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政55年的历史是用鲜血和谎言写就的历史，而那些鲜血背后的故事不但惨绝人寰，而且鲜为人知。当今天的中国人在付出了五千万以上的无辜生命，以及更多的破碎家庭后，很多人仍然在想：中共为什么要杀人？当今天中共仍然在屠杀法轮功，甚至半个多月前还在汉源开枪镇压抗议民众的时候，许多人也在想：中共是否有一天会停止杀人，学会用嘴说话，而不是用枪说话。
毛泽东在总结“文化大革命”时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再来一次。”说白了，就是七、八年再来一次运动，七、八年再杀一批人。
共产党杀人是有其理论根据和现实需要的。
从理论上说，共产党信奉“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不断革命”的理论。因此在建政后，它采取“杀地主”的办法解决农村的生产关系；“杀资产阶级”完成工商改造，解决城市的生产关系。这两个阶级杀完，经济基础的问题就基本解决了。上层建筑的问题也要靠杀人来解决，包括镇压“胡风反党集团”和“反右”以整肃知识份子；“杀会道门”解决宗教问题；“文革杀人”解决文化上和政治上党的绝对领导权问题；“六四”杀人逃避政治危机，解决民主诉求问题；“迫害法轮功”解决信仰和健身运动的问题等等。这都是中共在强化其地位，维护其统治的过程中，不断处理经济危机（建政后物价飞涨、文革后经济几乎崩溃）、政治危机（有人对党不服从，有人要和党分享政治权利）、信仰危机（苏东波事件、法轮功事件）的过程中，采取的必然反应。除了法轮功事件外，前面所有的政治运动，几乎都是给中共邪灵充电、焕发革命斗志的过程，也是党的组织检阅，凡是不符合党的要求的党员都被淘汰出局。
同时共产党杀人也是出于现实的需要。共产党当年靠流氓无赖杀人起家。既然杀开了头儿，中间就绝不能停手，而必须不断制造恐怖，使人民在颤栗中接受对手过于强大而只能俯首称臣的现实。
从表面看，很多时候中共是“被动杀人”，好像是社会上一件“偶然”事件“偶然”地触发了中共邪灵和中共组织的杀人机制。其实，掩藏在“偶然”后面的周期性杀人对中共来说又是一种必然，否则，“好了伤疤忘了疼”，过两年不杀人，人们就会产生中共已经改良的错觉，甚至像那些八九民运的理想青年一样扑上去要民主。七、八年杀一次人，就可以不断刷新人们对恐怖的记忆，也可以警示刚刚成长起来的年轻人──谁跟共产党作对，谁想挑战中共的绝对领导，谁想试图恢复历史的真实面貌，谁就要尝尝“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
从这点来说，杀人是中共维系统治最必要的手段之一。在血债越欠越多的情况下，放下屠刀就等于把自己交给民众清算。因此，中共不但要杀人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而且要使用十分残忍的手段，尤其是在建政初期，非如此不能震慑民众。
既然是为制造恐怖而杀人，那么杀谁不杀谁也就毫无理性可循。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中共从来都是使用“群体灭绝”政策。以“镇压反革命”为例，中共并非镇压反革命“行为”，而是镇压反革命“分子”。如果一个人只是被抓丁当了几天国军，并且在中共建政后甚么也没做，一样要处死，因为他属于“历史反革命”。在土改过程中，中共甚至有时会采取“斩草除根”的灭绝方式，除了杀地主之外，连地主的家人都要一起杀掉。
从1949年以后，中国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受到过中共的迫害，估计有五千万到八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超过人类两次世界大战死亡的人数的总和。
与世界上其它共产国家一样，中共不但大肆屠杀民众，对其内部也进行血腥清洗，其手段也极其残酷，目的之一就是清除那些“人性”战胜了“党性”的异己分子。它不但需要恐吓人民，也需要恐吓自己人，以形成一个“坚不可摧的战斗堡垒”。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文化中充满了人与人的关怀和爱，对生命的敬畏和对神的感恩。东方人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西方人说“要爱人如己”。唯有共产党认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为了维持一个“斗”字，就要在人民中煽动仇恨，不但中共自己要杀人，还要挑动群众互相杀。让人民在不断的杀人中学会漠视他人的生命、他人的痛苦，在种种非人的残忍暴行面前，变得习惯与麻木，使得侥幸逃过暴行成为最值得庆幸的事，从而使中共的统治可以凭藉残酷镇压得以维系。
因此，中共在几十年的屠杀中不但摧毁了无数的生命，更摧毁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许许多多的人，已经在残酷斗争中形成一种条件反射。只要中共举起屠刀，这些人立刻放弃一切原则，放弃一切判断力，举手投降，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精神已经死亡。这是比肉体死亡更可怕的一件事情。
一、杀人如麻
毛泽东在建政之前即撰文指出“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换句话说，早在中共进北京之前就已经下定了实行“暴政”的决心，并美其名曰“人民民主专政”。以下仅列举一些运动为例。
（一）、镇反与土改
中共在1950年3月发出了《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史称“镇反”运动。
与历代皇帝登基后大赦天下不同的是，中共甫一上台就举起屠刀。毛在一份文件中说，“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张旗鼓地杀反革命”。1951年2月，中共中央又指示说除掉浙江和皖南外，“其它杀得不够的地区，特别是大、中城市，应当继续放手抓一批，杀一批，不可停得太早。”毛甚至批示说“在农村，杀反革命，一般应超过人口比例千分之一……在城市一般应少于千分之一。”以当时中国六亿人口计算，毛一道“圣旨”就有至少六十万人头落地。至于这“千分之一”的比例是怎么计算出来的无人能知，大概毛拍拍脑袋，认为有这六十万人命垫底，人民的恐惧也就初具规模了，于是就下达了这个指标。
至于说杀的人是不是罪当致死，则完全不是中共要考虑的问题。195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份子条例》中规定，连“传播谣言”都能“斩立决”。
与如火如荼“镇反”运动同时的，是同样如火如荼的“土改运动”。实际上，中共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就在其占领区开始“土改”。表面上是实现类似“太平天国”“有田同耕”的理想，实际上真正的目的却是要找藉口杀人。中共党内第三号人物陶铸的土改口号是“村村流血，户户斗争”。也就是每村都要枪毙地主。
本来土改完全不必杀人，同样可以采用台湾政府那种赎买的方式，但土匪出身的中共只懂得“抢”。抢了人家的东西，又怕人家记恨，索性斩草除根。
土改时最常见的杀人方法是斗争会，给地主富农编造一些莫须有的罪名，然后问台下怎么办。台下也安排好了中共党员或积极份子，领头高喊“该杀！”，于是地主富农就被就地处决。当时农村里有些田地的都被定为“霸”，经常欺压百姓的叫“恶霸”；经常修桥补路兴学赈灾的叫“善霸”；什么也不做的叫“不霸”，这种划分并无实质区别，因为不论哪一“霸”的结局常常一样──当场处死。
中共公布到一九五二年底，消灭的“反革命份子”是二百四十余万人，实则遇害的国民党县长以下至地方甲长的公教人员最少在五百万人以上。而“土改”杀人大约在一千万左右。
这种“镇反”和“土改”有几个最直接的功效：第一、过去中国的基层权力组织基本属于乡村宗族自治，乡绅成为地方的自治领袖，中共通过“镇反”和“土改”杀光了原有体系的管理人员，实现其“村村都有党支部”的农村全面控制；第二、通过土改和镇反抢劫大量钱财，农村干部趁机奸淫地主富农的妻女；第三、通过对地主富农的残酷镇压达到震慑百姓的效果。
（二）、“三反”“五反”
如果说“镇反”和“土改”主要针对农村基层的话，接下来的“三反五反”运动就是城市中的屠杀运动。
“三反”是从1951年12月开始的针对中共内部干部腐化而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当时也处决了腐败干部，但紧接着中共认为其干部变坏都是资本家引诱的结果，于是在次年一月开始“五反”，即“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五反”实际上就是抢资本家的钱、甚至是谋财害命。当时上海市长陈毅每天晚上在沙发上端一杯清茶听汇报，悠闲地问：“今天又有多少降落伞部队”，实际上就是问又有多少商人跳楼。“五反”运动使所有资本家在劫难逃，所谓“反偷税漏税”是从光绪年间上海开埠算起，资本家倾家荡产也交不起“税”，想死又不能跳黄浦江，因为会被说成去了香港，家属还要继续交税，只好跳楼而死，让中共看见尸体好死了心。据说当时上海高楼两侧无人敢走，怕突然被上面跳下来的人压死。
据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四个部门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在“三反五反”中，有32万3千1百余人被逮捕，280余人自杀或失踪；在1955年“反胡风运动”中，有5千余人被牵连，5百余人被逮捕，60余人自杀身亡，12人非正常死亡；在随后的“肃反”运动中，有2万1千3百余人被判死刑，4千3百余人自杀或失踪。
（三）、大饥荒
中共建政后死亡最多的政治运动是“大跃进”之后的大饥荒。红旗出版社1994年2月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一书，在“大饥荒”一文中说“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大约在四千万人左右。……中国人口减少四千万，这可能是本世纪内世界最大的饥荒。”
这一场大饥荒被中共歪曲成“三年自然灾害”，实际上那三年风调雨顺，大规模严重的洪水、乾旱、飓风、海啸、地震、霜、冻、雹、蝗灾等自然灾害一次也没有发生，完全是一场彻底的“人祸”。由于“大跃进”使全民炼钢，大量庄稼抛洒在地里无人收割，直到烂掉为止；同时各地却“争放卫星”，柳州地委第一书记贺亦然甚至一手导演炮制了环江县水稻“亩产十三万斤”的特号新闻。正好庐山会议后，中共在全国“反右倾”，为体现其一贯正确，在全国按照虚报的产量进行粮食征购，结果把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饲料全部收走。仍然搜刮不够征购数量就诬蔑农民把粮食藏了起来。
贺亦然曾经说：不管柳州地区饿死多少人，也要争个第一！有的农民被搜刮得家里仅剩藏在尿罐里的几把米。环江县驯乐区委为让农民有粮也吃不成，甚至下令“灭火封锅”。民兵夜间巡逻，见到火光就搜查、追捕。许多农民连野菜和树皮也不敢煮食，活活饿死。
