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暴政，中国人往往会联想到秦始皇的苛政与焚书坑儒。秦始皇的“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汉书． 食货志》）的苛急暴虐集中表现在四个方面：征敛无度、赋税奇重；好大喜功、滥用民力；严刑峻法、邻里连坐；箝制思想、焚书坑儒。秦朝统治中国时约有一千万人口，竟征用了二百万人为役，占了壮年人口的三分之一。秦始皇进而把严刑峻法施于思想领域，大肆禁锢思想自由，曾将非议朝政的儒生方士杀之千余。
与“狼虎之秦”相比，共产党的暴虐有过之而无不及。人所共知，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共产党的统治也是建立在一系列对内对外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思想斗争”之上。毛泽东自己也曾直言不讳：“秦始皇算什么？他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有人骂我们是独裁统治、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合乎实际。可惜的是，你们说得还不够，还得要我们加以补充。”（《东方文化》, 2000年4期钱伯诚文）
让我们来回忆一下中国在共产党统治之下步履艰难走过的五十五年。看一看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是怎样利用政府机制以阶级斗争的理论实行阶级灭绝，以暴力革命的学说实行恐怖统治。“杀人”与“诛心”并用，镇压共产党之外的一切信仰，粉墨登场，为共产党在中国的“造神”运动拉开了大幕，根据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理论，一个阶级一个阶级的灭掉不同范围和群体中的人。
一． 土地改革 -- “消灭地主阶级”
建国仅三个月，共产党就着手在全国全面开展土地改革，用“耕者有其田”的口号鼓动无田的农民斗争有田的农民，鼓励放纵人性中自私自利、强取豪夺、不讲道德的为所欲为。同时在土地改革总路线中明确提出“消灭地主阶级”，在农村广泛划分阶级、定设成份、给全国不下二千万人带上“地、富、反、坏”的帽子，使他们成为在中国社会倍受歧视、打击、没有公民权力的“贱民”。与此同时，随着土地改革深入到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共产党的党组织也迅速扩大，发展到乡有党委、村有支部。党支部上呈下达党的旨意。他们往往是冲在阶级斗争的第一线，挑动农民斗争地主，致使近十万地主丧生。更有地区对地主实行满门抄斩，以达到灭绝其阶级，连妇女儿童也不能幸免。
在这时期，共产党在全国农村掀起了第一轮“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宣传。土地改革中不劳而获使农民得到实惠，也有不少贫农对共产党感恩戴德，因而接受了共产党是为人民的说法。
对于分得土地的农民来讲，“耕有其田”的好景并不长久。不到两年，共产党就开始了一系列强加在农民身上的运动：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在批判“小脚女人”的紧锣密鼓中年年加码，要农民“跑步”进入社会主义。在全国实行粮、棉、油统购统销，把全国主要农业产品排斥在市场交流之外。更增加了户籍制度，不许农民进城工作居住。有农村户口的人不能去国家粮店买粮，子女也不能进城上学。农民的子女只能再做农民。从此，中国三亿六千万农村户口拥有者成为二等公民。
直到改革的年代，全国奔向小康，九亿农民还是沉陷在贫困之中。城乡居民收入差别急剧扩大，贫富悬殊，农村重新有人成为新地主, 新富农。新华社发表的资料表明， 1997年以来“粮食主产区和多数农户收入持续徘徊甚至减收”。也就是说农民在农业中的所得不是增加了而是减少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由上世纪 80年代中期的1.8:1左右，扩大到3.1:1。
二． 工商改造 -- 消灭资产阶级
另一个要被消灭的阶级是城乡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工商改造中共产党宣称：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有本质的不同。即一是剥削阶级，一是不剥削和反剥削的阶级。资产阶级的剥削是与生俱来、致死方休，只能消灭、不能改造。在此前提下，对资本家和商人的改造就更重了“杀人”与“诛心”并用。其原则还是顺者昌、逆者亡。你如果上交资产并表示拥护共产党，则为人民内部矛盾。你如果有反感怨言，则划为反革命成为专政对象。在腥风血雨中，资本家、业主商贩统统上交了他们的资产。其中有不少不堪屈辱而轻生的。当时在上海任市长的共产党官员就曾每天讯问“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指那一天又有多少资本家跳楼自杀。这样，共产党一时在中国取消了私有制。
在土改和工商改造的同时，共产党发动了镇反、思想改造、打倒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三反、五反、肃反一系列的全国大规模整人运动。
每次运动共产党都动用它所掌握的政府机制连同党委、总支、支部、凡三人则成一战斗堡垒，深入乡村街道。无处不在，无事不管。这种从战争年代带过来的“支部建在连队上”的网络式控制结构，在后来一系列的政治运动， 以及今天镇压人民中一直起着关键的作用。
三． 取缔会道门与镇压宗教
1950 年共产党对各地政府发出指示要它在各地的政权机关全面取缔会道门，即各地的宗教及帮会组织。文件中指出，封建会道门组织乃是国民党特务及地、富、反革命分子操纵的工具。在这场波及全国乡镇的运动中，政府动员了它们认定的可依靠阶级揭发打击会道门的成员。各级政府参与解散所有的“迷信”组织诸如基督教、天主教、道教（特别是一贯道）、佛教等组织。要求这些教会、佛堂、帮派的成员到政府登记并悔过自新。如不登记，一经查明，定予严惩。1951年政府明文颁布，对继续会道门活动者处于死刑或无期徒刑。
这次运动打击了广大信神向善、尊法守纪的普通老百姓。据不完全统计仅基督教就有一百万人。共有不下三百万教徒、帮会成员被抓被杀。在广大的城镇乡村几乎每户都遭到盘查，连农民供的灶王爷也都被砸碎了。在杀人的同时更进一步确立了只有共产党的思想体系才是唯一合法的思想体系，只有共产主义才是唯一合法的信仰。从此以后便有了所谓的“爱国”信徒。做了“爱国”信徒就能受到国家宪法的保护。实际上无论老百姓信的是甚么教，标准只有一个：就是要在行为上服从党的指挥，就是承认共产党是高于一切教会的。你信基督教，那共产党就是上帝的上帝。你信佛教，那共产党则是佛祖的佛祖。讲到回教，共产党就是真主的真主。讲到活佛，共产党就要批准谁来做活佛。说到底，党需要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党需要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教徒要高举你们各自的信仰去遵行党的旨意。如果不这么做，则成为打击的对象。
有两万多名基督徒对中国二十二省二百零七个大小城市的五十六万名家庭教会基督徒所进行的走访调查证实了在家庭教会信徒中有十三万人被监视居住。 仅在1957年之前, 就有一万一千二百五十多教徒被杀，大量教徒被任意拘捕或被勒索性罚款。至此共产党在中国消灭了地主阶级、资产阶级、迫害了广大城乡敬神守法的人民而建立了共产党一教统天下的根基。
四． 反右运动 ─ 诛心全国，以为其用
1956年一批匈牙利知识份子组织了“斐多菲”俱乐部，被苏联出兵镇压， 称为“匈牙利”事件，毛泽东引以为戒。1957年，在中国使用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来号召中国的知识份子和群众“帮助共产党整风”。其意在于把他们中的“反党分子”诱骗出来。毛泽东在1957年初给各省党委书记的信中表露出借鸣放和整风“引蛇出洞” 的意思。
当时有几句鼓励人们鸣放的说词，叫做“不揪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决不秋后算帐。”结果一场反右斗争划定了五十四万名“右派份子”。二十七万人失去公职。二十三万被定为“中右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分子”。有人把毛泽东的整人权术整理为四条：1）引蛇出洞，2）罗织罪状、突然袭击、一言定乾坤，3）明讲治病救人，实则无情打击， 4）逼人自我批判，无限上纲。
那么引起这么多右派与反共产主义分子近三十年流放边远寒苦地区的“反动言论”究竟是甚么呢？当时被万箭齐发、密集批判的右派“三大反动理论”是由罗隆基、章伯钧、和储安平几次讲演组成的。细看他们的意见和建议，简而言之无非是要建立一个有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共同组成的委员会以检查三反、五反、肃反工作中的偏差（罗）。国务院常常出了成品要政协、人大等机构表态，建议要把这些人加进政策形成的过程中去（章）。党外人亦有见解、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不要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作头儿。事无钜细，都要看着党员的脸色做事（储）。这几个人都明确表示了愿意跟着共产党走，提的意见也都没有越出鲁迅所描述的“老爷，您的袍子脏了，请脱下来洗一洗吧” 的范围。
划成“右派”的人中并没有人提出要推翻共产党，不过是批评、建议。就是这些批评和建议使数十万人失去了人身自由。随之而来的还有“向党交心”、拔白旗、新三反、下放劳动和划漏网右派。谁对本单位领导，特别是党委书记，有意见，谁就是反党。其下场轻者是不断地被批判，重者则劳动教育或全家迁送农村。这些人连同他们的子女上大学、参军都没有份，就是到县城找个工作也是不可能的。从此他们失去了劳保，也没有了公费医疗。他们加入了农民的行列，成了二等公民中的贱民。
