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从生态的角度来探讨黄河流域环境的历史变迁对一个文化的影响。第一部分，我们将探讨上古时期的黄河流域环境对中国文化形成的重要；第二部分，论述中国古人治河之道；第三部分，当前中国xx党“治理黄河”后的黄河现状；从中探讨黄河生态变化对中华民族的意义。
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展开写有“强烈抗议中共酷刑虐杀法轮功学员高蓉蓉的暴行”以及“严惩凶手唐玉宝、姜兆华”的横幅，同时展开印有高蓉蓉被迫害前以及被迫害后照片的展板，揭露杀人凶手，揭示高蓉蓉被迫害致死的真象。除此之外，法轮功学员们也展示了许多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所采用的酷刑的图片。
一些路人驻足观看，接受了大法真象资料。一位路过的中年妇女在看了有迫害照片的展板后不断的用手在胸前画十字，虔诚的为学员祈祷。同时在营救亲人的征签表上写上自己的名字支持反迫害。也有不少来中领馆办理签证事宜的中国人和英国人拿了法轮功的真象资料并观看了介绍法轮功受迫害真象的展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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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马利联合革新教堂位于剑桥著名的菲之威连慕博物馆附近，每天来往的游客很多，而且教堂的周日聚会吸引着众多的基督教徒，法轮大法的“真善忍”画展能在这样一个具有三百多年历史的老教堂举行，本身就意义重大。
负责管理教堂的简·尼哥拉斯女士说：“事实证明这个画展是有吸引力而且内容丰富的。发生在任何个体或团体身上的迫害和折磨，从根本上讲都是错误的，作为一个基督徒，支持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揭露和谴责野蛮暴行的一切努力，都是我们应尽的责任。”
圣玛利教堂位于剑桥市中心，国王学院的对面，来往的游客如织。两年多前，我们每天就在教堂外的围栏上悬挂“真善忍”的大型横幅，那天我们画展的大海报也贴在了教堂的入口处。
画展期间，恰巧美国著名政治活动家兼影星、健美操创始人简·方达女士在剑桥的圣玛利教堂做专题演讲，谈她的一生以及她的影片，并为她的新自传举办签名售书仪式。近五百多名慕名而来的影迷和追随者，挤满了整个教堂，许多媒体也到场采访。
当简·方达结束演讲回答听众提问时，我们一位学员幸运的得到了最后一个提问机会。她首先对简·方达长期从事人权活动的努力表示钦佩，然后她谈到法轮大法是怎样教人做到“真善忍”，通过炼功如何达到身心健康，然而，这样一个洪传60多个国家的好功法，却在其家乡中国被迫害等，最后这位学员还邀请简观看我们的真善忍画展。
简·方达在答问中表示了她对中国人权的关注和支持，同时她对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很感兴趣，于是这位学员把她自己的教功录像和《转法轮》送给了简。简·方达还提到她走进教堂时就看见我们画展的海报了，可惜当天时间太紧，演讲完后她还要去书店签名售书，在那里，她同意学员和她留了个影。
更巧的时，几天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来到剑桥参观访问，学员得知消息后就在菲之威连慕博物馆(Fitzwilliam Museme)前等候，想让女王知道我们的真善忍画展。那天游人很多，女王的安全保卫人员也很多，一般人是很难接近女王的。有趣的是，我们学员不知怎么就站到了一位中国老太太和她的孙女旁边，而她们是准备为女王献花的人，于是这位学员就有机会把真善忍画展的传单交给了女王。遗憾的是，当女王下车后，学员的照相机没电了，于是只拍下这张不太清楚的照片。在其之前，这位学员曾经几次给英国王室成员写信介绍大法，看来一切都是有原因的，我们的一切努力也都会有结果的，这次画展中遇到的有缘人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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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简森，来自土耳其，但我在澳大利亚与我的澳洲丈夫和儿子米歇尔 住了10年。现在我住在位于土耳其南部的我的可爱的家乡麦森。
