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的前一两天，北京城的空气质量一直为3级污染天，四日12时到五日12时的空气质量预报则为三级轻微污染。
北京降雪，南方狂风暴雨，五月四日四川成都遭遇6级大风袭击，广大地区最大风力甚至超过6级，为近10年历史同期罕见，并伴有雷雨，个别丘陵山区将出现冰雹天气。
近来中国数地发现异常天象，南方数省突遭“飑线”狂风、暴雨、冰雹、雷电袭击。昨日立夏京城又飘大雪。台湾地震连连。目前，中国、台湾好不热闹，你方唱罢，我登场。连宋连续登陆。执政党苟延残喘，回光返照，像是人演人的戏、天演天的戏。然而，人使尽了招数也逃不出天网。这种有违四时的天象，是否隐喻着人间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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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初秋的一天晚上，李钧正在和朵朵一起看着《洪吟》，韵梅在忙着收拾房间，大门当当响了两声。
韵梅将门打开，一看是个身穿米色夹克，满脸堆笑的三十来岁男子，手中提着一大包东西，操着沂坊市附属县的地方口音，“您好。”
韵梅问他：“您找谁啊？”
“请问这是李钧，李处长的家吗？”男子笑着的嘴角往两边咧开的更大了，谨慎恭敬的询问。
“是，请进来吧。”
“李处长，您好，我是朐县刘庄家具厂的厂长，刘其富。”这名男子边说：边点头哈腰的冲着走过来的李钧递上了手中的名片。
李钧和韵梅热情的对他说：“啊，那请坐吧。”随后韵梅倒了一杯茶水放在沙发前的茶几上。
李钧看了看名片，“刘其富，刘厂长。”
刘其富：“不敢当，不敢当，您就叫我小刘吧。”
然后将手中拎着的大包中的东西一古脑的拿出来，五粮液、茅台等名酒和红塔山、万宝路名烟，还有一盒糕点。“李处长，您看这点东西实在不成敬意。”说着将东西双手递给了李钧。
李钧看了看这些东西，没接，笑了。问他：“你有什么事吗？”
刘其富看他没接东西，就把这些个烟啊酒啊放在了茶几上。
“是这样，我们是一个乡办小厂，我们厂子生产的产品，由于进的材料有问题，造成有一批不合格，去年被勒令整顿。后来的产品都符合标准了，可还是没把生产许可证还回来。您看您能不能帮个忙。”
李钧：“这样吧，你明天上乡镇局找我，我们办公室详谈。好不好？”
刘其富：“那好，那好，太谢谢您了。”弯腰起来准备告辞。
李钧：“等一下。不过，你得把这些东西提回去。”
刘其富神色大惊，着急，“李处长，您先看看，这要是不行，我明天再给您多送点来。”
李钧笑道：“刘厂长，你误会了。你知道吗，我门一家都是法轮功修炼者，不抽烟不喝酒，按‘真善忍’要求自己。不能收礼的。”
刘其富：“噢，法轮功，知道知道，我们乡里每天早晨也有人炼。”
李钧：“是啊，法轮功教人向善，实在是好啊。”
刘其富不得已接过东西：“不过，这盒点心无论如何留下给孩子吃。”
李钧扭头喊，“那好吧，韵梅。”
韵梅拿了十元钱塞给了刘厂长。送走了刘其富，韵梅随手将那盒点心放在了冰箱上。
“朵朵，该收拾收拾洗脸睡觉了，明天还得早起上学呢。”
第二天上午，刘其富早早的就来到了乡镇局质管处。李钧在了解了所有的经过后，又派人与刘厂长一起去了刘庄，经验证其产品确属合格后，发还了其生产许可证。刘其富和与其一道来拿生产许可证的销售主任刘宝千恩万谢的离开，出了乡镇局的大门。
刘宝跟在刘其富的后面，“看样子这个李处长还真不错，给咱开了个绿灯，办事不拖拉。”
“嗨，这年头，干事不都得凭这个。” 刘其富说着，右手做了个数钱的动作。
“甭管怎样，事情办妥了就行。”
这天是星期六，韵梅一家一大早起来上公园炼完功，回到家已经是上午八九点钟了，这天他们要去郊区的一个新建的炼功点教功，一看来不及做饭，韵梅随手将冰箱上刘其富送的那盒点心打开，一边拆着一边说：“你们赶紧吃点点心吧，咱们得赶时间。”
李钧正在屋里准备录音机的电池，这时忽听得韵梅一声大叫“哎呀，李钧。你快过来，这是怎么回事？”
李钧吓了一跳，赶紧快步走到客厅，朵朵也跑了过来，“妈，怎么了？怎么了？”
韵梅将手中的点心盒拿给李钧，“你看看吧，这是咋回事？”
李钧和朵朵低头一瞅，一打百元的人民币钞票静悄悄的躺在点心盒子里，拿出来一数，一共三千元。
李钧摇了摇头，“这个刘厂长。”然后又对韵梅说：“你先把钱收好，回头我给他打个电话，把钱还给他。”
当刘其富接到李钧的电话后，不知何事，急急忙忙赶了来。李钧将法轮功修炼“真善忍”的道理详细讲给他听，最后将钱还给了他。
刘其富自然是感慨万分，没想到在当前这样的社会中，居然还有这样不看重利益的好人。临走时，他拍着胸口对李钧说：“李处长，您今后只要有用得着咱兄弟的地方，尽管说话，咱一定尽力而为。”
那是一段温暖幸福的时光。
春花盛开的四月天，槐花香浓的八月里，飘零叶落的秋风中，冰寒霜雪的寒冬日，李钧、韵梅他们在附近春兰公园的法轮功炼功点义务教功的黄色大横幅，以及他们在那里优美的炼功打坐镜头，好似是一幅悠然灵境的画面。人们路过时，往往会被他们的那祥和的音乐声与他们的宁静所吸引。
朵朵已经九岁，每天韵梅会教朵朵盘腿打坐，朵朵的动作可标准了，有时大家一起炼功时，她还会像个小大人似的，一本正经的给别人纠正“抱轮”动作。
在学校，朵朵的功课没得说，每次考试基本上都是头几名；朵朵的画进步越来越大，他的两幅水彩画还参加了市里的少年儿童美术展；他们还给希望工程捐款，资助那些个因生活困难而失学的孩子们；内心平静而愉悦的生活着。
九八年早春的季节，韵梅一家三口，洁梅小两口还有朵朵的姥姥姥爷，一大家子七口人。来到杭州旅游，西子湖畔，满陇桂雨，一派江南自然风景。他们来到灵峰山脚下的灵峰探梅古迹，早春时分，寒风依然凛冽，然而那鹅黄的腊梅已绽放，红梅也含苞欲放，郁郁葱葱的幽静山谷，梅香四溢。
