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的科学研究方法以实证法为主，任何一种科学学说在得到承认前，必须先有实际的观察证据。也因为如此，人们发展了各种仪器作为观察各种现象的工具。例如：以显微镜观察细胞、细菌、病毒、分子、原子等微观现象，以望远镜观测遥远星球、银河系天体，以声纳探测次声波、超声波，以碟型天线接收宇宙电波信号……等等。发展到了今日，已经有成千上万种各类仪器，每一种特定仪器可观察某种，或几种特定的物理现象。
另一方面来看，由于人体的感官功能被认为是难以控制的，非客观的系统，在近代科学中这类的观察结果是被质疑的、不可信的，因此由人类感官所得的观测结果是不会被采用于正式的研究成果的。有趣的是，近年来人体特异研究发现，某些人体所具备的本能、特异功能竟超出仪器探测的范畴，这实在值得人们深入研究，而不是一味的排斥为伪科学。
以人类现今的发展趋势来看，人们虽拥有日益发达的科学技术能力，人的体能与各种感官功能却在逐年退化当中。如果我们假设特异功能为人类先天之本能，那么也许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人类逐渐丧失先天能力，更加依赖人造工具，造成今日认为人体感官能力低落的状况。世界上各民族的正教中，也有通过修炼方式而达到开发特异功能的记录，因此正法修炼应为恢复人体本能之一条正确之路。
前言
由于强调证据性及可实验性，近代科学的发展与实验仪器的进步是密不可分的，当新式仪器开发出来后，新的自然现象随之可研究。以生物学来说，巴士德（L．Pasteur ,1822-1895）发现细菌的基础在于当时发展的传统光学式显微镜；后来滤过性病毒的发现更得力于1940年以后开始用于研究的电子显微镜（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天文学家也必需有无线电波望远镜（radio telescope），方能观测因宇宙膨胀产生的红位移（red shift）现象。
然而这样的科学发展模式造成了几个问题。一、适当的仪器理论尚未成形之前，人类对于该自然现象一无所知，即未知的自然现象无从以这种发展模式得知。二、某些自然现象已被少数人认为应当存在，然而由于未有适当观察仪器，故不能被承认。三、观察到的现象受限于仪器的感测能力，而有可能发生误判，即使是最精准的仪器，在量测上实际上都存在着不确定（uncertainty）的问题。
仪器的限制与极限
由第一点来看，仪器的观测限制表面上看是解析度不够高、量测范围不够广等技术问题，然而最大的限制却是人类自己的科学观念。举个例子说，当伦琴（W. C. Roentgen）发现X光之前，没有人会想到能作出一种透视人体的仪器，大部分那个年代的人认为透视人体是“不可能的”。由此可见，目前的科学理论并不能有效的预测未知的自然现象，往往必须等到“偶然”发现了该物理现象后人类方可运用，前述的X光就是伦琴在偶然状况下“碰巧”发现的。也就是说，人类的仪器在先天上，被人类已知的物理概念所限制。
第二点也有例证。例如巴士德之前人们都在探究人生病的原因，然而没有人相信生病是由微观的细菌造成的，如果当时没有显微镜的发明，巴士德也许终生不能证明他的观点是正确的。后来病毒的发现也是类似的情况，直到1940年电子显微镜的普及后，人们才知道原来还有比细菌更小的致病原。那么如果现在有人提出说还有比病毒更小的致病原，就算他的推理再怎么有根据，逻辑再怎么正确，那么他肯定还是会受到许多人的嘲笑，因为现在人们总是要等到能以仪器观察到才能承认。然而以目前的科技发展进程来看，确实很难再看到比原子更小的微观了，下一段会有简述。
第三点限制是人类的仪器是由人类能接触到（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所制作而成。现在最好的显微镜是原子力显微镜（Atomic Force Microscope），因为其探针头宽度为一个原子宽，其解析能力是一个原子大小，也意味着小于一个原子的亚原子粒子（sub-atomic particle）是无法观察的。然而微观世界是由更小的粒子构成的，比如质子、夸克与中微子。如果人类无法做出由质子、夸克与中微子构成的仪器，那么对于比原子更微观空间是无法触及的。而现实上也是如此，越微观的粒子能量