我于2001年9月28日开始修炼法轮大法，随后我住在澳大利亚。在得法的第一个星期，我就步行8公里去木墨尔本讲真象。我的丈夫感到震惊，隔着一段距离跟着我，因为我过去有很严重的心脏病，连1公里都走不了。这次步行后，师父马上就净化了我的身体，疾病全没有了。
我站在土耳其的土地上，但我的每一步都是师父安排的。在麦森的人不仅炼功，而且庆祝法轮大法。我在很短时间内成立了土耳其法轮大法协会，并给负责批准的市长和其他官员讲真象。在麦森我们每天炼功都在庆祝法轮大法。
在我工作的大学，我教很多老师炼功，告诉每一个人真象。在英语系的我的学生还在大学里成立了法轮大法俱乐部，在学校的墙上张帖炼功的海报。我向所在学院院长--一位法学教授和其他的教授和指导教师讲真象，其中一个教授和他的妻子现在已修炼，并成为大法协会的成员。
每一件事都是那么奇妙，难以用语言描述。有一天，一位新学员没能来参加我们的炼功，一个法轮跟随着他。每天都有新学员来学，他们都有奇妙的故事。
还有一件事，我们在准备一个讲真象的文件，想送给市长和市政厅里相关的人。几个小时后，我们坐在市长为我们批准的炼功点上，一辆黑色轿车停了下来，市长下来走向我们。我们立即把我们的传单和新的有关迫害的资料交给他。他记得我们，并跟我们说：“如果有时间，我希望我能与你们一起炼功。”我真为他高兴，这种对大法的想法对任何一个生命都是非常珍贵的。
我们意识到这只是在土耳其的开始，我们伟大的使命刚刚开始，师父时时刻刻都在帮助我们。我们真心的感到师父与我们在一起。我们需要做大量的讲清真象的工作，我们在计划。
师父，我怎样感谢您，怎样做，才能配上您为我和我们大家所做的一切啊！人类的语言无法表达我的心情。
连怡：
我的名字叫连怡。现住在土耳其。1993 年来到土耳其做贸易工作并居住在这里。我是1997年8月回国时得法的；亲身经历了1999年7.22哈尔滨省政府门前上访；又于2000年底回到土耳其居住并继续做中土贸易。同时开始在这里洪法讲真象。
曾经于2001年7月到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人权委员会讲法轮大法真象，并获得人权委员会主席的支持，在第二天的《国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法轮大法的真象》的报道，讲解了大法有益于身心健康，受众多国家欢迎，还提到在中国受到迫害；同时他善意的告诉我要注意个人安全。
如何做好助师在人间正法的事，救度众生的事，我深深的体会到，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忘我”，要真能做到忘却自己的执著，也就是真正的放下人心，是很不容易的。
在修炼中我深深体会到：当自己真正的放弃人心之后，发现做正法救度众生的事是那么的容易。然而这个过程则是艰苦的，我感到自己有时也是磨磨蹭蹭的走在回家的路上的。
我曾长期一段时间陷在个人感情的旋涡中。那时有悔恨，有不甘心，有情，虽说自己也在看书学法，炼功，发正念，讲真象，可是那个隐藏很深的执著心迟迟不去。由于那时土耳其的大法弟子很少，没有大法弟子在一起比学比修的环境。加之我又不工作，别人给我提供的修炼心性的机会也不多，加之自己对自己的标准有限，所以提高的很慢。当时自己还认识不到；自己的这个心态也影响了周围。
我于去年2004年10月参加了莫斯科法会，见到了很多同修。我在那个大熔炉里，暴露了自己的不足。同修们鼓励我，修正我。我提高了认识，修正了自己。
回来后，与其它城市的弟子悉心合作，但有时却得到误解，又因为自己土语不太好，我就有依赖心理，这些都是障碍，也是自己修的不够好；后来想起莫斯科同修话：“你悟到了，你自己就做到；不要等，不要靠。”“无故加之而不怒，猝然临之而不惊。”后来我就清楚的悟到：我此生来人世的最大幸事就是得法了，其它什么都不是重要的。邪恶旧势力企图把我困在情中，我想什么都不能毁了要返本归真成神的大愿，此生都已经赶上了与师尊同在世上，这个千载万载难逢的机会难道就在为自己小小的人愿旋涡中毁灭吗？
