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指责
不要攻击
你的亲人正为救度众生而受尽苦难
献出你温暖的心
和他共同去拯救苦海中的众生吧

不要忧愁
不要悲伤
你亲人的苦难不会长久的
献出你美妙的歌儿
和他共同去歌唱灿烂的明天吧

不要误会
不要不解
亲友们啊
不要听信邪恶的谣传和栽赃
不要被邪恶带向罪恶的深渊
请擦亮你们的双眼吧
宇宙的法理就在你们面前
请珍惜吧
你们将拥有一个美好的明天

大陆大法弟子
2002年3月

我从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我先生比我早四个星期开始修炼。当时我们一家有五口人，我们有三个女儿，她们当时分别为17、13和9岁。对我来讲，一个和睦的家庭非常重要，我们的女儿也从来没有给我们添过麻烦。我和我先生当时都已年过四十，疾病开始在我们身上出现。晚上我们通常拿着酒杯或啤酒杯坐在电视机前消遣。自从我们得法后，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学了功，去炼功点，晚上一起读《转法轮》，并交流对法的认识。大法在我们生活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大。

我的生活变得有意义了，我可以用法来指导自己。我感觉到，我的生活道路将有所改变。一切都是随其自然。

我的女儿们对此感到很好奇，经常提一些有关法轮功的问题。每周在我们家集体学法时，总是有一个女儿加入到我们中间。我们最小的女儿Heidi参加了法兰克福的法会。使我惊讶的是，她这两天一直在聚精会神地倾听发言，并能把她听到的内容详详细细地告诉给了她姐姐。后来Caroline和Steffi也要求参加日内瓦的法会。就这样，我们自然地成了一个大法家庭。

当年十一月，我们家又添了一个法轮baby – Joshua。有一段时间我们总是全家一起去炼功点参加集体炼功，晚上经常一起学法，提高对法的认识。即使有争论也不会时间很长，因为每个人都向内找。我们也互相帮助，发现执著心，因为作为旁观者往往更容易看到对方的执著心并给予指出。

1999年6月，这一切发生了变化。我们对法必须有个重新认识。媒体对法轮功的报道是错的、是歪曲事实的。人们对法轮功的认识完全是错的，而且是不好的。当时出现了第一例大法弟子被迫害致死的事件。我们再也不能象以前那样安安静静地把精力集中在个人修炼上了。现在除了个人修炼外还要正法。

近三年来，为了给人们讲清真象，我们很多时间都在外面。尤其是给中国人讲真相，更是迫在眉睫。镇压越来越残酷。

我的两个女儿产生了想去中国的念头。她们马上达成了一致意见，即她们要一起去中国。就这样，她们和她们的父亲以及来自世界其它地区的同修一起去了天安门广场。

Steffi:

很久以前我就有一个愿望，就是去中国。我要到一个国家去，在那里的人由于做着和我一样的事情而被打骂，甚至被迫害致死。我要让中国政府知道，法轮功在中国以外普遍受到尊重。我想让中国政府明白，全世界都知道这场残酷的迫害和他们的所作所为。此外，我想通过这次行动给中国的同修更多的勇气，使他们继续抵制这场迫害。2月10日，我坐飞机来到北京。当我到达机场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我来到了这样一个国家，在这里成千上万的大法弟子遭受迫害，这里也是邪恶逞凶最厉害的地方。

刚开始的三天，我们参观了各种寺院和故宫。由于这个时候在北京的游客很少，所以我们非常引人注目，似乎一直在被监视。我们原来想在各个地方留下印有“全欧洲都知道法轮大法好”的小纸条。但是我们又不想在我们正式行动前就被抓走，我们不想冒险。这时我才意识到我缺乏足够的正念。表面上我可以说，当时形势很严峻，我们被监视得很厉害。但是作为修炼人，应该有足够的正念以至不被发觉。在正念的作用下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真相。由于不能说自己想说的，不能说出自己的心声，使我感觉很不好。看到还有这么多的人对真相不了解，这么多人还在迷中，我有时就感到伤心。