他们在绚丽多姿的梅花树下留下欢快的倩影。姥姥姥爷休息一阵，朵朵从书包里掏出纸和笔，开始速写。李钧用相机拍下各式各样的梅姿，留作给朵朵画梅用的素材。
李钧指着一棵百年老梅树，问女儿：“朵朵，还记得那句‘万花敢向雪中出，一树独先天下春’吗？”
“嗯，记得。不畏风雪的梅花象征着崇高和坚贞不屈的品格。”
“是呀，梅花冰清玉洁，超凡脱俗。元代的王冕有一首诗，‘冰雪林中著此身，不同桃李混芳尘。忽然一夜清香发，散作乾坤万里春。’寒风雪雨中更显其清美卓姿。”接着李钧又幽默的说：“你看你妈妈和小姨都取了个带梅字的名字，一个风姿卓著，一个娇美脱俗。”
“就是啊。”朵朵开心的咯咯笑了起来。
一九九九年，由天津警察抓人打人引发的四月二十五日万名法轮功学员前往北京上访后，随之而来，沂坊市的法轮功学员们的正常炼功、学法活动开始不断受到监视和干扰。
九九年五、六月间。
清晨蒙蒙亮，公园炼功点，警车停在旁边。警察对着炼功的学员喊：“不要在这里炼了，都回家去，回家去。”
学员依然坚持炼功，无人离开。
一会儿，几个穿便衣的人开始接水龙头，然后往炼功点浇水，以驱赶学员，但学员依然不动，李钧和洁梅与他们交涉。
过了几天的清晨，公园炼功点，李钧他们早晨到炼功点正准备炼功，发现地上的泥土被翻起来，于是只好换到旁边。
又一个清晨时分，炼功点旁边的大树被挂上了高音喇叭，放音乐干扰炼功。
各单位领导也开始陆续找到学员谈话，不准再继续修炼法轮功。
那天，乡镇局的周副局长给李钧来了个电话，“李处长，你到我这里来一趟。”
放下电话，李钧来到了周副局长的办公室。“周局长，您找我？”
“啊，李钧啊，快请坐请坐。”然后将门关上。
“今天有个重要的事得跟你聊聊。”
“您说吧。”
“李钧，听说你在炼法轮功是不是？” 周副局长认真的问他。
“是，没错。已经炼了好几年了。” 李钧肯定的点了点头。
“可最近上面下来文件了，所有的干部党员都不能再炼了。”
“周局长，我的情况局里很多人都清楚，您也知道。前几年我得了乙型肝炎，要不是炼了法轮功，还不知我现在怎样了呢。”
“是啊，法轮功强身健体、祛病健身效果确实不错，但现在上面下文不让炼，胳膊拧不过大腿。我看你就先别炼了吧，要不然咱们局无法向上面交待呀。” 周局长摊开双手，显出一副好似为难的表情。
“周局长，作为一个人来讲，应该有起码的道德良心，法轮功挽救了我的性命，教人们按‘真善忍’作好人，提升社会道德，这有什么不好？我不能昧着良心说话呀。”
“李钧呀，我这是为你好啊，现在局里还想提拔你呢，你也得为你的仕途想一想。”
李钧摇了摇头，神情坚决的“谢谢您了。不过在这件事上我是绝不会让步的。”
“别把话说绝，回家好好想想再说，我随时等着你的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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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观惊万古，
万古谁人睹？
乱世醒无声，
群帆已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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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游览世界多国，每每看见当地有各类救灾、爱心、征签运动时，心生感动：“多么高尚的国家！多么有爱心的国民！”
因为只有真正“以德为美”的国家，才会鼓励国民关怀他人、回馈社会，提倡人道无疆界，这样才称得上是泱泱大国！一个国家的地位，不在于它的领土大小，也不在其国民的外汇存底金额，而取决于它对于他人的付出与关怀。
是的，一个国家或元首受尊敬的程度在于其对他人的付出，而不是获得。这一点，由罗马教皇约翰·保碌二世过世后全球数百万人朝拜可知。梵蒂岗身为区区小国，既无实权又无军队，但是世界各国均渴望得到约翰·保碌二世的认同，实质原因就是约翰·保碌二世一生为世人无私的付出与关怀，受到全球广大民众的景仰，无论是否是天主教徒。
反言之，最令人瞧不起的国家，就是强调凡事只顾自己，不顾他人死活。以至其国民竟然围观少女被强暴而不报警施救，或者全村村民罔顾车祸重伤在路边痛苦呻吟的伤患，以至其痛苦挣扎数日后冻死路边。这样的国家，就算砸下再多的钱做外交，也买不到任何高尚国家的尊敬。
据悉，审理此案的新加坡法官在庭上扬言：“不管在中国是否有迫害，不管迫害是否存在，都是无关紧要的。你们去鱼尾狮展示法轮功资料，分发传单和VCD, 不管你们在那里讲的是否是真话，都是无关紧要的。只要你们在那里无准证集会，我们就要指控起诉你们。”
那么新加坡为何不发给法轮功学员集会许可证呢？一个国家里面缺乏热心公益的国民已是极大的悲哀与严重道德沦丧的指标，而一国政府居然还取缔国民志愿投身于公益事业，甚至刑囚这些忠义人士！根据过去中国历史上许多帝王滥杀贤良的下场推测，这可能就是新加坡的亡国前兆。
笔者曾经拜访新加坡，兼有新加坡好友，故对该国具有很深的感情。笔者衷心建议新加坡以史为鉴，把危机转为改正的机会，为新加坡未来着想，善待法轮功。
（英文版：http://www.pureinsight.org/pi/index.php?news=2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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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去医院探视她的时候，全心全意只想着要帮她找出执著，好让她早日走出魔难，却完全忘了这是旧势力安排的干扰，不但会干扰她也会干扰着我们前去的每一个人。结果出了医院后的我不但脸色难看，还因为正念不足而回家大睡了一场。