至此以后，一部份学者形成了墙头草，随风倒的双重人格。他们紧跟“红太阳”，亦步亦趋，成为共产党的“御用知识份子”而不能自拔。另一些人则清高自远，对政策问题噤若寒蝉。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份子像是徐庶进了曹营，一言不发了。
五． 大跃进 ─ 指鹿为马，以试其忠
反右之后，中国进入了恐惧事实的状态。听假话、说假话、做假事、通过谣言和虚伪行为来逃避事实、歪曲事实。大跃进便是一次全国集体编造谎言的大爆发。全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邪灵引导下做出了许多荒诞不经的蠢事。说谎者和受骗者同样自欺欺人。在这场谎言与愚行中强制地把共产党的暴虐邪气植入了知识份子的精神境界。人们高唱着“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的跃进歌谣，实施着“亩产万斤，钢产翻番，十年超英，二十年赶美”的宏伟荒诞计划，轰轰烈烈，经年不醒。直到大饥荒拂卷中国，饿孚遍野，民不聊生。
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 与会者谁不知道彭德怀的意见是正确的。谁不知道毛泽东的 大跃进是荒唐，专断的。 但拥护不拥护毛泽东的路线是“忠”与“奸”，生与死的界限。当初赵高指鹿为马，并非不知道何为鹿，何为马。 而是为了左右舆论，结党谋私。 让天下人盲目服从而不敢略有争议。最后，彭德怀本人也不得不违心的在打倒彭德怀的决议上签了字。 正如邓小平在文化革命后期不情愿的保证“永不翻案”一样。
由于人类社会总要靠已有的经验来认识世界，拓展思维，而共产党使人们对整个社会的经验教训所知甚少。再加了官方公共媒体的封闭消息，人们判断是非的能力日见低下。下一代人对前一次运动中“慷慨歌燕市”的有识之士的理念、理想和经验完全无知，只能靠零星的片段来了解历史并判断新的事情。自以为正确无误，其实谬之千里。共产党的愚民政策就是靠了这种方式而大行其道。
六． 文化大革命 ─ 邪灵附体，乾坤倒转
说到暴政就不能不提文化大革命。1966年，中国大地上掀起了又一股暴虐狂潮。红色恐怖的狂风咆哮如发疯孽龙，脱缰野马，群山为之震撼，江河为之胆寒。作家秦牧曾这样描述中国文化大革命：“这真是空前的一场浩劫。多少百万人连坐困顿，多少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儿童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以进行。”据麦诺教授的保守估计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者达七百七十三万人。
人们对文化革命中的暴力和屠杀往往有一种错觉，觉得这些大都是造反运动形成的无政府状态下发生的。杀人者也都是“红卫兵”、“造反派”。但根据中国出版的数千册县志提供的资料，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时期不是红卫兵造反有理，中央各级政府处于瘫痪的1966年底，也不是造反派武斗正盛的1967年。而是“各级革命委员会”已建立，毛泽东恢复了对国家机制全面控制的1968年。在全国著名大屠杀案件中，滥施暴力、血腥杀伐的凶手大多是军队官兵、武装民兵和各级党员骨干。
从下面这几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暴行并非红卫兵造反派一时过激行为，而是共产党和地方政权的既定决策。文革时期的领导人与各级权力机构对暴政的直接指挥和参与却被遮掩起来。
1966 年8月，红卫兵以“遣返”为名，把历次运动中划为地、富、反、坏、右的北京市居民强行赶出北京押往农村。据官方不完全统计，当时有三万三千六百九十五户北京市民被抄家，有八万五千一百九十六人被驱逐出城遣返回原籍。此风很快在全国各个大都市蔓延，多达四十万城市居民被遣返到农村。连有地主成份的共产党司局级干部的父母也未能幸免。实质上，这种遣返行动是中共在文革前就安排好了的。彭真任北京市长时就说过，要把北京居民成份纯净为“玻璃板、水晶石”，即把成份不好的市民全部赶出北京。1966年5月，毛泽东发出“保卫首都”的指示，成立了以叶剑英、杨成武和谢富治为首的首都工作组。这个工作组的任务之一就是通过公安局大规模遣返“成份不好”的居民。如此就不难理解为甚么红卫兵对2% 的北京市居民抄家遣返，不但未被政府阻止，相反还得到公安局大力支持。当时的公安部长谢富治曾要求公安干警不要去阻拦红卫兵，要为红卫兵当“参谋”，提供情报。红卫兵不过是被当局所用。到了1966年底，这些红卫兵也被共产党抛弃，不少人被宣布为“联动分子”而入狱。主持遣返活动中的红卫兵组织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人的“亲自关怀”下成立的，他们的通令也是由当时的国务院秘书长修订后发表的。
继北京遣返地富成份的人去农村，农村也掀起了又一轮对地富成份人群的迫害。1968年8月26日在北京市所属的大兴县公安局的局务会上，传达了公安部长谢富治的讲话。其中要点之一是公安干警要为红卫兵当参谋，提供黑五类（地、富、反、坏、右）的情报，协助抄家。大兴县的屠杀运动直接来自县公安局的指令。组织杀人行动的是公安局的主任、党委书记。动手杀人，连孩子都不放过的大多是民兵。很多知识份子因在屠杀中“表现好”而得以入党。据不完全统计，在文革中突击入党的在广西一省有九千多人是杀人后入党的，有二万多人是入党后杀人的，还有与杀人牵连的一万九千多人。单从这一省统计就有近五万共产党员参与了杀人事件。
文革中，对“打人”也要进行阶级分析：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坏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毛泽东讲的这句话在当年肆虐一时的造反运动中广为流传。既然对阶级敌人的暴力是他们“活该”，那么暴力和杀戮也就广泛传播开去。
1967 年8月13日到10月7日，湖南道县人民武装部的基层民兵屠杀“湘江风雷”组织成员及黑五类。历时六十六天涉及十个区，三十六个公社，四百六十八个大队，二千七百七十八户，共四千五百一十九人。全地区十个县共死九千零九十三人，其中“地富反坏”占 38%，地富子女占 44%。被杀人中，年级最大的七十八岁，最小的才十天。这仅仅是文革暴行中一个地区的一个事件。在1968年初“革委会”成立后的清查阶级队伍运动中内蒙古清查“内人党”制造了三十五万余人被杀的血案。1968年在广西有数万人参与了对“四．二二”群众团体的武装大屠杀，死人十一万。
由此可见文革中暴力屠杀的首案、大案全是国家机器的行为，是由共产党领导人纵容和利用暴力迫害残杀百姓。直接指挥和执行这些屠杀的凶手多是军队、警察、武装民兵和党团骨干。如果说土改是为了土地依靠农民打地主，工商改造是为了资产依靠工人打资本家，反右是为了让知识份子缄口，那文化革命这种你斗我，我斗你，并无哪个阶级是可依靠的，即便你是共产党依靠的工人农民，只要观点不一致，就可以杀你。 这究竟是为了甚么？
这就是为了造就共产党一教统天下的大势。不光统治国家，还要统治每一个人的思想。文化革命使共产党、毛泽东“造神”运动登峰造极。一定要以毛泽东的理论独裁一切，置一人之理想于亿万人脑中。空间绝后的是文化大革命不规定有甚么事情是不能做的，而是“甚么可以做，要怎样去做，而除此之外甚么都不能做、不能想”。文革中全国人民实行着宗教崇拜一样的“早请示，晚汇报”。每天数次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早晚两次政治祷告。认字的人几乎无人没写过自我批评和思想汇报。言必称语录“狠斗私字一闪念”、“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文革中只允许崇拜一位“神”，只诵读一本“经”-- 毛主席语录。进而到不背语录、不敬祝就无法在食堂买饭。买东西、坐汽车、打电话也要背一句毫不相干的语录。人们在做这些时或狂热兴奋，或麻木不仁已经完全被罩在共产党的邪灵之下。制造谎言、容忍谎言、依靠谎言业已成为中国人生活的方式。
七． 改革开放 ── 暴虐未变
文革是鲜血淋漓，怨魂飘零，弃绝良知，颠倒黑白的时代。文革以后，城头变换大王旗，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政权二十几年里交替更换了六代领导人。私有制又回到中国，城乡差别加大，沙漠剧增，江河断流，贩毒卖淫有增无减。所有中国共产党曾经提出要消灭的“罪恶”又被共产党扶持起来。
共产党的豺狼心、蛇□性、鬼魅行、祸国术有增无减。六四用坦克开进天安门广场枪杀学生、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暴迫害更是罄竹难书。现在中国政权统治还是基于共产党的斗争与暴力崇拜：
法律：由于共产党政权不断的人为制造斗争，把大批的人打成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坏分子及邪教徒，共产党独裁专制集团和各种人民团体不断产生尖锐冲突。共产党则在“维护秩序，稳定社会”的幌子下，不断的修改“法律”和“条令”，把人民的不满行为纳入反革命行为加以镇压。1999年7月，江泽民在政治局多数人反对的情况下做出私人决定要在三个月内消灭法轮功，一时间谣言铺天盖地而来。江泽民个人对法国某家媒体宣布法轮功是“邪教”后，官方媒体赶紧发表文章对全国各界施加压力，并胁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一个不伦不类的“决定”来处理邪教，随后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发了一个对人大“决定”的“解释”。于1999年7月22日，新华社发布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人、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人等的讲话，公开支持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从而使得广大人民群众卷入了这场人神为之震怒的迫害之中，因为是“（党）中央”定性了的，他们只能拥护执行，根本不敢提出异议。五年来国家机构动用了四分之一的财力来镇压法轮功。全国人民人人过关，凡承认修炼法轮功而不肯放弃的人都被开除公职，关押劳改。他们并没有犯罪，也没有叛国反对政府，只因为相信真善忍就有成千上万人被关押，虽然重重封锁消息，透过亲属核实知道被杀害的人一千多，不知道的人数更多。