等级越高，这些微观物质的能量与穿透性极大，难以控制，亦难以制造成仪器。
人体的感官能力
谈完了仪器科技，我们接下来看人体的感官本能。人的视觉依靠双眼，可视光波长为400～700 nm，仅占整个电磁波频谱的一小小段，超过人眼视觉能力的有紫外光、红外光、X光等。人眼的解析度约为0.3弧秒（一弧秒为六十分之一度），相当于576百万象素（576 mega pixel）的数位相机[1]。虽说不能看到微观，但正常的视觉仍优于大部分的仪器视觉系统，例如CCD相机。如果一个人造了一台机器人，给他装上一具CCD相机当作眼睛，那么这台机器人的视觉能力就被限定在这具CCD相机的规格内，超出范围的就看不到。感觉上创造人类的“造物主“（或是无神论者的所谓自然力量），有意将人类视觉能力限制在此范围之内。
同样的，人的听觉响应范围是20 Hz~20,000 Hz，也被限定在一个极小的声波（acoustic wave）范围内。目前人类可藉由仪器侦测超过109 Hz的超声波，也可侦测10-4的次声波。狗能听到高达38,000 Hz的超声波，海豚和鲸能听见每秒100,000～125,000 Hz的频率；蝙蝠能听到每秒300,000Hz的频率。每一种生物皆有不同的听觉能力范围，就像造物主给地球上的每个生命都规定了各自该听哪个波段的声波。人体的先天本能正在退化。
前述一般科学家认为人类的感官并不客观，也不够灵敏，然而人类的感官功能是否仅止于我们目前所认知的能力，很值得深入探讨。住在乡下的人往往比都市人视力与听觉感官能力都好，而在文明化程度低的地区，人类的感官能力高过高度文明化地区。根据陈道明医师的研究，台湾兰屿地区原住民在西元1985年近视罹患率仅1%，最高视力者为4.0(标准视力为1.0)，很多学生可以在12公尺外看到最小的视力量测符号[2]。同一时期台湾地区国小六年级学童的近视比率已高达28%[3] 。以视力标准1.0来看，低于1.0以下的视力就是近视了，然而以视力4.0的人来看，视力1.0的人视力也不够好了。
为什么人类本能会逐渐退化呢？有可能与人类过于依赖现代化工具有关，近年来的研究常常发现人类会因为依赖人造工具而造成智力退化[4] 。按照此趋势，未来的人可能会以为近视眼是人类“正常”的视力，反而不相信人类曾经能够看得清楚。
人体特异功能
人体特异功能种类很多，我们这里专注于讨论超视觉功能，也就是修炼界所称的天目功能。在中国大陆，有个辽宁省的小女孩从小就具备可以将物体放大来看的特异功能[5]。她想看看地上的蚂蚁到底长什么样子，她就这么一想，小蚂蚁的影像就放大了，像手掌一般大，于是小蚂蚁的脚清晰可见。她又想放更大来看，这只蚂蚁就放大到一只小狗这么大了，这次更奇怪的是，小蚂蚁的影像竟变成透明的，跳动中的心脏也看得见。天真的小女孩这时玩性一起，竟想骑在这蚂蚁的背上。当然，大蚂蚁只是影像，她立刻跌倒在地。这个例子并不是单一的，根据俄罗斯真理报2004年1月的报导，俄罗斯的一个小女孩可透视人体内部器官[6]，看到人器官有病的部位。
某些特异功能人士甚至可以用入定的方式观察电子运动状态[7]。英国人利德比特（C. W. Leadbeater）与贝赞特（A. Besant）在1895年到1933年间，透过入定的方式，以心灵选定一种元素的原子，检视原子内部。看到氢原子是个透明蛋形体，内含六个不断旋转小物体，每个小物体内还有三个更小的粒子。当时的科学家不相信他们的说法，因为当时认为氢原子内仅有电子与质子。直到1964年，科学家证实了夸克的存在，才使他们的入定观察再度被重视。1980年英国剑桥大学的物理学家菲利普斯（S. M. Phillips）认为，他们看到的是氢分子，由两个氢原子构成，透明蛋形体是氢分子的电子轨道。因为两个氢原子共有两个质子，而每个质子由三个夸克组成。夸克中的更小粒子为亚夸克粒子。
图一是1895年由超能力者观察到的亚夸克内的小粒子内部结构，图上文字为“奇闻怪事录 “书上说明。
综合前段所述，也许人类在过去曾经具备目前被视为特异功能的超视觉能力。然而经过科技的发展，这些本能渐渐地退化，反而成为特殊的能力了。人体的本能从古至今究竟退化了多少？人类究竟丧失了多少本能？我们不容易真正得知。然而古代的一些人体感官特异能力描述，我们或许可以重新认识：这些故事并非天方夜谭，而是当时人类的普遍能力。