第二次再去医院探望后，虽然正念比较强了，可还是没能把自己当个炼功人，时时刻刻向内找，用法理来要求自己，而是急着想与她交流自己体悟出来的正念正行。
一同前去的一位同修在现场发正念时，则从天目中看到有四条蛇在缠着同修。其中三条是体型比较小、白色的，另外一条则是很大只黑色的蛇。但是，我们在发正念中居然完全没有任何的功打到这四条蛇，所以也就根本没有清除掉它们。
事后几天，当同修把自己看到的景象说出来交流时，我悟到那三条小蛇就是我们前去探视的三位同修的执著。因为我们完全没有想到我们也是修炼人，看到、遇到这样的事情最该做的应该是先向内找，先纯净自己的场，然后才能有强大的功来帮助同修。所以我们带着的执著不但不能让我们的交流达到真正帮助遭受魔难的同修，甚至连我们的近距离发正念都无法清除缠住同修的魔。
另外，同修的遭受魔难，其实并不全然是她还有执著与正念不足，而是旧势力故意安排同修遭受魔难而考验其他的大法弟子。因为在台湾的环境比较宽松，没有邪恶的直接迫害，所以即使有些学员是带着强大的常人心也一样可以在大法中修炼与参与正法。但是，当一些对法不能坚定的学员看到得法比较久、又在正法中做得不错的同修还会受到这样的魔难时，不免内心受到很大的冲击。所以，如果我们只是一味的想帮助遭受魔难的同修放下执着或坚定正念，不就等于是在承认旧势力的邪恶安排吗？
每当同修有困难，基于善意我们总会想去帮助同修。但修炼是严肃的，如果我们不能随时用法来要求自己，那么我们的善就只能停留在常人层次的关心。但是同修所遭遇的魔难与迫害，岂是常人层次的善能给予帮助的呢？唯有修好自己，时时刻刻站在法上，才能真正让我们在大法中修出来的善助同修一臂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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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法
我早年经历坎坷，一直以贩毒、赌博为生，没干过多少正经事。糊涂的赚钱，麻木的生活，共产邪党要发展我成它们的一员，我也盲目的写了申请。
但我是一个与大法非常有缘的人，对一些事情我不糊涂。2000年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后，报纸电视连篇累牍的诬蔑，许许多多人推波助澜，齐声喊打。我却有自己的看法，尽管当时对法轮功一无所知，身边也没有修炼的人，但我知道那是假的，是共产邪党造出的又一个冤假错案，如同文革中无数的老干部，我告诉家人别相信这些。
几个月后我因贩毒被捕。在看守所里，几个法轮功学员和我关一起，小青、阿莲和婷婷。没事时经常聊天，她们给我讲什么是真正的法轮功，老师如何教他们做好人，如何替别人着想，没有私心。当时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觉：这些人太好了，怎么学了法轮功，人就变得那么好呢？
一次我做梦，梦里一个高高大大的人，在我的上方，我看不清他的面容，但声音很慈祥，他告诉我要跟小青学。第二天我把梦告诉小青，其实只是随便说说，并没当回事。我原是个无神论者，不相信神灵的存在，更不相信梦境与现实有什么关联。可小青很认真，显出吃惊的样子，她说你真有缘份，是师父引你走入修炼之门。
出于对法轮功学员人格的敬佩，我说：“好吧，你教我吧，我也想学。”
以后小青就经常给我背经文，给我讲如何修炼，如何提高，当然这些都是她自己的理解，她说，真正修炼，一定要读《转法轮》，这是本天书，能指导我们修到很高层次。
小青还教我炼功。奇怪的是，从未盘过腿的我，竟然一下就盘上了，而且一盘就是一个小时。
无罪释放
看守所里关着一位“资深”的犯人，因为巨额贪污、受贿，牵涉面太大，案子几年没审理清楚。她拼命的学习，研究各种条文，希望能从法律上找出为自己开脱的依据，我们管她叫“大律师”。
一天，“大律师”说，你的案子我查过《刑法》了，至少要判三年，最多十年。我一听吓傻了，过去放着胆子贩毒，大把大把的赚钱，却从没想过会被抓，更没想过，要在监狱里呆上几年。
“我女儿怎么办？父母兄妹怎么办？我可是家里的顶梁柱啊！”我哭了起来，小青安慰我：“没事，你会很快出去的，不超过半年。”
几个月后，一位警察把我叫到办公室，让收拾行李，我以为要转监，问“去哪里？”她大声的说：“回家！”
我目瞪口呆，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又问了一遍：“真的回家？你不骗我？”
“你到底走不走啊？”
我一阵狂喜，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这么长时间，与小青、婷婷朝夕相处，我深深感受了法轮大法的美好，憧憬着有一天也能和她们一起修炼，完全忘记了自己是名重刑犯人。想起小青说过的话，她说只要诚心修炼，师父可以为弟子消去很多罪业，保护我们的安全，改变我们的人生之路。可是，我从不知道，师父会真的收下我这个弟子。
大颗大颗的泪珠顺着面庞滚下，此时，我真想大喊：“师父啊，慈悲伟大的师父，是您在帮我吗？是您把我当弟子带吗？”
我飞快跑回去，把消息告诉小青、婷婷和阿莲，我们紧紧的拥抱，泪流满面，小青说：“要珍惜，师父让你自由，是给你一个修炼环境，千万记住啊。”婷婷交给我一个电话号码，让我出去后找这个人，他会帮助我。
拿着包裹，走進家门，所有的人喜出望外，不相信我这么快回来。家人以为我交了个当大官的朋友，朋友又以为我家人买通法院，当他们知道我没有任何关系、检察院却莫名其妙不予立案时，觉得不可思议。我心里很清楚，我说是神仙救了我，法轮功的师父是一个大神仙。
按照婷婷提供的电话，我找到了那位同修，他送我一本《转法轮》，还纠正了我的一些炼功动作，我们至今保持着联系，他给了我很多无私的帮助。