一个声音不断的告诉我：放弃执著，放弃！我明白了：我什么都可以不要了，让生命为了最珍贵的佛法锤炼成一个伟大的神！在锤炼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的心性在不断的提高，定力、耐力和心的容量也在增加。同时，我的身体也在发生着神奇的变化，我在没修炼前，我每天都得躺下几次休息，否则感到心脏下沉、疼痛、虚、无力；甚至曾失去了生的愿望。常常想到写个遗书吧，想把一点积蓄和房子留给那时才6岁的女儿。
修炼后的我，即使我不睡觉，第二天仍能精力充沛。为了让更多的土耳其人民了解大法，我一个地方接着一个地方的跑，在每个地方都耐心的教功，告诉他们看书的重要性；给他们讲一些病例的同时也讲真象；我耐心的帮助他们，使他们终于在身体产生了变化之后感到了佛法的超常力量而认同了大法！而根本否定了一些怀疑。
有一些人开始很依赖我与他们一起炼功，觉得我的能量场强，而且又不愿意马上读书。我累点倒没什么，重要的是他们不明白如何在大法中修炼。为了帮助他们能明白修炼的意义，一天，我对他们说：“法轮大法这一门的修炼方法的长功是靠你自己炼功和看书修心性才长功的；你炼功就直接从宇宙中获得能量，而不是我给你发功，而且我们法轮大法是禁止给别人发功治病的；我只是师父的老学生而已，你们是新学生，没有区别。”
我将我在土耳其各炼功点拍的照片给他们看，我还给他们讲别的炼功点上学员修炼后，心性提高，袪病健身的例子。他们看后得到鼓励，互相比较。从他们每个人的不同反映中，我发现一些有趣的事情，有的人只炼了两个月的功，虽然没有看书，40多年的腿疼病就好了；有的人开始读书后老病才开始翻出来了，疼了一些日子，又加紧学法，明白了法理，病就自然好了。我耐心告诉他们读书如何重要，并告诉他们为了让更多的人得法，我一天要跑好几个地方，并鼓励他们自己主动组织炼功。听我这么跟他们讲，他们纷纷都自己带录音机，组织了一个大组。有6位炼的很好的新学员共同组织和教功。由于都不懂汉语，开始时听录音带有困难，我就耐心教他们简单的炼功用的汉语，再加上动作。慢慢的他们就记住了，学会了，而且有信心的学员也逐渐成熟起来。
值得一提的是我丈夫，他对我帮助很大。他竟然放弃了一家高薪聘用他的石油公司的固定时间的工作，而选择了不定时的收入较少的工作，他说这样可以有大部分时间翻译大法书和资料，还可抽出时间跟随我到处洪法讲真象。他开车拉着我跑长路，每到一个地方我们一起教功，一起与大家炼功；许多土耳其人看到他炼的那么好，就都想学功。他告诉人们：这个功法太好了，有益身心健康，适合各年龄，消除紧张，所以你们得到了应该珍惜，我们跑了这么远的路来教你们，你们应该尽快学，即对你们有益，也让我们省点油费和时间，我们俩还得翻译大法书呢。
人们听后很感动，也很接受，于是看到他们比以前学的更认真。渐渐的发现他们开始读书了，并且交流经验，和切磋法理，有人说法轮大法是靠你自己修才长功，而不是依赖别人，还要向内找，修心；有的带着惊喜的说血压降下去了，情绪好多了，脑袋不疼了。有的说这样了，那样了，又如何了，最后又好了。有的说现在感觉多么的安静、健康，就象看小孩子们学走路似的。听着他们的交流，为他们庆幸，我默默的发正念鼓励他们继续走好。
我这样忙东忙西的，觉得自己好象一个人顶10个人，怎么忙都头脑清晰。我每天都要出去教功，还要自己学法炼功，还要去一些地方讲真象。走到哪就讲到哪，有时去哪里办事就与他们聊天，由此谈到法轮大法和真象；同时给他们两个小册子（1）如何开始修炼法轮大法？（2）《绝处逢生》前8个小故事；还有真象传单、CD和各地联系人电话等。在讲真象的时候，我保持沉静的头脑和祥和的态度；不执著他学不学。往往我在无为的状态下做事就非常成功。
我在讲真象的同时，也不断的修正自己。我告诫自己：要品行端正，人格高尚，安静祥和，目光端正，高尚圣洁，穿着要得体干净，头发要梳好，整洁。
