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5月27日 星期五

  • 禽流感和口蹄疫在中国泛滥?

  • 从破坏中国传统文化到镇压法轮功看党文化的邪恶

  • 诗词三首

  • 小说:谢谢老大(十一)

  • 说说新唐人电视和法轮功的关系

  • 美伊州联邦法庭接受起诉王旭东动议

  • 只是一位同修的难吗?

  • 参加斯里兰卡第一届法会的经历 (译文)

  • 烛光守夜活动时拍摄到的奇观

  • 九评共产党海报设计

  • 上下五千年:历史真貌─命运多舛的时代 中华民国(大陆时期)(十八)

  • 羊曼设宴


  • 禽流感和口蹄疫在中国泛滥?

    周同 整理

    据BBC报道,中国当局于5月13日说,今年4月底在山东省和江苏省爆发了两起口蹄疫。事隔几天,五月二十一日中国官方宣布,五月四日青海省报告,在青海省刚察县泉吉乡年乃索麻村部分候鸟发生死亡,经国家禽流感参考实验室诊断,确诊为H5N1亚型禽流感。

    禽流感和口蹄疫都是禽畜疾病。但是禽流感在东南亚流行后,已导致近50人死亡。并有变异病毒在人中传播形成瘟疫的危险。口蹄疫是一种高传染性、高死亡率牲畜疾病,侵害牛、羊、猪、骆驼、鹿等偶蹄性牲畜动物(两瓣蹄子的兽类)在畜间发生流行口蹄疫时,也曾偶见传染给人而发病,口蹄疫是一种人畜共患的传染病。

    鉴于两种疫病的危害,人们极为关心疫病的发展和控制。但是在这两则迟到的消息后,中国的媒体上除了重复官方的新闻而看不到后续报道。

    5月23日香港最大发行量的英文报《南华早报》报道,最近中国北京近郊乳制品生产基地延庆市农场和朱先县(音)发生口蹄疫,数千头奶牛被宰杀,报道说,这一带已设置了防疫线,并在最近2周禁止外部人口接近,同时下达了禁止报道令。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当地居民说:“因发生口蹄疫,仅村里的两处就埋了2000头奶牛。因疫情传播速度快,有大量奶牛已死亡。”

    然而,这一消息被中国官方否认。否认,并不等于没有。

    据5月25日的《联合早报》报道,据美联社报道,警方昨天设置路障,禁止外人進入位于北京西北的几个村庄,通往这些地方的道路也湿漉漉一片,看来是经过喷洒消毒水。一些尝试前往采访的外国记者则暂时被扣留。美联社通过电话访问了位于北京西北部的延庆地区的多名居民。他们证实,的确有数千头牛被杀,但他们声称不知道原因是什么。受访的居民都拒绝透露姓名。据报道,爆发疫情的奶牛场距离北京市只有两个小时车程。

    报道说,除了美联社,当地老百姓也向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证实爆发了口蹄疫。在延庆县候路庄(译音)经营一家出售化肥和种子商店的李栓吉接受《国际先驱论坛报》访问时说:“附近的确已爆发口蹄疫,但都已被控制住了。”他还说,过去两天附近村庄已有2000多头奶牛被杀掉,现在已没有奶牛了,农业部门向农民提供了3000至6000元人民币(约600至1200新元)的补偿费。

    在北京北部工作的郊区农民赵征透露:“我们已被隔离了20天,这是我第一天被允许出来工作。”

    另外今天据悉,河北保定徐水县发现“亚州一号”病(即口蹄疫。编者)。消息说,河北保定徐水县刘东营村养牛专业户的牛近期被发现感染“亚州一号”病,武警开枪将牛打死,用火焚烧,用铲车推到坑里掩埋。

    据推测,口蹄疫可能已传播到15个省份,以及北京的香河(译音)和三河(译音)地区。

    近年,中国大陆屡遭人畜瘟疫的袭击。

    2002年11月在广州发现第一例SARS病例至 2003年8月16日,据中国官方报道,中国内地24个省区市先后发生了萨斯疫情,共波及266个县和市(区), 中国内地累计报告萨斯临床诊断病例5327例,死亡349例。

    2004年1月27日至3月16日,中国曾有16个省区市相继发生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中国官方否认有人感染上禽流感。

    从上述两则迟到的官方消息,和2003年中国当局隐瞒SARS疫情,最终导致了疫情泛滥的事实,另外,自1949年以来,中国当局对它认为会对其政权巩固产生负面效应的任何事件不给予报道、封杀一切消息、甚至造假说谎的一惯作为来看,中国正面临着禽畜疫情泛滥的紧急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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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破坏中国传统文化到镇压法轮功看党文化的邪恶

    龙泉墨客

    义丐传奇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四月的一天,山东堂邑县一位59岁的老人去世,堂邑、馆陶、临清三县官绅全体执绋送殡,上万乡民自动参加葬礼,行列络绎数里。

    这位老人叫武训。在中国历史上,以乞丐身份载入正史的,大概武训先生是第一人了。武训本没有大名,因在同辈兄弟中行七,所以一直被叫做武七。武七三岁丧父、七岁丧母,自小行乞为生。目不识丁的武七,却在心底一直编织着一个不可思议的梦想:他要集资兴办义学,让贫寒的孩子们都能读书!

    自21岁起,武七到各地去行乞集资。他找机会为人家做工,同时有空就出门乞讨。每次讨得较好的衣食,他就设法卖掉换钱。而自己则衣衫褴褛,每日仅以两个粗馍维持生存。他有时还象个江湖杂耍艺人一样表演锥刺身、刀破头、扛大鼎等节目,甚至吃毛虫蛇蝎、吞石头瓦砾,以换取赏钱。乞讨所得的钱积攒到一定数目,他就寄存于大户人家,以谋得一些利息。逐渐的武七也能够典买些田地,备作学田。而他自己则仍然“且佣且乞”,在白眼和鄙夷中,他的足迹遍及山东、河北、河南、江苏等地。

    三十年后,在光绪十四年(1888),武七花钱4000余吊,在堂邑县柳林镇东门外建起第一所义学,取名“崇贤义塾”。学校建成后他亲自跪请有学问的進士、举人任教,跪求贫寒人家送子弟上学,当年招生50余人,不取分文。武七自己不识字,但他对老师的敬重几乎超过了神。每次置宴招待老师,他都侍立门外,专候磕头進菜,等老师吃完自己才吃些残羹剩饭。平时,他常来义塾探视,对勤于教课的老师,他叩跪感谢;对一时懒惰的老师,他下跪以求警觉。对贪玩、不认真学习的学生,他下跪哭劝。如此,义塾师生,无不用心教学和学习,学有所成者日众。

    此后武七得到寺院、官绅相助,在馆陶县杨二庄和临清县御史巷兴办了第二所和第三所义学。武七的义举很快传遍乡里,并传到朝廷官员耳中,清廷嘉奖并赐名为训。光绪二十二年(1896)4月,武训病重。23日,武训在临清县御史巷义塾边,听着众学童朗朗读书声含笑离世。

    《武训传》遭遇党文化

    自清末、民国,直至1950年前后,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穷国,并因连年战争造成众多人口缺乏教育的情况下,普及教育自然被认为是关乎民族兴衰的大事。因而武训无私兴学的精神在民间、官方都备受推崇,当地百姓甚至尊称他为“武圣人”。

    1950 年12月,电影《武训传》公映。电影在全国上下,尤其是在知识分子中几乎好评如潮。然而谁也没想到,一股暗流也在涌动。1951年5月20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社论批判武训“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 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诬蔑农民革命斗争,诬蔑中国历史……”社论虽然不长,可杀气腾腾,字字见血,从此拉开了中共建政后第一场所谓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序幕。

    发动政治运动,自然党员首先带头。同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短评《共产党员应该参加关于〈武训传〉的批判》。紧接着,一些善于维护“毛泽东思想”的文人,如周扬、何其芳等,纷纷出面写批判文章。全国自上而下,从中央到地方,文教、历史研究部门以及各界名流都被组织起来召开各种批判会,并纷纷表态。据统计,从5月份的《人民日报》社论开始到8月底的三个月间,全国各类主要报刊上以个人署名的批判类文章就多达800 余篇。

    也许仅仅靠煽动和政治威胁还不足以让部分坚持良知的知识分子完成“思想改造”,另一个“斗争手段”——欺骗开始粉墨登场了。开展大批判的同时,以江青为首的16人调查组经过数月“调查”,写出了一篇《武训历史调查记》,其结论是:武训是一个以兴学为手段,被当时的反动政府赋予特权,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大地主。表面看来,《调查记》开列了一百六十余位被访人的名单,征引了大量史料,似乎言之有据。许多原本尊敬武训的国人因此真的相信了《调查记》的结论。

    然而《调查记》所采用的手段,却是后来在历次政治斗争中惯用的“先定结论后找证据”。当时堂邑县长说不能否定武圣人,县委书记只得拉他的衣襟示意。一位七十多岁的清朝藤甲兵赞扬武训,村干部告诉他不要再讲武训的好话后,调查组再去访问他时,他就以耳聋,听不懂话为由,什么也不讲了。据当年参与调查者35年后的披露,“被调查人在预先不知道调查团的目的情况下,对武训的作为都大加赞扬,说他是好人,是圣人。”(《赵国璧同志谈当年调查武训其人其事的一些情况》)