过去大饥荒发生时，官府总要设粥厂，开仓放粮，允许饥民逃荒，但中共显然认为逃荒会有损“党的威信”。于是派民兵把守乡村的交通路口，防止饥民外逃。甚至在饥民忍无可忍去粮管所抢粮时下令开枪镇压，并诬蔑被枪杀的饥民是反革命分子。当时甘肃、山东、河南、安徽、湖北、湖南、四川、广西等许多省份饿莩遍野，没有饭吃的农民还被逼着去“大修水利”、“大炼钢铁”，许多人走着走着路就一头倒在地上永远也起不来了。最后死了的人没人有力气掩埋，许多村庄一户一户地死绝。
中国历史上饥荒最严重的时候曾经出现过“易子而食”，而到了中共统治时期却出现了这样的故事。活着的人不但把死去的人割了、煮了、吃掉，还将外面来逃荒的人、乃至自己的孩子杀了吃掉。“有一户农家，吃得只剩了父亲和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一天，父亲将女儿赶出门去，等女孩回家时，弟弟不见了，锅里浮着一层白花花油乎乎的东西，灶边扔着一具骨头。几天之后，父亲又往锅里添水，然后招呼女儿过去。女孩吓得躲在门外大哭，哀求道：『大大（爸爸），别吃我，我给你搂草、烧火，吃了我没人给你做活。』”（作家沙青的报告文学《依稀大地湾》）
这样的人伦惨剧到底发生了多少我们无从知道，但我们却知道造成这无数人伦惨剧的罪魁中共却把它变成了党领导人民抗击“自然灾害”的颂歌，并继续号称自己“伟光正”。
1959年庐山会议，为民请命的彭德怀遭到整肃，一大批敢于说出实话的干部被撤职、关押、审查，到大饥荒发生时已经无人敢说真话，几乎全都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而掩盖饿死人的真相，甚至甘肃省在陕西主动提出支援他们粮食时还以粮多得吃不了为藉口拒绝了。
此次大饥荒也是对中共干部的一场检阅，按照中共的标准，这些干部当然都是“合格”的，因为他们已经可以宁可看着数千万人饿死，也不说实话，相信再也没有什么人情天理会成为他们跟党走的良心负担了。大饥荒后，肇事的省级干部们仅仅做了走过场式的检讨了事。在四川饿死了几百万人的省委书记李井泉甚至后来还被提拔当了西南局第一书记。
（四）从文革、“六四”到法轮功
文革是从1966年的5月16日正式开始的。这段时间被中共自己称为“十年浩劫”，胡耀邦后来对南斯拉夫记者说：“当时有约一亿人受株连，占中国人口的十分之一。”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了这样的数字：“1984年5月，中共中央又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核实，重新统计的文革有关数字是：420万余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万5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23万7千余人，703万余人伤残；7万1千2百余个家庭整个被毁。”
除了打死人之外，文革开始时，中国出现了自杀高潮，许多著名的知识份子如老舍、傅雷、翦伯赞、吴焓、储安平等都是在文革初期走上绝路的。
文革时期，也可以说是中国“左倾”最疯狂的时期，此时的杀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展示“革命性”的表演，因此对“阶级敌人”的虐杀就极其残酷和野蛮。
然而“改革开放”却使信息流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海外很多记者也因此得以在北京目睹了1989年的“六四”血案，并将坦克追着将学生压成肉酱的屠城录像在海外电视台播出。
十年之后，江泽民在1999年7月20日开始镇压法轮功。到2002年年底的时候，大陆的内部消息即指有超过7000人在各地拘留所、劳教所、监狱和精神病院被折磨致死，平均一天虐杀七个人。
如今的中共似乎杀人数量远远没有过去庞大，动辄以百万、千万计，但是实际上却出于两个重要的原因：一个是人民被中共的党文化异化得更加犬儒；另一个是中共由于巨额贪污和盗用国库已经造成“输血型”经济，外资成为维持经济成长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支柱。中共对“六四”之后的经济制裁记忆犹新，深知此时明目张胆地杀人会导致外资撤离，从而危及其统治。
但是中共背地里却没有停手，只是在极力掩盖血污。
二、杀人手段极其残忍
中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夺取权力和维持权力。而杀人就成了其维持权力的重要手段，方法越惨忍、人数越众多，才越能够恐吓人民，而且这种恐吓是早在抗战时期甚至以前就开始的。
（一）、抗战期间在华北的暴行
美国总统胡佛向全世界推荐雷震远神父的著作《内在的敌人》时说“在这本书里揭露出共产主义在行动上赤裸裸的恐怖真象。我愿向那些希望切实明了弥漫在全世界上的这个魔鬼势力的全国人士们，推荐这本书。”
雷震远神父在书中讲述了一些中共如何用暴行恐吓民众的故事。一天，中共要求所有的人都到村子的广场上去，小孩子们则由他们的老师领着，目的是让他们观看十三个爱国青年是如何被砍头的。在宣读了一些莫须有的罪状后，中共命令已经吓得脸色发白的教师领着小孩子们高唱爱国歌曲。在歌声中出场的不是舞蹈演员，而是一个手持钢刀的刽子手。“刽子手是一个凶恨结实的年青共兵，膂力很足。那共兵来到第一个牺牲者后面，双手举起宽大锐利的大刀快如闪电般的砍下，第一颗头应声落地，在地下滚滚转，鲜血像涌泉般喷出。孩子们近于歇斯底里的歌声，变成了不协调杂乱的啼叫声。教员们想打着拍子将喧嚣的音调领上秩序，杂乱中我又听到钟声。”
刽子手连续挥动了十三次钢刀，砍下了十三颗人头，随后中共的士兵们一起动手，对死者剖腹挖心，拿回去吃掉。而这一切暴行都是当着孩子们的面。“小孩子们吓得面孔灰白，有几个已经呕吐，教员们责骂着他们，一面集合列队返校。”
从此之后，雷神父常常看到孩子们被迫去看杀人。直到孩子们已经习惯于这种血腥场面，他们变得麻木，甚至能够从中获得刺激的快感。
当中共觉得杀人已经不够恐怖刺激的时候，他们开始发明各种各样的酷刑，比如强迫人吞食大量食盐却不给一点水喝，直到受刑人渴死为止，或者强迫一个人脱光衣服，在锯断型的碎玻璃上滚来滚去。或者在冬天冰冻的河上打洞，把犯人从洞口抛下，直到冻死或淹死而止。
“在山西的一位共产党发明了一个可怕的刑罚。有一天他在一个城里闲逛，在一家饭馆门口停住，注视着煮饭的大锅。于是他定购了几双大锅，并立时捕捉些反共人士，草率举行审判，同时令苦力把锅里注水煮沸。审判一完，立即把三个判死刑的犯人又脱光掷进锅里，活活煮死。……在平山，我曾看到一个人的父亲被活活剥皮至死。儿子被共产党逼着亲眼看这惨刑的执行，亲身听到父亲在哀号中死去。共产党在他父亲的身上倒上醋和酸类，一张人皮便很快地剥下。先从脊背开始，然后剥到双肩，全身皮都剥下后，只剩下一颗头皮存在。他的父亲在全身皮被剥下后几分钟便死掉了。”
（二）、“红八月”红色恐怖和广西吃人事件
中共在打下江山后，丝毫无意收敛暴行，文革时这样的暴行被进一步发展放大。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红卫兵”代表。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给毛也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在得知宋的名字是“文质彬彬”的彬后，就说了一句“要武嘛”，宋因此改名为“宋要武”。
风风火火的“武斗”随即在全国展开，这些中共用无神论教育出来的年轻一代没有任何顾忌与惧怕，在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以毛泽东的指示为准则，以其疯狂、愚昧和无法无天开始了全国范围的打人、抄家活动。很多地方对“黑五类”（地、富、反、坏、右）采取“连根拔”的灭绝政策，大兴县尤为典型，从8月27日至9月1日，县内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了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
“把人活活打死是司空见惯的事，在沙滩街上，一群男『红卫兵』用铁链、皮带把一个老太太打得动弹不得，一个女『红卫兵』又在她的肚子上蹦来蹦去，直到把老太太活活踩死。……这次活动中，在崇文门附近『抄』一个『地主婆』的家（孤身一人的寡妇），强迫附近居民每户拿来一暖瓶开水，从她脖领灌下去，直到肉已经熟了。几天后，扔在屋里的尸体上爬满了蛆。……当时杀人的方法五花八门，有用棍棒打的、有用铡刀铡的、有用绳子勒的，对婴幼儿更残忍，踩住一条腿，劈另一条腿，硬是把人撕成两半儿。”（遇罗文《大兴屠杀调查》）
比大兴屠杀更野蛮的是广西吃人事件。郑义将其分为三个阶段：
一、开始阶段：其特点是偷偷摸摸，恐怖阴森。某县一案卷记录了一个典型场面：深夜，杀人凶手们摸到杀人现场破腹取心肝。由于恐怖慌乱，加之尚无经验，割回来一看竟是肺。只有战战兢兢再去。……煮好了，有人回家提来酒，有人找来佐料，就着灶口将熄的火光，几个人悄悄地抢食，谁也不说一句话。……
二、高潮阶段：大张旗鼓，轰轰烈烈。此时，活取心肝已积累了相当经验，加之吃过人肉的老游击队员传授，技术已臻于完善。譬如活人开膛，只须在软肋下用刀拉一“人”字形口子，用脚往肚子上一踩，（如受害者是绑在树上，则用膝盖往肚子上一顶──）心与肚便豁然而出。为首者割心、肝、生殖器而去，余下的任人分割。红旗飘飘，口号声声，场面盛大而雄壮……
三、群众性疯狂阶段：其特点可以一句话概括：吃人的群众运动。如在武宣，像大疫横行之际吃尸吃红了眼的狗群，人们终于吃狂吃疯了。动不动拖出一排人“批斗”，每斗必吃，每死必吃。人一倒下，不管是否断气，人们蜂拥而上，掣出事先准备好的菜刀匕首，拽住哪块肉便割哪块肉。……至此，一般群众都卷入了吃人狂潮。那残存的一点罪恶感与人性已被“阶级斗争的十二级台风”刮得一乾二净。吃人的大瘟疫席卷武宣大地。其登峰造极之形式是毫无夸张的“人肉筵席”：将人肉、人心肝、人腰子、人肘子、人蹄子、人蹄筋……烹、煮、烤、炒、烩、煎，制作成丰盛菜肴，喝酒猜拳，论功行赏。吃人之极盛时期，连最高权力机构──武宣县革命委员会的食堂里都煮过人肉！
千万不要以为，这些吃人的宴会是民间自发的行为，中共作为一个极权组织，对社会的控制深入每一个社会细胞，没有中共在背后怂恿和操纵，这一切根本不可能发生。
中共常常给自己唱赞歌说“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而这一场场的人肉盛宴却折射出：中共可以使人变成豺狼魔鬼，因为它本身比豺狼魔鬼更加凶残。
（三）、迫害法轮功
当中国人也开始步入电脑时代、宇航时代，也可以私下谈论人权、自由和民主的时候，很多人觉得那些令人毛骨悚然又极度恶心的暴行已经过去，中共也披上文明的外衣要和世界接轨了。
实际情况绝非如此，而当中共发现有这么一个团体无惧于它们的酷刑和虐杀时，所使用的手段就更加疯狂，而这个受到迫害的团体就是法轮功。
如果说，红卫兵的武斗和广西的吃人还是以消灭对方的肉体为目的，几分钟或者几小时就结果一条人命的话，对法轮功修炼者迫害的目的却是要他们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而且残忍酷刑常常持续几天、几个月甚至几年。估计已有超过一万名法轮功学员因此而失去生命。
法轮功的修炼者历尽九死一生记录下施加在他们身上的超过百种酷刑，以下仅举几例：