因我不工作，所以没有更多的人际环境。别的大法弟子是在一边工作，同时洪法讲真象。为了能接触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了解大法，我同时参加了6个学习班，两个语言学习班和4个画画班，并积极参加各种妇女活动。从中，我结识了很多人。土耳其有个特殊的民族习惯，不工作的妇女自由组织团体，聚会特别多。于是我积极参加我能去的活动，又因为我是个外国人，他们很好奇，所以有什么活动都愿意邀请我参加。同时我与他们交往成为朋友，同时向他们洪法讲真象。其实我说实话我愿意远离人群，远离喧嚣，后来发现这也是自己的一个个性的执著。我这个好静的个性却隐藏的很深，好久没意识到；后来发现了这是障碍我救度众生的因素，邪恶利用我这个个性远离人群，这就是不让我救度众生。我突破了这个因素，一改以前的执著，放下所有的人心，什么情啊，孤独啊，都放下了。
念一正过来，在洪法，讲真象，教功的效果上也好；发现无私是那么的美好，我的无私行为得到了师父的鼓励和奖赏，有许多感受是没有语言能够表达的。比如自己的很难的长期的问题，自己一放下，师父就给我解决了，改变了我周围的人的思想和看法；是那么的光明；我都惊讶我周围的变化。
我还发现，只要你的念正，师父就会给你安排好；比如我们去年年底去商场洪法，由于一个朋友认识商场的经理，在我还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就联系成了；第二天就开始，因为那时安卡拉在外面洪法讲真象的只有我一个人。虽然有几位土耳其人和台湾人也炼功，但他们还没有走到正法中来。我苦于第二天我一个人该怎么办，我走到师尊的像前闭上眼睛心想：师父啊，我明天该怎么办呢？眼前就出现了一个湛蓝色的海面，左边是5个弟子在那闭目打坐，每位头上顶着一个莲花灯；我也没明白什么；就过去了。果然第二天加上我共有5位新老学员一起到商场洪法，而且每个人都象安排好了似的都知道自己干什么。我知道是师父安排的。那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站在一个山上，山上到处长满了幼苗；我悟到师父这是告诉我洪法就是播种啊！
我准备通过办画展让更多的人了解大法、大法弟子和大法弟子在中国遭受的迫害。这是阻力也相继来了，但我不退缩。让人们了解大法的美好是非常正的一件事，哪怕只有我一个人，我也要办画展来讲真象。非常出奇，一位刚得法两个星期的新学员，主动前来帮我一起做。很多事都是他联系成功的。第二天就有学员告诉我她有时间，如果我需要做什么就叫她。我明白都是师父在帮我圆容，只要你做的事是正的。什么事情心一放下，师父就会帮你做到。
大法在土耳其传播的越来越广。现在很多大法弟子主动在正法。在MERSIN市的一位女大法弟子，2002年在澳大利亚MERBEN得法后，心性提高很快。本来她与丈夫孩子生活在那里有工作，生活条件很好，但她在2003年7月法会见到师尊后，毅然决定回土耳其洪法救度众生！夫妻双双带着孩子于去年6月回到了土耳其的MERSIN市。在他们的带动下，那里由没有人炼功发展到现在在公园炼功的有近百的法轮功学员。其中很多人走上了修炼大法之路。土耳其大法协会也终于在今年4月10日得到正式批准。该市的市长在明白真象后说：我要让MERSIN市的人们都学法轮大法；我还要给你们炼功的地方种上鲜花！
在土耳其的大法弟子中，生动的故事很多。以后有机会还是让他们自己来与大家分享他们的修炼体会吧。总之其它各城市弟子都在尽自己的专长和所能，在助师正法和救度众生。越来越多的土耳其人在修炼法轮大法。我们在正法的路上越来越成熟。法轮大法已经在土耳其这片土地和这个民族的人心中，牢牢的扎下了根。
(2005年斯德哥尔摩欧洲法会心得交流体会)
同修们告诉我在中国发生了大规模迫害法轮功的行动，我在网路上阅读相关报导。当时我有许多疑问，不了解为什么法轮功会遭受迫害。法轮功治愈了我的病，让我变得健康、平静，从自私逐渐转变为无私，我衷心的希望协助讲清迫害真象，让中国共产政权停止迫害法轮功。
在几位同修搬离开我住的小镇后，我们只有两位学员积极的参与正法工作。我们安排各种活动，和政界人士面谈、征签，分送资料，在校园讲真象并且在公共布告栏上张贴资料。可是当时我有很强的显示心，并且担心友人看见我在从事“奇怪”的活动。 但随着对法理的识认更深、善念增强后，我变得不在意了。毕竟讲清真象、让众生摆放自己的位置而得以被救度才是最重要的。那些日子里我成长许多并学习了承担责任，这是从来没有过的经验。
过没多久我搬到另一个城市并且认识了新同修。我的修炼进入一个新阶段，并在正法中找寻自己的使命。我开始为圆明网工作，将英语文章翻译成瑞典文；同时我也写文章投稿到报社。然而，翻译的过程费时费力，有时很难找到适当的词句。半途而废的人是可耻的！所以只要有时间，我就替圆明网翻译文章。