    这次以及随后的政治运动,的确使得中国人彻底“改造了思想”,中华民族几千年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人性中自然的善恶观,短短几十年中已被彻底颠覆。武训虽未读书,但其一生的行为却恰恰是传统文化中儒家“仁者爱人”的具体体现。然而在党文化中,衡量好坏善恶只有一个标准,就是看其是否符合“党的主旋律”。《武训传》大批判的时代,“主旋律”是“阶级斗争”,讲的是“暴力革命”、“阶级仇恨”,“仁爱”自然成了党文化的截然对立面。一生行乞的武训也许想不到,如果当年他把乞讨得来的钱吃喝嫖赌挥霍殆尽,然后再去富贵之家劫掠,那么他在后来党文化主导的历史中,或许反而会成为被正面讴歌的“反封建”形象。

    在这次《武训传》大批判中所运用的手段,此后被大量运用于各种运动中。57年反右、十年文革,无不如此。所不同的仅仅是,由于武训其人早已亡故,无法直接将肉体迫害加诸其身。不过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武训的坟墓到底还是被不甘心的造反学生们掘开,尸骨被焚烧,塑像、匾额、祠堂被毁。几十年一轮又一轮的政治运动所强加于人们头脑中的党文化,早已麻木了中国人的灵魂。在高于一切的“主旋律”的光环下,一切罪恶似乎都找到了合理的根据。父子相残、夫妻反目,是为了划清阶级立场;亲友互相告发揭秘,成了“大义灭亲”。掘坟毁祠这种传统道德中被视为绝对下作的行为,也成了“爱憎分明”的表现。

    浊世清流

    武训先生去世近100年后,1993年5月,就在武训当年兴办义学堂的山东临清,由临清市人体科研会在临清党校礼堂主办了一期气功学习班。和当时许多其他气功师一场带功报告动辄收门票几十元乃至上百元相比,市人体科研会这次请来办班的气功师不但生活俭朴、收费也极其低廉──为期10天的学习班每人收费不到50元(每人每天收5元),市人体科研会从中提留50%后,所剩无多。学习班有500人参加,学员们参加完学习班后也就默默地回到社会中去了。然而不久,功法就在人群中迅速传开了。临清市针织厂有个学员学功之后还教其他职工炼,结果却改变了整个厂。过去职工经常把厂里的毛巾往家拿。学功以后他却把以前拿回家的又拿回厂了。其他职工一看,谁也不再往家拿了,还有人把以前拿的都送回厂。人人都在惊叹这功法改变人心的巨大作用。

    渐渐的,越来越多的人知道这门功法叫法轮功,修炼的根本原则是“真、善、忍”。由于法轮功祛病健身的显著效果和对人们心灵的净化和对社会道德回升的奇效,法轮功在社会上广受欢迎。《中国经济时报》1998年7月10日刊载《我站起来了》一文,就介绍了一个叫谢秀芬的农村妇女,曾被301医院诊断为脊椎损伤半截瘫,卧床16 年,修炼法轮功后恢复行走。《大连日报》1997年3月17日登了一篇文章《无名老者默默奉献》,报导一位名叫盛礼剑的古稀老人,利用一年时间,默默为村民修了4条路,全长约1100米,当人问他是哪个单位、给多少钱时,老人说:“我是学法轮功的,为大伙儿做点好事不要钱”。在1998年2月上海电视台的一次新闻报道中披露,此时法轮功海内外学员人数已达1亿。

    飓风骤起于青萍

    很快,这个对国家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功法,令最高当权者“不放心”了。据说50多年前那场对知识分子毫没由来的第一次运动,主要起因于“党”对于当时的自由知识分子政治上的不放心。一想到建政之后,党外仍然存在着一批曾致力于在国统区揭露国民党腐败的自由知识分子,而他们所一贯宣扬的理念却是与“无产阶级专政”党文化截然不合的自由、民主、人权,党的最高领导人毕竟寝食难安,而武训精神所体现的传统文化又恰恰和党的斗争文化格格不入,于是武训便成了替罪羊,被用来统一知识分子的思想。其实这50年来,“党”又何曾放心过任何一种自由思想!

    任何人、任何思想如果在社会上赢得了民心,那就面临两条路:要么同化为“党”的一分子;要么被宣布为“党的敌人”。前一种情况的典型例子可以从中国前奥运名将黄晓敏“火线入党”过程中看出来。黄晓敏在2004年12月12日的《退党声明》中写道:

    “我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上夺得女子200米蛙泳银牌,实现了中国队在奥运游泳项目中奖牌零的突破。回国后,组织上让我‘火线入党’,实际上,做为一名运动员,我当时只知道训练和比赛,对共产党是什么我一概不知道,也不关心这个,也不想入什么党……在他们看来,我的这些成绩应该归功于共产党,应该是共产党培养的结果。”

    如果不可能同化的,那就宣布为“敌人”。即使孔子与其开创的儒家传统文化也未能逃脱此厄运。很显然,讲究“天命论”、讲究“忠恕”、“仁义”,并影响中国两千年,深入民族灵魂的儒家文化,无论如何是无法同化到格格不入的党文化中的。上世纪70年代,以“梁效为笔名的政治打手写作班子就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孔丘其人》,把孔子描绘成“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狂”、“虚伪狡诈的政治骗子”,一系列丑化孔子的漫画、歌曲接连出世,轰轰烈烈的大批判便开始了。

    源自中华传统修炼文化的法轮功,以真善忍为根本修炼原则,显然也是与“战天、斗地、整人”的党文化格格不入的。就在最高当权者开始担心法轮功“与党争夺群众”的同时,一些政治嗅觉敏锐的投机者,已经开始为这场即将到来的政治风暴做铺垫了。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由《红旗》杂志推荐为中科院院士的何祚庥。据1998年《人民日报》一篇题为“‘两栖学者’─何祚庥”的报道,何早年工作于中宣部,亲历了批《武训传》、批《红楼梦》,批胡风等政治运动,并“参与了彭真领导的对梁思成教授‘复古主义’建筑思想的批判。何祚庥认为,这些讨论和批判虽然都深刻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但却使他逐渐领会到什么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值得一提的是,何祚庥等对著名建筑大师梁思成的批斗,此时早已被视为典型的以政治强行介入学术之争的思想迫害。何某也许早已淡忘,一代大师梁思成正是在批斗中气愤抑郁而死。然而何某此时似乎仍津津乐道于从批斗中领会到的所谓“立场、观点和方法。”实际上,在“党”需要的时候,“两栖学者”也可变为“三栖”、“四栖学者”。就在人民日报此文发表前后,熟谙政治风向的何很快就写出一些针对法轮功或特异功能的批判文章。这其中包括在天津教育学院一家杂志刊载的文章,以不实之词指责法轮功,并暗喻法轮功将亡党亡国,此文引发了天津市无理关押殴打去编辑部澄清事实的法轮功学员,并最终导致1999年4月25日万人上访。这时的何某摇身一变,早已从“建筑学家”变为对我国传统文化──气功修炼深有研究的“科学家”了。

    除此之外,1999年6月武汉电视台台长赵致真带领一班人马赶赴长春,针对法轮功创始人李先生拍摄了一部片子,即所谓《李洪志其人其事》一片。和当年写《武训历史调查记》不同之处是,这一次象清代藤甲兵那样遇到压力就缄口不言的是少数,全国各地有无数法轮功学员主动前去电视台拜访,陈述自己修炼后身心受益的实情。不过赵某显然有意无意的把他们遗忘在镜头之外了。和《武训历史调查记》相似的是,赵致真们这番举动也可被理解为选择性的排除不符合结论的事实──因为结论早已存在于调查之先。

    批判《武训传》的运动能推广到全国各地,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极具欺骗性的所谓 “调查记”。此文在《人民日报》上分日连载,并被印发至全国机关单位、学校、部队,组织讨论学习,把思想大批判推向高潮。和1951年不同的是,1999 年的中国政府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庞大的军队、武警、公安、劳教监狱系统,以及上百家电视台,2000多种报纸、杂志、广播等宣传机构。这些宣传机器此时全力开动,为镇压法轮功鸣锣开道。在1999年7月对法轮功的大规模镇压开始后,在短短的半年之间,中共媒体在海内外对法轮功的诬蔑报导和批判文章,竟然高达30余万篇次,目地只有一个:请你仇恨法轮功!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企业、军队系统,人人表态过关。中央电视台根据赵致真们提供的所谓“其人其事”电视片,制作了对法轮功创始人李先生进行人身攻击的同名电视片。此片不但在全国广泛播出,而且在随后的所谓“转化班”中反复播放,作为对“思想转化”的主要洗脑武器之一。这部所谓“其人其事”电视片的政治功用绝不亚于批武训中的《调查记》和批孔子中的《孔丘其人》。

    在强大的宣传攻势下,转眼之间,在许多国人眼中,中华数千年修炼文化的核心“真、善、忍”竟成了“欺世敛财”的代名词。一位网友曾讲述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她数次从SOHU(搜狐)、SINA(新浪)上发送的求职信都莫名其妙的被服务器退回,她百思不得其解,她的一位朋友是法轮大法弟子,看了她的求职信后,将其中一句话:“具有真诚、善良、坚忍的品德”删除后,电子邮件才得以“顺利”发出。