毒打是虐待法轮功学员最经常使用的酷刑之一。警察牢头直接打学员，也唆使犯人毒打学员。有的学员耳朵被打聋，外耳被打掉，眼珠被打爆，牙齿被打断、打掉。头骨、脊椎、胸骨、锁骨、腰椎、手臂、腿骨被打断和截肢的。还有用劲狠捏男学员的睾丸，狠踢女学员阴部。学员不屈服就接着再用刑，被打得皮开肉绽、面目皆非、严重变形的血淋淋的人，还要被用盐水浇身、用高压电棍电，血腥味与肉糊味相混，惨叫声撕心裂肺。在暴打的同时用塑料袋套住被打者的头以图后者在窒息的恐怖中屈服。
电刑也是中国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最常使用的酷刑之一。警察用电棍电学员的敏感部位，口腔、头顶、前胸、阴部、女学员乳房、男学员阴茎、臀部、大腿、脚底，有的到处乱电，用多根电棍电，直至有烧焦烧糊，糊味到处能闻到，伤处紫黑。有时头顶与肛门同时过电。警察经常使用10根或更多电棍同时施暴，电击时间长。头顶与肛门同时过电。一般的电棍几万伏。连续放电时，发出蓝光，伴随着刺耳的啪啪声。电在人身上就像火烧一样，又像被蛇咬。每放电一下，就像被蛇咬一口一样痛。被电过的皮肤会变红、破损、被烧焦、流脓等。更高功率和电压的电棍更加凶猛，电在头上就如同用锤子砸头一样。
用烟头烧手、脸、脚底、胸、背、乳头等，用打火机烧手，烧阴毛，将铁条在电炉上烧红后，压在双腿上烙烫，用烧红的煤烙学员的脸，把备受酷刑折磨后还有呼吸心跳的学员活活烧死，对外称其为“自焚”。
专门毒打女学员的前胸及乳房、下身；“强奸”，“轮奸”，用电棍电乳房和阴部。用打火机烧乳头，用电棍插入阴道。将4把牙刷捆绑一起，插入女学员阴道用手搓转。用火钩钩女学员的阴部。女学员被双手反铐，用电线把其两个乳头穿一起过电。把女学员剥光衣服后投入男牢房，任男性犯人污辱。
将“恐怖约束衣”给法轮功学员穿上，将学员手臂拉至后背双臂交叉绑住，然后再将双臂过肩拉至胸前，再绑住双腿，腾空吊在铁窗上，耳朵里塞上耳机不停地播放诬蔑法轮功之词，嘴里再用布塞住。一用此刑者，双臂立即残废，首先是从肩、肘、腕处筋断骨裂，用刑时间长者，背骨全断裂，被活活痛死。河南省十八里河女子劳教所四名法轮功学员被“约束衣”残害致死。
还有将信徒浸泡在污水或粪水中，谓之“水牢”。其他折磨还包括竹签钉指甲，住天棚、地板和墙上长满红、绿、黄、白等长毛的房间，用狼狗、毒蛇和□子咬，注射摧毁神经的药物。以及其他种种千奇百怪的折磨。
三、党内残酷斗争
由于共产党是一个靠党性，而非道义结合的团体，其党员、尤其是高干对最高领导人是否忠心就成了问题。因此，在党内也需要杀人，也需要制造恐怖气氛以让活下来的人看到当最高独裁者要搞死谁的话，这个人会死得多么惨。
因此共产党的内斗十分出名。俄共前两届政治局委员，除列宁已死及斯大林本人外，全部被处死或自杀；当时五名元帅中毙了三个，五名集团军司令中也毙了三个，全部二级集团军司令十个人全部枪毙，85个军长中毙了57个，195名师长中毙了110个。
中共也一向鼓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种斗争杀人不仅仅针对党外，早在江西的时候中共就开始杀AB团，最后杀得几乎没有多少会打仗的；在延安的时候搞整风；建政之后收拾高岗、饶漱石、胡风、彭德怀，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内部的老家伙们几乎收拾一空。中共的历任总书记没有一个有好下场。
刘少奇这个中国的国家主席，曾经的中国第二号人物就是在极其悲惨的情况下走完一生的。在他七十岁生日那天，毛泽东和周恩来特意嘱咐汪东兴带给刘少奇一个生日礼物──收音机，目的是让他听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公报：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
刘少奇一下子就从精神上被击垮了，他的病情急剧恶化。由于他长期被固定捆绑在床上，一动也不能动，他的颈部、背部、臀部、脚后跟都是流脓水的褥疮，疼痛难忍。由于他疼起来时一旦抓住衣物或他人手臂就不撒手，人们干脆就在他每只手中塞一个硬塑料瓶子。到他去世死，两个硬塑料瓶子都被握成了葫芦形。
到1969年10月，刘少奇已经浑身糜烂腥臭，骨瘦如柴，气息奄奄。特派员既不让洗澡，也不准翻身换衣服。而是把他扒个精光，包在一床被子中用飞机从北京空运到开封，监禁在一个坚固的碉堡地下室里。在他发高烧时不但不给用药，还把医护人员全部调走，临死时，刘少奇已经没有人形，蓬乱的白发有二尺长。两天后的半夜按烈性传染病处理火化，用过的被褥枕头等遗物均被焚化一空。刘的死亡卡片上这样写着：姓名：刘卫黄；职业：无业；死因：病死。
党可以将堂堂国家主席迫害致死，而且死得不明不白。
四、输出革命，海外杀人
中共除了在国内、党内杀人杀得兴高采烈、花样翻新之外，还通过输出革命的方式参与屠杀海外华人。红色高棉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在柬埔寨仅仅维持了四年的政权，然而从1975年到1978年，这个人口只有不到800万的小国却屠杀了200万人，其中包括二十多万华人。
这里暂不讨论红色高棉的累累罪行，但却不得不说一说它和中共的关系。
波尔布特是毛泽东的绝对崇拜者，从1965年开始，曾经四次来中国当面聆听毛泽东的教诲。早在1965年11月，波尔布特就曾到中国访问三个月，陈伯达和张春桥等人给他讲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理论和经验。这些都成为他后来夺权、建国、治国依据。回国后，他将原来的党改名为柬埔寨共产党，并仿中共农村包围城市的模式，建立革命根据地。
1968年柬共正式成立军队，到1969年底也只有三千多人，但到一九七五年攻占金边之前，已发展成为“装备精良、作战勇猛”的近八万人武装力量。这完全得益于中共的扶持。王贤根着《援越抗美实录》上说，仅在1970年，中国就援助波尔布特三万人的武器装备。1975年4月波尔布特攻下柬埔寨首都，二个月后，就到北京拜见中共，听取指示。可以说，红色高棉杀人没有中共的理论和物质支持是根本就办不到的。
这里仅举一例，西哈努克国王的两个儿子被柬共杀害后，周恩来一句话，柬共便乖乖地把西哈努克送到了北京。要知道柬共在杀人的时候是连腹中的胎儿都要斩草除根的，免得养虎贻患。而对周恩来的要求，波尔布特二话不敢说就执行了。
周恩来一句话可以救了西哈努克，但是对于柬共屠杀二十多万华人，中共却抗议一声都没有，当时华人去中国大使馆求救，使馆竟然坐视不理。
1998年5月发生的印尼大规模屠杀、强奸华人事件，中共仍然不吭一声，不但不与救助，反而在国内拚命封锁消息。似乎海外华人死活与中国政府毫无关系，连人道主义援助都不予提供。
五、家庭的毁灭
中共历次政治运动杀了多少人，我们已经无法拿出准确的统计数字。民间是由于资料的缺乏，和地域、民族、语言的间隔根本无法统计；而中共官方更不可能进行这种自掘坟墓式的统计。因此，中共永远对待自身的历史采取“宜粗不宜细”的做法。
对于中共戕害的家庭数量就更难获得。有的是一个人死了，一个家庭就破坏了。有的是一家一家死绝。即使没有死人，但被强迫离婚的、父子母女被迫划清界限的，将人致残、逼疯的，将人折磨出重病而过早谢世的等等，也都是痛苦的家庭悲剧，相关的统计数字就更加匮乏。
按照日本日本读卖新闻的报导，中国有一半以上的人受过中共迫害，那么中共毁坏的家庭估计至少由上亿个了。
关于张志新的报告文学把她变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许多人都知道她受尽酷刑轮奸和精神摧残，最后在精神失常的情况下，被割断喉管后枪决。然而许多人可能不知道的这场悲剧的背后还有更为残忍的故事──“死囚家属学习班”。
张志新的女儿林林回忆起1975年初春的一天，渖阳法院与他们的一段对话：“渖阳法院来的人大声说：‘你妈妈非常反动，不接受改造，顽固不化，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罪上加罪，政府考虑加刑。如果处以极刑，你是甚么态度？’……我愣住了，不知道怎样回答。我的心一下碎了。但我强装镇静，强忍着泪。爸爸说过，不能在别人面前掉泪，不然就同妈妈划不清界限了。爸爸代我回答说：‘如果确实那情况，政府怎么处理都行。’法院的人又问：‘处极刑，收不收尸？张志新狱中的东西你们还要不要？’我低着头没说话。爸爸又代我说：‘我们什么都不要。’……爸爸领着我和弟弟从县城招待所出来，跌跌撞撞，顶着呼啸的风雪回到家。没有做饭，爸爸将家里仅剩的一个窝窝掰成两半，分给我和弟弟吃，说：‘吃了早点睡觉。’我静静地躺在炕上。爸爸独个儿坐在小板凳上，对着灯发愣，他瞅了瞅炕上，以为我和弟弟睡着了，就慢慢地站起来，轻轻地把渖阳家里带来的箱子打开，翻出妈妈的照片。看着看着，爸爸禁不住流泪了、我翻下床，一头扑进爸爸的怀抱，放声大哭。爸爸拍着我，说：“不能这样，不能让邻居听到。”听到哭声，弟弟醒来了。爸爸把我和弟弟紧紧地搂在怀里。这一夜，我们不知流了多少泪，却不能大声哭。”
某大学一位教师有着幸福的家庭，改正右派时他的家庭却遭受了一场灾难。他的妻子在反右时正谈恋爱，恋人被打成右派，流放到边远地带，吃的苦可想而知。年轻的姑娘无法舍身相伴，嫁作他人妻。当早年的恋人历尽苦难终于回到家乡，已是几个孩子母亲的她无法忏悔过去的无情和背叛，她执意和现在的丈夫离婚，重新赎回良心的罪责。突然的变异使这位五十多岁的大学教师无法承受，他精神失常，脱光了衣服在露天里到处寻找重新安身立命的地方。最终妻子还是离开了他和孩子。党设下的痛苦剥离是无解的方程，是以这个撕裂取代不了另一个撕裂的社会不治之症。
家庭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单元，也是传统文化对党文化的最后一道防线。因此对于家庭的破坏是中共杀人史上尤为残暴的劣迹。
中共由于垄断了一切社会资源，当一个人被划为专政对象的时候马上面临着生活的危机，和社会上的前夫所指，尊严的被剥夺。这些人又从根本上是被冤枉的，那么家庭就成了他们获得安慰唯一的避风港。但是中共的株连政策却使家庭成员无法互相安慰，否则家人也就成了专政的对象。张志新就是被迫离婚的。而对更多的人来说，亲人的背叛、告密、反目、揭发和批斗，常常是压垮精神的最后一个稻草，很多人就是这样走上了绝路。
六、杀人模式及后果
（一）、共产党杀人的理论指导
共产党常常吹捧自己天才的、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其实是创造性地发展了集古今中外一切之邪恶。它用共产主义的大同思想欺骗民众和知识份子，用工业革命对信仰的摧毁贩卖彻底的无神论，用共产主义否定私有制，又用列宁的暴力革命理论和实践统治国家，同时又结合并进一步恶化了中国文化中背离传统的最恶部份。
中共用它发明的一整套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和“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框架模式来改造世界，保证其一党独裁。其理论分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部份。其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要巩固上层建筑，特别是党的政权，必须首先从经济基础进行革命。这其中包括：
1、杀地主解决农村生产关系。
2、杀资本家解决城市生产关系。