2月14日我们按计划来到天安门广场，为的是引起人们对法轮功的关注。14点不到一点，我站在了天安门广场上。我突然看到一个打横幅西人弟子刚被警察打倒在地。在广场的另一处，另一名同修被警察殴打，周围游客在围观。我姐姐和我父亲很快展开了他们随身所带的，分别写有中文的“法轮大法好”和德文的“还法轮功自由”的横幅。我环顾四周，还没等我将手伸到口袋里，已经被人从后面捂住了嘴和鼻子，他马上把我从广场上拖走。警察卡着我的脖子，使我透不过气来。这时我意识到我已经没有机会展开横幅了，但我不能被他们剥夺说话的权利，于是我用中文喊“法轮大法好”。警察就卡我的脖子，使我差点失去知觉。他把我拖到一辆警车内，车里已经坐着一些同修。当我被带到拘留所时，我听到先到的大法弟子正在唱“法轮大法好”，于是我也跟着唱起来。这时我感觉很好，这种感觉给了我力量。我看着我身边警察的眼睛，不一会儿，他的眼睛充满了泪水。为了避免别人察觉到他的心情，他走出去时把门带上了。很多人都知道大法弟子是好人，现在他们应该凭自己的良知去做了。

我们个人的物品全部被搜走，然后我们被用一辆大型旅游车送到机场附近的国家安全部大楼里。在这里所有的人都被单独隔离。下车后我不顾他们的阻止，发自内心地大声唱“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佛光普照”。三个女警和一个男警把我逼到走廊里进行进一步检查。他们想打开一扇门，但门锁被卡住了。在走廊里我继续唱歌。我感觉到从歌词里生出无穷的力量，好象我的声音传遍了整个宇宙，将一切不正的消灭掉。

这时一队警察通过走廊。其中一个看上去象个高级官员。当他走过我身边时，冷冷地看着我，然后用尽全力朝我的脸打来，随后扬长而去。不一会儿，他又回来打开了门。我对他说：“全欧洲都知道法轮大法好”。他转过身来，再次朝我的脸打来，我的头被打得猛撞到了墙上。

这时，我和三个女警和一个男警坐在房间里，他们开始对我审问。我坐到床上开始打坐。那个男警马上冲着我大声喊叫，不让我打坐，并威胁说要打我。我问他为什么对我这么凶。他冲着我大声叫唤，不许我提问。

他们把我带到一个房间里，那里已经有将近25个学员，在同样多的警察的监视下。我过去和其他学员坐在一起。我们一再试着和警察交谈。我们告诉他们我们为什么要来这里，他们要为自己所干的一切负责。还向他们介绍了法轮功在西方传播的情况。不断地有警察带着照相机或摄像机来给我们照相或录像。一名警察强行地用胳膊挽住一名弟子，要和他一起照一张所谓的“友谊”的相片。但是大家都知道这是在做戏。我身边坐着一位美国弟子，她的鼻子正流着血。

我几乎没有睡觉，因为每隔半小时就有人来问这问那。我们每次都拒绝回答他们的问题，并说我们要求和各自的大使馆取得联系。后来又来了一些高级官员，他们命令警察把学员单独带出去。于是警察冲到我们中间，对我们拳打脚踢，把学员一个个强行拖出房间。房间里人越来越少，最后我也被他们带走。在我离开大楼前，他们又搜查了我的背包。当警察发现我还有一架照相机时，他们很恼火。他们抢走了我的照相机，显然他们很害怕留下他们暴行的罪证。我和其他学员被直接送上飞机。我和我父亲都没有拿到我们留在旅馆的行李。在警察局被搜走的个人用品也没有还给我们。

在这23个小时被拘留的过程中，我感受到，中国的警察对待和平的人们是多么的肆无忌惮和凶狠。我在被拘留期间看到了各种难以置信的鬼的脸。对于在中国的同修们的遭遇我简直不能想象。由于我是外国人，所以能受保护，并能将我的遭遇公诸于世。我的遭遇和中国同修所承受的相比只是冰山一角。

有些同修问我为什么要去中国。我很久以前就有这个愿望，而且我知道我一定会去。但刚开始时我父亲是反对的。他当时认为我只有17岁，他必须对我承担责任。如果做父母的允许一个17岁的女孩为了法轮功在中国遇到危险，那么舆论界会怎么说呢？我记得有一天在打坐时，我父亲走过来将他的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说：“从我个人的角度讲，你可以去。”我有一种难以描述的感觉，在我思想中闪过一个念头：遵守誓约。