当时，我住在一栋学生公寓，有一位中国女孩也住在这里。最初她被中国的传媒毒害的很深，和她讲真象很困难。即使我给她中文的传单、VCD和《九评共产党》一书，她并不相信材料内容。随着交谈次数多了、相处时间久了之后，她变得比较平和。我曾经教她炼功，她也试了。我告诉她自己在学炼法轮功之后的改变，以及这个功法已经洪传了60多个国家。我也让她看了天安门广场自焚真象，在那之后她变得较能够接受并且感到好奇。我透过电子邮件将《转法轮》和法轮功相关网站传送给她。她现在开始关心法轮功，也愿意来看大法和有关迫害的展示。
我理解到学法对翻译或是做大法工作的重要性。如果一天都没有学法就坐下来翻译，进度很慢、效果也不好。只要学法、发正念，翻译的工作就会进行得很顺利。 但是人往往容易被后天观念所障碍，有时当我感到疲倦时，我就不想翻译了，并且认为其他人会去做。这样自己就被邪恶钻了空子，求安逸之心强、正念也不足。可是，一旦我发正念、下决心翻译，并且告诉自己翻译是为了让人们了解大法和中国对法轮大法的迫害，事情就变得容易得多。词句的翻译进展相当顺利，我甚至都不需要查字典。
出门时我总是带着中文材料，分送遇到的中国人，其中大多数会接下材料，但也有一些人不愿意拿，我注意到这是因为有时候我的慈悲心不够。有一次我分送真象材料给一名中国妇女，接着我看到她将材料丢到一个垃圾桶，看到这一幕我感到十分难过，并且开始哭了起来，我希望我会说中文，并向她说明法轮功有多么的好。在检视我自己后，我明白了这是因为我有怕心，事实上我可以用英文解释并且发出慈悲心，但我并没有这样做，我了解到如果要救度众生，我必须面对我的怕心。邪恶利用我的怕心，并且将之转为我的观念，师父在《转法轮》说：“今天我跟炼功人讲，你可不要这样执迷不悟……”，因此，我绝不允许邪恶再利用我的执著心，我要努力做到在怕心或其它表面问题浮现时，就立即发正念。
一个多月前我在报纸上看到一个广告，霍尔（Hall）的某处监狱在征求暑假期间的代理守卫，我去应征并且获得面谈的机会。在面谈前一天，我感到某种程度的害怕，我并不十分想要去那里，但我击败了怕心去了那里。其中一名面谈人问我一生中感到最骄傲的成就是什么，我马上回答我一生中最感骄傲的事是向人们讲清正在中国发生的法轮功遭受迫害的真象，他也问我有关我受过的教育以及我对于犯人以及毒品的看法。我说我以前曾做过错事并吸毒，我并不担心说这些，我向他强调，现在的我因为修炼法轮功已变得祥和、奉公守法及保持平静。我是第一次发自内心的说这些话，之后我感到不可思议且无法形容的轻松自在，我感到师父在身旁并且帮助我去掉我的执著。我没有获得那份工作，但我一点也不失望，因为我的目地是讲清大法真象以及去掉执著。
最近我发现我陷在我旧有的观念，并且受制于我可怕的教育过程以及没有太多关爱的孩童生活。这个现象出现好几次，在某些事不符合我的观念时，我就会有许多各种藉口。例如，当有一位学员指出我身为学员是代表大法，应该注意衣着以及整洁时，我感到失望并且害怕听到这些，但在我向内找时就会找到我的执著。在我一生中，曾将一些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归罪于缺乏爱与保护的孩童生活，但我已明白这些都是不让我看到执著的藉口。那位学员也告诉我，是我自己觉得自己不配有好的衣服以及自尊，如果我不在乎自己的外表以及不自重，那么我如何能救度众生呢？如果我仍保有旧势力强加给我的旧观念，我如何走向圆满呢？
我感到最重要的事是如何放下一切执著不放的自私及生、死，取而代之的是溶于法中。我们应该放下观念，并且相信师父。另一件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是，做好师父要求弟子做到的三件事，身为大法弟子，我们必须修好自己，并且以平静的心学好法，以明白我们在正法时期做的事情的涵意。当我们有很深的学法基础并且消灭周遭的干扰时，我们才能生出智慧以及慈悲心，才能向全球的人们讲清真象以及返本归真，这不就是我们来到这里的目地吗？
谢谢大家。
(2005年斯德哥尔摩欧洲法会心得交流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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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鱼座α尘埃环的哈勃新图像，中心白点为恒星所在位置。