在上层建筑层面，杀人也在反覆进行，为的是保障意识形态上的绝对垄断。其中包括：
1、解决知识份子对党的政治态度问题。
中共长期以来反覆多次发动“知识份子思想改造运动”，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资产阶级思想、超政治观点、超阶级思想，自由主义等等，洗脑诛心，令知识份子斯文扫地，一些在知识份子中自由思想和优良品格，包括仗义执言，舍身取义，“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君子达则兼善天下，贫则独善其身”的传统几乎荡涤殆尽。
2、为中共在文化和政治上的绝对领导权而发动文革杀人。
先是从党内到党外发动群众运动，从文学、艺术、戏剧、历史、教育等领域杀起。先是全国人民杀几个人，如“三家村”、刘少奇、吴晗、老舍、翦伯赞等，发展到“党内一小撮”、“军内一小撮”，再发展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互相杀戮。武斗消灭肉体，文斗消灭灵魂。那是党控制下的一个混乱和极度暴烈的时期，人性中恶的方面被党的危机充电需要放大到最大限度。每个人都可以在“革命的名义”下、在”捍卫党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名义下任意杀人。这是一次空前绝后的无产阶级灭绝人性的全民操练。
3、为解决文革后社会上的民主呼声，中共在“六四”开枪杀人。
这是军队首次公开杀人民。为了压制人民反贪污、反官商勾结、反腐败的呼声，要求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的呼声，为了达到军队相互钳制和军队仇恨群众的效果，利用甚至布置了烧军车、士兵被杀死的场面，制造人民子弟兵屠杀群众的惨案。
4、屠杀不同信仰的人
信仰领域是中共的命根子。为了中共的歪理邪说能够欺骗一时，中共在建政初期就开始消灭会道门和各种信仰体系。而面对新时期的精神信仰──法轮功群众，中共再次祭起屠刀。其策略是利用法轮功修炼“真善忍”，“不会放毒”，“不搞暴乱”，”不会造成社会不安定”来取得镇压经验，进而消灭其他一切信仰群体。这一次是江泽民和共产党亲自出来杀人。
5、为掩盖消息而杀人
知情权是中共的另一个罩门，中共也为封锁消息而杀人。过去“偷听敌台”就是坐牢的罪名，现在面对各种电视真相插播，江泽民下达了“杀无赦”的密令，插播真相的刘成军就是被酷刑折磨致死的。中共利用盖世太保机构610办公室、警察、公检、法和庞大的网络警察系统，监测群众的一举一动。
6、为私利剥夺百姓生存权
共产党的继续革命论，其实就是不能放弃领导权的问题。在现阶段，中共的贪污腐败，已经发展成为党的绝对领导权与老百姓的生存权的冲突，当民众起来在法律范围内维权时，又见共产党动用暴力，不断对“为首分子”舞动屠刀。中共为此已经准备了几百万武装警察，比起六四时临时调动野战军来，今日的中共更加做好了杀人的准备。而当民众被逼上绝路的同时，中共也在将自己逼上绝路，其政权到了草木皆兵、风雨飘摇的程度。
综上所述，人们可以看到，共产党本质上是一个邪灵，为了它的绝对控制权，不管在一时一地表现有甚么变化，它过去杀人，现在杀人，将来还会杀人的历史不变改变。
（二）、不同情况用不同的杀人模式
1、舆论先行
中共使用过各种各样的杀人方式，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模式。绝大多数的杀人都是“舆论先行”。共产党常说的一句话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倒好像是共产党应老百姓的要求杀人一样，实际上，“民愤”却是中共煽动起来的。
比如戏剧《白毛女》就完全是在篡改民间的传说故事，《刘文彩》的收租院和水牢也是编出来的，目的就是“教育”人民去痛恨地主。这种妖魔化“敌人”的做法历来都用，连国家主席也可以妖魔化。对法轮功更是通过伪造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来挑动对法轮功的仇恨，而后对法轮功民众施以群体灭绝式的迫害。这种杀人模式，共产党不但没有改，而且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越用越登峰造极，过去是骗中国人，现在连外国人一起骗。
2、发动群众杀人
共产党不但自己通过专政机器杀人，还“放手发动群众”杀人。如果说开头还有一点规章法律的话，待到群众杀得兴起时就毫无节制了。例如“土改运动”中，一个土改委员会就能决定地主分子的生死；
3、先杀灵魂，再杀肉体
杀人的另一个模式是“先杀灵魂，再杀肉体”。历史上最残暴的秦王朝也没有出现过精神屠杀，而中共却绝不给人慷慨就义的机会。所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只有低头认罪才是唯一出路”。一定要让人放弃自己的思想和信仰，像狗一样没有任何尊严地去死，否则慷慨赴死的气概会激励来者。只有死得卑微而可耻，才达到了中共“教育”后来人的目的。中共现在迫害法轮功极其残暴的原因就是法轮功把信仰看得重于生命，在无法摧毁他们的尊严时，中共便竭尽所能地折磨他们的肉体。
4、有打有拉地杀人
在杀人的过程中，中共会“胡萝卜大棒”一起用，有打有拉。它从来都是说“打击一小撮”，或按照百分之五的比例，“绝大多数人”永远是好的，永远是“教育”的对象。这种教育分为“恐怖”与“温暖”两种。“恐怖”，就是让人看到与共产党对立绝没有好下场，对被打击的人要避而远之。“温暖”，就是让人们看到如果能得到党的信任，与党站在一起，不仅安全，还可以得到重用，甚至分吃一点人血馒头。林彪说“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大片”，每每那些庆幸躲过了一次运动的人会成为另一次运动的牺牲品。
5、“消灭在萌芽状态”的杀人模式和“隐蔽的法律外杀人”模式
如今，中共还发展出“消灭在萌芽状态”的杀人模式和“隐蔽的法律外杀人”模式。比如各地工潮、农民抗争越来越多见，中共本着“消灭在萌芽状态”的原则，每每把“首要分子”抓起来，判以重刑。再如，在人权自由越来越成为世界共识和潮流的今天，中共不判处一个法轮功学员死刑，可是在江泽民“打死白打死”的教唆纵容下，各地普遍出现酷刑致死法轮功学员的惨案。又如宪法规定了公民的上访权利，但是中共使用便衣警察，甚至雇佣地痞流氓，搞“截访”，抓人、遣送、甚至劳教民间上访的维权民众。
6、杀鸡儆猴式的杀人
迫害张志新、遇罗克、林昭等等。
7、用不杀人来掩盖杀人
国际上有影响的人往往中共只镇压而不屠杀，目的是为了暗中杀那些影响力小的，而不被民众注意。比如镇反时，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如龙云、傅作义、杜聿明等倒是没有杀，杀的都是国民党的中下级官员和士兵。
长期以来的杀人异化了人的灵魂，现在中国许多人的杀心都很重。“九一一”事件时，大陆网站上竟然一片叫好之声，鼓吹“超限战”的说法也不绝于耳，这实在让人思之不寒而栗。
结语
由于中共的消息封锁，我们无法确切知道在其统治期间到底有多少人被迫害死，以上列举的各个运动就至少致死了五千万人，此外还有中共在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等地对少数民族的屠杀，相关史料就更难找到。
除了致死之外，还有多少人被致残，多少人得了精神病，多少人被气死、吓死、郁郁而终，我们更不得而知。要知道，每一个人的死亡，对家庭成员来说都是一段刻骨铭心的惨痛悲剧。
日本读卖新闻曾经报导，中共中央下令对全国29省市，进行统计，整个文革波及遭殃者至6亿人，占中国人口的一半左右。
斯大林曾说，死一个人是悲剧，死一百万是个数字。李井泉在听到别人告诉他四川省饿死了许多人的时候竟然若无其事地说“哪个朝代不死人？”毛泽东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这就是无神论的共产党人对待生命的态度，所以斯大林迫害死两千万人，占前苏联人口的十分之一；中共迫害死八千万，也差不多十分之一；红色高棉迫害死200万，站其人口的四分之一；现在北朝鲜饿死的人估计也超过100万了，这都是共产党欠下的血债。
邪教用杀人来血祭其供奉的邪灵，从共产党出现开始也不断用杀人、甚至是杀不了外面的人就杀自己人的做法来祭祀其“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邪说，乃至把自己的总书记、元帅、将军、部长等等摆上其邪教的祭坛。
许多人认为应该给中共时间让它变好，并说它现在杀人已经很有节制了。且不说杀一个人也是杀人犯，从更大层面来说，因为杀人是中共达到恐怖统治的手段之一。那么，杀多杀少就是可以根据需要来调整的。其表现可以概括成“不可预测性”。在人们的恐怖感不大时，多杀一些人就能提高恐怖；在人们的恐怖感很大时，杀少量的人也能维持恐怖；在人们不由自主的害怕时，中共只是嚷嚷杀人（不用杀人），也能维持恐怖；在人们经历了无数的政治杀人运动，对中共的恐怖形成条件反射之时，中共可以提都不提杀人。宣传机构的大批判调子就足以唤回人对恐怖的回忆。
一旦社会上人们对恐怖的感受有变化，中共就会调整它的杀人力度。所以，中共杀多杀少本身不是目的，重要的是其杀人的一贯性。中共并没有温和，更没有放下屠刀，而是人民变老实了。一旦人民起来要求什么，超出了中共的容忍，中共是绝不会犹豫和客气的。
也正因为要维持恐怖，随机性的杀人是维持恐怖最大化的做法。由于历次大规模杀人中常常有意不明确运动对像、定罪和量刑标准，为避免被划进可能被杀的范围，人民往往退缩到一个自我划定的相对“安全”区，这个区域有时比共产党划的还要小得多。这就是为什么每次运动人人都是“宁左勿右”，每次运动都是“扩大化”，是因为一级一级的主动加码以求自保。运动越往下越残酷，这种全社会的恐怖自动放大效应就来源于共产党的随机屠杀。
在长期杀人的历史中，中共演变成一个变态系列杀人狂。通过杀人来满足其大权在握、生杀予夺的变态快感；通过杀人来缓解内心的恐惧；通过不断杀人来压制以前杀人所造成的社会冤仇和不满。时至今日，中共由于血债累累，已无善解的出路，而又依靠高压与专制维持到它生存的最后一刻。即使有时采用“杀人，平反”的模式来迷惑一下，但其嗜血的本质从来没有变过，将来就更不可能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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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说，虽然很多流感专家私下也提出过类似的死亡数字，但是尾身茂的这个讲话是高级公共卫生官员首次在公开场合做出这样的估计。尾身茂说，预测何时会爆发大范围的流行病是不可能的。在历史上，平均每三十年至少会出现一次全球性的流行病。他说，冬天对于流感病毒来说是最危险的季节，而且人类禽流感的病例在今年秋天就开始出现了。
报道说，世界卫生组织在上个星期公布的一份评估中说，如果H5N1型禽流感病毒一旦有能力轻易在人类之间传播，那么全球六十亿人口中的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就会受到感染。世界卫生组织报告了四十四起证实的人类H5N1禽流感病例，其中三十二人已经死亡，死亡率高达百分之七十二点七。
