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简介
现代医学认为病原微生物是传染病发生的主要原因，认为细菌、病毒等微生物是历次传染病发生的元凶，即外源病因导致传染病的流行。这种外源病因说始于十九世纪，在十九世纪末被广泛接受。而十九世纪医学研究和理论领域被解剖病理学家所主导，他们研究身体内部结构和功能的变化来解释疾病，对外源病因说大都不屑一顾。随着显微镜的改进，人们观察到了细菌的多样性和独特性，在显微镜下的发现对十九世纪提出的细菌致病学说提供了支持。
罗伯特郭霍出生于德国，1872年他作为医学官员开始了对炭疽(一种死亡率很高的烈性传染病)的研究(1)。随后他发展了细菌染色、分离、培养、和传代技术，并借助于这些技术他发现了数种传染病的相关细菌。这些发展和发现是他提出郭霍氏原则的主要依据。1882年他提出了郭霍氏原则，即证明一种细菌是导致一种传染病的病原菌需满足的条件(1，2)：
-该细菌可从其可疑传染病的每一病例中分离到；
-从体内分离到的该细菌可在体外培养并传代数次；
-体外培养并传代数次的细菌可以使实验动物发生相同的疾病；
-该细菌可从接种的实验动物中分离到。
审视与思考
郭霍氏原则的前提是外源病因说。符合这些条件即证明一种微生物是某种传染病的病原。然而，因果关系是无法直接观察的，只能通过显示因果关系的现象和事件来分析。实际上，“人为什么有病呢？造成他有病和所有不幸的根本原因是业力，那个黑色物质业力场。”(《转法轮》)。而郭霍氏原则只注意到了业力的传播现象，却忽略了个体或群体的自身业力。个体或群体的自身业力才是传染病发生的主要原因。疾病是因业力所致，业力大的地区和人群必然会有传染病的发生，即业力的传播。业力在这个空间的显示就是微生物，它是传染病发生的诱因，而一个体发病与否取决于其自身的业力大小。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每次传染病发生时只有部分个体发病。现代免疫学则解释为是因个体抵抗力大小不同所致。其实个体抵抗力大小恰恰反映了其自身的业力大小。
下面就此四个原则进行分析：
-该细菌可从其可疑疾病的每一病例中分离到：分离到该细菌是不是就能说明它就是导致其相关传染病的病原呢？只能说明两种现象的同时存在，并非因果关系。我从法轮大法中悟到，同等类别的业力反映到人的空间就是相同的微生物，故发病的群体表现为带有相同的微生物出现类似的疾病症状。这一原则只注意到了业力在这个空间反映的表面现象，忽视了个体自身的业力这个根本原因。当一个群体带有某种业力大的时候，就会表现出相似的疾病，就会表现为微生物的传播引发了传染病。重要的一点就是发现了相同的细菌不能说明是发现了其相关传染病的主要原因，微生物的传播也是由于群体中个体的自身业力的存在。
-从体内分离到的该细菌可在体外培养并传代数次：同样这一原则只注意到了业力在这个空间反映的表面现象，试图以实证科学的手段去研究病因。而能否分离培养取决于该业力的颗粒大小、密集度大小等因素。如病毒对应的是密集度大的业力，不能单纯培养，必须接种细胞后在细胞内生长增殖。颗粒大的业力如某些细菌则可以在体外培养并传代。但业力种类繁多，导致的疾病也多种多样，有限的体外培养技术不可能分离到所有的微生物。而且实证科学对这种表面现象的研究容易误导人，使人更加迷于现实空间而不去探究实质。
-体外培养并传代数次的细菌可以使实验动物发生相同的疾病：实证医学利用实验动物来验证疾病，其实敏感的实验动物本身带有相同的业力，故接种体外培养并传代数次的细菌可诱发相同的疾病。不同种类的实验动物对不同种类的微生物有不同的敏感性，说明了它们带有不同种类的业力。如果有些实验动物群体带有与某一微生物相似的业力，则它们可被该微生物感染。人在六道轮回中带着业力走，所以转生成动物、植物等带有业力。只不过有的给转化成了不同种类的业力，所以有的实验动物对很多种类的微生物不敏感。而敏感的实验动物所带业力大小也不同，故对接种的细菌敏感性不同，所以接种后发病率和死亡率都不同。
-该细菌可从接种的实验动物中分离到：同样这一原则只注意到了业力在这个空间反映的表面现象，试图以这种表面现象的可重复性去说明细菌与相关传染病的因果关系。同第一原则一样，分离到该细菌不能证明该细菌是该传染病的主要原因，它只是一个诱发条件，主要原因还是实验动物自身的业力导致发病。