新闻：香港文汇报2004年10月15日报导中国第二十颗科学试验卫星返回地球，砸毁四川省大英县蓬莱镇霍积玉的房屋。报导援引了大英县政府办公室主任艾裕庆的话说这个“黑砣砣”的确是科学卫星的返回舱，而他本人就是卫星回收的现场副总指挥。但新华社办的新华网只发了卫星返回的时间并强调这是中国回收的第二十颗科学与技术试验卫星，却只字未提卫星砸毁民房的事实。这类报喜不报忧的手法是新闻媒介根据共产党的指示而采用的一惯作法。在历次运动中报纸和电视推波助澜、造谣传谣才能使得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得以实施。共产党一声令下全国媒体立即执行。党要反右，全国异口同声报导右派的罪恶。党要办人民公社，全国异口同声赞美人民公社的优越。在镇压法轮功的运动中的第一个月内，媒体每天在黄金时间段一遍又一遍给全国人民洗脑。自此以后江泽民动用一切大众传播的媒体不断编造、宣传，使民众仇恨法轮功的“自杀”、“杀人”等假新闻、假事件。其中导演的“天安门自焚”假案，被国际教育发展机构指责为政府带头欺骗民众的行为。在这五年里, 中国国内没有一份报纸，没有一个电视台报导过法轮功的真实情况。
人民对新闻报导做假已见怪不怪。新华社资深记者自己也说：“新华社的报导那怎么能相信呢？” 民间更是把中国的新闻机构形容为共产党的一条狗。有民谣唱道：“它是党的一条狗，守在党的大门口。让它咬谁就咬谁，让咬几口咬几口。”
教育：教育是用来统治人民的另一幅枷锁。教育本是用来培养知识份子。而知识是由“知”和“识”两部份构成。“知”指信息、资料、对传统文化及时事的了解；“识”指对所知的东西进行分析、研究、批判、再创造，即产生精神的过程。有知无识是书呆子，而不是真正被称为是社会良心的知识份子。这就是为甚么中国历来崇尚“有识之士”而不是“有知之士”的原因。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中国知识份子有知无识者、有知不敢识者比比皆是。学校对学生的培养也是要他们知其不可为而不为之。近年来，学校都设置了政治课、党史，并沿用统一教材。教师并不相信教科书上的一些内容，但迫于“纪律”大讲违心之话。学生也并不相信教科书和老师讲的内容，但是还得死记硬背，以应付考试。在中学生、大学生期末考试，升学考试的试题中就出现了批判法轮功的题目，背不出标准答案的学生则无法得到高分进入好的高校。如果孩子说真话，则马上开除学籍，取消升学资格。
在民众教育中，由于报纸、文件的影响，许多耳熟能详、家喻户晓的话，例如“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等语录作为“真理”流毒甚广，潜移默化，替代了人们的向善之心及以和为贵的伦理道德。 2004年中国资询中心统计分析了大陆新浪网进行的一项调查，分析结果有82.6%的中国青年赞同在战争中虐待妇孺和战俘。这个结果出人意料，但也反应了中国民众，尤其是青年一代对传统文化的仁政、人性缺乏最起码的了解。2004年9月11日，苏州一歹徒狂砍二十八名儿童。9月20日，山东一男子在一所小学砍伤二十五名小学生。更有小学教师强迫小学生手工制造鞭炮为学校集资而造成爆炸伤人的事件。
贯彻执行政策：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政策的执行往往采用了强迫、威吓的手段。政治标语就是这种手段之一。长期以来，共产党政权把贴标语的数量列为政绩的一个标准。在文革期间，北京城一夜之间变成布满标语的“红海洋”。“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比比皆是。到了乡村，则简写为“打倒当权派”。近期，为了宣传《森林法》，林业局各林业站、护林办公室下达必须贴够若干标语的硬性指标，贴不够就没有完成任务。结果，基层的政府单位就贴出大量的标语如“谁烧山，谁坐牢”。在中国近年的计划生育运动中，更有大量耸人听闻的标语如“一人超生，全村结扎”、“宁添一座坟，不添一个人”、“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收田牵牛”。更有违反人权，违反宪法的标语如“今天不交税，明天牢里睡”。标语在本质上是一种传播手段。它的传播更具有直观性和重复性，因而常被中国政府用来表示政治动向、意志和号召。政治标语也可以被看作是政府对人民讲的话，而在这些宣传政策的标语中不难看出它们所带有的暴力倾向和血腥气息。
八. 全国洗脑，划地为牢
中共最厉害的暴政统治工具是网罗式控制。以组织的形式，把犬儒主义加到每个个体身上。它不在乎前后矛盾，出而反而，就是要以组织的形式剥夺个人与生俱来的做人权力。政府统治的触角无处不在。无论城乡，人民都要由街道委员会或乡委会管理。就是结婚，离婚，生孩子，都要通过它们的同意。党的意识形态、思想体系、组织方式、社会结构、宣传机制、运作体系都为这种强权统治服务。党要通过政府体系来控制每一个人的想法及每一个人的行动。
共产党控制的残酷性不仅仅在于肉体上的折磨，而是使人逐渐变成没有独立见解，或有独立见解，却不敢放言，以保平安的懦夫。它的统治目地在于给人人洗脑，让他们想共产党所想，言共产党所言，行共产党所倡导的事。人讲：“党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但是不管共产党怎样变来变去，全国人民都要紧跟不舍。当你作为被依靠的力量去打击别人时，要感谢共产党的“知遇之恩”。当你受到打击时，要感谢共产党的“教育”之恩。当你知道打击你是错误，要给你平反时，又要感谢共产党的“宽宏大度、知错能改”。共产党的暴政就是在不断的打击与平反中得以实施的。
经过55年的暴虐统治，全国人民的思想已经是被“划地为牢”，禁锢在共产党允许的思想范围之内。出格一步，就是死罪。通过反覆多次的斗争，愚昧被赞扬为智慧，怯懦已成为生存之道。在互联网成为信息交流的主要载体的现代信息社会，老百姓连上网时都被要求自律，不去看外面的新闻，不去看有“人权, 民主”字样的网站。
共产党的洗脑运动是如此荒唐，如此残暴，如此卑鄙，如此无所不在。它改变了中国社会的价值取向和伦理道德，彻底改写了中华民族的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并不断用肉体和精神的摧残在加固共产党一教统天下的绝对权威。
结语
综上所述，为什么共产党要年年斗、月月斗、日日斗，生命不息、斗争不止。为达到这一目地不惜杀人、不惜破坏生态环境、不惜让中国大部份农民及城市居民长期生存在贫困之中呢？
这是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吗？不是。共产主义的原则之一是铲除一切的私有制，因为它认为私有制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共产主义在夺取政权的初期也曾势图全面铲除私有制。改革以来，私有制已经回到中国。宪法也规定保护私有财产。共产党四十年的统治不过是导演了一出财产再分配的戏剧，走了几个轮回，最终把别人的资产变到自己的腰包里而已。共产党的原则之一是它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它的任务是消灭资产阶级。但现在共产党的党章中已明文规定资本家可以入党。共产党内部已无人再相信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名不正则言不顺”，共产党如今只剩下一张皮，已无实质可言。
这样的长期斗争是为了保护党的队伍清廉纯洁吗？不是。共产党执政五十五年，如今全国上下共产党的干部贪污受贿、妄行不法、误国害民，层出不穷。中国有大约两千万党政官员，近年来已查出有八百万官员因腐败犯罪被惩处。中国每年更有近一百万人上访状告那些还没有被查出的腐败分子。仅2004年1月至9月，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对 35家银行和41家企业的违规办理结汇业务进行立案查处，就查出违规结汇金额达1. 2亿美元。据统计，近年来无数卷款私逃的共产党政府干部，偷盗的国家公款高达数亿美元。
那么说这样的斗争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素质和觉悟，让大家关心国家大事吗？也不是。如今的中国物欲横流、人心不古、骗亲宰熟、俯仰皆是。许多中国人对大是大非的问题不知不言或知而不言，成了在中国平安生存下去的最基本素养。与此同时民族主义的情绪一次又一次因空穴来风般的原因被煽动起来。中国人可以由政府组织到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去扔石头，放火烧美国国旗。要么当“顺民”要么当“暴民”，就是不能做有人权保证的公民。
共产党的斗争哲学是为了树立“一党天下”的教主地位。让一个党的思想统治全国人民，而政府机构、军队、报纸、电台都是共产党施行暴政的工具。共产党给中国带来的危害已是病入膏肓，它已是濒临消亡的边缘，它的解体已是不可避免了。
有人担心共产党政权的解体会使天下大乱。谁能代替共产党来统治中国呢？在中国五千年历史长河中，共产党五十五年的统治不过是过眼烟云。在这短暂的五十五年中，传统的信仰和价值观被共产党强力破坏；原有的伦理观念和社会体系被强制解体；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与和谐被扭曲成斗争与仇恨；对天地自然的敬畏与珍惜变成妄自尊大的“人定胜天”。由此带来的社会道德体系和生态体系的全面崩溃，使整个中华民族都陷入深重的危机。