1918年“西班牙流感”肆虐全世界。人患病后3天便死亡，在不到一年时间里法国就有40万人死于这一流感。全世界则有一半的人口感染了“西班牙流感”病毒。就拿太平洋小岛东萨摩亚来说，当时仅有3.8万人的小岛却有7542人死于“西班牙流感”。
尽管无法精确统计到底有多少人死于那场流感，但科学家估计，大约有2000万到4000万人在流感灾难中丧生。相比之下，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1000万人死亡只有它的1/2到1/4。美国医学史专家总结认为，“西班牙流感”是有史以来对人类打击最大的一次流行性疾病，远比鼠疫要凶残得多。
参考资料：Voice of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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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官方报道，十一月二十八日陕西省铜川矿务局陈家山煤矿又发生瓦斯爆炸事故，截止三十日已找到64遇难者。井下尚有102人下落不明。
下面是近期中国发生的重大伤亡事故：
·11月27日陕西西安市周至县四川省巴中运输公司一辆大客车由四川开往上海途中，发生翻车事故，造成26人死亡，46人受伤（两车受伤人中有13人重伤），紧随其后的另一辆客车躲闪不及撞到山体上造成11人受伤。
·11月26日四川凉山州美姑县一辆中型客车，与迎面驶来的一辆车相撞，造成10人死亡，1人失踪，14人受伤（重伤1人）。
·11月21日东方航空公司一架从包头飞往上海的航班起飞一分钟后坠毁在包头市南海公园，并引发大火，机上47名乘客和6名机组人员全部死亡。
·11月20日上午河北邢台市沙河市李文生所属的铁矿主井发生火灾.截止11月24日11时，65名遇难人员已全部找到。
·11月18日重庆市铜梁县巴川镇洗马村四社一居民楼发生爆炸事故，造成12人死亡，24人受伤。
·11月15日贵州省黔南布州三都县境内，一辆大客车行至321国道，翻下30米深的路坎，造成11人死亡。
·11月13日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市白鹿镇宏盛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其中有7人受伤。截止到11月16日，19名遇难者全部找到。
·11月11日河南平顶山一煤矿发生瓦斯爆炸33人遇难。
·11月8日上海市奉贤区A30高速公路一辆大货车与一辆两吨货车迎面相撞。截止9日，已造成10人死亡，5人重伤，11人轻伤。
·11月4日在山东日照市境内，中国旅行社的一辆中型客车，因雾大与前车发生追尾，紧随其后的车辆随即与之相撞，截止11月9日，事故共造成20人死亡。
·11月5日山西省朔州市平鲁区石崖湾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16人死亡。
·10月30日辽宁省抚顺矿业集团公司西露天矿平峒工作面发生一起有害气体瞬间突出事故，造成15人死亡。
·10月20日河北邯郸武安德盛煤矿发生特大透水事故，截止到11月21日7时，水位下降到+25.26米，比最高水位下降了39.89米。井下被困的29人仍下落不明。
据外电报道，中国官方表示，去年全国死于煤矿意外的人数，占全世界同类事件总死者人数的80%。官方数据显示，今年头九个月有4,153人死于煤矿意外。中国煤矿去年每百万吨煤矿工死亡率为四点一七，高于美国的一百倍，是南非的三十倍，甚至是印度的十倍。与此同时，中国约有60万矿工患上所谓的黑肺病，这种病是由于长期暴露在煤矿尘埃所致，而每年又有7万个新增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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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难躲的灾难
老叔读中学时，正是六十年代末期，我们家人都以为那些冲冲杀杀的批斗不会轮到我们的，因为家族中有二名家庭成员服务于部队，家庭成分也不高，再说院墙上还挂着 “光荣之家”的牌子。然而正象人们常说的，是祸躲不过呀，灾难竟莫明其妙地降临了。一个夏日的午后，街道办事处的一个老太太在院子里高喊着祖父的名字，要他下午到街道办去一趟。从她那种怪异的口气中已经感觉到了不祥的征兆。晚饭了，祖父还没有回来，天黑的时候，六岁的我已经准备睡觉了，突然被一阵大声的叫喊声惊了起来，祖父大吵着在前面，后面跟着几个年轻小伙子。当祖父坐到堂屋的椅子上时，我在里屋看清了，鲜血从他的头上流了下来。原来，他被人指控为历史反革命，而且“证据确凿”。祖父是个性子刚烈的人，与他们辩解，但没有用，他早被人从后面压着，逼迫他低头认罪。他拚命地用头去撞墙，想以死抗争，但那时他连死的权力都没有。我吓得浑身发抖，牙齿哒哒直响，怎么也控制不住。我已经被吓傻了，那个情景至今还记忆犹新。
不久，祖父被关押了，到了大冬天的时候，他被放了回来。当我再见到祖父时，他苍老了许多，头发、胡须全白了，很长，他变得沉默寡言，没有了往日的欢笑，再也听不到他的京剧唱腔。其他的家人也变了，整个家沉闷极了。祖父要每天去扫大街及干其它一些体力劳动。那时他已经六十多岁了。
家难发生之前，老叔经常在晚上给我讲故事，都是他白天从书里读到的。现在，连这一点点童年的快乐也没有了，晚上听到的是大人们的叹气声。
一个北风呼啸的清晨，我被一阵揪心的嚎啕大哭惊醒，起来后发现祖母正在直挺挺的祖父身旁大哭。我还小，根本猜不出发生了什么事，祖母拉着我的手，对我说：“好孩子，快来，再看一眼你的爷爷，你再也见不到他了。”我突然明白了发生了什么，记得大人们告诉过我，一个人死了，就是人们再也见不到他了。随之失声痛哭起来。隐约记得老叔伏在自己的床上低声地哭泣。
那时没有人帮我们处理这起丧事，人们都离得远远的。谁又愿意与反革命家庭接近呢？居委会到来了人传达命令，说祖父是畏罪自杀，应该火化！人被冤枉了，被逼死了不说，反倒罪上加罪，连躯体都不让留。幸亏母亲娘家的亲戚来帮忙，偷偷地埋葬了祖父。
从此，我们家每一位成员都被标上了反革命家属的标签，出门儿抬不起头来。欢乐早已离弃了我们。不管我们在学校多么努力，学习多好，都感觉低人一等。那时我还小，刚上小学。老叔呢？中学毕了业该怎么办？他的前途又是什么呢？
二. 压抑的青春
老叔中学毕业后一直在家待业，正式工作是轮不到他的，有时也去帮人家干些体力活挣点钱。他有几个好朋友，常来找他，在男孩子们的瞎聊胡侃中荒废着青春。
二年后的一个春节，在外地工作的父亲带来了好消息，他高兴地对家里人说，他的单位正在招职工子弟，老叔可以去报名申请。老叔高兴极了，他说， “我一定要走得远远的，离开这个地方。” 等我长大了，才明白当时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因为家乡是个令他痛苦的地方，他想离开那里去寻找属于青春的快乐。
老叔到远离家乡的地方工作了，也是一年回家一次。每年除了给祖母带来过年的钱和礼物，还忘不了为我买个小礼物。那些从大城市来的令同龄人眼红的奶油糖果，塑料制的带拉锁的铅笔盒，还有女孩子时髦的红色条绒袄，老叔的脸上充满了笑意。他高兴地向家里人讲，他如何刻苦学技术，师傅们如何喜欢他，说他心灵手巧，干什么什么行，但当领导要他入团时，他婉言拒绝了。说到这儿，他也变得沉默了，别人都以为他太谦虚，只有我们家里人才知道，从那次劫难之后，老叔发誓不参与任何政治团体，对于任何有关政治方面的事从不发表意见。这是他人生中学到的第一条经验。可以想象，对于一个聪明的年轻人来说，有意埋没自己是一种怎样的痛苦，老叔不敢为自己的前途设想太多，只图安安稳稳的有份工作，不暴露祖父的历史就谢天谢地了。
中国恢复高考制度后， 我考取了一所不错的大学，老叔为此兴奋了好久，比他自己考上还高兴。在他青春的梦想和希望都变成泡影的时候，家里终于出了一个大学生，为这个家族争了气，记得他当时用了一个词叫做:扬眉吐气！老叔给我的礼物是一只精制的手提箱，质地很好，一直跟随了我二十多年。可悲的是，老叔的青春被毁灭了，那一代人的青春都被毁灭了。
三. 叔侄之间
我和老叔一同长大，很多时候他更象一位兄长。特别到了读研究生时，我和先生考到了北京，周末常去他的小家混饭吃。老叔总爱想问题，其中之一的就是人为什么活着？他想来想去，也想不出来。后来找到了一个自己都不满意的答案，那就是为钱。“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嘛。他开始想怎么才能多挣钱。他开过一段时间的出租车，体验到了挣钱的不易，可还是感到很空虚。
九六年，一位具有同样问题的儿时朋友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告诉我，李洪志大师在美国传授法轮功，他要人按真善忍的法理去修炼，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真是难得。他最后写道：“这或许就是你一直在寻找的东西。”当我读完《转法轮》的时候，我认为我已经找到了老叔那个问题的答案。但那时老叔正忙着开出租车挣钱呢，哪里顾得上去找他那个人生问题的答案。有一天，他路过我家，读到李洪志先生的一段话：
“宇宙之浩瀚 天体之洪大非人所能探知 物质之微非人所能窥测 人体之穷奥非人知其表面一学之渺 生命之庞杂将永远是人类永恒之迷”（《精进要旨》）。读完后，他连连表示赞同：“太对了，太对了，这些话说得太好了。”说完就接着开他的出租去了。
老叔对于我修炼法轮功，一开始是支持的，自从中国镇压后，他听信了谣言，认为法轮功在搞政治，开始反对起来。那时我已经来到国外，每次电话他都要再三嘱咐我，千万不要搞政治，我们家在文革中的经历还不够吗？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后，我冷静地对老叔说：“叔叔，你看我会不会象电视里讲的那样会带着我的孩子去自焚呢？”“那倒不大可能。”我又问：“那么你认为你的侄女还正常吧？” 他想了想回答说：“当然是正常的啦。”“那么如果现在有人告诉你说，你的侄女是个x教分子，证据确凿，你相不相信呢？”他不说话了。我又将那个漏洞百出的自焚疑点给他有条有理地分析了一番。他突然打断了我的话，对我说：“好了，别说了，我明白了，这叫做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当年咱们家不就是这样吗？我太明白他们这一套了，好了，这回你叔叔总算明白了。”
老叔真是醒过来了，从那以后，他好象变了一个人似的，不再劝我放弃法轮功了，几乎每一次通话我都能感受到他的变化。
四.修真善忍
让老叔再次探索人生问题的契机是去年发生他身上的一些奇特的经历。
起先是老叔发生了一次车祸，据他说，同车的人都受了重伤，而他坐在最前排，只擦伤了一点皮。人们都觉得奇怪，他自知有神灵的保护，回到家赶紧摆上供品虔诚地感谢保佑他的神灵。我对他说：“这是因为你的心眼好啊，其实神佛是存在的，只是人们不相信，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件事都不是偶然的，好人得好报也是千真万确的。”老叔听了非常赞同：“这次我算信了，这是一大难哪。”