见证大法神奇
第一次读《转法轮》，我对师父的法理深深折服，我终于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来，我的归宿在哪里，一个人应该怎样生活，以及许许多多我曾想要明白而又不得其解的问题。虽然过去我不知道为什么而活，可是，我一生都在向大法走来，三十七年走过的路都朝着同一个方向。我進看守所──遇到小青和婷婷──梦的指引──盘腿 ──无罪释放，以及那位帮助我的同修，一切一切，都是精心的安排，为了这一天，为了让我得法修炼，师父啊，在弟子身上，您操了多少心啊，我要怎样才能报答您如山如天的恩情？
由于得不到师父其他的经文，几年来我只能读一本《转法轮》。虽然反反复复，可是百看不厌，每一次都有不同的理解，每一次都学到新的东西。有时候，我看到整本书通红发亮，每个字背后是层层的佛道神，我不得不相信这是一本天书，我能得到太幸运了。
我按照师父教的去做，严格要求自己，一些坏习性很快改掉，不再与“偏门”的朋友来往，说话也不再带脏字，言行都规矩了许多。这在过去是想都不敢想的，我知道自己没有这样的能力，是大法神奇，是师父又一次帮了我。家人惊异于我明显的变化，浪子回头金不换，他们亲眼见证了什么是真正的法轮功。
一天我外出，搭上了路边拉客的“摩的”。出城不久，司机开得飞快，突然和一辆迎面开来的大货车相撞，摩托车飞起来，我俩被甩出路基，司机满脸是血，而我昏迷了。记得司机跪在我面前，不断的说：“阿姐你醒醒呀，你不要吓我，你的命我可赔不起。”我听到他说话，可是却睁不开眼，全身动不了，也无法回答。二十分钟后，我苏醒过来，司机想送我上医院，我说没事，你送我回家吧。回去后，当时还没什么感觉，可是晚上睡觉，才发现浑身疼痛，动弹不得，我尽力挣扎起来，一步步的挪动，母亲拿出药酒给我擦了擦，很快就没事了。我知道这是我前世欠下的业债，是师父替我化解了。
当我痛下决心，不再干贩毒的勾当时，很快生活都成了问题。过去我的钱来得容易，去得也飞快，基本没什么积蓄，现在我要走正道了，才发现自己什么都不会，没有一技之长，也没多少文化，一家人等着我吃饭，怎么办呢？我祈求师父：“师父，我想堂堂正正的做人，请师父再帮弟子一次吧！”结果，我再次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就在我祈求师父帮助的第二天，邻居介绍我去深圳做家政，不需要太多的技能，只要勤快就行。
修心性
我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尽心尽力干好工作，很快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多次被评为优秀家政人员，工资也逐渐增多。二年后，我来到上海，在一个公司任业务员，有机会接触更多的客户。
世上的一切不再吸引我，荣华富贵置之脑后，恒心修炼，以苦为乐，有师父在，什么都不怕。只要心中有法，再苦、再难我都能忍，因为我的未来是如此美好。除了工作，我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学法，和别人谈话，也三句不离法轮功。那曾缠绕我寝食不安的情与色，在渐渐淡化，没有什么东西能再引起我的执著，心里想的只有修炼、提高、回家。三年后，我认识了另一位同修，她把师父在各地的讲法和经文给我打印出来。我太兴奋了，几天睡不着觉，如饥似渴的读，通过学法，我明白了更多道理，心性也提高很快，那是后话。
一天，公司一位同事的女朋友把他的手机放在我房间，当时我不知道此事，关上门后，钥匙给一位副总拿走了。这位同事发现手机不见后，急忙拨打，听到我房里有声音，说我拿了他的手机，我说没拿，他一个耳光扇过来，几乎把我打倒。我说：“干吗打我？我没拿你手机。”他说你打开房门，我说钥匙不在，他抓起身后的木棒，照着我脑袋就要打，被其他同事死死抱住，才制止了。我打电话让公司副总把钥匙拿回来，副总却说他没拿我的钥匙。那时候，我真感到委屈极了，眼泪夺眶而出，但想到自己是一名大法弟子，不能和常人一般见识，还是忍住了。
一小时后公司副总送来钥匙，解释说是他自己忘了，那位同事的女朋友也回来，说手机是她自己放進我房里的，因为临时有事出去。
公司领导了解了事情的经过，让那位同事赔礼道歉，同时罚款1500元，作为我承受委屈的补偿。我把钱还给同事，他激动的说，谢谢，你这人太好了。
有缘人
我经常给同事讲法轮功真象，告诉他们我的经历。由于没有真象资料，我只好把师父经文送给同事看，整个公司从上到下，都知道我炼法轮功，都知道法轮功好，至少，不是他们印象中的那么可怕。
由于我业绩突出，很快迁升。在一次新员工的培训班，领导让我介绍经验，我说：我是一名法轮功学员，无论生活和工作，都按照老师教的去做：诚实、善良、宽容，凡事替别人着想。我的原则就是“真、善、忍”，只要你发自内心的这样做，就很容易和客户沟通，就能打动他们，让他们感觉和这样的人做生意可靠、放心。
那次演讲后，一位新员工打电话报了警，说我公开宣扬法轮功。经理知道后，严厉批评了那位员工，警告他这样的行为是不受欢迎的。
这位员工不知悔改，反而怀恨在心，再次报警。经理夫人对我说：“不行了，他动真格的，这次谁也保不了你。拿好你的书，赶快住到我家。”我想收拾衣物，夫人说来不及了，就穿我的吧。
警察真的来了，经理带他们搜查了我的房间，什么也没找到，一些同事说，这里没法轮功，可能有人公报私仇吧？
母亲的故事
师父说，一人炼功全家受益，这事也在我身上应验。一天，哥哥打来电话，说母亲病了，癌症晚期，活不了几个月。我听后急忙赶回家，看着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妈妈，我失声痛哭。可能是被我的哭声惊醒，母亲睁开眼，我说：“妈妈，你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师父会救你。”妈妈说，我记不住。我拿出纸来，写下这两句话，妈妈说她不识字。“那么就背吧，我一字一句的教你，你总可以背下来的。”