纵观中国历史，中国历代仁政都把“爱民” 、“富民”、“教民”视之为政府的基本职责。人有向善的潜能，而政府有职责帮助人民实现这种潜能。孟子曰：“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不富而教是不现实的，不爱民而滥杀无辜则谓之暴虐。上下五千年中国历史中, 不乏仁政的实施者: 古有尧舜、周具文武、汉出文景、唐盛贞观、清泰康乾。这些朝代的鼎盛无一不是“行王道”、“持中庸”、“求平衡”。仁政的特点在于造贤用能、广开言路、讲义求睦、博施与民而能济众。老百姓因此能够循礼守法，安居乐业。观天下之势，兴亡谁人定，盛衰岂无凭。还人间一股祥和气，使百姓真诚、善良、谦逊、忍让。让国家俯首农桑、百业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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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地处中国东北地区，冬天的夜晚异常寒冷。由于学生宿舍的房间内没有厕所，晚上小解时必须走一段距离才能去房外的厕所。那三位女生同居一室，房间距厕所比较远。话说有一天晚上，那位俊俏的美女在半夜时尿急，只穿短衣短裤急急忙忙去了厕所。然而，当她返回自己的房间时，却发现宿舍的门被人从里面反锁了。她站在门外只觉得寒风刺骨，大声呼叫房间内的人却得不到应声。由于深夜的喊声十分响亮，惊动了许多男同学起床观看。在寒风中只见那美女同学冻得发抖，却一时猜不着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最后那位美女同学忍无可忍，拿砖头打破了玻璃窗口才得以进入房内，里面的两位女生仍然装睡不醒。从此以后，美女与那两位女生形同仇敌，相见时彼此咬牙切齿，直到培训结束时仍然互不答言。
这件事情使我深思了很久。中国人妒嫉心竟然如此强烈！我们整个民族由于受儒教的影响，形成了很内向的性格，但是这种内向的性格也同时造就了许多妒嫉心极其强烈的人。在中国的历史上，有几个因嫉妒心极其强烈而闻名的“人物”。最典型的莫过于周瑜和庞涓。
《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三气周瑜”的故事，恐怕是老百姓最熟知的。周瑜是一位年青得志、文武双全的雄才，２４岁就被授予建成中郎将，３４岁率军破曹，以少胜多，取得了历史上有名的赤壁之战的辉煌胜利。然而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性格暴躁、好胜心太强、心胸狭隘、骄傲轻浮、嫉妒贤能、情绪容易激动。对于才能胜过自己的孔明，总是耿耿于怀，不是虚心请教，而是伺机陷害。其结果种种计策都被孔明识破，还被大大羞辱了一场，周瑜最后被气得大叫一声后，不久便一命呜呼了。临死前，他还仰天长叹“既生瑜，何生亮！”显示出他只能天下第一、不能天下第二的高度虚荣心及对孔明的嫉妒。
而孔明的性格则比周瑜好得多。他为人宽宏大量、谦虚谨慎、勤奋好学、目光远大。为顾全大局，他帮周瑜取得赤壁之战的胜利，但周瑜逼他太甚，一次又一次设计杀他，孔明才将计就计，使周瑜的毒计一个个破产。
较之周瑜，庞涓的嫉妒可谓更胜一筹。春秋战国时，孙膑与庞涓曾同拜于一个师父的门下，各有所长。但庞涓在出道之后，已是魏国的将军了，仍嫉妒着孙膑，怕孙膑的才情胜过自己。于是，他就生了狠毒的心，骗孙膑赴约，挖其膝盖骨，再墨型刺脸，置其于囹圄。从此，孙膑“疯疯颠颠”的，已站立不起，又破了相。后来，有人相助，孙膑就暗中见了来访的齐国使者，一吐自己的惨况。齐国的使者惊讶之后，救了他，并带孙膑一起返齐。这一走，就注定了孙膑的最后的胜利。去齐国之后，孙膑将其智慧与谋略展示给齐王，终让齐王信任，被任命为军师，为将军田忌谋划。这时候的孙膑，坐在帷幔围着的战车里，不露真容，但却在一步一步接近自己的目标。
马陵一仗，孙膑、庞涓一决胜负。魏国与赵国联兵攻打韩国，韩国向齐国告急。于是，齐王便让田忌当大将，前往救韩。为救韩，田忌率兵就直奔魏国，捣毁老窝。庞涓闻讯，只得撤出韩国，赶将回来。这时齐兵已西去，庞涓穷追三日，见沿途的灶台逐渐减少，大喜，以为齐军懦弱，已逃遁大半，且不知正中了孙膑之计。在被刮掉半块皮后的一棵大树上写着：“庞涓死在这棵树下！”然后，孙膑等着，等着这一刻的到来…… 庞涓追来了，追进了狭窄的山沟里，在傍晚将黑的夜色中看到那棵大树。于是，他点着了火把，让亮光照着，读那一行字，明白了自己的末日已到。的确，是庞涓的末日了，那万箭拉开的气势，是孙膑坚定的命令，让燃起的火光告之四面埋伏的将士：是时候了，射！庞涓倒下了，万箭之中，他自杀而亡。但自杀之前，他留下的那句话是：“这一仗可让这小子出名了。”这小子指的当然是孙膑。由此，庞涓的狭隘、嫉妒，至死不变。
嫉妒心像一柄双刃毒剑，既威胁别人，又毒害自己。一旦沾染，就不能自拔。由周瑜、庞涓至死都不改的嫉妒心，可以看出这一点。据医学家分析，嫉妒心作为一种不良心理，极易引发心血管疾病。在西方，著名的童话故事《白雪公主》，也在不断的告诫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心存嫉妒的恶毒的人下场是很可悲的。从历史上看，出于嫉妒、恶毒，欲加害于人的人，往往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或遗臭万年、或沦为笑柄。因此，妒嫉心害人害己绝非虚言。任何一个立志做好人的正人君子，都应该诚心的为他人的优点与长处而鼓掌，以博大的胸怀看待他人的成功。
（英文版：http://www.pureinsight.org/pi/index.php?news=2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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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正法修炼中修去根本执著
当我听到师父关于“海外的邪恶都集中在曼哈顿”的讲法时，我的第一念，就是要到曼哈顿清理邪恶。在我决定到曼哈顿的同一天，接到了搬家通知。我想那就搬完家再走。可是，总有突发事件影响我不能按计划搬家。我意识到这是干扰，于是在房屋使用设施的维修没有完成的情况下把家搬了。于八月五日我从多伦多起程来到了曼哈顿。
邪恶调动了宇宙中所有的力量向曼哈顿聚集，我们刚来到曼哈顿时天上的乌云比任何地方的都黑，比任何地方都浓，经常乌云滚滚。我们可以清楚的感觉到宇宙正邪大战的激烈。麻木的世人直接撞掉大法弟子手中的真相资料，如果你站的不稳会连人一起撞倒。大法弟子中出现身体不适和情绪化的反映，以至形成一些矛盾。由于我们修炼状态和对法理解的不同，又加剧了事情的复杂性。使一些没有从个人修炼状态中走出来的同修陷在其中不能自拔。如何不被表面现象纠缠，抓住正法修炼的大方向不被干扰，非常重要。我们学不好法时，对事情的本质就不会有清醒的认识，就会对曼哈顿正法造成直接干扰。在这里分分秒秒都是修炼，如果我们懂得珍惜，对法理上的飞跃是无法想象的。
来到曼哈顿，才真实体会到曼哈顿正法的意义。清理邪恶只是一个方面，修去我们各方面不曾暴露的根本执著，使生命向更高境界升华才是根本。
曼哈顿正法开始后，师父连续发表了四篇新经文，指出了我们的问题。要求我们放下人心救度世人，要求我们保持头脑清醒、理智，增强大法弟子的正念。希望我们提高对法的认识，不要只停留在人这认识法。
任何个人的执著，都会成为邪恶干扰我们的借口。我们必须为自己所作的一切负责。必须对曼哈顿正法负责。正法修炼与个人修炼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在正法修炼中不是不存在个人修炼的因素，而是个人修炼要服从正法。在个人修炼方面海外的修炼环境与大陆截然不同。大陆同修一旦有漏就会被抓，相应也容易引起重视。而海外在和平的环境下修炼，只有在法理十分清楚的时候，才能意识到个人修炼与正法的关系。当磨难来时，我们还常常徘徊在这个执著放不放，那个执著放不放。明明知道应该放的执著，但是陷在其中时就只能感觉放时的痛苦和不幸。而当我们把自己溶在正法中时，对个人的执著放不放？已经不再是问题。就像洪水中的泥沙，一带而过。回过头来看，自己都感到愕然。
我们在生生世世的转世中，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和我们今生形成的个人生活习俗、秉性、嗜好都是我们固守的也是自己所意想不到的执著，恰恰是这些障碍着我们神的一面。
我是一个个性较强的人：喜欢按着自己的格式生活，喜欢安静。无论一天多忙都喜欢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宁静，那就是我的家。任何一个人，一进我的家，他的言谈举止就要符合我的习惯，不然我会不舒服。所以我不喜欢任何人闯入我家。不喜欢任何人介入我的生活。而且我对气味也十分敏感，修炼人清理身体时排除的气味会让我受不了。我甚至会知道有些气味是来自我们哪些方面的执著和业力。当然在与大家相处时也就极力的回避。回避同修的家，回避乘坐同修的车，甚至回避同修动过的食物。我感到他们碰过的一切都有他们的气味。
来到曼哈顿，我们是十几人共同生活，一周内人员还要更换一、二次。我长住在曼哈顿，又是协调人，按我的个性，我要过大关了。这也是我来曼哈顿的第一念，跟着就问自己如何面对大家，但是我清楚一切都要服从正法，容不得多想就来了。
我们的房东也是大法弟子，刚来时她邀请我到她那单独居住，我想刚好我可以躲避大家。几天后，觉得不对，就主动搬回与大家同住。夫妻还有各自的空间，我们却要24小时面对，真的是不容易。可是当我与大家共同生活的时候，并没觉得有什么大的不便。时间象流水般自然的流过。没有撞击，没有波折。当大家在一起共同进餐时，同修吃饭咋嘴的声音已不再让我心神不宁，当有气味的同修伸着胳膊跨过我的食品时，我也不再反感。这些以往我生活中固守的、无法改变的习惯，也是我在集体生活时最苦恼的事情，在曼哈顿正法中都自然的过来了。我感叹大法，感叹师父的苦心，师父对我们的慈悲至微至洪。我对自己说，如果不努力修，真的对不起师父，对不起这万古机缘。
每一个同修像一面镜子照着自己，不需要语言，我们就在交流，在升华。大法的殊盛在我们的升华中，在窒息邪恶中再放异彩。曼哈顿助师正法使我们学会了珍惜；学会了宽容；使我们更加成熟。
二、正念正行，大法显神威
我理解曼哈顿讲真象有两个方面。一是，向商家及各界讲真象；二是，街头的反酷刑演示。我主要参与反酷刑演示。
八月的曼哈顿天气应该是很热，可是我们一做反酷刑演示，就下邪雨，刮阴风。说雨邪是因为那雨转到雨伞的底下横着打在你的脸上身上。说风阴，是因为炎热的天气刮冷风。雨水打湿的衣服，被风吹后，让你有阴冷的感觉。这种情况有时一天要折腾两三次。但是我们没向邪恶低头，风雨中我们的街头反酷刑演示从未停止。