去年年底，老叔又患上了颈椎病，症状表现为下半身的皮肤难受得令人坐立不安，令他失望的是，使尽了各种中西医的手段，病情不坏也不好。得知这个消息后，我还联系在国内的同学，是这类疾病的专家，结果老叔说，专家也没有什么好办法，换汤不换药，说来说去，还是牵引呀，药物呀，针灸呀，他都试过了。我当然知道现代医学的有局限性，在大学里读书时，经常看到这样的话: 对于这种病还没有根治的办法，然后列出一些只能缓解症状的药名，再下面就是预后如何。我决定每周打一次电话给他，我知道精神对于疾病能起到相当大的作用。老叔也说，我的电话比其它的医疗手段更有效，特别听到我女儿叫他三外公的时候，开心极了。
有一次，我试着给他讲法轮功的神奇故事，并告诉他，如果实在难受，就在心里念几个字：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大约过了二周，堂妹就在电子邮件里告诉我，她爸爸好多啦，脸色也红润了，也不象原来那么爱着急了。我打电话问老叔，他说，我每天都念那个口诀，病情还真是好转了。这件事与其说是让老叔感到神奇，倒不如说是让我吃惊。为什么？修炼的人当然都知道法轮功的神奇，可是不修炼的人只念念这几个字就能灵验，我还是第一次亲自见证，尽管看到许许多多这方面的神奇故事，似乎还是眼见为实。
因为忙于自己的事，一下子就是几个月没和老叔联系了，二周前打电话给他，他很高兴：“我每天至少念七遍你教我的口诀，真善忍这三个字呢，真和善做得不错了，只是这个忍字做得不够好，有时还着急，这对我是最难的。你说，如果我太忍让了，别人会不会认为我好欺负啊？”
“不会的，我想人们可能认为你这个人有涵养，有度量，其实别人怎么想不重要，关键是神佛都看得清楚，他一看，这个人能忍，再遇到什么危险，他还会保护你的，该你得到的，阴差阳错的总会让你得到，这不是争来的。你知道韩信胯下受辱的典故吗？……”
“知道知道，我明白了。”
依照老叔在文革中的经历，他已经养成了一套自我保护的处世哲学，按理，他是不会涉及法轮功的，尽管他知道真象，也绝不敢沾边的，可是他竟然听了我的话，每天虔诚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那几个字，并自觉地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这大概是他的根基与缘份在起作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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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注意到一个问题，学员中对直接点名中共迫害大法还有些顾虑，常陷入是不是在反对共产党，是不是在搞政治的思维模式之中。这些顾虑心的表现，说明部分学员对此“敏感话题”在法上还未能有清醒的认识，如果认识上跟不上正法的進程，那对正法就会形成阻力，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下面就谈谈我个人在这方面的一点体会。
修炼人修炼的整个过程是个不断净化，和向更微观不断纯净的过程，当然正法修炼还包括救度众生的使命。
修炼过程中，除了清除自身的各种业力形式外，有一个严重的现象就是附体现象。关于附体对炼功人的危害，清除附体的重要性，《转法轮》中有专门的章节论述。当年师尊在国内传法时，都是当场清除在场听课学员身上和家中的所有附体。可见附体现象对修炼人的巨大阻碍，彻底清除它来不得丝毫含糊，否则根本就修炼不了。
这一点，所有熟读《转法轮》的大法弟子都明白。谁也不会把清除附体看成是反对附体，还要讲什么条件。同时由于附体附在人的身体上，一定程度的影响着人的思维，所以它为了保存自己，会控制你的大脑，发出一些自救的信息，让你产生疑问，而这正是对修炼人能否正信正悟的考验。以上谈到的是个体形式的表面附体，容易理解。
可是附体的形式千变万化，有大有小，还有无形的。谈到共产党，其实那不就是一种特殊的附体的形式嘛。它是人类最大的一个邪灵附体，上面一定层次是条恶龙，人间它是以中国共产党的形式为主体表现，但实质是一种无形的生命。虽然这条恶龙已经不存在了，但其幽魂不散，它依附于每一个头脑里或多或少对它有感情的人的身上、空间场里，其中包括一部分学员。
这种邪灵通过共产党洗脑教育的同时，浸入你的层层身体，因为有一定的来源，所以能深入到一定的微观身体。在这样的情况下，每个人自觉的清理共产党在自己体内的一切毒素，不就是一件很紧急的大事嘛。
法正人间的洪势越近，正法修炼越近尾声，对应大法弟子的更微观的身体也要更加修炼纯净，要求更高。而共产党的许多微观因素，通过长期的，从小到大的教育，已经逐渐渗透到我们的微观身体之中。
我们使用的语言词汇、腔调口气、思维方式、想问题的逻辑方法等等，在没修炼前处处都体现出共产党的子模式。那些出国访问旅游的中国人，无论哪来的，干什么的，可是对许多问题的回答如出一辙，也不一定是他们背下来的，而是想问题、看问题的方法都是共产党一手教会的。
修炼后，虽然在表面上修去了许多这方面的习性，但是共产党附体因素也是层层微观的，许多人在微观上还被它粘附着，没有修掉。所以从表面上就会反映出来，但是往往带有欺骗性，不特别注意，自己也意识不到。
举一个最典型的普遍的例子，就说现在，一谈论共产党迫害法轮功的话题，迫害明明是事实，可是无论我们嘴上说没说，心里都闪过了一念：搞政治？有些能克服，有些就成为跨不过去的心结。
这一念从哪来，从微观中来。其实这一念与上面谈到的那些表面的个体附体，在看到要被清理时，向修炼人的头脑里打出干扰的信息是一回事。由于共产党邪灵附体中国人的时间太长了，它有大量时间系统的侵蚀每一个生命，给每个人种下了微观机制来保护它。
明显的，中国人可以不负责任的宣泄式的骂共产党，但是一旦正式的提到共产党的邪恶，一提到共产党的不好，那个机制就让你和“搞政治”（反华势力）等贬义的联系在一起。所谓搞政治的念头，就是共产党附体微观因素在你表面所产生的人的反应。说白了这念头是共产党教会你想的，目地就是使你始终不能正视它，不敢碰它，也就无法看清它的本质，多少维护着它，保护着它。对修炼人而言，它也就达到阻碍你最后脱离人的目地，挡着你修炼的神路。
我们知道，共产党是旧势力为考验大法安排的，它是反宇宙的邪灵，集大恶于一身。既然是恶灵，所以就会有数不清的分体，你要它，它就上来，无论在什么微观层面，你想留它，它就呆在那里。
那么，作为大法修炼人，我们能带着这样的邪恶幽魂去圆满而進入新宇宙吗？决不能，那是去污染新宇宙，所以如果我们不能肃清它的因素，那将意味着什么呢？
正因如此，清醒的揭露共产党对大法施加迫害所犯下的罪恶，正视它，看清其邪恶的本质，就是修炼者在帮助清除自身一切共产党的微观因素。旧势力把共产党叫滤神器，就是说只有神才能过它这一关，过不过去的，就被当做人滤下来，走不了，而对不修炼的人就更难突破其毒害。
大量的邪恶被清理，正法進程走到这一步时，对修炼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间的一切不正的因素，当然包括共产党的因素，都不能在我们的神体上残留。要跨越这一步时，还能有任何犹豫吗？任何犹豫都是干扰，都要分清是不是自己的观念造成的，是不是自身的不纯带来的。暂时不理解的，要通过学法，共同切磋，提高在法上的认识，不能轻易的下结论，给自己的修炼人为的设置障碍。
不仅我们修炼人在清除共产党附体因素上要提高认识，而且我们还要救度众生，还要帮助众生，认清共产党的邪恶本质，至少在表面上去掉共产党给他下上的附体因素，那样他才能走过法正人间的一步。如果头脑里是极力维护共产党的思维，身上背着共产党附体形象，那正法洪势下来的时候，自然也把他看成是共产党的一个粒子，就瞬间销毁了。
我们不是搞常人的什么政治运动，而是冷静的理性认清共产党邪恶本质。作为修炼的人，一方面真正纯净自己的生命体系，清除共产党的微观毒素，从而修炼圆满，進入新宇宙，另一方面，众生也会有所清醒，明白的一面也会珍惜生命，从而更多的众生能得救，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这是对众生的大慈悲，也是正法進程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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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昆仑，《定位》，油画，67英寸x 117英寸(2003)
下载高精度图片我想通过这幅画告诉人们一个真理，宇宙中有一个谁都不能摆脱的规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法轮功教人做好人，教人向善，可是那邪恶势力就要对他进行迫害。不管是谁，对这件事的态度，就是在宇宙中摆放自己的位置。
这些邪恶的警察，他们在天安门广场打这些大法弟子的时候，实际上他的元神已经下了地狱了，下场是很可悲的。就连这只狗，在咬大法弟子的时候，它的元神就被地狱的小鬼抓去了。大法弟子被迫害，但是他们是为了给人们讲清真理，是在做最大的善事，所以她的元神升天成神，进入更高的境界。因为他的思想境界到了那个层次，他就到那么高的宇宙层次中生存。而高处境界中的佛道神，不管是多高的层次，在这个是非面前，正邪较量中，如果支持邪恶，操纵邪恶干坏事，他就不能在那个层次中呆了，就掉下来，打入地狱，進无生之门。
（英文版：http://www.pureinsight.org/pi/index.php?news=2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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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Huddersfield的一位仅读过一遍《转法轮》的还没有正式开始修炼的学生也在下午赶来了，他也积极主动的向行人讲着迫害的真象。
这里的中国人也都乐意接受真象材料，有一个女孩还说上次接到了真象光盘。
最后这次反酷刑展在在五点钟左右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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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春，一天，妻子让我陪她去北山公园散步。一进北山公园大门，那里有许多人炼功，挂着的横幅上写着“中国法轮功”。妻子执意要炼功，我也就依了她。没有想到的是我花了无数的钱没治好的乙肝病在短短的几天中竟神奇般的好了，我这心里别提多敞亮了。
这几年来我被病压的透不过气。这突然无病一身轻的感觉，使我首先想到了和我最要好的战友。在部队中他是连长，我是指导员，我给他买了李老师的讲法录音带，录像带和书，给他送去，可那时他说工作忙没时间，就没有炼。
99年7.20时后，我被劳教三年。出来后我去看望他，他患了脑血栓，高血压及糖尿病，人很瘦，目光有些呆滞，动作非常的迟缓，脸色灰灰的。他在吉林市X区法院工作，他得病后，必须到单位指定的一个区医院医治，否则不给报销。可那个医院缺医少药，家里人就把他送到了一个较大的医院，技术水平高一些，治疗效果好一些。结果花了几万元的医疗费，单位一分钱也不给报。这时我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精力充沛，满面红光。他看到我现在的状态，也知道大法好，问我还有书没有，他要看。当时我只有《洪吟（二）》，随身带着，就给了他。当我再去看他时，他那灰苍苍的脸变得满面红光，行动也灵活了，告诉我他去亲戚家的果园走了16里路没事，而且体重长了7斤。