郭霍氏原则的发展和预防疫苗的应用
因为病毒不能单纯培养，无法满足郭霍氏原则，所以后来对此原则进行了扩展。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又引入了流行病学、血清学和免疫学的条件(2)。七十年代伊文(Evens) 总结了病因说的演化和发展，提出了确认病因的十个条件，被学术界认为适应于急性病和慢性病以及不同病原(2)。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展，核酸杂交技术和核甘酸序列分析也被引入，被认为适合于发现尚不能培养的致病微生物(2)。但所有这些发展都是围绕着外源病因说，扩展了郭霍氏原则的应用范围而已。对个体自身业力和个体差异都很少触及，实证科学也无法证实业力的存在。
随着郭霍氏原则的应用和传染病学的迅速发展，多种细菌和病毒被发现，并被认为是相关传染病的病原。随之研制出了灭活或减毒疫苗并广泛应用于预防传染病的流行。我认为，灭活或减毒疫苗是一种低强度业力，进入人体后占据了自身业力反出的位置，同时也给在另外空间的自身业力传递了一个危险信号，即如果自身业力反映到这个空间就会被消灭，所以自身的业力便不再往这个空间反映。人们便以为疫苗起到了作用，其诱发的免疫力抵抗了传染性微生物的感染。实际上，自身的业力仍在另外空间，并未减少。随着时间的推移，业力越积越多，有的转化成其它的灾难，导致了人类社会出现天灾人祸，灾难频繁不断。
外源病因说对人类社会道德的深远影响
外源病因说过份夸大了微生物在传染病流行中的作用，却忽视了个体的自身业力的主导作用。外源病因说对人类社会道德具有深远影响。古人多相信善恶有报的天理，敬畏天神，社会道德水准较高，社会比较稳定。郭霍氏原则的应用和外源病因说在十九世纪末被广泛接受后，使人们相信微生物才是传染病的主要原因，从而完全不相信自身业力在疾病中的作用。使人们对善恶有报的天理产生怀疑，有许多人则开始无所顾忌的干着坏事，促使社会道德大幅度下滑。可以说外源病因说对人类社会道德下滑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Fredericks, D. N. and D. A. Relman (1996). “Sequence-based identification of microbial pathogens: A reconsideration of Koch%%$s postulates.” Clin Microbiol Rev 9: 18-33.
2．http://web.ukonline.co.uk/b.gardner/Koch.htm
“一天当我在一家超市购买食品，正在付款的一位母亲和她的小孩吸引了我的注意。那个孩子开始淘气，正做坏事惹恼收款员。收款员对孩子说：‘能请你别那样么？’当他不停止时，收款员对他母亲说：‘能请你让你的孩子别这样么？’母亲回答说：‘不，我不推崇管教孩子’，这样，那孩子继续作恶。很快，收款员平静地拿起一盒牛奶，打开，然后慢慢地把整盒牛奶倒到那孩子的头上。
母亲和孩子当然很震惊，收款员平静地对那位女士说：‘我母亲也不推崇管教孩子’。”
我认为这个例子很好，因为它表明在抚养孩子过程中，父母角色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如果父母能把孩子引导到正确的人生道路，那么孩子也会成长为一个好人，并将带有父母给予的许多知识，相反也一样。
李老师在《转法轮》第一讲中说：
“举个例子说，一个瓶子里装满了脏东西，把它的盖拧得很紧，扔到水里，它也要一沉到底。你把里面的脏东西倒出去，倒得越多，它会浮起来越高；完全倒出去，它就完全浮上来了。”
我认为父母在教导孩子方面肯定扮演重要的角色，也将决定孩子在整个人生道路中会被污染多少。我这样说，因为我能看到我母亲如何教导我弟弟，我也能看到我父亲如何仍去他的母亲那讨教，并且我能看到这教导如何决定那人的行为。父母当然必须能分清对与错，以便在人类社会中正确地教导孩子。不幸的是，今天的人类社会道德败坏，甚至连父母都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行为表现，更别说他们的孩子了。我经常听说和看到孩子淘气、父母无动于衷的例子，有时孩子淘气，但父母养成了被动的态度，什么也不说，这样孩子不知道他在做错事，从而失德造业，那是要在他们生命的某一阶段偿还。你也会看到另一个极端，孩子做错事，父母完全失去控制，开始非常愤怒地打孩子，同时从父母的嘴里吐出许多脏话以侮辱孩子。这是由于父母缺乏自律和理解。这只会使孩子或者非常怕父母从而导致家庭破裂，或使孩子在父母不在时变得极为暴力和淘气。父母必须学会如何平衡这些关系，这才能有一个稳定的家庭和一个乖孩子。