当然，在这里我不是说每个学员都应该去中国。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使命。而我知道，我的中国之行是我要走的路。我想，那些还没有去中国的学员是清楚这一点的。我想，对西方学员来讲，即使有那样一颗心，想到一个邪恶最猖獗的国家去，也是了不起的。我个人认为，不一定非要去天安门广场，在其它地方，都可以采用各种方法全面揭露邪恶，救度可贵的中国人。

我想起师父在经文《在华盛顿DC国际法会上讲法》中说的：“如果在一个邪恶的环境中，布满了邪恶因素的环境里面，你再去证实法，敢于走出来揭露邪恶，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那么在这样的环境中，虽然它非常邪恶，可是大家想一想是不是也很难得呢？真的很难得。过了这个时期，那么也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在飞机上我有这样一种感觉，我怎么能就这样回去呢？我还要让中国人民知道真象呢。由于这么快就离开了这个国家，我感到很伤心。但我知道，在国外我也有很多机会可以走出来继续揭露邪恶、救度更多的生命。

Edith:

由于工作和需要照顾两个小孩，我没有能够和他们一起去中国，对此我当时感到很失望。我没有想到当时留在家里是多么的重要，而我的天安门广场就是在家里。

那是2002年2月14日，这一天我的一部分家庭成员和其他西方同修到了天安门广场。

当我发完正念后，接到同修打来电话说他们都被抓走了，然后我如往常一样去上班。当时还没有人知道这次中国之行，而我的任务就是给人们讲清这件事情。

我的同事们听完后感到很惊讶并为他们担心。他们都知道法轮功，很多人已经在我们请愿的表上签了字。我这天早晨还去上班，使他们深受感动。

当我中午回家时，我的小女儿如释重负，因为她整个上午一直在不停地接电话。打电话来的有熟人、亲朋好友、电台、电视台等。在当天报纸头版头条上已经刊登了这个消息并附有一张我丈夫和我女儿(Steffi)的照片。我们当地的电台也对此事作了报道。

两位同修来到我家帮助我，我们的两架电话机都没有闲着，我们不断地向来询问的人讲述这件事和介绍法轮功。一家叫“彩虹”的电台多次给我打电话要求采访我。当我打开收音机时，那里正好在报道关于XX教成员在天安门广场示威的消息。我马上打电话到“彩虹”电台说，如果他们在使用XX教这个词，我将拒绝接受他们进一步的采访。他们一再道歉，并答应以后一定注意，使这种事情不再发生。

巴登州电视台和我们约了第二天在我们家采访的时间。我打电话到外交部，告诉他们，我丈夫和我女儿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被抓的消息。他们答应帮助我。但由于时差，他们只能第二天上午和德国驻北京的大使馆联系。我决定当天夜里自己给北京的德国使馆打电话。大使很和善，他答应亲自设法和我的家庭成员取得联系。但他估计，他们不会在几小时之内被遣返。

清晨5电30分，Steffi从飞机上打来电话，说她正在回家的路上。这样“彩虹”电台在早晨6、7点钟的黄金时间里及时报道了我们的消息。

在我去机场前，我还接受了许多电台和报社记者的采访。这一切都为我安排得很好。在以往的洪法活动中，我总是让别人先说话，自己不去主动找人交谈。现在我没有别的选择，只能自己采取主动。

我丈夫和两个女儿回到家后，他们又接受了许多报社、电台、电视台记者的采访。一家叫RNF的电视台记者当时也在我们家，然后又和我们一起去机场接另一位同修，他们对此作了很正面的报道。另一家电台在我们家作了采访后，也作了一个多小时的正面报道。

我是教育工作者，在天主教教堂工作。牧师顾问团通过新闻报道对法轮功和我们家产生了兴趣。由于过去媒体的报道中总是将法轮功和XX教联系在一起，他们曾经要求我们教堂的牧师将我作为“XX教成员”立即解雇。这时牧师来到幼儿园想和我谈这方面的问题。我向他介绍了法轮功，并给了他各种资料。现在他终于放心了，因为他知道没有理由可以解雇我。为了彻底澄清事实，他要求费莱堡(Freiburg)地区的XX教问题专员了解此事。我了解到，教区的主教为此正在了解有关法律。我还在等待结果。在西方修炼也不简单，也有很多的机会。一方面，由于我们全家靠我一个人挣钱，万一我被解雇，将会给我们全家带来经济困难，而我要放下对此的担忧。另一方面，由于我对自己的工作很感兴趣，现在这个心也要放下。另外我必须思考，为什么我总是听到XX教这个词，我要尽快找出自己还有什么隐藏的执著心。无论事情怎样发展，我都要利用这个机会向牧师顾问团和世人讲清法轮功的真象。