    世界上大多数正统宗教几乎都有戒律,比如佛教最基本的有五戒,即戒杀、盗、淫、妄语、饮酒;《圣经》中有“摩西十戒”。戒的目地是通过强制的办法使人远离恶趣,逐渐的使人道德升华。然而党文化中也有戒忌,其作用却和一切正教截然相反:中国的网民们都知道大多数聊天室、电子信箱都有过滤禁忌词。最普遍的比如“真象”、“民主”、“人权”。当一个民族被强制禁戒“真象”、“人权”,甚至“真善忍”的时候,那么这个民族的未来将走向何方?其实每个人睁开眼看一看不难明白,从上世纪末的“假烟、假酒”到今天的“毒米、毒瓜子、毒奶粉”、 “二奶村”,并且这个趋势丝毫没有遏制迹象。难怪《九评共产党》第八评的标题是《评中国共产党的邪教本质》。

    良知和道义:主旋律中的“不和谐音”

    辽宁凌源市乌兰白乡一个法轮功学员乘公共汽车進城,她发现一位老大娘没座位站在自己身边,就招呼老大娘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就在老大娘表示感激的时候,法轮功学员轻声告诉她:“不用谢,我是炼法轮功的,我师父教我们处处做好人,这是我应该做的。”然而就因为这件小事,被她后座的一个乡里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痞子看到了,他回去后查出此法轮功学员的姓名住址,在十六大前夕带人去抓捕这位学员。该法轮功学员乘机走脱,派出所封锁了山道和交通要道,同时到其亲属家搜捕,又雇佣其邻居监视其家,一经发现立即报告。直到现在这位法轮功学员一直漂泊在外。

    在这一次运动中,“党的主旋律”是确保党的领导地位的稳定,即所谓“稳定压倒一切”。在衡量一切善恶的标准的“稳定压倒一切”的幌子下,残酷打压毫无政治目地,教人向善并为具有卓越祛病健身功效的法轮功,也似乎成了合情合理的举动了。而乘车让座这样每一个公民应有的举动,竟然也成了罪名。

    镇压初期,为了阻止大批亲身受益的法轮功学员進京为法轮功、为师父鸣冤上访,许多地方的车站、码头把法轮功创始人的画像铺在地上,凡经过者必须踩着画像走过去,不踩不让走,甚至要抓去“转化”。在许多地方,警察甄别法轮功学员的方式,就是盘问行人,让人说出法轮功创始人的名字,然后在后面骂一句脏话,骂了才放人走,不骂的当场被抓走。骂脏话、侮辱他人是什么样的行为,问一问三岁的孩子都会知道。然而这一切却似乎成了理所当然的行为。不过,既然掘坟毁祠都可以坦然行之,还有什么下作行为在党文化中找不到借口呢?

    法轮功学员王玉芝曾经是一名成功的企业家,由于坚持信仰受尽迫害后,她从中国辗转逃到加拿大。王玉芝在记者采访中曾经回忆这样一段令人心悸的经历。那是二 ○○二年一月的一天,王玉芝在哈尔滨万家劳教所万家医院女病房里听到一个男人变调而绝望的哭声。原来,他是法轮功学员丁燕红的丈夫,求尽了人情進来探望妻子。很难想像的是,医生畅凡、江潮、管教于方丽,当着这个男人的面,强制粗暴灌食、打骂已绝食七十多天的丁燕红。王玉芝描述:当我听到这个声音时,挺身走到门前,将两眼贴近门窗。我看到丁燕红的丈夫在受到残酷迫害的妻子面前抱头痛哭,边哭边说:“请你们放过我妻子吧,以后我不会再来看她了。”丁燕红的丈夫是个身高一米八的大汉。目睹妻子受刑,他崩溃了!王玉芝的眼泪顺着眼角流下来。她说:“对于自身所受的折磨,我没有丝毫怨恨,可是听到这个男人的哭声,我却抑制不住泪水。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一天。那天丁燕红被打得不成样子之后送進来了,我看见她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从她的眼神中,我看到了刚毅、坚强、不屈,她没有流下一滴眼泪。”

    对法轮功学员進行残酷折磨的警察未必个个都是冷血动物,或许他们也有妻子儿女。当深夜独自一人之时,他们的脑海中未必不会对自己的恶行生出一丝丝忏悔。但是党文化的反复宣传,此时发挥了作用:不必自责,你是在为“党”工作,这是崇高的事业,总得有人为此付出;此时赵致真们的电视片也在帮忙:不要紧的,难道社会上不都知道了你面对的是愚昧无知的×教徒么?你在帮他们转化,是为了他们好,再说完不成上面下达的“转化率”(注:指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的比率)指标,家人不得喝西北风么。这些直接或间接的暗示、宣传,对于偶尔受到自己良心谴责的打手们,总以为找到了原谅自己的借口,得到些许安慰。

    批判《武训传》的时候,武训的一个“罪证”,是曾接受了封建最高统治者清廷赏赐的黄马褂,因为朝廷、皇帝都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是应该反对的。这是毛氏理论中所谓“凡是敌人支持的我们就坚决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坚决支持”的一个具体体现。后来学生课本中出现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又是此原则的另一个翻版。

    一个民族失去了历史文化传统,便没了根。党文化摧毁了中华传统文化之后,人们早已失去了衡量善恶的标准。今天许多“爱国愤青”崇拜残杀平民的恐怖分子本拉登,难道不是毛氏原则的翻版么:因为美国是敌人,本拉登反美,所以就支持本拉登。人们心中本来应有的基于良知和道德的善恶判断完全被党文化所泯灭。类似的推理是,因为美国是“敌人”,美国关心中国的人权,所以这一定是不怀好意,是为了抹黑中国;美国国会全票通过188号决议案,支持法轮功学员的人权,因为是“敌人”支持法轮功,所以法轮功“和境外反华势力勾结”。

    不过尽管人们把人权和政治挂上了钩,尽管人们可以用不关心政治的理由漠视2千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事实,人们却津津乐道于谈论伊拉克战俘的人权 ──这除了人道主义的因素外,其实更主要是政治因素:因为伊拉克战俘是美国的敌人,敌人反对的自然要支持。对伊拉克战俘的人道主义关注自然是值得嘉许的善良行为──可是许多人却忘了,伊拉克战俘的人权值得关注,中国人的人权不是也同样值得关注么?中国人难道竟然不如伊拉克战俘,不该享有人的尊严和自由么?

    魔鬼词典

    共产党通过几十年来的“斗争”,不但麻木了人们尚存的良知,而且用其党文化几乎取代了人们头脑中原有的中华传统文化。人类的各种传统文化,都有一套符合人性的基本相似的善恶观。而中共的党文化却恰恰相反,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个魔鬼词典:善的就是恶的,白的就是黑的──因为党已经定了性了;说谎造谣是必要的,其原因居然是维护“真理”;杀人是有理的,因为是为了实现“人类的幸福”;对于强奸、酷刑、虐杀可以保持冷漠,因为这才是不关心政治的“清高”态度 ──而这一切推论的大前提,实际上是维护中共统治地位的“绝对稳定”。在这里,没有道义、没有良知,只剩下所谓的“党性”。

    最近海外《大纪元》新闻社的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彻底撕开了魔鬼的假面具。当黑白颠倒的底片拿到阳光下冲洗之后,人们会发现原来党文化中的黑与白正好掉了个。如火如荼的退党大潮正表明,当人们丢弃了人们心中的恐惧后,又有机会从新找回道德和勇气。这是一个民族重生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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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词三首

    清音

    三台令
    ──感中共邪党惧九评而迫害大法徒

    小丑跳梁而已
    蜗角蚁臂当车
    只待众生得救
    神人天地同诛


    十六字令


    辗转千生待此时
    缘将尽
    莫要再沉迷


    诗一首

    蚁槐洞
    巫山梦
    迷倒千千众

    法锤重
    佛音洪
    惊醒茧中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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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说:谢谢老大(十一)

    张春雨

    (二十二)

    胖子走了,703走了。

    临走的时候都兴奋不已,一下子精神头十足的状态。匆匆忙忙的收拾东西,大大方方的和大家问候,眼神中,一下子没有了恐惧和讨好的成分,行止中没有了森严等级的烙痕,变化就在前一秒钟和后一秒钟之间。

    看得出,那是一种自然人的状态了,那个身心已经从这个邪恶的魔窟中跳出去了,他们已经不再是这里的人了,这里的一切都象恶梦一样过去了,烟消云散了。

    对待他们,老大的言词、态度也完全变了,一瞬间也是正常人的举止了,从语气到眼神。瞬间也是变了一个人一样,好像一个看不见的什么东西立即从身体上拿下去,当时没有了骄横跋扈和横眉立目。他求他们给外面自己的家属捎信,平和的口气,耐心的嘱咐怎么才能找到哥哥,千万要哥哥来看自己 。

    一场恶梦过去了,小鸟又回到了蓝天,野兔又回到森林。那是什么心情啊?那是简单的用语言词汇能够描述的吗?那是生命本该拥有的自然状态呀。是的,自由,无论对于什么样的生命,都是第一渴求的吧?何况从失去自由、失去人格、受到压迫的环境中一下解脱出来,高兴啊,激动啊,真是一蹦老高啊。

    旧的犯人在陆续的走出去,新的犯人还在不断的涌進来。

    老大在上贡祭祖的时候,就祷告再多来犯人,再来多犯人。前几天,大家感到人满为患,睡觉已经很挤了,不希望再来犯人了,可是,老大不这样想,只有犯人越多,他的权威才越大,能够搜刮来的财物才越多。当然他祈祷犯人越多越好。不过,据他自己说,他过去的此类祷告往往应验,这回也八九不离十,不信你们看着。是这样的,在他几次上午祷告过后,下午或者晚上,真的来了犯人。事后,他哈哈大笑,炫耀自己如神明一般。秃头放着光亮,摇得更加自信了。

    出来后好长时间,阳明才在法中明白,人的业力大了,也会把自身的功能加强,虽然不会很大,但是能够到管用的程度。老大何止不是如此?