街头反酷刑演示是新的尝试，刚开始的时候有的同修不好意思当演员，有的不愿意当警察，有的不愿意打横幅，尤其在烈日和暴雨中。这些需要我逐个的落实，遇上不理解的同修就要交流。
华尔街的反酷刑演示，是从我们加拿大开始，当地同修告诉我们，任何团体都没在这搞过活动。虽然我们被允许，但是如果做不好不仅被取消，以后任何团体都不会再有机会。那么使我们的活动如何给社会带来正面影响是很重要的。当时只有我们一个反酷刑演示点，一天要接待几十上百个来自各地的同修，一人一个背包堆起来就是一个小山。从材料的管理到背包一点照顾不到就出问题。
对反酷刑展的展板如何摆放意见纷纭。刚摆好的展板，新来的同修就要撤换，一天最多时要撤换十多次。我悟到，我们反酷刑演示的现场犹如窒息邪恶的战场，犹如古时两军对垒的“阵”。不能敌不攻我，我自乱。“阵”已经摆好就不能自乱。后来我告诉大家，愿意参与的同修，早点来。不要等到我们摆好了再动。这样我们的场静了很多。当有的同修对负责摆放展板的同修有意见时，就问我，谁是协调人？为什么你要听他的。我说，每个同修都会对法负责。修炼是大家的事，只要大家愿意参与都可以负责。我们的展板就是我们震邪的法宝和武器。每个同修来自与不同的宇宙生命，所以选择的震邪法宝和武器也是不同的。与我们结缘的生命和我们除去的邪恶也是不同的。大家基本认同了我的观点不再争执。忙完一天，我感到身体和精神的承受都达到了饱和。我的喉咙每天都感觉有一团火在烧着，声音变的嘶哑。
经过一个月的磨练后，我意识到自己过于紧张的本身，也是关系到对师父和法的坚信问题。应该相信同修，大家在过程中都能走好，相信法能圆容一切。出现的问题，是我们修炼过程中必然的反映。法理的升华使我从高度的紧张中解脱出来。
大法弟子的正念正行，一个月后，把曼哈顿翻了个个。我们完全可以控制形势了，眼看着天阴阴的，雨在云层里含着就下不来。举头望去，我们反酷刑展的上空是透明的，乌云绕着圈从我们的头上躲过。有时等到晚上我们前脚进家门，另一只脚还没迈进，雨就急着倾泻了下来。那些西装革履的，麻木的绅士们脸上有了笑容，开始主动给我们签名了。警察和保安成了我们的朋友，不再找我们的麻烦。
十月下旬，邪恶突然调集大批力量向我们反扑。浓云、狂雨大做，阴风将我们用手都不易掀开的装材料的盒盖掘开，狂风肆虐着我们的材料。冬天防寒的衣服都穿上了，仍然冻得全身抽搐。只有一条马路之隔，对面安然无恙。既不寒冷，也没狂风。晚上回家感到从没有过的疲劳。折腾了几天，邪恶看无法动摇我们，就换了花样。
一天，我们在一个通常谁都不管的私人公园搞反酷刑演示。这个地方也是我们最熟悉，曾经搞反酷刑演示最多的地方。这天，警察友好的走了过来，因为我们已是熟人了，彼此打着招呼，然后，他说，今天我的老板说了，一定要按章办事，请把你的审批手续拿给我看。我说，这是私人的领域，按照常规是不需要审批手续的，而且警察局的主管部门也给了我们口头的许诺。他说今天不行，因为老板特别强调，一定要看正式手续。我说，那就请你等等吧。他说等多久，我都要看。于是就站在了一旁。几分钟后又来了几个熟悉的警察，同样是谦和的坚决的要看我的审批手续。经过讲真象，他们同意我们继续做下去。前两批警察还没走，没过几分钟又来了更多的警察，同样是友好而坚决的要看我的审批手续，那架势是你不撤，我们就动手。三拨警察汇集在一起，我感到了不寻常。这是曼哈顿正法以来从未发生过的。我清楚此时，首先应该做什么。于是，我对警察说，请给我几分钟。我要做一件我必须做的事。然后我盘腿坐下，微微闭目立掌发正念。十几分钟后，当我睁开眼睛时，三拨警察一个没剩，无影无踪全都撤走了。同修告诉我，在我发正念的时候，最后来的那车警察开着车来回转了三次，每次回来都盯住我们的同修坚持要看我们的审批手续。同修回答，请你给她（指着我）点时间，因为她是协调人。警察三次往返，同样的问话，同修同样的回答。警察第三次返回后，看我还闭着眼睛没结束，在一起说了些什么就都撤走了。
接下来的两天，邪恶又安排印地安人的乐队在我们旁边演出。声音大得相隔几个街口都能听到，直接干扰我们讲真象。我走过去首先问候他们，然后我告诉他们，我们很喜欢你们的音乐，希望你们的声音能小点，别影响我们向路人介绍发生在中国的这场对好人的迫害。你们对我们的支持，就是对人权的支持，也是对我们的最大友好。他们说，对不起，然后调小了声音。就这样与我们相伴两天后离开了。
刚刚安静，公园管理局的人，杀气腾腾的来了几个，告诉我们立刻撤走。我问，为什么。对方先说要看我们的审批手续。然后又说，即便你们有警察的批准，也不能在这。因为你们必须同时有我们的批准才可以在这。我问对方，可以听我说几句吗？对方回答，不听。就是撤。有什么话明天到公园管理局去说。我说，请告诉我你们是哪个部门和您的称呼。对方拒绝。我接着说，你能告诉我，到哪个部门，找谁吗？我现在就去。回答是，你现在必须撤，有话明天再说。然后他就接着问了我几次，撤还是不撤。我不回答他，一直看着他发正念。他回避着我的目光说，我们到那边开会。会议结束前你必须撤，不然我就处理你。我还是一言不发，就是直视对方发正念。
因为师父告诉过我们：“一个常人在修炼人面前他是非常脆弱的。今天的人实际上是受了不同层次这套旧势力系统安排下来的魔难，人被不同层次的旧势力控制着，所以它们才变得非常强硬，它们才敢对修炼的人如何如何，它们才敢对大法不敬。”（《导 航》“在华盛顿DC国际法会上讲法”）。我理解常人在我们面前无理时，一定是被邪恶操控的。我们就要发正念清理他们背后的邪恶。因为除恶也是慈悲众生。同时，我用中文告诉大家发正念。那些公园管理局的人跑到离我们十米远的地方嘀咕去了。我一直看着他们发正念。因为这个时候我是不宜坐下闭目合十。有个同修还跑到他们身边坐下近距离发正念。二十分钟后，他们没有回来处理我。我们也没撤，而是他们在我们清理了他们背后的邪恶后离开了，再也没回来。
我们感到邪恶用尽了伎俩，而且是越来越弱。我想它们已经是黔驴技穷了，接下来应该有一段安静的日子。没想到，第二天也就是“真、善、忍”画展告急，业主突然单方面撕毁合同终止画展并无理的把我们已经布置好的展厅的画摘下。我立即赶到了现场。以一名参观者的身份询问终止画展理由。保安说你跟我来，我带你找个人解释为什么。结果，保安把我带到一个避静的角落看管起来。后来我发现所有来的人无论是大法弟子还是参观者都被看管起来。那一刻，我愤怒了。在海外堂堂的自由国家，竟然发生这种事情。我强压着心里的怒气以参观者的身份要求责任单位向公众和媒体有个交代。他们感到了压力，但是不肯退让。我清楚自己必须静下来才能达到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的目地。于是我默念一个静字，让自己静下来后，就从第一个与我们接触人讲起，他明白了真象后，又帮助我们找来他的上级，就这样我们逐级逐个的向所有能接触到的人讲着真象。
情况显得特殊的复杂。所有与我们接触的人通过讲真象都发生了改变。可是一离开我们，就又变了。与我们在一起照顾画的保安本来两个小时换岗。邪恶害怕我们讲真象，就一个小时，半个小时一换，后来十几，二十分钟一换。刚好我们抓紧时间向更多的人讲真象。
我对他们说，人生活在社会上，一方面是受法律的制约，一方面是受社会道义、公众的制约。而更多的人是不被法律制约。因为大多数人是不会触犯法律的。大多数人是受社会公德、道义、媒体等的制约。这是真正的人的生存环境。没有了这些也就失去了生存条件。在画展开始后，你们单方面撕毁合同，终止画展，对你们的名誉、社会信义都会带来负面影响。为了你们的名誉也是对公众负责，希望你们能有个公开的态度。也希望你们能与我们共同参观画展。他们同意了，他们的良知终于被触动了，他们感到了愧疚和不安。
可是后来他们又出现了反复，出现了僵局。他们的保安头，疯狂的抢走了我们的讲真象资料。后来我们知道是在中领事馆的操控和压力下造成的。于是我们对他们表示同情，表示遗憾。我告诉他们，我们是关心你们的，我们不会伤害你们。中领事馆一贯造谣，污蔑我们以此来掩盖发生在中国的对法轮功的迫害。你们又是犹太人，曾经经历过大屠杀，我们应该是彼此理解的。
师父告诉我们，讲真象是一把万能的钥匙。通过讲真象，我们终于可以在友好的气氛中交流，他们还帮助我们驱除了一些可疑分子。因为人力不足撤画时我们有些困难。对方给予了我们很大的帮助。当然接下来我们还有很重的讲真象任务，这是后话。
曼哈顿正法，让我懂得了珍惜：珍惜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使命；珍惜修炼的机缘；懂得了为什么师父说，重视我们的修炼过程，而不是结果。因为过程中能使我们成熟和升华。无论旧势力安排的多么周密，只要我们学好法，就能破除旧势力的安排和操控，而不被其制约。有的同修常常说，这一切都是旧势力安排的。师父就是利用旧势力的安排，让我们走出一条堂堂正正的正法之路。
最后我想用师父的《洪吟（二）》中“洪劫”与大家共勉：
（英文版：http://www.pureinsight.org/pi/index.php?news=2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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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尊在讲法中，明白告诉我们：“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个人解脱不是修炼的目地，救度众生才是你们来时的大愿与正法中历史赋予你们的责任和使命，因此大量的众生也就成了你们救度的对象。”（《放下人心 救度世人》）因此我们谨记师尊的教诲，怀着一颗救度众生的心，来到曼哈顿参与证实法的活动。由于时间并不长，所以我们一组人决定专心参与地铁讲真象，另一组人则专心在小队游行。
分派已定，而且经过之前有经验同修的指引，我们很快熟悉地铁搭乘方式，与洪法讲真象的方式。由于心很定，所以很快适应这里的环境。
一、我们是一个整体