南鱼座α是南鱼星座中最亮的一颗星，也是夜空中第17亮的星星，用肉眼就能观测到，距地球仅大约25光年。哈勃观测到尘埃环的中心离开恒星14亿英里。
参考资料
http://www.universetoday.com/am/publish/extrasolar_planet_reshapes_ring.html?226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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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在三反、五反运动结束后，毛泽东似乎仍然意犹未尽。1953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毛起草的《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和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各地开展“新三反”运动。7月，朝鲜停战。
同时，中共在发动了一系列斗争，取得了绝对的权力后，制定了牺牲农业，全力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决策。因为在毛看来，绝对的权力可以使一个落后的国家工业化。毛的基本逻辑是：“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的发展” 是农业集体化的前提，而后者又是“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 的前提。在1953年到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目标是：钢产量要翻两翻，电力和水泥产量要翻倍。国家88%的投资用于重工业的发展上。而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为了国家的工业化，不仅被强迫参加农村的集体化，便于中共政府从农业中挤出更多资源，而且还要缴纳较高的赋税。根据中共公布的资料，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工业发展的年增长率为18%，而城市工业的就业人数也大量增加。这种不切实际，大力工业化的结果是广大农民的利益被牺牲了，农业生产停滞不前。在此期间的农业增长率只有2.2%。而且中共领导人强调工业化和农村集体化的快速的发展，也导致后来大跃进的出现。
* 权力之争：批判“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
另一方面，工业化的发展要求绝对专制的纪律，以往的中共党人开始从革命者的身份向官僚管理者的身份转变。在这一期间，中共执政后第一次重大权力斗争拉开帷幕。1954年2月到8月，掀起了批判“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的运动。
高岗是东北政治和经济的最高领导人，是对毛泽东权威最具挑战力的人之一。他被指控在东北建立了一个独立王国，并且密谋夺取国家政权。不久，高岗自杀。其追随者也被清洗出党。而与高岗并无联系的负责上海党政机关的饶漱石也被指控犯有同样罪名。两个曾经为毛“作战的战友”终于被毛以反党罪名清洗。由于中共对这一历史档案仍视为机密，我们尚无法得知毛的真正意图。不过，毛善于整人的高超手段却让人们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一再得以“欣赏”。
* 加强对知识份子思想的控制：“批判胡风思想”运动