    老大和大家讲,他可能不会命长,说自己的舅舅就是命不长,还有其他至近亲人,也是命不长,云云。其实是这样,业力大了人会减寿的,他似乎在冥冥中有些预感一样。

    在老大和老二的嘴中,经常吐出这句话:吗的,你不老实给你邮走。

    什么意思哪?开始阳明搞不明白。

    后来他们在重复这句话的时候,往往加上:让x管教给你邮走,看到别的屋怎么收拾你。

    哦——,明白了!就是他们向x管教打汇报,建议把某个不符合他们心意的犯人,转到别的监号,而别的监号的老大更加残忍、狠毒,那里的犯人都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简直每一分钟,都在呻吟中度过一样;每一天,都得用小刀在皮肤上拉口子一样。比地狱恐怖的不知多少倍。

    而相比之下,咱们这里是最仁义的,最仁厚的,最宽松的,最讲人味的,最讲平等的。言外之意,是在要挟大伙,是在叫大家要珍惜这里的环境,不要不听摆布,不要心猿意马。

    当然,对于这些做梦都没有想到今生会沦为阶下囚的人来说,这个监号的规矩还没有搞明白,至于别的监号是否舒服些?整日泡在恐怖之中的心灵,这样的问题恐怕没人去想,甚至是根本想不到。

    他们甚至有时也告诫,说高级监号的环境,都没有这里宽松,除了能够随便躺下,吃些小灶。所谓的高级监号,就是花钱多些,同时申请自己身体不佳,这样可以转到那里。他们说,高监号的老大更黑,云云。

    本来大家都没有想到这些,他们为什么老是散布这些东西干什么哪?莫明其妙。

    原来是葫芦套葫芦,里面再装药。

    一天,来了一个大男孩,个子不高,骨架刚刚长成的样子,憨厚的面庞,衣衫俭朴。被他们打的鼻青脸肿,晚上睡不着觉,白天吃不下饭。捂着心脏说难受。其实,这个大男孩是被吓的,恐怖的心里实在是难以承受,所有心脏有些反应。于是,在老大的暗示下,打手们开始宽慰男孩。同时反复强调其它监号如何如何不好,如何如何的不如我们这里宽松。甚至说,打你是一时的,刚来到的都是这样,以后就不打了。甚至劝诱男孩,让家人怎么给多存点份子,就可以吃小灶了。

    存份子,他们对每个犯人都这样嘱咐。所谓的存份子,就是该犯人家属往伙食科存钱,这样来买小灶,给该犯人吃。其实,犯人家属存的份子,多半都变成了这些特权阶层的小灶了。

    大男孩就是不吭声,可是他的家属好像明白这里的规矩,同时也托人了一样,没有三天工夫,大男孩就转走了,到其它监号去了。离得也不远。也没有听到他们那里被打的爹呀娘呀的乱叫,也没有打人时踩得铺板‘咚咚’乱响的声音。

    不但听不到其它监号的打人的声音,反倒听到隔壁监号有犯人抗上不服的动静。就是一个胳膊粗力气大的犯人,好像明白这里的规矩,于是,向老大挑战,和老大抗衡,“噗噗通通”的打了几次,后来听那意思,老大终于没有制服这个犯人。大概是各立山头了?

    啊 —— ,所以为什么这里的老大总是不断的调换犯人睡觉的位置,吃饭的位置,严格的限制犯人的交流。同时对于有一些影响力的人,不是拉拢就是排挤,谁要和这样的人多说几句话,就会招来看似无缘无故的呵斥或者毒打。他曾经对于三号打手就采用过这样的措施。开始阳明还纳闷,为什么对自己人都变卦了?后来明白了,原来是怕被推翻!

    反复散布其它监号如何如何狠毒、残忍。其它老大如何的杀人不眨眼,是在教育这里的犯人,生在福中要知福,要珍惜来到这里的好运气,要好好的听话,听呵。

    啊,想起来了,这和当年八亿人民骂美帝如出一辙。

    美国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只有大洋此岸,才是在阳光灿烂中当家作主。

    老大就是老大,不是一般的坷拉。虽然文化不多,但是脑袋不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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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说新唐人电视和法轮功的关系

    欧洲学员

    许多做新唐人记者的学员面对社会时,觉得不愿意让人知道自己是炼法轮功的,怕常人对新唐人“有看法”。其实,在西方自由社会,任何人都可以办媒体公司、做媒体记者,常人社会中的媒体有的是基督教背景的,有的是某政党背景的,这都是合法的、正当的。所谓大法弟子办的媒体,也是部份大法弟子在严重迫害的情况出现后,才选择采用的能有益众生的常人方式,但大法弟子个人办的媒体和人们在媒体中的言论,这些并不能代表大法。大法没有组织、没有公司,只有修炼。

    对大法修炼者来讲,我们在常人社会中生活、修炼,不能说因为炼法轮功就不能开饭馆、做生意、当医生、做律师、竞选议员或做记者了,也不能因为我们是法轮功学员,在这些常人行业中就不能堂堂正正,不好意思告诉人我们是法轮功学员。基督徒也有做记者的,也有做各种工作的。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堂堂正正,可能有我们在国内从来没有新闻自由和信仰自由的党文化环境下生活惯了,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正当权利。而且这不是一两个地区、或者个别学员的心态问题、认识问题。我们一些做记者的学员在采访联合国和一些其它新闻事件中竟然被特殊的拒绝進入,这些事情能够发生,包括现在欧卫这件事之所以能够发生,是不是和我们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模糊不清有关呢?在合情合理的情况下,告诉人们自己就是个炼法轮功的记者,不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吗?不是一个讲真象的契机吗?没有什么需要躲躲闪闪的。

    当然,记者工作毕竟有记者工作的行规,所以从另一方面来讲,我们也不要走极端,也就是说,不是每逢采访都必须先声明自己是炼法轮功的,因为工作上没有这个要求——我们是作为记者去采访的,并不是作为法轮功学员去参加那项活动的。

    人类社会的媒体很乱,报道的好的坏的信息都有。在纷繁爆炸式增长的信息量中,世人早已经麻木疲惫,随波逐流。那么作为大法弟子,我们知道人类这一层的道德标准,我们做媒体工作时尽量的履行道德至上的原则,这一定是对人类社会是有益的,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堂堂正正的做呢?而有些乌七八糟的媒体和中共的造谣媒体却可以在全世界大行其道?特别的,在迫害发生的情况下,众生被中共的造谣媒体毒害的情况下,我们用媒体能够救度众生,使众生進入未来,作为法造就的新闻媒体这种人类社会的形式,我们为什么在助师正法中不可以采用呢?我们是在“善用、正用”,只为众生,不是为了谋求常人中的任何东西。

    最近在美国驻阿富汗军事基地被监禁的人被虐待的事被报道了,立即引起美国首脑级的关注,也就是说,在正常社会里,虐待人权这种事情是人人关注和要强烈谴责的。可是在中国对法轮功的迫害六年了,联合国的官员和各国首脑有谁对此公开做出严正谴责了呢?西方所谓的独立媒体一涉及利益也都不做声了。只有大法弟子参与的媒体是真正独立于任何政府和经济利益团体之外的,能够在民众人权等问题上,特别是在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问题上,公正报导中共禁报的内容,真正为遭受中共迫害的人们说话。做这样的媒体工作,是一件对中国大陆民众、对中国人民、对国际社会都有益的大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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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伊州联邦法庭接受起诉王旭东动议

    2005年5月26日上午,美国伊利诺伊州联邦法庭接受了法轮功学员起诉原中共河北省委书记(现中国信息产业部部长)王旭东的一项动议。这是原告法轮功学员的一个重大胜利,也证明美国法庭非常关注在中国发生的针对法轮功的迫害。

    由于举世瞩目的诉江案2002年在芝加哥拉开序幕,此间的民众和法律界人士对法轮功及发生在中国的迫害非常了解。

    被告王旭东非常关心此案件的進展情况。在芝加哥的一个律师(Nathaniel Hsieh)派助手在2005年4月和5月的两次听证时不请自到,前来法庭打探消息。他还打电话给原告律师泰瑞·玛什,说:“你们很难赢这个案子。”律师泰瑞·玛什问:“你代表王旭东吗?”Hsieh律师说:“他付钱我就会代表他。”Hsieh还说:“我在电视上看过你许多次,你没有去过中国,我可以带你到中国去。”玛什律师说:“在中共垮台之前我不会去中国的。”