给政府官员讲真相已经比以前顺利了。我们当地的政府官员和主管人权的政府官员对天安门之行很理解，现在约一个会面时间比以前容易了。我们至今和官员们会谈都给他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回想起来，中国之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媒体多数作了正面报道，政府官员作出了正面的反应，我们所遇到的人开始摆放他们的位置。我想在另外空间，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重要的是，我们不能由此而生出欢喜心。每个修炼者都在做他自己应该做的事，都有各自的使命，都是大法粒子。

感谢师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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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两年前，我幸运地知道了法轮大法，自那以后，我的生活质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时我正在经历一段艰难时期，我50岁了，我刚刚丢了工作正在寻找一个新工作。在家里，我和太太也互相不理解，她是我的生活伴侣和我们的女儿的好母亲，但我们每天都吵嘴，为此我非常难过。

有一天，一位朋友到我家要求用我的电脑发一份EMAIL。她是一位太极和瑜珈老师，她问我是否听说过法轮功的事情。我回答说我在报纸上看到过（那是99年9月），但我并不真正了解。我于是在网上寻找有关信息，我发现了很多网站。我很好奇，先下载了《法轮功》并读起来，然后我如饥似渴地读修炼者的心得体会。我非常震惊，因为一切都是免费的：教功，书，录像带和音乐。我开始不相信这是真的，我以为那些都是敛财的手段。但是读了上百位修炼人的心得体会后，一点一点地我说服了自己，法轮大法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事物。令我感兴趣的不是什么特别的功能或是天目或是白日飞升什么的，而是把“真善忍”原则结合到日常生活中的要求，从而使我变成一个更好的人并且提高我的和我周围人的生活质量。

于是我开始尝试第一个原则--“真”，就是我不再想说谎了。我以为那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却实在不容易。我一直对自己和他人撒谎，现在我一点点在意识到这些谎言并学着说真话。我发现，在生活中我按照这些原则做，我就有了更多的能量：我觉得我以前用来“建设谎言城堡”所费的能量现在都可以节省了，我感受到“解放”这种能量的美好。

我理解第二个原则--“善”，是应该充满爱心，友善和对我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他人善良，在家里，在工作中，在公共汽车上，等等。我认为我一直是一个好人，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想我们作为人，一个整体，对别人好的时候就是对自己好。我希望我的想法不是太自私……

我发现用这样的方式生活--不说谎，对人好，容忍他人，有耐心，在行为上用高尚的方式来要求自己--我的生活变的更加美好和充满欢乐。我周围的很多人都认为法轮功是一个非常好的事物。我从未特意去说服他们，说我们的修炼方法有多么好，我只是用行动在向他们做出证实。当然，这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很多时候，在家里、在工作中，我的行为还是不能象一个真正的修炼人，但我在学习也在提高着。

我非常确信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周围的人们知道我们是法轮大法修炼者，如果他们看到我们的行为准则不能达到大法修炼者的标准，或者我们是“狂热”分子或我们的行为“非常象狂热分子”，我们会破坏大法形象。

在《转法轮》第八讲“欢喜心”一节中，师父说：“我们这套功法大部分是在常人社会中修炼，你不能够使自己脱离常人社会，你得明明白白地去修炼。人与人之间还是一个正常的关系，当然心性很高，心态很正，提高自己的心性，提高自己的层次，不做坏事做好事，只是这样一个表现。有的人表现出来好象是精神都不正常了，好象看破红尘了，说话也不被人理解。人家说，学法轮大法这个人怎么变得这个样了？好象精神上出了毛病。其实还不是，就是他太激动了，不理智，不合常理。大家想一想，你这样做也不对，你又走入了另外一个极端上去了，又是执著心。你应该放弃它，和大家一样正常地在常人中生活、修炼。在常人中，人家都把你看得神魂颠倒的，人家都不跟你一般见识，也远离了你，谁也没有给你提供提高心性的机会，谁也不把你当成正常人，我说那不行啊！所以大家千万注意这个问题，一定要把握好自己。”