母亲跟着我念，小声的念，一会又喘气，教了十几遍，妈妈终于会背了。我惊喜的对哥哥说，妈妈没事，一定会好的。果然，第二天，她就可以慢慢坐起来，能吃一小口稀饭，三天后能下床，几星期后癌症不治而愈。如今快两年了，我那被医生判了死刑的母亲仍然活着，身体非常健康。每次回家，她都嘱咐我，一定要谢谢师父。
师恩难报
还有更多的故事，限于篇幅，不能列举太多。我常想，过去的生活不堪回首，毕竟过去了。但我因此得法，比无数的人幸运万倍，那么，过去的苦又算得了什么？我现在工作稳定，生活幸福，心情舒畅，可这也并非我所求呀，我不是为此而奋斗，我的目标是修炼，返本归真，回到我真正的家园。我无法表达对师尊的感激之情，每当想起这些我就泪流满面，希望这篇文章，通过明慧同修，能转达一个大法弟子的心声：师父，弟子给您磕头了，师父，您的大恩大德，弟子一定铭记，一定好好修炼，做好三件事。
明慧网以前刊登的这位学员的故事：
曾经的毒贩子 修炼后堂堂正正的做人
（以上由本文主人公口述，同修记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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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死后，南方各省逐渐脱离北京政府。1917年，孙中山来到广州，成立了军政府，并被推举为大元帅。而北京政府因为内部纷争，也无力南下讨伐，南北方开始处于对峙状态。孙中山组织了二次护法运动，但以失败告终。后来由于陈炯明的叛乱，孙中山被迫逃离广州。在广东的滇军、桂军和一部分粤军讨伐陈炯明后，陈败走惠州。1924年，孙中山再次回到广州，以大元帅身份主持政务，广州大本营正式成立（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
1925年，孙中山应北方军阀冯玉祥等之请，北上商讨国事。不料，孙中山因肝癌复发，于3月12日在北京逝世。
而此时的蒋介石，在出任黄埔军校校长后，经过两次东征胜利，统一了两广，成为革命军英雄，和汪精卫、胡汉民并列国民党领袖。1925年6月14日，中国国民党政治委员会议决定组织国民政府，次日，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定改组大元帅府为国民政府。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大本营取消），采取委员制，汪精卫、胡汉民等十六人为委员，汪精卫为主席(汪受苏俄支持)；推汪精卫、胡汉民、谭延闓、许崇智、林森为常务委员；设外交、军事、财政等部，任命胡汉民为外交部长、许崇智为军事部长、廖仲恺为财政部长。国民政府以国民党为组成的基础。另外设置军事委员会，以蒋中正、汪精卫、谭延闓为常务委员，汪精卫兼任主席，负责军事统一事宜；同时取消各种地方部队的名称，一律改为国民革命军。
广州政府由大元帅制改为委员制，从个人领导变成集体领导，亲苏俄与中共的汪精卫身兼国民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主席，完全是苏俄策划中共争夺革命领导权的策略运用。而汪精卫为了巩固自身地位，诸事听从苏俄和中共，企图对国民党中实力派的蒋介石有所不利。
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召开，而中共的夺权计划在此次会议上得以完全实现。国民党中央常委、中央执委和中央委员中，共产党身份者和国民党亲俄亲共的“左派”领袖已分别占到了三分之一以上，剩下的三分之一被认为是中派，蒋介石则被压到了中共党员谭平山之下。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中，中共党员占了大多数。由是，国民党的“二大”实际上已被开成了共产党的“二大”，国民党中央的重要领导职务几乎全部被共产党所占据，国民党各级地方组织几乎全部为“代国民党建立党部”的共产党所把持。此时，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已经无人问津。
同样，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大”上提出的北伐建议，遭到了全体苏俄顾问和中共的反对。苏俄顾问鲍罗廷以“党的力量在前，革命的武力在后”为理由，坚决反对北伐。随后，苏俄军事顾问团所有成员，立即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竭力鼓吹“北伐必败论”，中共更于广州市区到处散发传单，广贴标语，公开反对国民党北伐，并散布流言，首指主张北伐的蒋介石为“新军阀”。李宗仁在《回忆录》里，就曾明确指出中共是反对国民革命军北伐的。
为什么苏俄和中共如此害怕北伐呢？因为苏俄明白，在其扶植下建立的中共，是无论如何也禁不起国民党北伐成功所带来的巨大冲击的。因为，只要国民党和蒋介石决心北伐，就极有可能将中共这个“政治寄生儿”甩到一边去。但是在广东，共产党仍因国民党的存在而存在。这样只有把国民党束缚在广东，等到中共羽翼已丰，共产党就可以消灭国民党了。
但是，事情并没有按照苏俄和中共希望的方向发展。国民党“二大”后，为保护国民党反共元老，以及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中权力的扩张，蒋介石于3月下旬利用“ 中山舰事件”，提出了整理党务。