    被告王旭东试图躲避原告法律文件的送达。他拒收了4次FedEx的快递信件。原告也采用了其它办法送交法律文件,包括发传真,等等。联邦法庭最后确定原告的各种努力已经符合了联邦规程,所以批准了动议。

    信息产业部部长王旭东在2004年6月来芝加哥参加“第三届中美电信峰会”时被起诉。王旭东被起诉是因为他在2000年6月至2002年11月间担任河北省委书记时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行为。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河北省是中国大陆法轮功遭受迫害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截至2004年5月14日,确认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达 97名(据不完全统计,大量尚未完全核实清楚的案例未包括在内)。该省参与迫害人员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的手段残酷,情节极其严重。

    2001年6月20日(星期三)下午3、4点左右,石家庄忽然天昏地暗,一时狂风暴雨,电闪雷鸣。其中在石家庄北焦看守所劳教所及其周围,暴雨中夹杂着冰雹,铺天盖地而来,冰雹直径大约1-2厘米大小,扁的,砸在地上厚厚一层,最厚处约7-8厘米。每个冰雹内都带有图形,像人眼一样,眼球、眼珠俱全。群众议论纷纷:“真是报应啊,看这长着眼睛的冰雹,哪儿邪乎往哪儿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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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一位同修的难吗?

    鲁洁

    今年3月初以来,邪恶一直以病业的形式迫害我们地区的一位同修。一开始表现为看不了书,记不住东西,不能進食,走路摔倒……被家人送进医院后,经查检是“脑癌”并进行化疗。前几又因身体过度虚弱再次入院,输血,输氧……

    3月初这位同修就找到了包括我在内的几位同修交流,大家意识到他面临问题的严重,一些同修与他交流,找问题,同时一起学法,发正念,但是效果都不很显著。又因近期较忙,我就没有再去看这位同修。

    我心里一直想着他,但却没有正念,心想:该做的我都做了,剩下的路要看他自己了,他自己提高不上来,别人再努力也没有用……而且提起此同修还有责怪心理:以前没有好好修,他太执著医院等等。甚至昨天去医院的路上,脑子里还冒出:自己不好好修,还会给别人添麻烦。幸好我意识到这一念是错误的,及时的铲除了它。每次说过学员不善的话后,我内心深处都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有时我甚至问自己是否站在邪恶一面参与迫害了。但我的状态没有改变,认为是那位同修的难。

    直到几天前这位同修再一次入院,我才真正感到自己有问题,意识到不能再这样麻木下去了。我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我的基点,全面检查我自己。邪恶在迫害,是冲着法来的,做为宇宙的保卫者,我这什么听之任之?我意识到我对他的抱怨、责怪往他的空间场中加了许多黑色物质,我的冷漠给邪恶对他的迫害开了绿灯。

    我应该怎么样从根本上摆正基点?我们地区做为整体又应该怎么办?

    我记得几年前参加过一个小组交流,内容是怎么通过修正自己帮助被病业迫害的学员。记得那一次的交流大家都是向内找而不是找那位同修的不足。我决定打电话问问美国学员。

    经过与同修交流,我发现自己有几个盲区,谈出来与大家切磋。

    1、在正法时期,邪恶借着学员有漏破坏大法,危害众生。
    表面上是针对一个学员,而实质是针对大法。如果我不认清邪恶的伎俩,我就会错误的认为是某个学员的事,与我无关。那么邪恶就会变着花样一个个的干扰学员,工作、家庭、身体……使学员忙于过关而无充分精力参与正法。以个个击破的方式来破坏我们的整体。反之,如果我们的整体坚不可摧,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邪恶就不敢轻易靠近我们。对这个学员的迫害实质上也是由于整体有漏造成的,如对法理认识不清而造成的麻木、松散、慈悲心不够等等因素,都使这位同修长期处于魔难之中。

    2、邪恶怎么配考验大法弟子?
    法理上我明析了我们是师父的弟子,邪恶不配考验大法弟子,但有时遇到具体事时,又不能清醒认识,有时甚至随着邪恶打進来的念头想:这样下去他的生命都危险!不是积极主动的铲除邪恶,而是顺着邪恶给同修设难。修炼人是有能量的,我认同了邪恶的想法是实实在在的物质。我不正的念很可能加大同修的魔难!

    3、这位同修在几个月的被迫害中身心方面承受很大,需要我们的体谅、关心与鼓励,我再帮同修时善心不够,做不到师父讲的语气,善心,道理。往往是想把自己悟到的急于强加他人,而没有耐心的帮助学员首先在法理上提高。当别人达不到自己的标准时,就开始责怪,抱怨。站在一个私的基础去帮人不但没帮了同修,还加重了他的心理负担,甚至于可能导致他过不去一关。

    在与美国学员交流时,他说:可以指出同修的不足,但一定要耐心,在此时,他非常需要我们的鼓励。我们的场越慈悲、越纯正、越稳,他恢复的越快,不要担心他走不过来,没问题!不要被表面的现象所动!“在你的场范围之内的人可能无意中你就给他调了身体,因为这种场可以纠正一切不正确状态。”(《转法轮》)。我过去认为的“只有这位学员自己修正好,才能过了这关”的念头,不对,这本身就是承认了旧势力的迫害。这一难是我们整体的难,是考验我们如何破除旧势力考验的一关,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在美国西部法会上解法》中说:“但是不管怎么样,师父是不承认它们的。你们也不承认它,堂堂正正的做好,否定它,正念足一些。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它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它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而且师父周围也有很多护法,有很多佛、道、神,还有更大的生命,他们都会参与,因为不被承认而强加的迫害是违法的、宇宙的旧理也是不允许的,无理的迫害是绝对不行的,那样旧势力也不敢干。就是大家尽量的走正。”

    4、稳健的每一步在正法中都很重要

    师父多次教导我们,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开创未来。我们能否破除邪恶对这位同修的迫害,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生命的问题,还牵扯到他空间场范围内数不尽的众生,和在人间等待他去救度的众生。同时,我们今天走正的路也是未来的参照,还牵扯到以后宇宙不同时期,不同层次需要正法时的参照。所以,我今天责无旁贷的应该做好。有师在,有法在,我们一定会做好!

    我昨天看到这位同修时,他状态很好,头脑也很清醒,他每天都能坚持听4-5讲《转法轮》,近期他已听了18遍《转法轮》,他说他听法时一点都不累,每次都有新的体会,他每还坚持打坐、发正念。他没有抱怨,也很乐观。见了他,我倒觉得他是在帮我提高!我心里充满了歉意和感激。

    个人的一些体悟,不正确之处,敬请各位同修慈悲指正!合十。


    (英文版:http://www.pureinsight.org/pi/index.php?news=3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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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斯里兰卡第一届法会的经历 (译文)

    辛迪

    我想与大家分享去年三月我参加斯里兰卡第一届法会的经历。斯里兰卡第一届法会在诸多方面都是非同寻常的,最主要的是通过这次法会我看到了法轮大法的纯净和美好,也正是这次法会真正帮助我走上了自己的修炼道路。首先,我想回顾一下我得法和走上修炼道路的经过。

    得法

    我是接触到大法后经过一段时间才慢慢得法的。三年前当我遇到我丈夫时,他向我介绍了大法。从我和他相遇那一刻起,我就感到我们之间有一种缘份,尽管当时我并不清楚这种缘份到底意味着什么。随着彼此越来越了解,他建议我看《转法轮》,让我更能理解一些看起来非同寻常的认识和见解。

    第一次看《转法轮》时,我感受到很大的阻力,一种阻力与我读这本书的动机有关。主要原因是,我想知道如果我与这位法轮功朋友交往下去,我们之间还能不能有爱情可言。读这本书时,我感觉到我心里幻想的那种常人的浪漫恋情跟他之间简直不可能出现。这一切的期待,我都干脆把它忘得干干净净,只是顺其自然的继续着我们的友谊。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们的关系不断加深,但我仍然无法去设想我们的婚姻,因为我对大法还持保留态度。突然,我有了个主意,我要把《转法轮》从头到尾再读一遍,看看我能否看清这一切。

    我应该提一下,第一次读《转法轮》时,我一直都没有读完过,在大概还剩最后15页处,不是这个事就是那个事,让我耽误在这儿总是没能读下去,我也没有太在意。接下来的一年半时间里,我从不同的位置读过《转法轮》、《精進要旨》、《导航》,但结果总是没有读完 – 我很灰心,干脆就把书放下了。

    这一次当我坐下来准备从新读《转法轮》时,好象什么事让我意识到,我必须先把以前忽视的最后15页读完。就在我读到结尾的那一刻,我脑子里所有的坏念头一瞬间都被熔化掉了,我明白了这正是我要走的路。我马上想到我应该和我的丈夫结婚并且开始自己修炼。

    只是在最近几个月前当我读到师父在1998年纽约的《在北美首届法会上讲法》时,我才理解了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师父在这次讲法中讲到:

    “你要是第一次不能够把这本书完全的看下来,……那个思想业力就促使你不让你有机会再去看书,不让你再有机会去碰大法这本书。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看了一点儿书就再也不容易找到机会学了的原因。所以一旦要看这本书的时候,第一遍一定要一看到底,一气呵成。那么你看完这一遍的时候,你发现你所有的不好的观念能够在你思想上起作用的东西,基本上是给它打掉了。”

    寻找自己的路

    正好一年多一点之前,我们结了婚。我想说正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把自己当成了法轮功修炼者。可是,还是有一大堆的观念挡着我,使我对自己的修炼缺乏信心。也许是因为我那时候没有和其他同修進行交流,只是拿我丈夫来衡量自己,经常感到不足。我只是试着按照他的方式、做一些他的事情,但一直觉得这样是不对的。

    我也常常在嘀咕自己到底是不是大法弟子,因为我听别人讲的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没有一件在我身上出现。我也没有感受到自己身体的巨大变化,也没有生出对法的敬畏感。在炼动功、静功时,我都不能入静。我满脑子想的都是关于大法的事,但我无法把这种内心的自述停下来。我得到法轮了吗?我身上有功吗?师父的法身在保护我吗?