2005年1月的《新科学家》杂志报导了一个从小就失明的盲人画家艾斯莱福·阿马甘（Esref Armagan）画图的事例[8]。按理说他这辈子完全没看过任何景象，然而他却可以画出山川、湖泊、房屋、人物和蝴蝶，对于色彩、阴影和透视比例的处理亦非常专业。哈佛大学的神经学学者阿尔瓦罗·帕斯库尔-勒奥纳（Alvaro Pascual-Leone）邀请阿马甘到美国波士顿接受测验。勒奥纳教授也请阿马甘作画，画一条伸向远方的路和路边的电灯柱。盲画家一手作画，另一手指尖触摸纸面，微笑着一分多钟完
成作品。
在视觉功能缺失时，人大脑中负责视觉功能的区域并不会停止工作。而扫瞄阿马甘的大脑时，发现在他作画的时候，这一区域也发光，正像他“看”到了一样。勒奥纳教授说，阿马甘虽然没有光感，但是他的“观察”能力与正常人不相上下，他还能将反映到他大脑中的物体在纸上完整地表达出来。科学家因此认为：争论多年的关于人的意识眼(mind eye)应该是存在的，而且每个人都有，但是有正常视力的人所感知的外部信息太强，从而将这种能力淹没了，阿马甘却得以发挥了这种能力。
图二是盲人画家艾斯莱福·阿马甘的画作之一，用色丰富而准确，也有前景与背景的深度比例。
人类的大脑有一个松果体（pineal gland），这个松果体虽然位于大脑内，却有折叠状的视网膜（folded retina）结构，拥有三倍于双眼的锥状和柱状感光细胞（cones and rods cell）。因为在大脑内部，所以科学家认为是退化的眼睛，不发挥视觉作用。为何大脑内需要有一个感光、感色能力大于双眼的视觉组织呢？这个松果体有没有可能是科学家所谓的意识眼呢？
以修炼界的说法是人的双目上方，两眉之间可以在另外空间打出一条通道，这条通道让松果体直接往外看，这就是“天目”。天目的视觉可以超越人类存在的空间，而且可以感测更广的光谱范围，这样也许可以解释为何松果体具有多于双眼视觉细胞的原因了。
注重道德才会出功能
虽然特异功能现象十分的引人注意，也引发部分科学家的深入研究，然而为何进行这种研究多年了，人们仍无法充分掌握特异功能呢？
其中一个原因是目前的特异功能研究相当着重于如何利用外在的刺激或其它方法，将人体潜能激发出来。然而功能其实是人类的本能，如果我们能知道本能为什么丧失，我们才能知道如何将本能呼唤回来。仅仅藉由平常、常规的外在物理或化学刺激是不足以产生超越常理的特异功能的。
由一些特异功能的研究成果我们发现，出特异功能的小孩特别多，也有很多人小时候具有某些特异功能，长大后就丧失了。大人还保有特异功能者，真是相当罕见。小孩与大人有什么不同呢？最大的差异就是小孩心性纯真，而大人的思想复杂，往往一个念头中又包含了许多为私为己的因素。由此可见，善良、纯真的心性可说是出功能的关键原因。
修炼正法可开发特异功能
释迦牟尼佛曾对他的弟子说过：“一杯水中有八万四千个生命”、“一粒沙有三千大千世界”。2500年前，释迦牟尼佛没有显微镜的辅助，如何知道水中有微生物呢？显然他透过超视觉的特异功能放大了这杯水，而看到了水中的微生物。更令人惊讶的是，释迦摩尼佛还看到了目前科学上尚未证实的微观下的三千大千世界。释迦摩尼佛在传法时并没有要他的弟子努力地追求功能，而是要他们谨守戒律，刻苦修行，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虽然目标不放在追求功能上，但这些弟子中不乏有功能大显之人，比如目犍莲与莲花色，皆为神通第一。
为什么修炼正法可以出功能，而利用一些人为方式去追求却得不到呢？我认为因为正法修炼者符合了这个宇宙的特性。这个宇宙的特性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从自然界的运作看到些许端倪：地球围绕着太阳转动，日夜不止，不会因为任何事件而停顿。如果地球像人类一样有惰性，累了就不运转，地球上所有的生命马上就陷入生存危机了。地球是为了地球上的生命而运转，而非为了自己运转。又比方说，河川四季川流不息，人们从里面取水，河川不会向人们索取回馈；大地产生食粮，养育万物，也没听说大地向人类索取报酬的。
观察所有自然界的规律，我们可以发现，这个大自然的规则是利他的、为别人着想的，而不是利己的。宇宙的特性应该是为公的，而不是为私为己的。当追求功能者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求功能时，显然与宇宙特性背道而驰，不为宇宙特性所允许，而一无所得。正法修炼者提高心性，放弃自己的私欲，善待一切众生，这样的人符合了宇宙特性，就算他不追求，宇宙特性也会赋予他特殊的能力。近年来根据明慧网报导，法轮功修炼者中出现特异功能者并非少数，由此也可说明法轮功确实为正法。