“中山舰事件”事件是指蒋介石于3月20日突然将在黄埔游弋的中山号炮舰扣留(蒋怀疑其目地是将自己绑架至俄国软禁)，并逮捕了身为中共党员的舰长，同时在广州宣布实施戒严令，下令其部队解除保护苏俄顾问住宅和中共控制的省港罢工委员会指挥部的卫兵的武装。这次行动事先既没有与汪精卫商量，也没有提前警告苏俄顾问。事后，汪精卫对蒋介石未经自己的命令擅自行动表示不满，自23日后即隐匿不出。30日国民党中央党部议决汪未回任前由谭延闓代理国民政府主席一职。而苏俄则被迫同意召回三名蒋介石最反对的苏俄顾问，并从第一军中撤去中共干部，汪精卫去法国而告终。至此，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独揽大权。
随即，蒋介石于5月15日至25日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决定对国民党内部的共产党的影响进行严格的限制。这就是整理国民党党务，具体措施主要有：国民党内的另一党党员，禁止批评领袖和三民主义；另一党必须把参加年长的党的党员名单交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主席，这些党员在中央，省或市的国民党执行委员会中所占的席位不得超过三分之一，也不得担任中央机构各部的部长；另一党给它在国民党内的党员的命令必须先交给联席会议，再由它转交，国民党党员非经许可不得加入另一党。违反这些条件的人将被立刻开除出党。
整理党务的结果是国民党夺回了相当的权力，国民党更加集中化，并确立了蒋介石的领导地位，中共党员则被迫放弃了国民党组织部，宣传部和书记处等部门的重要职务。蒋介石开始着力于北伐。
国民党北伐以及苏俄和中共的反对、利用及破坏
*北伐开始和苏俄及中共的极力反对
经过整理党务之后，夺回了相当权力的国民党决定开始北伐。1926年7月9日，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誓师北伐。此时，基于前述原因，苏俄和中共持坚决的反对态度。一方面，中共在其机关报《向导》杂志上发表了“论国民政府之北伐”的文章，不仅猛烈攻击蒋介石个人，而且公开反对北伐，并以所谓“革命的北伐时期尚未成熟。现在的实际问题，不是怎样北伐，乃是怎样防御……”，以暗指由国民党和蒋介石领导的北伐，不是“革命的北伐，而是反革命的北伐”。另一方面，发起迎汪归国复任国民政府主席运动（当时汪在巴黎）。
北伐军的第一个目标是湖南省。稍经战斗，国民革命军就夺取了湘江流域的大部份地方。不久，在攻克湖北汉口、汉阳后，蒋介石决定移师进攻江西，同时电告广州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代主席张人杰及国民政府代主席谭延闓等，派人赴武汉主持政务。其后，吁请广州当局速将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移到武汉。
此时，北伐军在江西的进攻受到了暂时的挫折。不过，在11月，终于攻克了南昌，但是两个月的战斗中，国民革命军伤亡近15000人。在攻打江西的同时，由国民党将领何应钦率领的军队攻克了福建。这样，到12月底，除了原来的广东和通过谈判而联合的广西外，国民党人已经夺取了湖南、湖北、江西和福建的省城和主要城市。贵州的军务督办也把其省名义上交给国民政府管辖。上述七省总人口将近1.7亿人。
广州国民政府联席会议遂于11月11日议决将政府北迁武汉；26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会议又议决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皆迁往武汉。随即，国民政府代理主席谭延闓即率领国民政府与中央党部北上人员，分批自广州出发，取道江西赴武汉。
而就在北伐军不断取得胜利的同时，苏俄和中共利用广州国民政府迁都武汉、而蒋介石又驻节南昌的机会，一手导演了一场由中共和国民党亲俄亲共派共同发动的政变，试图将他们在国民党中已经失去的权力，全部抢夺回来。
1926年12月13日第一批到达武汉的国民党中常委和国民政府委员孙科、宋子文、徐谦、蒋作宾、柏文蔚、吴玉章、宋庆龄、陈友仁、唐生智、董必武等，即在苏俄顾问鲍罗廷的主持下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撇开当时国民党的最高领导人蒋介石和其他非左派的领导人，成立所谓“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联席会议”，推极左派徐谦为主席，宣布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未在鄂开会之前执行最高权力。这便是武汉“俄国政府”的“前身和班底”。
而31日抵达南昌的谭延闓、张人杰等人，即于1927年1月3日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暂驻南昌，武汉仅设外交、交通、财政三部，鲍罗廷、徐谦等表示不能接受。
此后，武汉、南昌对临时联席会议的存废与中央党部、国民政府的迁移，双方各执己见。为了平息内部纷争，南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于2月8日议决将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往武汉。此后，又决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正式在武汉办公。3月3日，南昌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中央党部、国民政府于本月6日全部迁鄂。6日，谭延闓自南昌到武汉。
