多天。放出来后,父亲怕我们担心,而且电话受到严密监控,行动受到严密监视,所以没有告诉我们他们自己的遭遇。只是告知我们张教授被电得一瘸一瘸的。我们是在明慧网上看到了他们所在派出所的邪恶罪行录后才知道的;打电话回去询问,得到了证实。父亲很难过地说:“修得不好,在里面有的关没过好,对不起师父。”之后,父亲和弟弟一直在家里学法和炼功,没有再出来。当他们看了明慧网发表的“慈悲伟大的师父”和“严肃的教诲”后,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反思之余,立即与炼功点的其他学员一起毅然去了北京。父亲和一些学员到了天安门广场打出了“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弟弟和另外的学员在北京发真相的资料。现在我父亲和弟弟被关在邪恶势力的黑窝王村劳教所,被非法判劳教3年。师父发表经文《建议》之后,我们就到处找人给他们送经文。好不容易找着一位亲戚前往探望,却不让见。怎么能让父亲和弟弟得到新经文呢?我和母亲决定发正念。然后,我们每人分别给他们用心地读一遍新经文。母亲当时流着泪。几天后,原先在同一个炼功点的学员突然来电话,告诉我们她见到了我父亲,里面的学员都看了师父的新经文。父亲在监视下亲口告诉她,他心里全明白了,他的心和我们一样在正法上。当我们打电话去找这位学员时,她的女儿接的电话。这位学员已被抓去转化班了。现在国内邪恶势力非常猖獗,情况万分紧急。

    父亲和弟弟在过去两年来的经历使我对“邪恶从天而降”有了具体的认识。我深切地体验到了国内弟子所经受的苦难和承受的压力,那真是一场正邪较量。我希望所有善良的人们都来关注这场发生在中国的荒谬绝伦的迫害。我为父亲和弟弟还有千千万万走出来的国内大法弟子而感到骄傲和自豪,他们的伟大行为激励着所有海外大法弟子向全世界人民讲清真相和窒息邪恶.

    现在,我深深地体会到:无论什么原因使我们不能向世人讲清真象和揭露邪恶才是我们在正法时期修炼的真正磨难,我意识到这也是旧的势力所安排的,我们应谨记师父的严肃教诲:“作为大法弟子是全盘否定一切邪恶的旧势力安排的。全面讲清真相,正念清除邪恶,救度众生,坚定地维护法,因为你就是大法的一员,坚不可摧;正一切不正的,被转化与救度的只能是被邪恶蒙蔽的众生,清除的是邪恶的生命与邪恶的旧势力。”(《大法坚不可摧》)。因为我们就是为“助师世间行”而来的,以前的学法和得法都是为今天的正法时期的修炼打基础的。而每一次的讲清真象,我都感受到这是师父给大法弟子建立威德的机会和对众生的洪大慈悲,我又是多么的幸运啊!但是惭愧的是我做得还很不够。在以后的全面的讲清真象中,我会遇到不同意见向内找,以法为师,充分发挥大法所赋予的智慧与能力,尽力做到最好。我将和所有大法弟子一起,珍惜这千载难逢的正法时期的修炼,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走好正法最后阶段的每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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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姐妹齐心合力灭邪魔

    香港大法弟子

    为参加2001年美国华盛顿DC国际法会,我和三妹专程从香港、澳洲来到美国。沿途在飞机上我们不停地发正念,一直发到四妹的家。

    当天下午,我俩在客厅里谈论着修炼与正法的事情。忽然听到楼上有轰隆隆的声音;如响雷之势,整座房子似乎被震得摇摇欲坠,室内也狂风大作,寒气逼人。我们立即意识到这是邪魔,它们一路跟踪我们而来,向我们示威。我们立即发出正念,铲除邪恶。不一会果然声音减弱。这时四妹发完传单回来,一进门,她的天目就看到了;一排排,一队队的邪魔,十分猖獗,它们成群结队,排着各种队形向我们冲过来。四妹二话不说,立即加入。我们三人齐心合力打出大莲花手印,发出最纯正、最坚定的正念。刹那间,我们听到了战鼓雷鸣,整个空中响彻着立体声大合唱“法正乾坤,邪恶全灭”,相当有节奏,非常雄壮。说时迟,那时快,我们身上打出无数法轮,飞快旋转地把邪魔团团围住,顷刻间,邪魔被法轮化成了粉末或水。有些邪魔见势不妙,惨败逃命。紧接著,又来一批,我们再杀一批,直至片甲不留。