李老师说：“对小孩教育的时候，大人往往为了他将来在常人社会中能有立足之地，从小就教育‘你要学尖一点’。‘尖’在我们这个宇宙中看就已经是错的了，因为我们讲随其自然，对个人利益要看得淡。他这么尖，就是为了谋取个人利益。‘谁欺负了你，你找他老师，找他家长’，‘看到钱你要捡’，就这样教育他。从小到大这个小孩接受的东西多了，慢慢的他在常人社会中自私心理越来越大，他就会占便宜，他就会损德。”
这些是老师给我们举的例子，告诉我们今天的人类社会如何的败坏，以及如何在我们的孩子身上反应出来了。这给了修炼人一个如何教育孩子以便他们不失德的准则。那么，教育孩子也是对孩子慈悲的一方面，这样他会保留真正珍贵的东西，并能超越常人的层次。
李老师说：“有人管孩子也发火，简直吵翻了天，你管孩子也用不着那样，你自己不要真正动气，你要理智一些教育孩子，才能真正地把孩子教育好。”(《转法轮》)
因此，我希望将来的父母能意识到在教导孩子方面他们角色的重要性，并能依据“真、善、忍”教导他们，这样社会将返回到最纯净和正确的状态。
我想引用李老师在《法轮佛法(在加拿大法会上讲法)》中的一段话来结尾：
“慢慢的人的观念就在形成。特别是有的人还教育孩子怎样保护自己与利益时，怎样整治别人，有意识的教子女做坏人，还把其做为好经验。如果作为一个正常的成年人，要是没有这些观念，你就是最理智的。你什么都清楚，什么都知道，衡量一切问题你都不陷在任何观念当中，所遇到的、碰到的、所看到的一切，你一目了然。那才是真正的自己，那才是智慧。”
不妥之处请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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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家的、道家的，如果我不修炼，他知道的比我多得多。但现在的区别在于：他只是把它们或当作了宗教，或当作了哲学，一句话，都看成是人的东西。因为是学物理的，他就试图用科学来解释这一切。
虽然他自己有好几次超常的经历，如上大学的时候他曾元神离体，大概出去有一房多高，然后在高处看着他自己做着一些可笑的事情；在韩国时，一日街头偶遇一卦师，说到了他的祖宗三代大大小小的事情，几乎丝毫不爽，更令他惊异的是此人把关于他将来的遭遇，也说得大致不差；他有几次天目看到了一些东西，等等。他也百思不得其解，所以就更努力地冥想，努力地钻研科学，想找答案。
和他深谈过几次，可是，一归结到神佛的真实存在，他说什么也不愿相信。他说是人想出来的，人“造”出来的。前几天午餐时的一次讨论，不知是否可使他的想法有所改变。话题是由他的一句断言引起的，他说：“我一点也不信有神存在！”，接着基本上是我问他答，就以对话的形式记录如下。
问：你这样说的根据是什么？
答：现有的物理仪器没能测到。
问：你眼睛看不到的，在显微镜下看到了；你在一般光学显微镜下看不到的东西，在透射电镜下看到了，还照到了相片。你能说看不见的就不存在，先前测不到的，将来也永远看不到？(注：他是做电镜实验的，最近刚因一新发现写了一篇文章)
答：当然不能这么说。
问：就人类现在的手段，所观测到的宇宙已在150亿光年之外。而我们最先进的宇航器，连小小的太阳系都没飞得出去。太阳系之外有没有生命，我们知道吗？
答：是不知道。
问：这么浩瀚庞大的宇宙，你能说人就是这宇宙中唯一的生命？
答：这样说人也未免太自大了，我不敢这么说。
问：那么也就是说，完全有可能还有其他的生命？
答：可以这么想。
问：如果是这样，就会有的生命比人层次高，有的生命比人层次低，对吗？
答：应该是对的。
问：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将比人高的生命叫做“神”，比人低的生命叫作“鬼”？
答：……