我们共同再一次的体验到了大法的超常和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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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京,现任公安部副部长。从1999年开始长期担任中共中央610办公室副主任。是江泽民集团在全国范围内镇压法轮功并将迫害延伸到世界各国的最主要的策划和执行者。
1999年6月10日，在时任中共总书记江泽民的力促推动下，中共中央成立了一个专职迫害法轮功的机构，其正式名称是“中共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其常设执行机构叫“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又因其成立时间简称“610办公室”，属于党务部门。其相应的政府部门叫“国务院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这两个办公室实为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对外还是叫“610办公室”。这个 “610办公室”负责协调指挥全国的迫害法轮功事宜，插手行政、司法、企业、宣传、教育、文化等诸多领域。由于这个“610办公室”在这场持续了五年多对法轮功学员的镇压中是事实上的指挥中心，因而要对几年来发生在中国大陆对法轮功学员的杀戮、酷刑、非法拘禁、判刑、洗脑承担全部责任。[1]
刘京和江泽民的关系可以追溯到90年代初。早在刘京担任昆明市市长时，曾庆红就请他利用任中国残联执行理事会理事时和邓朴方的关系找邓朴方谈话协助倒杨[2]。因此，刘京是参与江泽民搞倒杨尚昆、杨白冰行动的重要人物[3]。这种特殊关系可以解释为什么刘京后来担任中央“610办公室”副主任和公安部副部长期间成为江泽民镇压法轮功政策的忠实执行者。
在担任中央610办公室副主任连续几年的时间中，刘京一方面直接推广并执行江泽民、罗干的迫害命令，指挥全国迫害，包括：下达开枪令，大规模抓捕、虐杀法轮功学员，推动、指导给法轮功学员的洗脑等方式等。另一方面在国际人权会议、中外记者招待会等场合，散播对法轮功的污蔑等不实之词，为镇压法轮功辩解，将广泛存在的人权迫害进行美化和赞扬。刘京因其在打压法轮功过程中所做出的“努力”，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后，刘不但担任610办公室主任，公安部副部长、党委副书记、而且升任中共第十六届中委员[4]。
一、全国范围内直接指挥迫害
1.直接下达迫害命令
明慧网报道，2002年2月春节前夕（1月11日），刘京在吉林省长春市南湖宾馆召开部署迫害法轮功的会议。会议中刘京暴跳如雷地批评了吉林省工作不力，并下达了“彻底铲除”的死命令，“可以开枪打死”手无寸铁的法轮功老百姓就是在这次会议上部署的[5]。《法制日报》2002年1月11日的报道证实了刘京亲自赶到长春的事实。[6]
同一天，刘京又赶到辽宁友谊宾馆部署打压，省委副书记王唯众主持会议，副省长赵新良，省政法委、组织部、宣传部以及公、检、法等部门主要领导和沈阳市委的领导出席了会议，各高校负责人也出席了会议[7，8]。
随后，2002年春节前夕，长春市公安局对法轮功学员接连几天夜里进行大搜捕，当时下达的命令是：发现法轮功人员贴标语、挂条幅，可以开枪打死。明慧网曾报导，黑龙江省密山市及辽宁省鞍山市已相继出现枪击法轮功学员的事件。其中2002年2月16日（农历正月初五），辽宁鞍山市警察在非法抓捕三位法轮功学员的过程中，使用手枪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枪击，一警察连开了四枪并击中了一学员的腿部。而黑龙江省密山市警察杜永山在大年初一早两点钟左右，法轮功学员姜洪禄张贴法轮功真相资料时，开枪将他的腿打断。[5]
2.长春电视插播后大肆搜捕和虐杀法轮功学员
2002年3月5日晚8时左右，长春部分法轮功学员通过有线电视网在吉林省长春市和松原市播出《法轮大法洪传世界》、《是自焚还是骗局》等法轮功真相电视片，揭穿了江泽民集团编造的谎言。
插播后，江泽民多次派出罗干、刘京等人到吉林省布置进一步的迫害。在这一次吉林全省大逮捕中，长春地区出动了6000余名警察，仅长春一地就绑架5000余名法轮功学员，在长春被酷刑折磨后又被劫持到省内各地监狱继续进行迫害。3月份的搜捕中，至少有6名法轮功学员被打死，另有15人被非法判4至20年徒刑。插播者侯明凯被“610办公室”悬赏五万元人民币。他于2002年8月21日被抓，两天后死亡。[9]
长春法轮功学员刘成军是促成此次电视插播行动的主要人士之一。2002年3月24日刘成军被捕，被捕时腿部被枪击，造成重伤，这是刘京下达“可以开枪打死”命令的直接后果。在长期的酷刑折磨下，2003年12月26日凌晨4点刘成军在长春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离开人世。[10]
江泽民、罗干、刘京等对长春电视插播的法轮功学员非法拘捕、酷刑和虐杀行为负直接责任。
3.推动、指导给法轮功学员的洗脑
在给法轮功学员洗脑，强迫其放弃信仰的迫害中，作为中央“610”办公室负责人刘京不但参与直接部署和指挥省一级对法轮功的“集中转化”，而且还亲自参与洗脑基地的建设。
1）直接参与马三家洗脑基地的建设
明慧网2001年6月10日报道：由于马三家教养院女二所残害无辜的"突出表现”，江泽民专门为迫害法轮功学员所成立的中共中央"610”办公室负责人王茂林、董聚法于2000年7月初视察马三家教养院对其"成绩”给予肯定，并向江泽民作了详细的汇报。江泽民决定拔专款600万人民币给马三家教养院，命刘京速建"马三家思想教育转化基地”，为此，刘京曾多次往返马三家教养院。该工程造价1000万元，不足款项由辽宁省自筹。[11]
据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报告：“到2003年3月止，被非法关押在女二所法轮功学员共有1350多人。”[12]
警察扬言“不转化就把你整死在马三家”。残酷的迫害已经使至少三名法轮功学员致死，至少七名法轮功学员精神失常，至少四名法轮功学员致残，至少两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成了植物人。[12]
2）刘京视察武汉洗脑转化工作
据中新网武汉2001年5月20日消息：19日，公安部副部长刘京在湖北省委常委、省公安厅厅长陈训秋和武汉市委副书记程康彦的陪同下，视察了该市法轮功的洗脑工作。报道中称，刘京充分肯定了江岸区转化法轮功的洗脑工作。[13]
据明慧2002年8月31日报道，武汉市法轮功学员付晓云被江汉区洗脑班虐杀。付晓云，女，50多岁，武汉市法轮功学员。2002年6月份付晓云被江汉区洗脑班绑架，她绝食抵制迫害，洗脑班继续对她施加迫害，直到付晓云生命垂危之际洗脑班才将她送回。付晓云于8月6日含冤去世。[14]
据明慧报道，江汉区洗脑班野蛮折磨被劫持的法轮功学员，太阳下长时间曝晒，把床铺拆除不让睡觉，长期罚站，不让学法炼功，大量灌输谎言，逼受害者按610的要求写所谓的“五书”。[15]
3）在劳教所安插特务动摇法轮功学员信仰
2000年的8月8日，中央“610”办公室头子刘京亲自护送六名“法轮功学员”到马三家教养院。一路上刘京向她们面授机宜，她们中有戴着手铐来的，有光着脚来的。这几个人到了马三家没过几天就表态放弃法轮功，开始打着法轮功的旗号到处散布谎言。其实这六个人是刘京亲自安排从北京来的特务。
这几个所谓“法轮功学员”兜里揣着法轮功的书，找她们认为可以加以歪曲的话来动摇学员，用曲解的歪理来哄骗学员。她们到处游说、演讲、作报告，影响极坏。刘京用这种特务手段的目的就是想从内部来欺骗和迷惑法轮功学员，放弃对 “真善忍”的信仰。[16]
刘京经常和罗干一起到马三家了解洗脑的情况，并曾亲自坐阵马三家，指使这里的警察强制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马三家教养院曾播放刘京诬陷法轮功创始人和诽谤法轮功的讲话。对不放弃法轮功信仰的，就用精神和肉体酷刑折磨。罗干、刘京还把马三家折磨法轮功学员的凶残手段向全省以至全国推广，致使辽宁省所有的看守所、拘留所、教养院、监狱对法轮功学员出现普遍的野蛮迫害。位于沈阳市郊的辽宁省马三家教养院是全国迫害法轮功最残酷的地方之一，已经有多名法轮功学员在这里被迫害致死，而且还曾经把18名不放弃信仰的法轮功女学员脱光衣服，扔到男牢房里。[17]
二、通过宣传、鼓励、利诱等手段推动政法系统员工参与迫害
1．表彰迫害责任人
据北京晨报2001年12月01日消息：中央“610”负责人王茂林、刘京参加表彰参与迫害法轮功 “表现突出”的200个集体和507名个人。[18]
2．用文艺宣传等手段推动迫害
2003年12月23日晚，刘京出席观看在武汉市公安局礼堂举行的反“法轮功” 文艺晚会, 晚会以推动迫害法轮功为主旨。2003年武汉全市组织了两次反法轮功的大型文艺汇演，各区组织的小型反法轮功文艺活动达20多场次。[19]
3．组织“慰问团”鼓励、利用基层干警从当迫害的执行者
自迫害以来，各级“610”办公室奉江的指令将坚定的法轮功修炼者列为所谓“严打整治”运动的重点对象。
2002年年初，刘京为团长组织了一个公安部“慰问团”，到全国各地给参与“严打”的基层公安人员打气、鼓劲，同时部署进一步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2002年1月11日，刘京到吉林省长春市“慰问”。同日，“慰问团”到辽宁，辽宁省委常委、公安厅长李峰陪同。1月8日，刘京率团到达山东。1月8日、10日，由公安部党委副书记、副部长白景富带队的公安部第二慰问分团专程到天津、河北“慰问”，河北省副省长何少存、政法委书记刘金国等参加了慰问活动。2003年年初，刘京又率“慰问团”到达甘肃宁夏、陕西省西安市。[20]
4．插手迫害香港法轮功学员
据BBC报道，北京高度关注香港法轮功问题。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文章对香港特首董建华和特区政府对“法轮功”的强硬立场持赞扬态度。 报道中称，刘京表示，相信特区政府能够妥善处理好法轮功问题。[21]
2002年7月23日，英国政府公布了有关香港情况的第11份半年度报告。这份报告高度关注在香港进行的对无辜法轮功学员的法庭审判，以及其它香港在中国(江泽民)政府压力下漠视人权的事件。报告还着重列举了港府漠视人权的另一件事：“在有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出席的主权回归五周年庆祝活动即将开始时，香港法轮功发言人指出有近一百名海外法轮功学员被禁止进入香港。”对于中国大陆当局催逼香港制定“反颠覆法”以使“香港法轮功修炼者与海外法轮功成员保持联系的行为成为非法”之事，该报告指出，英国政府“已经就这些问题向中国政府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即“毫无疑问，任何立法都应该与国际人权公约保持一致，这是最基本的。” 在香港市民的强烈抗议下，反颠覆法（23条）没有被通过。[22]
三、直接向国际社会传播江氏集团诋毁法轮功的宣传