毛泽东在政治经济领域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后，又将目光转向了知识份子。他当然不会允许任何批判党的声音的存在。而这次运动首先对准了著名的非党员文艺评论家胡风。信奉自由创作原则的胡风在1953年林默涵、何其芳等党内所谓文艺理论权威出面批判他时，于1954年上书三十万言的《对文艺问题的意见》，批评了中共对文艺发展的限制，呼吁给作家和艺术家以表现自己创造性才能的自由，并要求中央给予公正裁定。但是胡风的自由思想显然与毛的意愿背道而驰，因为毛早在延安时就强调作家、艺术家应该是宣传政策的工具。
随着毛对胡风的批评和定性，周恩来的参与谴责，1955年1月，全国掀起了批判“批判胡风思想”的运动。5月13日，公布了舒芜得《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开始。胡风不仅被说成是思想上的异端，而且被说成是政治上的颠覆分子。肃反运动开始后，又被说成是“反革命分子” 而被捕入狱。胡风先后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和无期徒刑。全国受牵连的共有2100余人，逮捕93人。
因为这是一场运动，人人都得表态。巴金回忆道：“人们劝我写表态的批判文章。我不想写，也不会写，实在写不出来。有人来催稿，态度很不客气……”于是他也只好写几句，说鲁迅先生受了胡风的骗，说胡风“做贼心虚”云云。（上海《文汇月刊》一九八六年第十期，巴金《怀念胡风》。）有人因为写揭发文章对胡风骂得不够狠，只好再度写文章检讨：“实际效果是替胡风黑帮份子打掩护。”郭沫若在胡风等人被捕后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的会上则说：“以我个人来讲，认识胡风二十多年了，一直没有感觉到他是这样一种反革命的破坏份子。我们可以说，二十多年是和豺狼一道睡觉……鼻子不通，大中伤风。”（转引自丁抒先生着的《阳谋》中注释，《文艺报》一九五五年十一期第二十九页）在知识份子迫于中共的压力而违心的表态中，知识份子的良知开始被泯灭，妥协和明哲保身思想开始取代了传统中国知识份子的气节。这对中国绝对是个灾难。
批评胡风运动的真实目地是加强对知识份子的思想控制，因此虽然胡风被捕，但反对胡风思想并没有停止。这次运动虽然毛杀一儆百之计取得彻底成功，从此就再也没有甚么对文艺问题的意见出笼，知识份子沈默下来，中国的知识界死气沈沈。但知识份子对中共的不满情绪也在暗中加深。中共在此后发动了一场更大规模的，针对知识份子的诛心运动。
* 消灭暗藏敌人：肃反运动
在批判胡风思想的同时，毛在清洗完所谓的“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 后，为了进一步消灭党内异见者，于7月，在全国开展了“肃清反革命运动” 或“消灭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即肃反运动。
熟悉历史的人知道，五十年代初中共发动的“镇反”即“镇压反革命份子”，杀的是所谓敌人营垒的人；而“肃反”则专搞自己人。待肃的“阶级敌人”身上没有标签，都是“暗藏的”，假如辩方不能证明自己没有杀人可能就会被判杀了人，这由此造成的恐怖不言而喻。
这场运动持续到1956年初。运动采取过去整风运动的方式，让被怀疑者对自己过去和现在的政治观点和政治联系作出书面或口头的详细坦白，然后接受审查。但是这“审查”完全是以践踏人权的方式进行的。运动一来，党号召大家“揭发”反革命份子，只要有人“揭发”，就可以先把人抓起来或扣起来，一个大学一关就是上百人。这种先抓人后审的法子，不知制造了多少冤案，逼得多少人走上死路。
1955年下半年，许多人受到调查。数以万计的人通过行政命令而非法律程式被关进监狱和劳改所。连1925年入中共的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和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杨帆，都成了“内奸”、“反革命份子”（潘、杨在毛泽东死后均获平反。有人认为是因为二人了解抗日战争期间中共与日军秘密勾结而被毛借机除掉) 。
当时武汉大学的一位学生对该校的肃反曾作了如下的回忆：“运动深入时（武汉）市委派来了工作组。工作组在大会上对着我们声色俱厉的吼叫：‘我们已充份掌握了你们的材料证据，在你们面前只有一条出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赎罪，立大功者受奖。’……运动进入检举阶段，人人都要写检举交待材料……那阵子，天天有人被批斗，天天有学生跳楼自杀……”（转引自丁抒先生着的《阳谋》中注释，香港《争鸣》月刊一九八七年六月号第三十九页）