    通过这件事,我们体验到;邪恶在作垂死挣扎时是很疯狂的。大法粒子应随时应用功能、神通铲除三界内破坏大法的一切邪魔,跟上正法。“不要等,不要靠,不要指望外在因素的变化。”(师父经文《致北欧法会全体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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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考车牌想到的

    大法弟子

    今天路考又一次失败了,我觉得非常沮丧,这已经是我第七次参加考试了,我的教练也对我失去了信心,他说我:你平时在下面开车开得挺好的,为什么一考试就考不过呢,很多人没有你开得好都过了,其实很容易糊弄过去的,看来你的运气不好。有一次一个考官说:“你大的毛病没有,就是有很多小毛病。”而今天考官又对我说:“你几乎通过了,再努努力。”

    我心中非常难过,这成了我的一关,我几乎不想再考了,就觉得自己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和钱财在这上面不值得,如果把这些钱和时间用在洪法上可以起很多作用的。

    静下心来想想,我知道我为什么没有过,别人可以有点小错就能过,我不行,因为我是大法弟子,你的修炼提高是第一位的,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应该严格要求自己。想想自己一直没有严肃认真地对待考车牌,觉得这件事情不大,反正车可有可无,在记忆交通规则方面也是马马虎虎,我怎么能过呢,开车涉及到自己和别人,为了自己也为了别人的安全负责,你就应该认真严肃地对待。

    联想到修炼,许多的关也是过得马马虎虎、跌跌撞撞,离师父对大法粒子的要求相差甚远。“今天正法中的一切都必须得要求绝对的严格、绝对的正。”(《李洪志师父在北美大湖区法会上的讲法》),“这部宇宙大法都要给不同的历史时期的不同层次的众生留下不同时期不同层次出现问题时的对照,给生命留下不同历史时期出现的各种各样情况的对待”“你们在此时表现出来的方方面面各种正确状态,在各种状态下怎么做都是留给历史的,所以既严肃又关键。”(《在2001年加拿大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上的讲法》)。

    大法弟子在常人中的每一言、每一念、每一行都应该严格要求自己,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应该认真、严肃,“具厚德而善其心,怀大志而拘小节”(《圣者》),因为你的一言一行一念,对各种问题的处理态度是留给未来的,所以能不严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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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艺手札(1) 科学对艺术的误导(译文)

    罗曼·阿德曼

    二十世纪,实证科学对西方古典音乐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天才的作曲家被迫放弃了从前人那里传承下来的伟大传统。对“优秀”与“美好”的珍视不在了。

    心灵与头脑被迫分离。同时艺术家不得不去适应数学强过音乐的外在体系,被鼓励发掘通常是无病呻吟,心智混乱的不良情绪。在过去一百年中,这样的作品不胜枚举。

    那些真正想继承音乐中伟大传统的人常常被现代的职业艺术家挤到一边。屈指可数的人通常需要以牺牲他们的事业成功为代价去坚持传统。寻找并找到这样的杰出导师的学生是幸运的(也许他们前世曾一起做过研究)。然而他们被社会所忽略,大众更愿意迷失于昙花一现的成功和政治的权势中,而不管创作出来的到底是什么音乐。

    这种艺术败坏的一个突出例子是在美声唱法这一领域,在意大利导师的指导下,该唱法于17到18世纪在西欧出现并盛极一时。这些人的天分都不同寻常。他们的教导方法主要来自经验,主要取决于同时在许多层面上的听觉,并根据学生的音质因材施教。这种方法需要对发声机制有透彻的了解。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随着19世纪科学家发明“喉镜”去“看到”声音后,这种知识慢慢消失了。受这种现代科学的影响,后来的老师被错误地引导去操纵歌唱者的发声方法。随着现代大学系统的出现,通过这种培训“推出”了无数的声音。

    尽管他们最终的声音更象是他们的老师而不是他们自己,他们却经常被鼓励走上这条歧途。许多人在这一过程中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因此就更缺乏动力去走一条更加健康的路。

    但是跟计算机不一样,每个人的声音都有其独到的特点(精神与物体相结合),各自都反应了宇宙的特性:真、善、忍。为了让每个学生最终按照他或她的真正潜力成就自己的声音,支配声音存在的规律就必须要得到尊重和培养。

    在现在和将来,所有伟大的艺术和艺术洞察力的基础就是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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