人就是不愿去多想，其实很多事情稍微静下来想一想，就会突破已有的框框，从而明白更多。全世界没有几个人能真懂相对论，可几乎所有上过学的人，都认为他是最伟大的科学家。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爱因斯坦伟大与否，而在于我们对自己所坚信的东西，心中到底有多少把握？就连爱因斯坦在后半生的独行探索中，都常常在宗教中比照答案，可我们却将此一类的科学家当成了半个神话！
谁告诉我们了，说“没有神！”。是学校，是老师，是这个无所不在的现代科学。所以我们宁愿将一些不能解释的归为想象、幻觉，哪怕是自己真切体会到的。
生活在人世间，我们知道，连管理好一个小小的家庭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更别说管理一个国家，至于维持世界秩序则更是在国与国、民族与民族利益的角斗中难乎其难，这还都不过是在这小小地球上的事情。那么想想看，这么大的宇宙，数不清的星系，精妙而有序地运行了不知多少亿万年，如果没有背后的因素在维持一种秩序，怎么可能？我们自知不是人能做到的，就说那是“自然”，可谁又曾认真地想过那“自然”是什么？“自然”的背后到底是什么？
我们常常说“冥冥中有一双眼睛”，既然有眼睛，那就是一生命的眼睛，而且可能不止是“一双”，很可能在我们还无法探知的世界中无处不在。
而我们却过份地迷信自己的这双眼睛，“见可信，不见即不信”(《精进要旨》“为何不得见”)，已经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根深蒂固。可是，即便我们亲眼看到的，就一定是物质的真实存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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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就对于远近中外的一些跟我们人类当前的生活和前途紧密相关的预言和传说做些简单的介绍，以期对世人有所警示，使世人能因此就吉离凶，得所获益。
要想谈预言，就会涉及一系列问题，预言到底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要有预言？它有什么作用？另外，预言的道理在哪里？有没有科学性或说科学根据？那么我们对于预言要采取什么态度？
预言的来源追根究底二种方式，多是圣者说高级生命直接或间接展示给一些他们认为合适的人，而这些人作为使者将这些预言整理记录下来传给后人。还有一种是一些对占星、易象之类玄学有所修养、有所造诣之人，通过推算的方式写出的，因此就其来源说，写预言者，都是出于对人的关注，以认真的态度写出预言的，既没有个人利益的目的，又是出于对同族同胞后代的关心，所提出的方向性的引导，一般都有一定劝人向善的作用。比如说，《圣经》中就有许多关于人类未来的预言，其最终目的就是警示其信徒们谨遵上帝和耶稣的教导，向未来迈进。同样佛经中有不少预言，如末法乱象和人类大劫难的预言，以及弥勒佛下世等预言。
以上讲到了预言主要是起对后人的指导和警示作用。一方面通过准确地预测未来，让世人明了人类的命运确实是遵循一定的超越人类自身能力的安排在进行的，从而使人们对于圣者所说的道理和超人类的自然或者说神的指教有一种敬畏的态度从而达到劝善的目的。另一方面，预言对于有缘能得到并理解他的人有生活上的指导作用，使其避凶就吉，坚定信念和提高修炼境界的作用。这里顺便讲讲所谓“有缘”者，由于预言是关于未来的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如果要是预先向当事人讲得明明白白的就等于是想改变未来的事态发展，改变其既定的演化规律，这显然是不行的，反而破坏了预言本身的准确性和它的目的，所以就必须用隐讳的方式和语言来表达，而且事情不能说得过于详细和具体，既要明确无疑说明是什么，又不能就细节全部讲清，点到为止。我们看到预言多采用诗歌或一些玄奥难懂的示意图形或语言传出，这样一般人既使得到了预言，也无法了解预言所指的内涵，必须得有明眼人，首先只是少数人能得到预言，另外，指导才行。所以实际上最终只有“有缘者”才有幸能得到预言的精髓。