在《法轮佛法-精进要旨（二）》“昭示 ”一文中，师父说：

“用和平方式向中国政府申诉我们的真实情况、这绝对没有错、但是作为修炼的人我们也绝不采取任何过激的行为与言论，一年来大家本着善心向世人、向政府、讲明真相与善意申诉中，做得都很正。

我为大法修炼出的弟子们（伟大的生命）而感到高兴，我也希望在今后的讲清真相与向政府申诉的同时千万别忽视学法的重要、因为他们都要走向圆满的。我在关注着学员所做的一切和修炼情况，希望大家做得更好。”

我的工作环境非常有利于我提高心性。是在工作环境中我学会了如何做一个好的修炼人同时做好我的工作。我的工作和家庭都比过去发生了改变，我想他们都喜欢作为修炼人的我而不是过去作为常人的我。当我刚开始修炼时，我的太太非常不高兴，但是现在她看到我的变化她也改变了看法。

我一直在日常生活中挤出时间来炼功，但我知道那是不够的。去年，我努力与记者、媒体、政府官员和其他有可能帮助我们的人联系，来洪法和让更多的人知道真相。一周一次，我教想学功的人炼功，并尽力去洪法。但是正如我刚才所说，我知道这还远远不够。我总是找到新的借口来为自己的行为开脱，比如说我没有炼功，我没有读书并且没有每天学法，我告诉自己其他的事情更重要。现在我知道我那是在对自己撒谎，我必须更好地安排我的生活，以便有时间来学法和提高心性。

我是一个修炼者，我把我所有的问题都看成是师父给我安排的考验以便我可以提高，变成一个更好的人。

在成为大法修炼者之前，我花费了20多年时间来寻找真理。我一直在放松型麻醉剂和东西方玄学中寻找答案，我尝试了很多种方法和精神道路。当我读到李老师说“修炼要专一”的问题时，我解脱了。我尝试了那么多种方法，却没有走出小学校的课堂。现在，我觉得我终于上了大学……

我放弃了抽烟、饮酒和其他麻醉剂。现在我觉得前所未有的轻松。可能由于我以前的路和对个人利益的强烈执著，我什么也看不见。无论是在清醒时还是在睡梦中，我没有看到过法轮，什么也没有看见。我的天目什么也看不见，我对自己的另两只眼睛看到的也不那么信任了。我不在乎。我已经登上了一个旅途，我发现我旅途开始时最大的障碍是我自己。通过不断的修炼和重视自己的心性，我会冲破它。

我对从大法中得到的非常感激，假如这就是我能达到的最高层次（我相信不是的），我也此生无憾了，即使仅仅因为他使我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人，给了我一条正路，给了我一个让我的环境更加有意义和一个让我更文明的方式来回应他们。这个更文明的方式是说，如果按照我以前常人的观念，我会感到被伤害，沮丧或者更可能的是愤怒。

我希望自己能够更加精进直至圆满。一直到现在，我在修炼中遇到的问题我都在《转法轮》和师父的其他经文中找到了答案。我相信我将遇到的问题也会在同样的方式中解决的。

最后我想补充一件事：作为修炼人我们应该用我们的智慧创造性地向人们讲清真相和洪法。我是一个作家，我想如果我写的东西可以打动人们的心，是因为读者在我的作品中找到“真、善、忍”，这也会有助于证实法。

我希望以后会有更多的人得道，返本归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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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一直渴望着一种神圣的和纯净的东西。我所经历的宗教及教堂仪式都很肤浅，太不真实。即使这样，我仍然希望能在那里找到我内心深处的希望，能找到比我们的现实社会中所能见到的更好的东西。我试图适应这个社会，做和别人一样的事，但结果是事与愿违，感觉被排斥在外，并经常因为自己的好心眼而被别人利用。