    去年12月份,由于我丈夫的工作关系我们搬到了泰国住。那段时间我们基本上不在一起,他在一个小镇上工作,我在首都曼谷。大多数日子里我去公园和当地学员一起炼功。这是我第一次每天按时炼功,并且尽可能多的读书。我参与不少当地学员的大法项目甚至还启动了我自己的新项目,例如带领一个申请庇护的中国人小组到泰国的其它地区去向关心社会正义的那些非政府组织讲真象。其实在这之前我曾和泰国的非政府组织一起工作过三年时间,很显然,这一切在我的修炼中都是有安排的。

    主动讲真象对我来说是全新的事,也是我修炼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我第一次感受到内心有一种动力催促着我去讲、去铲除邪恶。而在这以前,我只是跟在我丈夫的后面去做,而且也总感觉不太对劲儿。现在我独立去做,找到了自己的路。自从到海外居住后,我一直在向我能遇到的人发传单、而且在交谈中不知不觉就引出了大法的内容。可是,也并不是100%都这种情况。我仍然会陷入到一种执著,担心如果我只做这件事而不干别的,别人会觉得我也是那种宗教狂热,因为我自己对自己就有这样不好的印象。另外,因为我当初得法的过程很慢,所以有时我自己就怀疑别人听到大法时是否立即就能明白。虽然如此,当我回顾六个月前我是什么状态时,我发现变化还是相当大的。我也意识到每个修炼者都必须走自己的路。正如师父多次讲过的,修炼的路上没有榜样。

    斯里兰卡法会

    到斯里兰卡去是我的又一个转折点。去年三月,我们需要离开泰国去更新签证。正当我们为要去哪里而争执不下时,突然收到了电子邮件通知我们马上就开的斯里兰卡首届法会。当然认为我们会去参加的。

    到了斯里兰卡一走出飞机,就让我们惊奇不已。三个小伙子正等着接我们,他们的脸上放着光彩就像他们身上的大法衣服那样亮丽。我们立刻感受到热情欢迎、关怀备至。我们开车前往他们的家乡,两天后法会将在这里召开。尽管已是深夜,在2小时的路上我们一直在交流,特别是我们听到了大法如何传到斯里兰卡的神奇故事。

    大约三年前,他们当地城镇的武术联合会发现了法轮大法并给挑选出来的一些会员教功。可是他们只教动作,完全忽略学法。其中的一个年轻教师从联合会借了《转法轮》,他一看就明白了,大法是不能这样当成秘密来对待的,必须要交流和传播。武术联合会不同意这样做,于是这位教师放下了他专注了12年的武术锻炼,脱离了武术联合会,自己去修炼大法。他回忆说,带着这本书自个儿独修,觉得非常的孤独和孤立。不久,他的两个学生也脱离了武术联合会来修大法。后来,那个武联就彻底解散了。

    短短时间内,三个人变成了十个人。他们没有炼功音乐,也只有一本英文版的《转法轮》。他们把书又复印了一份,把内容分发到十个人的手里,轮着看。两年里,学员就这十个。后来,就在我们到达前的几个月里,学员突然猛增到150人左右,又新添了两个炼功点。几乎所有的学员都是儿童或十几岁的孩子,有的只有五岁大。

    炼功点设在学员的家里,这是一个用灰渣块砌成、未作装饰的小房子,里面用帘子分隔出一个大些的主屋、两个小卧室和一个厨房。主屋完全是空的,只有一两个塑料椅子和远处靠墙放着的桌子,上面摆着录音带播放机。桌子上方的墙上是黄颜色的横幅,上面写着“法轮大法:真、善、忍”。置身于这样一个我无法形容是在哪里的地方,看到眼前这一切,我的心被深深的震撼了!我眼前的大法横幅是如此宝贵、如此得以珍惜、带给人无限的纯净和庄严。它让我深深的领悟到大法是全宇宙的、是无所不在的 –– 无论在什么地方人们都能找到真理。

    互相介绍之后,我们开始发正念、然后集体炼功。我们一半人在室内、另一半在室外。门窗都敞开着,音乐从屋里飘到屋外。炼完动功后我们到室内开始交流。

    交流时的活跃气氛让我有些不自在,因为我感到他们把我也当成了老学员来对待,而实际上我不是。我让我丈夫解答了大部份问题,就当我在一旁听着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我们当然是他们遇到的第一批来自斯里兰卡以外的学员,因此他们渴望听到不同的修炼体会。

    我们得知,他们知道迫害的真象,但对正法的進程知道得并不多,所以我们把当前的一些情况也告诉了他们一点。

    接下来,我们开始听他们的体会。作为房东的这位学员有一个5岁的儿子,正依偎在他的怀里。他讲他曾经在家里多么的“霸道”,动辄发脾气,对妻子和儿子都很凶暴。但自从修大法后,他现在变得非常平静、有耐心。他告诉我们,有一天,他让儿子到屋里给他取《转法轮》书,儿子跑出来说他在屋里见到一个人,他赶忙走進去看,发现屋子里空空的。后来有一天,小孩在翻着他爸爸的书,当翻到有师父法像的那一页时,他指着法像说,爸爸,那天我在屋里见到的就是这个人。

    有个十几岁的孩子,出生时就又聋又哑。大法传到村子里不久后,一个朋友把他带到炼功点。当炼功音乐一响起时,这个聋孩子突然显得极度的吃惊。他指着音箱向他的朋友示意,“我听到了音乐!我觉得是从那儿出来的!”这是他生命中第一次听到的声响。这次经历后不久,他还说出了他平生会讲的第一个词,“法轮大法”。我们还得知,这个小伙子现在非常勤奋,他在他的稻田边上连续几个小时坚持炼功。

    另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是,他们是在没有他们自己语言的译本的条件下得到大法的。会讲英语的那几个老学员看英文的《转法轮》或者从因特网下载其他材料,然后口头翻译给大家听。第一个离开武术联合会的那个学员,即他们的主要辅导员,也开始义务为大家教英语以便大家都能看英文《转法轮》。在我看来他们以这样的方式能学了这么多,真是太神奇了!他们中许多人会背《论语》。有个小姑娘特别出众,在一边学英语一边学法五个星期后,就能完全和我们進行相当有深度的修炼心得交流。他们还告诉我们,老学员们刚好完成了《转法轮》的僧伽罗语译本。

    到夜里很晚的时候,大家正在叠纸花,我丈夫开始打盹,于是那个英语很出色的小姑娘问他是不是想去躺下睡觉。我丈夫回答说不想,他要突破疲倦继续做。小姑娘用非常睿智的目光打量着他,说“很好 - 这将对你的整个未来都有好处。”

    法会的组织工作做得非常仔细和周到。因为这么多的学员都是孩子,所以他们决定法会的一部份是面向家庭介绍大法,其余的则是更典型的修炼心得交流。明显的,许多家长对大法还是很理解的,所以他们要把每件事都做得很规范、达到专业水准。他们完成的非常漂亮。法会会场选在城里资格最老、服务最好的饭店里最富丽堂皇的会议室。饭店对大法也非常支持,所以只是象征性的收了点租金。其实,整个法会几乎没有资金来源,学员们也都没有工作、都生活在困难家庭。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凑足了所需的全部费用,并收到海外寄来的一些材料。每当需要什么的时候,师父都会安排让需要的东西出现。主要辅导员的母亲还自己做了200份盒饭让客人们免费用午饭。

    我从这些小弟子那里真的学到了很多。听他们讲、观察他们的举止,让我感受到修炼是如此纯净、如此自然、如此轻松。他们没有那些我自己为之苦苦挣扎而难以摆脱的人的观念。相比之下,我思想中“不配去承担”的那些念头和老在琢磨自己算不算大法弟子的想法现在显得多么荒唐!修炼对他们来说如此自然,那我为什么要自己给自己设置障碍呢?而且,以前我还有这样的偏见,觉得把传单发给孩子们是没用的,觉得他们理解不了大法,现在我才清楚这些观念是多么的错误!