那么为什么预言能够准确预测几百年以后、几千年以后、甚至更久远以后还未发生的事情呢？我们说预言小能讲到某个人，某个物未来短期的演化，大可以到整个民族整个人类，甚至宇宙一定范围的未来演化。这怎么可能呢？这有什么客观规律呢？许多人对此大惑不解，再加上也说不太懂预言的内容，对预言的态度基本上是从根本不信，表示怀疑到敬而远之、事不关己的态度。特别是一些知识面狭窄、迷信科学或思想固执的人更是嗤之以鼻，不屑一顾。其实，预言是完全有科学道理的，而且好的预言是有极高的真实性和准确性的。这里面要涉及到更高深的科学和境界。这里无法详细来谈，只从一个角度讲一讲为什么能预测未来。当代最前沿的科学发展已经认识到许多超越我们人们日常感觉、直觉所认识到的关于世界和时空的真相。明确地指出时空不但是可以压缩和弯曲，而且存在众多的时空体系和多维的空间，这就和修炼界讲的很相似了。我们知道，修炼界总在讲这个“天”的概念，讲有多少多少层天，有句话说，叫“天上方一日，地上已千年”。这实际是在指更深层的不同空间，而并不是指我们常人认为的宇宙时空深处的同一空间的其他星体，按这种说法，也就是说月亮、太阳并不在天上，因为他们是在和我们地球同一空间中。那么各层空间其实是有连带关系，当修炼者修到一定层次，会出现所谓特异功能的，这在传统的佛道修炼中，又叫“神通”，又叫“佛法神通”。佛家对神通又有系统的说法，一般来说，讲看“五眼六通”，即是肉眼、天眼、慧眼、法眼和佛眼，以及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神足通和漏尽通。其中这个宿命通就是可以详察过去、预知未来。具体关于“宿命通功能”在李洪志先生的《转法轮》一书中有很透彻的论述。那么通过宿命通的功能就可以穿过空间看到一层没有时间的空间中，而我们这个空间一切的演化在那个没有时间的空间中，完完全全地存在着，所以就可以看到未来的景象。而易经、占星术等等也是利用不同空间时间差的规律来推算人类的未来。所以预言实际上是基于超常的科学和能力的，完全有科学道理的。这一点，从预言者的语气和态度，也可见一斑，在真正的预言里，预言者都是很明确地讲是自己眼看到了什么，不过正因为预言是超常的东西，他也就受到预言者修炼和功能层次及对于推算技法的掌握程度的局限。层次高的就预言地更详细更深远。层次低的就较模糊和受局限。同时，解释预言同样也因人而异，受解释人的知识层次的局限。举个例子，几百年前，没有飞机时，预言者讲天上有“铁鸟凌空”，那么对铁鸟的解释可能会因人而异，有人可能会认为这是在象征什么，而不是真有什么铁鸟，因为他们自己无法相信有铁鸟的可能。当然到今天铁鸟是什么，我们大家都认为是不言而喻的，毫无异议的。
再来看看我们对于预言应该采取什么态度。预言虽然是讲事物发展的定数，但是真正的预言都知道这个世界是有善恶因果的道理和规律的。古人云：君子有造命之学，也就是说命运并非完全不可变的。但是必须真正走入修道的路，否则定是劫数难逃。但是无论我在这里怎么说，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是无法相信并走入修炼之路的，包括绝大多数所谓教徒，无论佛教、道教、基督教等等。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多数人对于世间的名利情执著太深，虽然表面上似乎也在入门修炼，却并非真心能放弃这些世间执著，所以只不过是善男信女，求神佛保佑，其实根本无济于事，丝毫也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另外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就是到今天这个宇宙末法之时，一切宗教和过去的修炼方法都不灵了，因为都偏离了其根本的原始的法。这一点在大量的预言中都有反映，包括各门教主都有提及。比如讲，当年佛就知道魔会大量地入佛门来破坏佛法，因此佛在佛经中讲了有末法时期，而明确指出在末法时期，根本很难修道成功，关于末法这方面的预言，我们以后可以再详细地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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