在法理上，美国的同修给予我们很大的启示，那就是我们是一个整体，是一个整体在证实法，不是证实个人，或者在个人心性的提高多少？如果我们还是处在个人心性提升的阶段，不是在整体上的配合，不是在整体上的升华，不是在整体上的提高，不是在救度众生的基点上，那可能走的就是旧势力安排的路，个人的单打独斗，那可能救度众生的效果，就无法达到最好。但是在证实法的过程中，我们所发现到的心性上的不足，就要将它去除，否则整体的洪法讲清真象的效果会受到影响。“大法弟子在证实法中所走的路，这种既修自己、同时救度众生、又配合了宇宙的正法要求、解体清除对正法起负面作用、对大法弟子行恶的黑手烂鬼与各种旧势力安排的干扰迫害因素，这就是大法徒所走的完整的修炼、圆满、成就伟大的神的路。”（《也棒喝》）整体配合好，放弃个人主观意见，放下个人的执著，把证实法的工作做好。一个人的漏，就是整体上的漏，所以当个人有出现不好的状态时，要赶快小组交流，稳定脚步。当然在个人的洪法效果上，又是取决于个人的修炼状态，有学员的心很纯净，就算是不会英语，也能达到很好的证实法的效果，用中文都可以行的通，这也给我们很大的启示，那就是到纽约讲真象，英语的要求是很低的，这给不会英语的同修很大的鼓舞。只要我们那颗救度众生的心出来，师父都会帮忙的。
二、地铁讲真象的方式
在这几天的经历中，我发现地铁讲真象效果非常的好，特别是原本冷漠的纽约人，看到二十一世纪还发生这种惨不忍睹的迫害人权的恶行，他们的那颗善心都被激发出来，有人摇头表示不可思议，有人要支持，有人表示要炼功，都是常有的。特别是当大法展现在常人面前，许多人都驻足凝视，拿相机、或者摄影机录影的都有，有人问法轮功是什么？有人非常不理解江XX为何打压法轮功？纽约人越来越清醒，越来越理解这场迫害是残酷，且不应该的。越来越多人走进大法，真为这些生命感到高兴。
地铁讲真象可以分为几种方式：一种是在车厢讲真象，再来是在月台讲真象，还有是在车站内各个路口讲真象，以及在地铁出口外面讲真象。
车厢讲真象：由于冷漠的纽约人要拿真象资料去看，有时是不容易的。可能是生活中养成不拿传单的习惯，加上人与人之间那种不信任，所以他们是不轻易拿真象资料。所以在车厢里，当我们展示着迫害的图片时，他们看到了，许多原本冷漠的脸孔就改变了，再递给他的真象资料，他便愿意拿。记得第一次和组员到地铁讲真象时，依据前一天交流后决定的路线，他们在S线上讲真象，他们一直待在车厢内，来回搭着地铁展示真象图片，起到很好的作用，即使不拿资料也看到真象，而大部分的人都拿了真象资料在看。当然也不一定要拿资料，他们看了展板知道迫害真象，这也达到讲清真象的目地。
月台讲真象：大部份的时候，在我们进入月台时，就会有许多目光聚集，许多人看到这场在中国的迫害。记得那天我们要搭车去橘线的53街洪法，因为同修说搭不到这班地铁，我们觉得还是得去，所以就花了一些时间等这班车。在等这班车时，来来往往的旅客，就有机会看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象。有个妇女拿了真象资料，看到我们身上所背的看板，直摇头觉得不可思议。有个年轻的女孩，看到展板，表情与肢体动作丰富，表示不可理解，觉得很残忍。而许多人都拿了真象资料，马上就关注起这场迫害。还有一次在寻找适合的点，让学员可以停留久一点，做洪法讲真象的事情，当时心有点浮动，发资料不容易，但是当在换车时，我们发现月台上乘客看到身上背的展板时，几乎每个人都拿了真象资料在看，当时心里好感动。
车站内讲真象：在大的车站讲真象，与小型车站是有区别的。小型车站几乎就是和月台讲真象是一样的，因为面积小，不能太多的人聚集，否则容易被警察或者管理员干涉。在大的车站内情况就不一样，比如42街的时代广场、与世贸中心、34街的车站以及14街的联合广场等都是大型的地铁交通枢纽，可以依照情况，将组员分派到各个出入口，或者集中起来在一个角落洪法炼功，都会起到很好的效果。一次在34街的车站内，当时正是下班时间，我们四位同修分别守住不同的出入口，分发真象资料。当时我站在乘客将搭电梯下去乘车的位置，远远的就可以让乘客看到我身上的展板，让每个过往的旅客都有很高的概率拿到我们的真象资料。这就是师父在《在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上的讲法》中说：“再有，你们在偶然中碰到的人，在生活中碰到的人，工作中碰到的人，大家都要去讲真象。就是在人世匆匆的一走一过中来不及说话你都要把慈悲留给对方，不要失去该度的，更不要失去有缘的。”而那一天我们的资料都发光了。在世贸中心这个地铁运转枢纽，大法弟子又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因为同修感受到纽约人的冷漠，决定放下自我，不再执著要发资料，或者要如何做？而是整体配合：拿展板的同修举这一大张海报，面对着庞大且匆忙的人群，远远就让众生可以看到迫害真象，同时发出强大的正念，另外同修配合着炼功，而一两个同修发着资料，这些过往的众生，他们都会伸出手来接着真象资料，许多众生被这强大正念场所感动都在主动了解真象。这是同修的一次正念正行。
在地铁出口外：除了让搭车的众生可以知道真象，也可以让来来往往于车站附近的众生知道真象。特别是在非上下班时间，车站内人较少的时候，我们会到车站外面来洪法。那天在86街街角，地铁出口处，我们三人形成一个整体，两个人炼功一个人发资料，达到很好的效果。许多原本不接资料的人群都会接上资料，许多人驻足在我们面前看着地上的图片，知道了中国迫害法轮功的真象，还有一位妇女甚至拿钱要资助我们，但是我们感谢她的义举，请她将真象告诉亲朋好或者媒体、议员等，同修顺便送她一张音乐CD祝福她。这种洪法炼功读法讲真象的方式，起到很大的效果，比你单纯的发资料要好很多。因为当我们炼功读法时，会有许多有缘人过来了解法轮功，甚至会有许多人问哪里可以炼功？
三、讲真象的体会
在讲清真象的同时，有许多小体会，可以供同修参考与借鉴。
“口中利剑齐放”：在《快讲》中，师父明确告诉我们要「口中利剑齐放」，而不是资料齐放。所以在讲清真象时，不要忘了，匆匆一过之间将慈悲留给对方，不要吝惜将“法轮大法好”告诉对方。通常在早上发资料时，会问对方早，然后英文的“法轮大法好”告诉对方，并且报以微笑，对方都会感受到我们的善意，因为我们发现纽约人连打声招呼都很少。许多时候远远看见对方，便会目迎，然后以上述的方式向对方问安，许多人会因此接过真象资料。所以要前往纽约的同修，一定要学学英文的“法轮大法好”，真的学不会，中文的“法轮大法好”也会通。
“法轮大法好”的威力：记得在86街角洪法时，当时有女孩子好像在拉什么广告，还是做问卷或者其它的事情时，我微笑的递上资料，并告诉她“法轮大法好”，她微笑拒绝我的真象资料。我不受影响的继续对来往的行人喊着“法轮大法好”，递送着真象资料，后来她微笑着主动过来要资料。在热闹的34街角，人很多，来往很匆忙，发资料几乎没人拿。但是当我们在那个街角喊了一阵子“法轮大法好”，渐渐的有人开始接受真象资料，这是大法的威力。所以同修在做洪法讲真象工作时，一定要将“法轮大法好”喊出来，千万别只是静静的站在那儿。
发挥集体的力量：有时个人在发资料时，会碰到瓶颈发不出去资料。这时可以暂缓一下，休息交流，然后炼功读法，会使整个场改变。其实来曼哈顿，并不是证实自己，或是自己多有本事，反而是集体配合协调，所以要善用集体的力量，加上法的力量，让更多众生听到法，可以得救度。由于一个小组中，每个人的心性不一样，修炼状态不一样，若是出现同修疲惫的现象，这时小组长应该了解一下同修的情况，也休息一下都是可以的。其实炼功对于大法弟子才是真正的、最好的休息。学法是讲清真象的保证。
放下人心才能救度世人：在发资料时，会出现得失心。可能谁发的好，谁发不好，会跟同修作比较，觉得自己很差劲，资料发不出去，这些心会干扰我们，让我们无法专注于讲真象救度众生。其实当我们越纯净时，发资料的效果越好。所以渐渐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会放下这个心，发的资料也会越来越多人接受。当然资料发的好的，也要不生出欢喜心。在地铁发资料的第一天，在S线的一头，我们站在月台上发资料，此时有个火车司机摇下车窗，向五、六公尺之外的同修要资料，同修看到赶紧走进将资料递给他。当时另外的同修觉得太好了，居然有司机摇下车窗要资料，真为他感到高兴，一个生命得救了，觉得这是一个题材可以写心得了。等到下一班车到月台时，这位司机的车窗是打开的，同修觉得正好可以给递上材料，但是此时发现司机却是一脸不高兴的样子，不接受我们的资料。这时同修才发现，自己生出欢喜心，要赶快去除。另外在发资料，千万不要去想等会发完资料，想吃这吃那，或者做什么事等等。这个是一个严重的干扰。还有由于长时间在外面，可能会担心是否带足水、上厕所的问题？随着溶入证实法之中，我们发现这些都是人的观念。
因为当我们看到这么多的芸芸众生等着我们救度，同修们常会忘了吃饭、忘了上厕所，却感觉体力越来越好。
警察是善意的：在地铁里，很容易碰到警察，但是这些警察大部分都是善意的，他们并不干涉我们发资料，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中国的这场迫害。通常都是学员自己做的不足，才会招来警察干预。师尊在法中告诉我们，做任何事首先要想到别人，会不会给别人带来困扰、造成麻烦。只要我们做正，警察并不会干预。如果有怕心时，警察特别容易出现在面前，看看我们的心怎么想怎么摆。其实一旦我们去掉怕心后，警察就消失了。因此碰到警察时，我们可以跟警察打招呼，问候他们辛苦，报以微笑，那些警察也会对我们微笑，他们不但不干涉，反而是在保护我们。
世人渐渐觉醒：在旧势力安排下的纽约，人与人都是很冷漠，不太接受任何传单资料，要打破这种旧势力的安排，唯有大法弟子的正念清除那些背后的干扰，解体他们冷漠的因素，讲清真象打开他们封尘已久的善念，将“法轮大法好”打入他们微观中。渐渐的，看到众生的笑容，因为他们明白的一面知道，他们已经得救度了。
许多人知道真象后，变成活传媒，告诉自己亲朋好友真象。一次，一个家长带着小孩看到我们的展板，这位家长看到后，便跟自己的小孩解释，这是怎么一回事？原来家长已经知道真象，就给自己的小孩作机会教育；还有自己知道真象，便对朋友讲起法轮功真象，学员们都不必自己开口。所以世人渐渐觉醒，在曼哈顿讲真象也越来越容易，这是整体大法弟子努力的结果。
四、地铁讲真象要注意的事项
为了减少损失达到救度众生的最大效果，我们在讲清真象要注意到自己的形象及行为。因此穿着上要尽量整齐。在拥挤的地铁里，要注意背着的展板是否妨碍到别人？不能说我就是正念正行，其它都不管，人的礼节都不管，我想这决不是大法弟子应该有的行为。
在地铁里，比较窄小的地方，像是月台或者是车厢上，可以两个人一组，搭配着讲真象，最好是有一位英语较好的同修。万一没有那么多人会讲英语，也要将英语讲真象的稿子带在身上，必要时可以用来补足英语能力的不足。在大的地铁站可以，搭配着炼功，及展示看板等方式，但是不可以挡到行人的路。一般地铁站不要集结太多同修，这样容易引起管理人员的注意，而不让我们讲真象。