    法会结束前,当地的一位老大妈站起身说,法轮大法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孩子们学大法实在是太好了,应该让更多的孩子来学。两天后,学校的副校长来找那位辅导员,问他们能不能到学校里去教孩子们。

    斯里兰卡与大法的缘份继续在显现出来。法会过了一周后,我们两个人和另一个从国外来的学员到了首都、南下去讲真象。我们的真象小册子简直像是蒸发掉了一样,一转眼就发光了。

    当我们到政府办公室和当地的人权组织那里去讲真象时,师父为我们安排好了一切。在大楼外边我们想随便找个人问问怎么走,结果我们随便找到的这个人就是我们准备要去见的人。在公共汽车上我们也遇上几个重要的人。我们到网吧(internet cafe)去,我丈夫想查看一个朋友的朋友发来的电子邮件,碰巧我们的朋友就坐在我们身旁的隔壁格子里。

    斯里兰卡之行帮我理解了什么是大法无边。无论谁将由大法得度,只要我们去做,师父已经把事情安排得非常容易,该我们做的只是小小一部份。我只需要记住我在斯里兰卡所深刻体会到法的无比庄严和我心中对法的无比崇敬,并抓住每一次的机会做好。

    附言:

    我愿意利用这个机会声明放弃我原来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类的社会理想的信仰。我在学校学的是政治学,拿到硕士学位,要推翻和消除这些以学术途径灌输到我脑子里的东西的确是一种困难的过程。但是我最终认识到,善良、祥和、富有同情心的社会,绝不是靠制定法律能实现的。

    以上是我的认识。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2005年多伦多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心得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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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烛光守夜活动时拍摄到的奇观

    乌克兰大法弟子

    在基辅法会期间的中使馆前的烛光守夜活动时拍摄到的奇观。

    (英文版:http://www.pureinsight.org/pi/index.php?news=3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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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下五千年:历史真貌─命运多舛的时代 中华民国(大陆时期)(十八)

    (1911年─1945年)

    心缘

    中共第二次大规模的血腥屠杀─延安整风运动

    在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共打着抗日的幌子,借机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并时刻不忘记反对蒋介石和国民党。除了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采取了诸多措施外,在思想上,一方面,毛泽东苦心竭虑为中共夺权制造了一整套“革命理论”,即不抗日,但又要利用抗日以进行夺权扩张的理论;和不抗战,却又要利用抗战以发展中共领导下的现代中国农民战争的理论,从而为中共的种种卑鄙行径找到理论依据。另一方面,在全中国人民艰苦的抗战之中,发动整风内斗,清除异己,从而形成了以他为代表的、以农村小知识份子为主体的领袖集团在中国共产党中的领导地位,为将中国的共产革命彻底的改变成为一场传统型的旨在改朝换代的农民造反,起到了至为重要的作用。这就是由毛泽东再次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延安整风运动,也是继三十年代初中共肃反运动后的第二次大规模的血腥屠杀。通过整风运动,毛泽东彻底清除了党内可以与己抗衡的人物和力量,从而确立了自己绝对的领导权威,直至1976年死去。他领导下的中共带给中国人民的绝不是什么福祉,恰恰是中共撒谎、血腥、残暴、邪恶的本性,决定了它带给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只能是黑暗专制的统治和无尽的灾难。

    关于延安整风运动,2000年由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著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以下简称《红太阳》)已然做了详尽的叙述和分析。该书以翔实丰富的史料和众多的典型个案将延安“抢救运动”的酷刑和惨状及整风运动的活生生图景淋漓尽致的展现在读者面前,让人们真正了解了不同于中共党史学家所描述的整风内幕,以及更深刻的了解了中共血腥、残暴的历史。

    整风运动的源起和恐怖的审查

    根据中共党史专家的描述,整风运动源于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同年9月中共中央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发动全党进行思想革命和解决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问题。1942年2月1日,毛在延安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2月8日又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中共的整风运动正式开始。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了《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的报告的决定》。1943年春转入了审查干部阶段,陕甘宁边区及华北、华中各解放区也先后于1943年夏季基本结束了整风运动,这些地方的整风运动多半是和审查干部结合进行的。1943年和1944年中共党的领导机关和高级干部又展开了党史学习。这次党史学习主要是路线问题学习,批评了建党以来,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党内“左”右倾错误。其后,毛作了《学习和时局》的报告,对党史上的几个主要问题作了结论,全党实现了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统一。整风运动就此结束。

    从上述不多的文字中,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发起这场运动的时间是中国抗日战争正进入关键的时刻,中国抗战的长期、残酷和艰苦,世所尽知,然而,毛泽东却有功夫来研究中国革命的道路,并解决了未来政权的性质以及等等方面的问题,“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比较完整的科学体系”。其用心可谓是一清二楚。而其清除异己,确立自己的领导权威的目地也得以实现。

    为了实现自己的目地,毛在这场运动中是极尽其所能,甚至采用了一些流氓手法。海外自由作家凌峰结合《红太阳》提供的详实资料认为:中共的整风学习运动就是一场痞子运动,主要有以下的表现:

    一,毛公然篡改党史。为了证明毛是所谓“正确路线”的代表,他在1940年冬到1941年12月,在胡乔木、王首道帮助下精心出版了中共秘密文件的集子,作为学习资料,即著名的《六大以来》,文集搜集了519篇重要文献。毛在书中作了手脚:一种是删除有碍毛形象的文字,例如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所做的《论新阶段》的报告,被改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大删对“蒋委员长”吹捧的文字;以后就振振有词的清算王明在《为中共更加布林塞维克化而斗争》中称呼“蒋委员长”若干次而证明他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另一种是修改日期,如《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的形成期是1931年11月被提前到3月,藉以说明六届四中全会的中央一开始就反毛,来掩盖在11月以前其实他们同毛一起联手批判另外一个中央领导人项英。毛用这些手法,把舆论都掌握在自己手里,一些领导人有的恐惧“红色恐怖”,有的“顾全大局”,听任毛为所欲为,并在意识形态上一统全党。而这种篡改历史的做法一直延伸到今天。

    二,完全不顾政治道德的“引蛇出洞”。为了打击政敌,在整风开始时,毛好话说尽,以便达到“引蛇出洞”的目地。顺着毛的这个思路,丁玲发表了《三八节有感》,王实味发表了《野百合花》后,他们遭到了厄运,王实味还因此还丢了脑袋。

    三,毛泽东的流氓语言。毛泽东为了批判王明、博古、张闻天的留苏派,在1942年所做的整风报告中不惜把他们骂为“连猪都不如的蠢货”,把书本知识贬得一文不值,用流氓语气说:“书是不会走路的,也可以随便把它打开或者关起。……这比大师傅煮饭容易得多,比他杀猪更容易。你要捉猪,猪会跑,杀它,它会叫,一本书摆在桌子上,既不会跑,又不会叫,随你怎么摆布都可以。”这些言论从延安出走的老革命都有披露。毛在讲这些话时,台下还爆发笑声,自然是那些“工农兵”在笑,毛泽东以此拉拢他们,其中不少就是属于同类的流氓无产阶级,知识份子怎么笑得出口?但是这些痞子语言成了经典。因此同年3月9日延安《解放日报》一篇由胡乔木起草、毛泽东修改的《教条和裤子》社论中批判那些“红色教授”,要他们“脱裤子”,因为“问题发生在他们的贵体下”,还因为裤子下“躲着一条尾巴,必须脱掉裤子才看得见”,而“各人尾巴粗细不等”,因此割尾巴所需“刀的大小不等,血的多少不等”。这种粗俗、暴力、血腥的流氓腔文章就是中共中央机关报的社论和评论文章!

    在《红太阳》和其他披露的一些材料中,我们可以一窥整风的恐怖,残酷无情和充满了血腥。

    1942年12月,延安的秋夜,已有几许寒意,但是,窑洞里却灯火通明。……一批批外来的青年知识份子正在被抢救……历史稍微复杂、社会关系又不甚清晰的怀疑物件,正在一批一批地集中起来,被送到反审机关审查…… 1943年4月10日以后,审干由内部转为公开,开展了群众性的坦白运动……特务一批一批被查出来,真可谓已经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而外地来的同志也逐渐的人人自危了……有的单位对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成员进行抢救,使正常工作处于停顿状态……

    同年7月15日,康生在中央大礼堂召开的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他在这个报告中号召:“无论青年人、老年人,无论男人、女人,无论是自觉地为敌人服务,还是不自觉为敌人服务,我们共产党中央号召你们赶快觉悟吧,号召你们不要再为敌人的第五纵队服务了。”(按:康生在这里所指的敌人和第五纵队,是指国民党而不是指日寇)他还告诫说:“不要放松一秒钟的时间,失掉这个最宝贵的时机,将永远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

    康生的这个报告曾被称为恐怖的信号。这个报告把反奸斗争推向了高潮:从延安到各根据地,从党政军民学团体到市民群众,从城镇到农村,直至到监狱内,由此开始了全线进攻,大搞坦白检举……监狱的情况更为严重。根据当时被关押在边区保安处的陕西省党员朱子彤回忆说:“抢救运动开始,各窑洞都发了康生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学习了这个文件就乱了套,窑洞内大搞车轮战,都在公开案情、分析、规劝。”“彻夜的揭发、分析、规劝,不达目地,规劝不止,逼着大家交代问题……有时还押着被关押的人去参加机关的抢救大会……有时组织被关押的顽固分子到群众大会上去坦白交代……”