3月7日，由鲍罗廷提议并决定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举行预备会议。会上，因谭延闓提出应推迟会期以待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主席和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参加会议，却立即遭到中共党人和国民党极左派的坚决反对。因在出席会议的三十三人中，中共和左派占绝对优势，谭延闓的提议遂被否决。由是，苏俄顾问、中共和国民党亲俄亲共派完全控制了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并在国民党最高领导人蒋介石和其他领袖缺席的情况下，发动政变，决议废除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主席一职，即等于撤销了蒋介石中央常委会主席的职务；决议免去蒋介石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和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职务，组织部长职务虚位以待汪精卫归国担任，汪归国前则由中共党人吴玉章代理；决议由中共党人重新担任在国民党二中全会以后所辞去的国民党重要职务，从而推倒了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曾通过的“整理党务案”；决议“提高党权、限制蒋介石独裁”，将正在领导着北伐战争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诬定为“新军阀和新右派”，并从此立为被打倒的对象。
20日，国民政府新委员就职。汪则于4月1日自莫斯科返抵上海，10日到汉口，复任国民政府主席。
苏俄和中共利用北伐发动工农革命
苏俄和中共一方面决心反对北伐，一方面决定反对不成，就要利用北伐发动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其目地，一是要将全国人民期待已久的“北伐打倒军阀”改变为发动工农革命、实际是煽动农民造反，以造成发动中国共产革命的基础；二是要借用国民革命的名义，并以混淆两种不同的革命为手段，偷换国民革命的内容，以夺取发动共产革命的成功。
在北伐胜利进军后的湖南，由中共煽动起来的农民运动，把军阀已经打倒的湖南陷入了遍地暴民造反夺权的红色恐怖之中。据大陆出版的《中国现代史》教材称，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间，湖南农民运动已经发展到了要求解决土地问题的阶段。4月10日，由中共操纵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发表“告全省农民书”，提出农民运动不是减租减息，也不仅仅是要打倒土豪劣绅，而是解决土地问题。武汉国民党中央遂由毛泽东和国民党极左派邓演达等成立了“土地委员会”，颁布“解决土地问题决议草案”和“处分逆产条例”。规定“凡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即一切反革命者的财产，皆为逆产，一经合法发觉即行没收”。这个决议草案，因谭延闓等的反对而未能于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但是，因中共发动与建立的湖南各级农民协会不仅形同各级政府，有权有枪，而且自设公堂刑狱，动辄批判斗争，随意逮捕杀人。中共领导人李立三的父亲即为农民协会所枪决。北伐军中许多出身于小地主的湖南籍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其家人未能逃出者，亦多被批判、斗争、关押或捕杀。这初步暴露了中共血腥、残暴的本性。
而在建立了国民政府的湖北武汉，工农运动亦是“如火如荼”。据同一本中共《中国现代史》教科书称：早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湖北省就已经成立农民协会三十四个，会员已有二十八万七千人。一九二七年三月底，武汉登记的工会组织已有五百多个，会员达八十万之多。武汉工人运动的声势之大，“适如北伐军取得武汉、江西与福建之震动于全中国、影响于全世界一样”。而武汉工人运动给武汉地区和武汉国民政府所带来的破坏，更是令人触目惊心。正如这部《现代史》所“揭露”的那样，由中共发动的武汉工人运动，“不仅随意罢工，随意要求增加工资，而且自组法庭监狱，随便捕人施刑，动辄检查火车轮船，随便断绝交通，随意没收分配工厂店铺的现象，更是随时可见……在北伐军占领武汉后的两个月中，工人、店员罢工可考者达三十六次之多……频繁的罢工，不仅加剧了劳资纠纷，而且为武汉国民政府带来了重重困难：一是日本和英国关闭了在武汉的全部企业，二是民族工商业主因工人运动而不能聊生者纷纷抽逃资金，关厂罢业，举家潜逃。至一九二七年五月中旬，武汉一百三十多家大商行经营者仅剩二十四家，五月二十日武汉商人罢市，各家商店全部关门谢业，拒绝售货。三是工人大批失业，至四月底已达三十万人之巨。四是武汉国民政府收入日拙，月收入仅一百五十万圆，支出却达一千三百万圆，只能靠大量发行纸币以熬度艰难……”。至此，为北伐军胜利占领并建立了国民革命政权的武汉，几乎被苏俄和中共一手煽动并操纵的工农运动，闹成了一个死岛。