当国际社会一致谴责中国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的迫害之时，身为中央“610办公室”副主任的刘京在国际人权会议、中外记者招待会等场合，散播对法轮功的污蔑等不实之词，为镇压法轮功辩解，将广泛存在的人权迫害进行美化和赞扬。
2000年4月6日下午，刘京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五十六届会议上就“法轮功”问题进行答辩发言时，否认迫害的存在。[23]
在这届瑞士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会议上，面对大量的酷刑致死事实，公然欺骗国际社会，将有名有姓、有时间地址、有迫害事实的酷刑、致死案例说成，“没有一例是真实的。”[24]
刘京在2001年2月27日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说， “我们在进行劳动教育时有这么一种说法：象老师对待学生一样、象医生对待病人一样、象父母对待孩子一样。” 在新闻发布会上，刘京躲躲闪闪，极力回避法轮功学员死于警察拘押中的问题。掩盖非法组织610的内幕，当被问及“他的办公室是否是接替610办公室”的时候，他避而不答，反问，“你为何对610如此感兴趣？”[25]
刘京将江泽民打压法轮功的政策说成“教育、感化、挽救”，已经承认了迫害实质是思想、信仰迫害。在这次新闻发布会上，刘京在讲话中提到“妻子送丈夫去劳教”的例子恰恰说明了这场迫害的残酷性。
就西方一些国家和非政府组织在中方打压“法轮功”问题上对中国进行的指责，刘京在公开讲话中称其为“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别有用心”；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发言举行记者招待会攻击法轮功为镇压政策辩护。
2001年2月底，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罗宾逊在北京参加非重大犯罪问题的研讨会。2月27日罗宾逊在北京举行的记者会上说：“法轮功成员的人权目前在中国受到侵犯，这是很清楚的。”她说法轮功成员的个人权利必须得到尊重。
当有记者问到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罗宾逊夫人对中国打压法轮功提出不同意见，对中国处理法轮功的方式感到担忧时，刘京称，她对法轮功不了解。[26]
四、刘京讲话中暴露迫害的群体灭绝实质
刘在公开讲话中，否认法轮功学员因修炼法轮大法身心受益的事实[27]，将自愿选择法轮大法作为信仰的修炼群众说成“受害者”、“受骗者”，“被精神控制”等。为了达到刘京讲话中的“98％以上的练习者脱离法轮功”的指标。全国各地都成立的大量“转化班”、“学习班”，劳教所成立了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大队、分所等。在遍布全国的洗脑班和劳教所中，法轮功学员不但因非法拘禁失去了人身自由，而且被迫连续接受官方媒体攻击法轮功的宣传，肉体上遭到酷刑折磨等等。与此同时, 江泽民利用“610办公室”调动各种社会力量，采取所谓的「几包一」的系统化、网络化群体灭绝政策的手段：即法轮功学员所在街道的领导、机关干部、居委会干部、法轮功学员家属、其工作单位和驻街派出所承包的办法，做思想「转化」工作，让修炼人放弃信仰。据中国官方报导：长春绿园区春城街道办事处就是用这种承包的方式「转化」法轮功学员的。而“转化”正是这次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群体灭绝”的最主要手段。[28，29]
五、证人、证词
法轮功学员王玉芝在中国因为修炼法轮功被劳教三次，从一名成功的计算机商人被迫害到双眼几乎失明，身心倍受摧残，2002年11月被加拿大政府营救来加。之后一直在国际社会揭露江氏对大陆法轮功学员的迫害，2003年1月，在王玉芝通过法国律师控告「六一零」头目李岚清后的一个月后，她的弟弟被非法关押。2003年3月18日，联合国人权会议期间王玉芝来到日内瓦披露她遭受迫害的经历，并作为受迫害见证人准备起诉江泽民。
王玉芝在证词中指出，她在国内受迫害的过程中，刘京曾亲自指挥对她的迫害。证词中说，“另一件捏造谎言进行经济迫害的事件曾震惊公安部及省市官员，被列为所谓的法轮功“第二大要案”，由邪恶的公安部部长刘京主抓。当时我仍在被非法关押期间， 我和哥哥遭人举报，说我们与国外法轮功如何如何。为此，江罗一伙从中央到地方公安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耗用国家100多万元，将我们家人上下调查个底朝天。 我们家人都是守法公民，姐妹8个多数经商，她们与法轮功没有任何关系，况且又没有炼法轮功的，我在做大法工作时从没用过国外资金。我也不认识任何国外同修，而且举报人我也不认识。”[30]
参考文献
1. 《追查国际》关于610办公室的调查报告
2.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第一届执行理事会理事长、副理事长、理事名单
3. 《第四代》宗海仁著，明镜出版社出版
4. 《21世纪环球报道》2002年11月19日。来自中央机关等方面的中央委员：刘京（中国公安部副部长）
5. 《明慧网》2002年3月7日。消息来源透露，春节前，中央“610办公室”的头目刘京在长春南湖宾馆召开部署镇压法轮功的会议。会议中刘京暴跳如雷地批评了吉林省工作不力，并下达了“彻底铲除”的死命令，“可以开枪打死”法轮功学员就是在这次会议上部署的。
6. 《法制日报》2002年1月11日。
7. 《每周简讯》辽宁大学校长办公室2001年12月10日第16周（总第164期）
8. 《辽宁省公安厅网站》
9. 《法轮大法信息中心》2003年4月16日报导。长春电视法轮功真相插播者被“610”迫害致死，尸体秘密火化。
10.《明慧网》2003年12月31日。长春电视插播五千人被抓，八人遭虐死，吉林监狱曾百人绝食。
11.《明慧网》2001年6月10日。由于马三家教养院女二所残害无辜的“突出表现”，中共中央“610”办公室负责人王茂林、董聚法于2000年7月初视察马三家教养院对其“成绩”给予肯定，并向江泽民作了详细的汇报，而且610办公室的另一负责人刘京曾多次往返马三家教养院，促使江泽民决定拔专款600万人民币给马三家教养院，命其速建所谓的“马三家思想教育转化基地”。工程造价1000万元，不足款项由辽宁省自筹。
12.《追查国际》辽宁省马三家劳动教养院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基本事实。
13.《中新网》武汉5月20日消息。
14.《明慧网》2002年8月31日。武汉市大法弟子付晓云被江汉区洗脑班虐杀。
15.《明慧网》2001年8月4日大陆综合消息。武汉市江岸区洗脑班不法人员丧失人性
16.《明慧网》2001年9月22日。揭露马三家劳教所里的特务。
17.《明慧网》2002年3月24日。马三家的真面目和18女弟子追踪。
18.《北京晨报》2001年12月01日。
19.《中国警务》2003年12月23日。
20.《中新网》2003年1月16日据中国广播网报道
21.BBC 2001年3月1日。
22.《英国外交部》给下议院关于2002年上半年香港问题的报告。
23.《人民日报》 (2000年04月18日第六版)
24.《新华社》日内瓦2000年4月12日消息。
25.刘京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答记者问2001年2月27日
26.《中新社》北京2001年2月27日电(记者刘福魁)
27.《明慧网》1999年7月9日。法轮功健身功效北京万例调查报告；《明慧网》1999年6月24日。国家体总：法轮功祛病健身有效率高达97.9%。
28.《追查国际》关于通过“转化”对法轮功修炼群体从精神和肉体实行群体灭绝的调查报告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ndex2.php?option=content&task=view&id=123&pop=1&page=0
29.《追查国际》关于洗脑班与洗脑手段的调查报告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ndex2.php?option=content&task=view&id=403&pop=1&page=0
30.《明慧网》2002年11月26日。王玉芝：我对发生在中国信仰迫害的部分亲身经历与见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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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单位同事姚姐10岁左右的女儿患“病毒性心肌炎”，病情比较严重，有胸闷、气短、心慌、低烧、食欲不振、呕吐，全身疲乏无力等症状，住院半个多月，专家会诊，用了很多好药，花了很多钱，孩子的病不但没好，反而越来越重，已经不能上学。
1994 年7月，李洪志老师在哈尔滨举办法轮功学习班。孩子参加李老师学习班的第三天，李老师给学员净化身体，孩子上述的症状全都消失，完全变成了一个健康的孩子。学习班结束后，孩子回到锦州，重返校园上学，连老师都感到特别惊奇，听说是李老师治好了孩子的病，当即表示也要学习法轮功。
我的母亲患股骨头坏死，在医院拍片，已是晚期，当时腿疼，走路非常困难。参加了李老师在哈尔滨的学习班后，腿疼基本消失，走路非常轻松。还有我一位同事，当时参加李老师在哈尔滨的带功报告会，李老师在给学员祛病的时候，告诉大家可以想自己或家里人的一种病，这位同事就想到了远在锦州的儿子有胃病，想到给儿子祛病。结果学习班结束后，回到家里一问，她儿子的胃病真的好了！这样神奇的事例太多了。就是这样，一传十，十传百，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修炼法轮功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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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统十几岁的时候，听说他的大名，驾车走了二千里路到颍川来拜访他。到了，见司马徽正在采桑，庞统从车中探出头来说：“大丈夫处世，应当带金印佩紫绶，怎么能做妇人采桑的事？”司马徽笑道：“请你先下车吧！你只知道走近道，难道不怕迷路吗？你说做人要带金印佩紫绶，那么象伯成、原宪、许由、巢父、伯夷、叔齐（都是古代的圣贤）这些人，岂不都一文不值了吗？”庞统赶快赔礼，说：“我生在偏远的地方，孤陋寡闻。如果不敲洪钟、不叩雷鼓（传说中黄帝用的鼓），哪会知道声音的大小？”
“带金佩紫” 形容地位非常显赫。
（出自《世说新语·言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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