在我十九岁那年，我在街上碰到两个基督团体的成员。这是一群试图按照基督的教导生活的人，他们被很多人称为邪教。我觉得他们做的事既有趣又可怕。他们可能有些极端但毕竟他们中的很多人是真正希望按照耶稣的教导去生活，提高他们的道德。这使我感觉很亲近。我参与了两年半他们的各项活动，直到我由于劳累过度而身体垮了。那时，我白天上班，晚上参加教会活动，在街上和广场传教，所有的事都是匆匆忙忙地做。我在做这些事中，根本没有安宁与祥和的感觉。这期间我想到了很多关于东方的哲学，梦想着那种在中国乡村的接近大自然和宇宙特性的生活。我渴望能通过安静的打坐获得能量，做一个与社会中的常人不一样的好人。

很快，我离开了那个团体，但并没有放弃对神的渴望。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过着与朋友及社交隔绝的生活，除了工作我只是一个人独处，以寻找那份宁静，我甚至于连电话都没有。后来，我开始了一种佛教的打坐，感觉挺好的。我在加入那个基督团体前就已经读过一些佛教的书，认为有些与基督的教义是一致的，似乎有一根红线贯穿其中。我踉跄地向前走着，寻找着，仍未找到我真正向往的东西。

一天，我从图书馆借到了一本蓝皮的瑞典文的《中国法轮功》，我又开始对修炼认真起来。从那以后，我感到自己象上阶梯一样升华。开始时，我一读书和在家炼功，就有问题发生在我女朋友家里和朋友之间。矛盾一个接一个，我因而放慢了速度，但仍然继续着。夏天我找到了一个法轮大法炼功点，参加了集体炼功，感觉好极了。我甚至开始在身体上感觉一些变化。秋天时我病休了一个星期，这一个星期我通读了《转法轮》。身体方面的反应已经过去了，但只要我一想不好的事情就又开始了。

法轮大法与基督团体很不同。其强调自己对自己负责，而没有太多的群体间的控制，也可以说是更加神化而不是人化。再有就是我们有加强能量机制的功法炼习，“法炼人”，身体的每一个纤维都能感觉到，比其它的功法强多了。这套功法不会因为炼功而精疲力尽，而是顺其自然。

从去年秋天，我开始加入到正法洪流当中，发正念，学《转法轮》，翻译文章，发材料，和住在我们城市的中国人讲真相等等。有很多中国人停下来愿意谈论法轮大法及神，这与很多西方人只顾一味地匆匆赶路而对其它事漠不关心比起来有很大不同。我感觉现在与同事及朋友很容易谈起法轮大法。他们问我在业余时间干什么，我就告诉他们我翻译文章，修炼法轮大法，他们经常会好奇地提出其它问题，我就从我能理解的多少尽量回答好。有时我感觉只要说得太多了，前额就会有很大的压力。其实他们应当亲自读书或听李老师的讲座，我希望他们和我同样有机会返本归真，离开三界。

当我一开始听到法轮大法在中国被迫害时非常难过，怎么能让这么残酷的事情继续呢？尽管我对此深恶痛绝，但奇怪的是却不愿意参与做些正法工作。一种怕心使我产生了一些抵触情绪。有幸的是我经常看大法网站的文章和帮助翻译圆明网的文章。我可以随时在圆明网的文章库找到我能翻译的文章。就这样，我慢慢地以这种简单的方式参与到正法修炼中来了。我现在感觉站出来为法轮大法讲话的怕心小多了，甚至可以面对那些认为不应该干涉中国事务的人及诽谤大法的人并和他们交谈。

现在，我们经常做的是到住在我们城市的中国人家里讲清真相，当我听到中国大使馆搞了诽谤大法的宣传时，以为他们会由于自己的荒唐而自己灭亡掉，在很多西方人的眼里都是这样。但在很多中国人眼里不是这样。我也接触到了一些完全接受了邪恶宣传的中国人，我告诉他们大法弟子都是好人，中国政府宣传中对法轮功的描述是不真实的，但他们有些人仍很固执地把中国和瑞典的修炼人区分开。我告诉他们：没有区别，因为我们读同样的一本书和有相同的一个师父。

放弃，是这样，我一生中一直认为我除了学业和驾驶执照没有前功尽弃之外，没有一件事能做到底。我很害怕我会放弃而不能达到圆满。我知道怕心是一种人的执着，我会尽我所能地放弃人的执著而不放弃大法修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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