湖南和武汉如此，上海更是这样。中共为了夺权而抢在北伐军前面，在上海发动了三次武装暴动，以图谋在建立“上海市民政府”的名义下，建立“中国无产阶级的巴黎公社”。在北伐军占领上海后，擅自组织工人武装以横行沪上，甚至威胁称：“如军政首长有意解散者，即为反革命。”整个上海世面混乱，人心不宁。上海商界更只能哀叹“自国军临沪以来，我商人乃处于憔悴呻吟之下”。
北伐军虽然能够打倒军阀，却因为苏俄和中共一意要乘北伐之机发动共产革命，推倒国民革命，非但不能给人民带来北伐打倒军阀之后应有的和平安宁生活，却反而只能陷人民于更大的“混乱、动乱和暴乱”之中。曾经亲共近俄、并得到了苏俄好处的冯玉祥，正是在看到了中共的暴行后才作出了“远俄送共”的决定。他认为苏俄与中共乃是“阳冒国民革命之名，阴布全国恐惧之毒”。此言不虚。
苏俄和中共破坏北伐
前面所说，苏俄和中共对北伐的最大破坏就是利用北伐，发动共产革命。此外，在武汉掀起了大规模的反蒋运动，并将汪精卫迎回，就任国民政府主席，以与蒋介石分权。国民党面临着再一次分裂。
简言之，为避免国民党势力的壮大，苏俄与中共首先坚决反对北伐，当反对不成时便利用北伐发动共产革命，继而破坏北伐。当依旧达不到目地时，中共就在苏俄的指使下走向了背叛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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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过则喜”指虚心接受意见。
（出自《孟子》）
（英文版：http://www.pureinsight.org/pi/index.php?news=3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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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有人夸奖吴昌硕的作品“大作合南北为一辙”。他马上答道：“简直不成东西，还谈什么南北。”吴昌硕平时喝酒用的是一只特制的酒杯，杯身、杯底特厚，但大小看上去和别的酒杯没两样，杯中可盛之酒很少。他给客人用通常之杯。当友人揭穿了此秘密，他便妙语解颐：“你们都说我的画好，名气大，其实和这只酒杯一样，徒有其表而已。”吴昌硕晚年因足疾行动不便，理发都得叫人到家里来。他没有一点架子，总爱学着他们的方言跟他们开玩笑，聊天谈家常。那时服务一次一两角钱，他却总是给他们一块银元，并且对他们道声“辛苦”。有几次，理发师向他索画，他也毫不在乎地把画送给他们。
吴昌硕胸襟旷达，平易近人，从不鄙视贫苦亲友，对待家里的雇工也从不厉声叱责。到了晚年，经济虽渐宽裕，但仍不改早年恬淡的生活习惯，非常俭朴。 同时也常告诫儿孙，要爱惜物力，不可浪费。他衣着随便，平日在家里总是穿着旧衣，只求宽畅舒适。那时他在上海住的是一幢极普通的三上三下的"弄堂房子"，题名为“去驻随缘室”，以表随遇而安不拘形迹的胸襟。有友人劝他迁往沪西一带的"高等住宅区"去住，最好自己造一座花园洋房，以娱晚景。事实上在当时要这样做也不太难。他笑着说：“我有这样的房子住，已经心满意足了。想当初我刚来上海的时候，跟张熊（子祥）一起，住一间少见亮光的小屋子，里面摆着两张床和一只书桌，就塞得满满的，两个人没有回旋余地，那才真狭窄呢！”他自奉虽十分俭约，但对待亲友却相当慷慨。那时他常常想回家乡去看看，可是因为交通十分不便，无法如愿。家乡的亲友族人遇到疾病、上学、丧葬等困难时，他知道了，往往慷慨相助，每到年终，他总要寄许多钱到家乡去，周济贫亲友。
那时，有些达官显宦，辗转托人带重金求吴昌硕的书画，他往往严辞拒绝，关照家人把钱退回去。一般朋友要向他索画却并不难，只要谈得投机，他就将得意作品无条件赠送给他们。他在苏州时，一次在某家花园中与一个卖豆浆的人一起躲雨，交谈之后那人知道他是一位画家，就向他索画，他慨然允诺，过了几天就画了一幅送过去。
了解了吴昌硕的人品，对他的画品也就不难理解了。潘天寿曾说过：“昌硕先生，无论在诗文、书、画、治印各方面，均以不蹈袭前人，独立成家为鹄的。”吴昌硕很钦佩晚清富有独创的画家虚谷，他曾对汪亚尘说：“虚谷作画，假使画得与人相同，或不从自己内心有体会处出发，便随时销毁。”他还在虚谷作的画作上题道：“十指参成香色味，一拳打破去来今。”吴昌硕并不反对师古，但是他以为“出蓝敢谓胜前人，学步反愁失故态”，要求学古人而自出胸臆。“画之所贵贵存我”是吴昌硕所推崇的艺术思想，也就是指在前辈的基础上创造出自己的风格来。
吴昌硕强调“以形写神”中写神的重要。吴昌硕老友沈汝瑾说他的画“以气主”，为主当然不是说不要形，而是说不仅要熟悉外形，还要与物象成为知己。 他在自己画的一幅《天竹水仙》上题道：“笔意类范湖，然范湖工于设色，予往往以气魄见长，犹善歌者得其天籁耳。”可见他是何等重视气魄了，这也就是所谓的“苦铁画气不画形”。
这幅吴昌硕七十六岁时所作的《富贵神仙图》，是其晚年诗书画印四绝的代表作。画中枇杷树枝叶繁茂，枇杷鲜美欲滴。树叶以色点画，浓墨勾筋。枇杷用“没骨法”，富有层次和立体质感。水仙用细笔双钩。画家对写意之笔，浓淡自然之色，两者之结合运用上独具匠心。全画构图宁静、自然，设色艳而不俗，布局严谨，笔墨老辣，极有精神。充分体现了吴昌硕浑厚雄肆，沉着率真，气足神旺的艺术特徵。吴昌硕以石鼓篆籀线条入画，自谓“离奇作画偏爱我，谓是篆籀非丹青”，打破了花鸟画的旧格局。这幅《富贵神仙图》的题诗书法也是郁郁勃扑茂、古气盘旋而又雄建淋离，疏密得当，极富匠心。诗曰“富贵神仙浑不羡，自高唯有石先生。”这不也正是吴昌硕人品与画品的写照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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