另外要准备好曼哈顿炼功点的资讯，因为许多有缘的人想要学功。记得一次搭错车，地铁站内太小，只好到地铁外面来。在一个小公园里，我们碰到一个年轻人，看起来好像是学生，他说练过武术，有点根基，他也想了解什么是法轮功？为什么被打压？和太极、瑜珈有什么不同？会英语的同修都一一解答他的问题，他想学。
这时同修给他炼功点的讯息，并且拿出一本英文版的《转法轮》要送他，他开始不肯拿，后来终于接受了。同修还特别叮咛他，要爱惜书，千万不可以画线。在最后一天，我们正在爬楼梯要出地铁站，喊着“法轮大法好”发送资料，一位西人急忙上到阶梯口，然后转到我们面前，也是个有缘人想要学功，我们给他炼功点的资讯，然后请他连到网站，可以下载更多的资料，知道更多的讯息。
曼哈顿是邪恶集中的地方之一，在讲真象的过程中，我们每个人都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发资料的认真发资料，发正念的认真发正念，举展板的举好展板，这样会让整体的力量达到最好。
最后以师父《在亚太地区学员会议上的讲法》中的一段作为结束：
“围绕这三件事，怎么样把它做好，同时修好自己，救度众生，难度最大的就是救度众生。怎么样做好，其实就是个协调问题。我讲协调也就是配合好，证实法也是修炼，都向内找就会配合好。”
若有不足之处请指正。
谢谢师尊！
谢谢大家！
（2004年11月纽约法会交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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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看高精度图片11月23日(星期二)美国感恩节的前二天，纽约曼哈顿东97街中央公园内，在一棵棵红绿黄桔色的枫树下，近千名身着黄、蓝两色服装的法轮功学员排出了两个大字：正法，与周遭绚丽的枫树一同形成一道奇特的景观，令过往的行人不时驻足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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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领事馆那里的学员24小时值班发正念后，一天值夜班的学员们收到了一个50多岁的白人专门为大家买的很多毯子。
七天前的雨中真相长城后续报导：有常人送来很多苹果，学员再三推说不要，那人执意一定要学员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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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正好是南安普顿市今年下雪的第一天，气温降至零下2度，而且一整天阴雨连绵，但是恶劣的天气丝毫未能阻挠学员们的洪法计划。中午12点，当外地赶来支持的学员来齐后，大家在街旁拉起横幅，反复演示功法，给来往路人发大法的资料。很多路人为大法祥和的音乐和优美的功法所吸引，纷纷询问当地教功点的信息和大法资料，一些人主动上前和学员交谈。学员精心制作的纸荷花一会功夫就被抢光了。一位20来岁的男子主动向学员要了一份资料，当知道学员来自中国，他钦佩的向学员竖起了大拇指。下午四点半当活动结束时，事先准备好的1500份资料已全部用完。
其实在两周前的星期六，学员们在南安普顿市中心第一次洪法和用图片展示迫害真相时，就发现淳朴善良的南安普顿人对大法的认识似乎没有障碍，很多人一看到或听说迫害真相，当即签名支持诉江；一些人一看到学员功法演示，对大法的喜爱即流露颜表。也许经过千万年的等待，当正法走到了今天，许多有缘人都在迫不及待的想听闻大法、走入大法。正因为这样，大法弟子真的是所身处的那方众生的希望，大法弟子对当地众生真的是肩负着很大的责任。也正因为这样，很多事情到了今天更要认真细致的去做，将法音传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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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般无奈之下，我把希望寄托于神灵，于是我拖着病体不顾路途遥远，去南岳求神。我带着常人肮脏的思想，求神给我祛病，保佑我平安，增长我寿命，还接回了所谓的“菩萨”。天天在家烧香磕头，满以为从此逃脱病魔，走向平安，谁知病情更加严重，而且还招来不好的东西。我已到了吃不得，睡不得，坐不安，站不得，走一步退半步，腰弯，低头的地步。在病魔的折磨中，使我失去了生存的勇气和信心。此时我真是感到生不如死，度日如年，队上的人和亲朋好友都说：“这婆婆活不了几天了。”我也自感不久将离开人世。
正在我生命危急时，五月我万幸有缘相遇法轮大法。大法学员洪法到了我队，他们把李洪志老师的《转法轮》第一讲读给我听，李老师的话真是句句说在我的心坎上，老师说：“要想好病、祛难、消业，这些人必须得修炼，返本归真，这是在各种修炼中都是这样看的。”我当即决定修炼法轮大法。老师讲学法必须专一，讲了“不二法门”的道理，脚踩两只船是修不成的。我一回家就把屋里供的狐黄牌位全丢了，接着就去了一同修家看老师的讲法录像。在同修家吃住九天，同修招待胜过亲人。看完老师的九课讲法，我人生观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明白了做人的真正目地是返本归真。
我的身体在这几天也随着出现了奇迹般的变化，睡得着了。我真正感受到了没有病的舒服。李老师把我全身的疾病都拿掉了，我深深感受到了大法的威力。李老师大慈大悲，把我从黄土堆里救回来，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当即接回了老师的讲法录像、《转法轮》及其他宝书，接回了老师的法像，我要珍惜这万古难逢的机缘，利用这有限的时间修炼法轮佛法。
李老师说：“不知道高层次中的法，不能修炼上去。”“高层次上的法一定要学透，知道怎么样去修炼”（《转法轮》）。我知道了要修炼首先必须学好法，我这个读了几天夜校的老太太要把老师的大法学好还真有点困难。本来就不识不几个字，再加上我眼睛看字模糊，真是难上加难。尽管如此，我横下一条心学大法。我眼睛看不清，我就比别人多花二倍、三倍甚至更多的时间，有不认识的字就向儿子、媳妇及左邻右舍请教。就这样我坚持天天学法，我的眼睛神奇般地恢复了视力，读大法时字字清清楚楚，到如今我已通读了老师的全部大法书籍，还能背一些。从中我悟到了许多、许多……
今年3月的一天，我帮儿子干活时突然感到一阵晕眩，浑身无力好象来了大病似的，我放下手里的活，马上发正念，把自己当做一个真正的修炼人，不到一会儿病就像飞走了一样，在老师的帮助下我又过了一关。在这几年中，我天天学法炼功，讲真象，我现在的身体大家有目共睹，红光满面，精神焕发。回想起从前的生活不是人的生活，常常止不住热泪直流。老师啊，您给了我们一切，而您博大胸怀无以言表，老师啊，我一定精進实修，做好三件事，把您给予我的第二次生命修炼成永恒的生命。
小弟志明高血压中风二年了，生活不能自理，就象植物人一样不说也不笑，整天不是坐着就是睡觉，每天打针吃药也不见好转。说也奇怪，见到我回来了，人也精神了，脸上也有笑容了，大概这就是缘份到了，办完事，我们一同回到农村老家。
当晚就听了师父的讲法带，感觉很好，第二天早饭后，开始学《转法轮》，共七人，学一段就停下来切磋一段，再示范动作，边学边炼，学员兴致很高，学法炼功认真刻苦，慈悲的师父不断的给学员净化身体。小弟仅一个星期（七天）的修炼，几年的病痊愈了，能骑自行车到处跑了，还能帮人干活，谁见了都说法轮功太神奇了！
小弟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炼功，白天干活，有空就学法，晚上听师父讲法录音，很是精进。他又恢复往日的生机，全家从心里感谢师父救命之恩。
二、师父将雨推开
那天小弟家收稻子，全家都下地割稻子，只剩下我和小弟在家看场晒稻谷，晒一会翻一次，闲下来进屋学法，然后再去翻一遍，再进屋学法。正当我们聚精会神的学法，怎么天黑了，我们跑出去一看，哎呀！要下雨了，好大一块乌云正笼罩在晒稻场上，小弟急的团团转也不知道收粮食。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静下心来，双手合十，请求师父帮助，心里说：师父呀！到口的粮食被雨冲走很可惜，新的弟子能干活，可病刚好也干不动，老弟子我也能干，但毕竟40年没干过活，现在干也困难，求求师父将雨推开，等收完粮食再下吧。刚说完，只听得啪一声巨响，雨全飞向四方，晒稻场上空一片金色阳光。我们姐弟俩把稻子一筐一筐搬回家，我刚扫完最后一点稻子，瓢泼大雨哗一声从天而降，看表正好半小时。我们双手合十谢师恩。
三、姐夫去世前闻道
97年7月初姐夫在湖南老家去世。我回去奔丧。
回顾他所走过的一生，在常人看来是光辉的、幸福的，很令人羡慕的一生：五十年如一日的工作，付出很多，也得到很多，但身体可一直不好，失眠几十年，不吃药根本无法入睡，后得肝硬化等多种疾病。他们全家只相信吃药能治病，他家吃的药可以用卡车装，可也没吃好。姐夫是老干部、老党员，不相信法轮功能治病，有书也不愿看。
姐夫去世那天晚上是小妹看护他。小妹带着师父讲法录音带，问他想不想听师父讲法？姐夫点头表示愿意听。就这样静静的听了2个小时，还要听。只可惜夜里找不到电池无法再听。清晨他安静的去世了。说也奇怪，那么固执的老人临去之际还能听到大法，真的是佛法慈悲。姐夫去世，虽然亲人都很悲伤，但同时也为他去世前闻道感到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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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了，上班是迟到了，好在上个周五就预料到了，并写了条子放在露西的座位上，告诉她星期一会晚些来上班。没有解释，我不想每次都要告诉她，中国又迫害死了多少名法轮功学员，我为什么要去纽约参与法会或讲真象等等，因为她早就明白了。记得上次去华盛顿，还没等我解释，她就拍着我的肩膀说：“我知道，大法的事。”
当我清爽地来到实验室时，一眼便发现露西换了眼镜，是一副黑色宽边儿的，更显学究气。
“你换了眼镜?”