关于肃反运动，全国究竟整了多少人？毛泽东在1956年底是这样说的：“审查了四百多万人，搞出了十六万嫌疑份子，查出了确实隐藏的只有三万八千人是反革命份子……那三万多人，一个不杀，大约百分之一劳改，其余的人都在原单位工作。”（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八日，毛在全国工商联二届一次代表大会部份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
按毛的说法，全国仅几百人被送去劳改，其余则平安无事，只是虚惊一场，至少保了饭碗。这显然不是事实，连黄秋耘所在的那个小小的杂志社都有好几个人在肃反中被判刑，全国如何会只有区区数百？
如广西上林县，抓出一百五十名“反革命份子和坏份子”，其中中小学教师占了六十名。一百五十人中，不是毛所说的“大约百分之一劳改”，而是三分之一被逮捕判刑，三分之一送劳动教养，三分之一被开除公职或管制劳动，仅四人未予处分。（转引自丁抒先生著的《阳谋》中注释，《上林县志》一九八九年版第三八○页。）
又如辽宁省长海县，是个海岛，人口仅五万一千。肃反中“有三十三人被定为反革命份子和其他坏份子。其中：判刑十四人，依法管制五人，开除公职劳动教养九人，监督劳动改造五人。”（转引自丁抒先生著的《阳谋》中注释，《长海县志》一九八四年版第五二五页。）
为什么会一下子“揪出”那么多“反革命份子”？因为有“指标”（配额）在。譬如中共财政部党委在肃反开始时先定了个“百分之五”的指标，即将部内百分之五的作为反革命抓起来“审查”。所以披关押、斗争的那些人不是有罪而是倒楣罢了。
中共不仅经济上搞计划经济，有五年计划，抓反革命居然也有个“五年计划”。1955年5月17日，毛在十五省市委书记会上就定了个指标：“反革命五年抓一百五十万，每年三十万”。可以说，肃反中的无数冤案均源出于此。
在建国后，毛搞的诸多运动中，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和国务院总理是他的帮手。刘少奇曾经这样说过：“土改、肃反、三反、五反、审干和合作化运动……是毛主席领导的，是成功的，必须的，必不可少的……缺点错误不过是一个指头。”譬如“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对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斗对了，成绩就是“九个指头”，就是“成功的，必须的，必不可少的。”
经过批判“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和批判胡风思想以及肃反运动后，毛领导下的中共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取得了绝对的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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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为一位现代茶人，身体力行，因应末世乱象中，该注意什么？倡导什么与坚持什么？其一举一动，甚至采下来的茶叶、冲泡出来的茶汤，深深影响着每一个生命，也潜藏着对未来新时代的世局！上古社会，半神半人文化，纯任自然、无求自得，一切美好无庸谈“德”。比较现代，偷、盗、掠、夺天地间灵物珍材为己有，赶快变现卖好价钱才重要，现代人、现代社会德不德值多少钱一斤哪？现代人想喝上一杯好茶，与天地山河相交往，感叹造物之神奇、敬畏天地之庄严，谈何容易？现代茶人必备现代茶德，刻苦铭心，坚持操守，待天地复明，万物生机复育，新纪元美好的饮茶生活自是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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