    在康生的抢救失足者报告影响下……开始出现严重的逼供现象,并且手段繁多。手段之一:主观臆断,指鹿为马;手段之二,欺骗恐吓,诈骗口供;手段之三,酷刑折磨,刑讯逼供……据一个县委扩大会议记录记载,县委书记、区委书记都打过人。县委书记打人约十七人次,挨过县、区领导打的有九十一人次,私自被关押的二十九人。……据当时任靖边县统战部长的陈元方同志回忆说:“逼供有精神上的,肉体上的。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有时交叉进行,有时同时并进。精神上的是找被审查者谈话,施加种种压力,威胁,甚至诱供。比如承认可以戴大红花,吃好的,保留党籍等等。肉体上的有车轮战、坐小凳、五花捆绑、假枪毙等等……。”有一个从沦陷区到延安的进步女青年(当时只有十九岁),由于她的亲属中有一人是汉奸,这个女青年便被怀疑是日本特务,将她逮捕关押。审讯她时,三天三夜不给她睡觉,并且威胁她说,如果再不承认是特务,就放两条大蛇到她的窑洞里。她被吓得按照小说《双城记》里的情节胡编了一套假口供……在抢救运动中,发生过为了逼出口供,对被审讯人员施以各种各样的肉刑或变相肉刑、甚至把人打死的情况。据关中分区一个县统计,他们采用过车轮战、压杠子、打耳光、举空摔地等二十四种肉刑。延安青年剧院为了逼一个赶大车的人承认是特务,捆绑吊打,活活折磨致死……仅延安一地自杀身亡者就有五、六十人……不仅青年知识份子受到抢救,一些老干部也受到迫害,例如陶铸……,一些娃娃也被坦白为特务分子。据当时的《解放日报》报导,绥师已有一百六十余人觉悟改悔,在大会上自动坦白者二百八十余人,被揭发者一百九十余人。一个十四岁的小女孩刘锦梅走上台,只比桌子高一点,坦白她参加了“复兴社”。十六岁的小男孩──马逢臣,手里提着一大包石头,坦白他是石头队的负责人,说这包石头是他在特务组织指使下,谋杀人用的武器。绥师的控诉会一直开了九天,在这些十几岁的小孩中,最后竟挖出了二百三十个特务,占该校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三。经过抢救,延属各县共挖出二千四百六十三个特务,军委三局电讯学校二百多人,竟挖出一百七十个特务,中央秘书处六十余人,也挖出了十几个特务,西北公学五百多人,只有二十人没有被抢救,百分之九十六的人是特务…… 抢救运动造成很大危害……正常的工作秩序被打乱……造成了一大批冤假错案……有些人经受不住冤枉折磨而自杀……造成互相猜疑,人人自危,在精神上留下了深重创伤………

    “一九四三年夏秋之后,各机关、学校大门紧闭,门口由警卫把守,延安的人们已中断互相来往,‘谁也不敢理谁’,在偌大的延安城,也需持介绍信才能办事。入夜,延安万籁寂静,听不到一点声音,陷入一片恐怖、沉寂之中。”

    整风运动的结果─毛权威的确立和专制统治手段的积累

    在中共这场整风运动中,与毛持有异见的人如王明等,均遭到了迫害和清洗。还出现了大量冤假错案,错杀了至今尚无确切统计数位的无辜者。

    而毛泽东为了掩盖这段历史,在建国后将参与整风运动的自己得力干将刘少奇、高岗等人都先后清洗。而逃亡苏联的王明在他的《中共五十年》一书中,就指延安的整风运动是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的“演习”。然而,相同的是,都是整风整人、制造冤假错案和极端残暴残忍;不同的却是,文革是处在毫无外患内忧的和平时期,而延安的整风则是处在全民抗战、国家存亡绝续的关头。如果国民党、蒋介石在此国难当头之时,也来了这样一场整风运动,也大搞一场深挖共产党特务或其他种种特务的运动,也制造了如是之多的冤假错案,则中华民族大约只有亡国这一条路了。反之,中共之所以在国难当头之时,胆敢如此整风整人,大兴冤狱,归根结底一句话,就是因为它不抗战,假抗战所致。

    而不抗战的毛泽东通过这场运动,不仅确立了自己在党内的绝对权威,而且如海外自由作家凌峰所洞悉的那样:毛通过这场整风运动还为他建政以后控制国家、控制干部和控制人民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控制传媒,箝制民众的思想。

    高华根据对当时延安传媒,特别对喉舌《解放日报》的研究,认为该报总编辑陆定一和当时的中宣部代部长胡乔木已经建构了毛泽东新闻学的框架,“最显著的特徵是将政治功利性视为新闻学的本质,而否认新闻具有超阶级性属性的观点。”主要有几点:

    1,“党性第一”的原则。胡乔木说,党报“要在自己一切篇幅上,在每篇论文,每条通讯,每个消息……中都能贯彻党的观点,党的见解”。也就是“党性”要充斥在传媒的每个细胞里。

    2,反对“虚假真实性”的原则。陆定一提出了一个有名的口号:“把尊重事实与革命立场结合起来”。考虑上面的第一个原则,“事实”和“立场”哪一个重要也显而易见。

    3,新闻的快慢必须以党的利益为原则。他们说:“该快的快”,“该慢的慢”,“有的压一下才发表,有的压一下不发表”,一切必须听命于党的领导机关和最高领袖。

    4,运用报纸指导运动的原则。在运动初期和达到高潮的一段时间内,集中报导,形成宣传规模,用以教育干部和群众,震慑和打击敌人。

    5,新闻保密和分层次的原则。供领导干部阅读的参考消息就是那时开始发行的,这也是领导人的特殊权利之一。

    现时一再发出的新闻改革呼声都冲不破这五个框框。

    二、控制干部,使之服从领袖。

    1, 以政治学习来洗脑。内容是听报告和学习文件:听报告是听领导人报告或传达报告,学习文件有二十二个“干部必读”的文件。中共建国后直到今天还在学习所有领导人的所谓著作。

    2, 交代问题和相互揭发。交代问题即所谓“向党交心”;相互揭发则以“小广播”为题,包括党的机密,对国内外大事、本单位等有背离中央精神的私下议论,人们一下陷入“红色恐怖”之中。

    3, 建立干部档案制度。面对来自五湖四海的干部,要他们写自传,详细填写履历表,存入档案,而且要反覆写,看有没有漏洞和矛盾。还要写“反省”笔记,并且建立抽查制度。中共建政后发展为要写每个阶段的思想小结,然后组织评定,存入档案。

    4, 等级制度逐步完善。王实味当时已经指出延安“食分五等,衣着三色”。大、中、小灶制度一九四○年就在全党推行。接着还有以干部级别为基础、由领导介绍批准的婚姻制度,以及领导干部的保卫制度等等。领导干部一旦犯政治错误,他们享有的特权也随着消失,因此助长他们倒向权势而昧于事实和自己的良心。

    利用政治运动一统全党

    三、建构完整的政治运动模式。

    1, 引蛇出洞,摸底排队。“站队”正确与否,此时见分晓。一九四二年春寒料峭时,毛泽东发出整风动员报告,引出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结果他们都挨整,王实味最后还被杀。而后来五七年上当的是“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六六年的文化大革命上当的是跳出来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刘少奇和邓小平;八○年代以胡耀邦为首的改革者也中箭落马。

    2, 另起炉灶向原来的权力机关夺权。文革初期毛泽东以中央文革小组取代政治局;在延安整风初期,一九四一年九月成立“中央高级学习组”,一九四二年六月乾脆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主任,康生任副主任,领导运动,取代了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大部分职能。

    3, 采取激烈手段,达到目地后再道歉。中共的政治运动方式向来是热发动、冷处理。先用逼供的精神与肉体折磨的激烈手段获得“成果”,然后据说是避免处理时伤害太多人而冷处理,甚至用道歉、平反等方式缓和矛盾。延安整风后期的一九四四年,面对不满的干部,毛泽东被迫在一些场合脱帽道歉,但是拒绝承认“抢救运动”为错误运动,避免政敌“翻案”。毛泽东在文革后期也说文革是“七三开”,邓小平也只认为反右是“扩大化”。

    中共积累的上述种种手段和经验,在其后五十多年的专制统治中得以不断运用,甚而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人民在这样的统治下的生活情况可以想见是多么悲惨,但是更为悲惨的是中共的高压统治和愚民宣传让中国人民越来越麻木,越来越意识不到自己悲惨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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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曼设宴

    一斗

    羊曼是晋朝人。

    晋朝南迁建邺后,羊曼被任命为丹阳郡守。当时旧惯:凡是刚上任的官员都要设宴请客。羊曼在家设宴待客,不分客人身份高低,来得早的人占据好位置。宴席吃到后面,就不再上什么好菜了。

    有个叫羊固的人被任命为临海太守,设宴请客,一整天都是佳肴美食,就是晚到的人,也能吃到丰盛的菜肴。人们说:“羊固的宴席虽然丰盛,却没有羊曼真诚。”

    后来苏峻起兵作乱,羊曼率军守云龙。晋军不利,有人劝羊曼躲避躲避,羊曼说:“朝廷破败,我怎么可以偷生呢?”不动,最后被害,年五十五岁。

    (《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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