“怎么样?”她用手扶了扶了镜框，她等待着我的评价。
“嗯，不错，象个老教授。人是需要经常变变样儿的。”
“是的，不然每天在镜子上看着自己都烦。”她显出一副得意的神态。
“那么这批实验基本上结束了? 你的那篇文章也该完成了。”
“周五的结果非常好！还差一点就可以了。待会儿我就找你谈。”
这里一切都象往常一样， 前二天的经历仿佛发生在另外的时空。
星期五的下午才决定去开法会，那天姗云告诉我，小陆的车上还有一个空位子，象是为我留的。那时我还在实验室，刚做完实验，他们下班后就出发，而我一切都还没有准备，心里倒也不急，先给先生打了电话，告诉他干完工作马上回家，我会在他做完实验之前将女儿从幼儿园里接回来。晚上，我们一行七人开往纽约。
星期六，我们到达纽约的时候，几千人的游行队伍正待出发，看着从四面八方排着队接到游行长龙中来的同修们，眼睛里热热的，恐怕世上也只有壮观和庄严能形容这一场面，再就是心中那种无以言表的神圣感。
星期天的法会更让我感到進入了另外的空间，神圣庄严的会场，同修们那些感人的发言，我的整个身心都沉浸在幸福里。我在分会场，坐在前面，听得清清楚楚，真精彩! 每个人的故事不同，各有各的精彩之处。比如那个刚刚得法几个月的西人小姑娘，她是因为追求一位男孩子而得的法，那个男孩子是位法轮功修炼者，给她讲的东西是她从来没有听到过的，也是她一直寻找的世间最美好的，她仿佛找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在她得法才二个星期后的一天，她就想去告诉更多的人，法轮功有多好，而在中国正在受着怎样残酷的迫害。她甜甜的笑脸和纯净的心灵与大家的心共鸣着，修炼的美妙只有修炼的人才能体会到啊．
师父来啦!一阵掌声雷动，师父微笑着走上主席台，啊，师父笑得那么慈祥，他不停地环视着，看着弟子们：“大家辛苦啦！”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我忙叫身边的阿曼看了一眼手表，下午一点二十分。接下来的五个小时，师父为弟子们解答问题，记得前阵子还有问题想问师父，现在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干脆不想了，静静地听吧。听着听着，心中的问题竟然都得到了解答，心里变得越来越明亮起来，好象师父知道我心中的疑问，将答案一一告诉了我，这真是太奇妙了。
师父离开会场的时候，从主席台的一头缓缓走向另一头，又走回来，台下，掌声和泪水交织着。师父慈祥地向大家招着手，环视着弟子们，那一幕我无法用人间的语言来形容。
回来的路上，我们回忆着师父讲法，谈自己的体会，等于又开了一个小法会。
儿子该放学了，得给家里打电话。儿子听到是妈妈开始发牢骚： “Hey! Mom! It’s messy in the car， Dady didn’t care. (妈妈，我们车里边乱死了，爸爸也不管) ”又在告爸爸的状。
“没关系，妈妈回去收拾。哎，我见到师父啦……”
“Yeah! 师父说什么啦？”
“师父说，孩子就是孩子，不能象大人那样要求他。”
“师父真好！Yeah! 师父，师父……”
幼儿园里，女儿正在和小朋友们玩，看到我，丢下手中的玩具扑过来，”妈妈，我没有闹，我知道妈妈去开法会啦。”
“真是个好孩子！”我搂着女儿，亲着她……
我又回到了生活中，一切都是那么自然亲切，不同的是，我亲身感受到师父的慈悲，心中充满安祥喜悦，待人更加和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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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
宋元时代，中国数学的研究走在世界的最前列，有着辉煌的成就。元代数学家朱世杰在1303年发表的《四元玉鉴》一书（三卷），就是一部代表作。
朱世杰，字汉卿，号松庭，还著有《算学启蒙》三卷。他对于多元高次方程组的解法，高阶等差级数和招差术（有限差法）的研究都有独到之处。
元代还产生了珠算。由于算盘的使用和传播，中国数学進入了以珠算为主要计算工具的新时代。
另外，最晚在蒙哥时期，中国数学界已接触到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此外，阿拉伯数学知识也传入中国。
天文学
1267年（至元四年），元朝政府用西域人札马鲁丁修订历法。札马鲁丁根据回回历法制定出“万年历”，但不够准确。至元十二年灭宋之后，又命郭守敬、王恂和许衡等人重新修订一份新历。
郭守敬（1231年～1316年），字若思，顺德邢台人，在天文、水利、数学等多方面有成就。他主张通过测验来编制新历，请求政府设监候官（专职测验人员）十四员，分往全国二十七个测验所，進行实测。经过这一番仔细实测之后，又继以精密计算和综合研究，在宋代《统天历》的基础上，于1280年（至元十七年）完成了历法的改造，命名新历为《授时历》。
郭守敬制定的《授时历》以365.2425日为一年，和地球绕太阳的周期实际相比只差26秒，同现在世界上公用的阳历（格里哥莱历）一岁周期相同。格里哥莱历系1582年制定，而郭守敬的《授时历》比它早300年。《授时历》施行了364年，是中国古代推算最精确和使用最久的历法。
郭守敬为了测验天象，创造了简仪、仰仪、高表、候极仪、玲珑仪、景符等十多件天文仪器。其中简仪所达到的精密度，在当时是十分先進的。
地理学
元朝统一中国后，版图的广阔和交通的畅达，都是空前的。这种形势为地理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1280年（至元十七年），忽必烈派遣懂得许多方言的女真人都实去勘察黄河河源。都实曾经三次到达吐蕃，是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的杰出旅行家之一。
都实西行踏勘的路线是，由现在的宁夏回族自治州启行，向南经过甘南藏族自治州，再到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历时四个多月，终于发现了黄河源头“火敦脑儿”即星宿海。1315年（延祐二年）翰林学土潘昂霄根据阔阔出的口述，写成了一部《河源志》。这篇纪录是中国现存有关河源勘察的最早报告，并纠正了《汉书·西域传》所述黄河源为伏流重源的说法。
朱思本的《舆地图》，也是元代地理学上的一项重大成就。虽然他的地图仍用计里开方的绘法，但精确度远远超过了以前的地图。图中还反映了当时河源探测的最新成就，达到较高的水平。朱思本还编写过一部八十卷本的《九域志》，今佚。
元代的地理著作还有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和汪大渊的《岛夷志略》。《真腊风土记》－卷，记载了元朝与真腊的交往情况以及这个国家的风土人情。《岛夷志略》一卷。记载了当时中国与东南亚以及阿拉伯地区的海上交往，是一部极有价值的中西交通史资料书。
机械学
机械学在机械设计方面，王祯《农书》中载有用水力推动的纺织机械“水转大纺车”。欧洲到18世纪才有同类的设计。
金末元初山西万泉县木匠薛景石写了一部《梓人遗制》，这是中国第一部关于制造立织机、提花织机、罗织机等纺织机械的专著。此书因被选辑在《永乐大典》而保存下来。
1295年前后，黄道婆又改進了从轧花到织布的一系列机械和技术。
农学
元世祖时由司农司编纂的《农桑辑要》，是中国13世纪前农业生产经验的总结，共七卷，是一部通俗易懂的普及读物。
王祯编著的《农书》是元代一部重要的农业科学著作。王祯字伯善，山东东平人。《农书》全书约13.6万多字，插图281幅，分为三大部分：一《农桑通诀》，综述我国农业发展的全貌；二《百谷谱》，分述各种农作物栽培的方法；三《农器图谱》，对各种农具、水利机械、手工业加工工具等有详细的图谱并附说明。这是一部从全国范围内对整个农业作系统研究的农学史上的巨著。
医药学
元代的医药学在发展中国传统医学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骨科、伤寒科、营养学、针灸学等方面有很多成就。
危亦林（1277年～1347年），江西南丰人，因家世业医，积数代经验，写成《世医得效方》十九卷，于1345年刊行，内容十分丰富，其中关于麻醉药物的使用记录，是现在世界上已知的全身麻醉的最早文献。
中医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震亨，是浙江义乌人，号丹溪，著有《格致余论》、《局方发挥》等书，主张临症时用药要灵活，“因病以制方”，反对当时医生们泥守“局方”的作法。其学说传入日本，形成日本汉医中的丹溪学派。
元代饮膳太医忽思慧编著的《饮膳正要》三卷，是一部讲究营养与食疗的著作，对养生、避忌、妊娠、食忌、高营养烹调、营养疗法、食物卫生等都有论述，记录了中国各民族在烹调方面的宝贵经验。
在元代，由于国内外交通的发达和对外关系的发展，促使各民族间和各国间的医药经验得到广泛交流。如1270年，新型医疗机构广惠司的设置，就是阿拉伯式医院组织的移植。1292年在大都和上都设立了回回药物院，并译出《回回药方》等医药专书，使回族的一些医药经验得以交流。同时，中国的医药也传入阿拉伯及亚非许多地区。
棉纺织业
棉纺织业在元代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松江（上海松江县）乌泥泾是当时棉纺织业的中心。这个中心的形成，是和元初棉纺织革新家黄道婆的贡献分不开的。
黄道婆是乌泥泾人，幼年“沦落崖州（海南岛）”，从黎族妇女中学得了先進的棉纺织技术。1295年前后她返回家乡，又把汉族地区丝麻纺织的经验用在棉纺织上，改進了从轧花到织布一系列的棉织生产工具。如原来弹花用小竹弓和手指，“厥功甚艰”，她改用大弓椎击法；原来纺纱用单绽纺车，她改为三绽纺车；在织染方面，还能错纱、配色、综线、絜花，织出各种美丽图案，适应了当时棉纺织业发展的需要，从而推动了松江一带棉纺织业的发展。当时有“松郡棉布，衣被天下”之谚。
制瓷业
元代的制瓷业在宋、金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南方的景德镇逐渐成为全国最大的制瓷中心，以生产高质量的青白瓷为主。色釉有青花、釉里红、红釉、蓝釉等品种，是这个时期的重要成就，其中尤以青花瓷最为突出。
元政府在景德镇设浮梁瓷局，管理官窑，烧制進贡的御器。器内皆记枢府字号，故又称枢府窑。对民窑则加以课税。据记载，当时有三百多座瓷窑在生产。浙江有龙泉窑，产品以青瓷为主。北方制瓷业发展也很迅速。除钧窑、定窑继续在发展外，河南、河北在旧的基础上又增添了新窑，山西的蒲州、潞安、霍州都有一批新窑投入生产。随着各地瓷窑的兴建，瓷的产量在逐年上升，除供应国内的需要外，产品还远销日本、朝鲜、南洋和中亚各地。
印刷业
元代印刷业也相当普及，南北各地都兴起许多刻书印刷中心。南方的杭州、建安（建瓯）、福州的印刷业继续有发展。北方自1236年耶律楚材请立经籍所于平阳（山西临汾）后，“平水刻”盛极一时，书坊萃集，私营书店不断出现。各地私人印刷业的兴起，对当时的文化发展起了促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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颍川荀淑和黄宪偶然相遇，当时黄宪才十四岁。荀淑和他说话，不想说了一整天也不愿离去，最后对黄宪说：“你可以做我的师表。”同郡的戴良才高气傲，然而见了黄宪未尝不正容，回到家里，惘然若有失。他母亲问他：“你又去见了那个牛医的儿子了吗？”同郡的陈蕃、周举常常相互叹息说：“几天看不见黄生，鄙吝之心复生。”
开始黄宪被推举为孝廉，后来又被举荐到京师任职，但黄宪到了京师只是看了看就回来了，最终也没有就职。
“惘然若失”惘然：失意的样子。心情不舒畅，好象丢掉了什么东西似的。
(出自《后汉书·黄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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