结论
虽然人体的基本感官能力不如现代化的仪器，然而超感官能力却有可能超越仪器的解析度限制，如特异功能者观测亚夸克粒子就可为证。目前仪器理论尚无法具体的、形象的观测亚原子粒子，反而特异功能者视觉超越两个粒子等级，直接看到亚夸克粒子。而且人体的超感官观测系统却存在着人造仪器不能达到的优点，试列举如下：
一、高度整合：人类大脑可将超视觉、超听觉、超味觉、超嗅觉、超触觉做整合分析，人类对于观察到的资讯有充分的理解与掌握能力，可了解物质真相。
二、不需使用电力。然而超感官功能并非追求可得，必须注重自身道德修养的提升，并透过正法修炼使自己心性符合宇宙特性才能具备。
参考文献：
1. R. N. Clark, ”Notes on the Resolution and Other Details of the Human Eye” http://www.clarkvision.com/imagedetail/eye-resolution.html
2. 花莲医院眼科主治医师陈道明，族群的传统医疗
3. 眼科主治医师萧景升，近视面面观（上），嘉荣医讯第六十一期
4. 研究发现：发短信IQ会降低10％，大纪元新闻网，Apr. 27, 2005
5. 正一，我所知道的中国大陆的一些人体功能现象，Apr. 26, 2001
6. 俄罗斯少女能透视人体内部器官，大纪元新闻网，Jan. 16, 2004
7. 心灵视物，奇闻怪事录 pp.366~367，读者文摘远东有限公司
8. “The art of seeing without sight”, New Scientist magazine, page 37, issue 2484, 29 January 2005
据6月23日大陆媒体报道，在河南省新野县城关镇的一居民家中，养的一只波斯猫竟长着一双剪刀型的翅膀。这只猫浑身白色， 眼睛宝石蓝。经工作人员测量，猫身长42厘米，翅膀长22厘米。
目前，这只“天使猫”被主人送到了县电视台的文艺部新家。“她”的与众不同在于：在它的背部，长了一双翅膀，长度为22厘米。虽说是一双翅膀，却只是摆设，怎么也不能飞起来。
据观察，当这只猫在生气和不耐烦时，这双翅膀就装腔作势的竖起来。据女主人介绍：这只猫是去年冬天抱养的，平时饮食和其它猫没有什么两样。这只猫的翅膀长在距头部17厘米处的背上，酷似鸟翅膀形状，双翅分别在背的左右，柔若无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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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评神剑横空
天意怒斩赤龙
世人觉醒
解体邪灵
新天新地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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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作品是大法弟子在99年7.20以前炼功组字形成的巨大字体“法轮大法”图，充分表现了法轮大法从1992年洪传以来的迅速发展壮大。
从构图上采用对角线的表现方式来表现现场的宏大，最让人能产生联想的是天空一处看上去似地球的边缘，寓意着大法弟子将遍及全世界；以及具有冲击力的色彩，展现了大法的宏伟气势和绚丽美好。
此图具有非常的表现力。
（英文版：http://www.pureinsight.org/pi/index.php?news=3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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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6月11日到12日，在美国家庭基金会（AFF）在爱德蒙顿举办2004年年会期间，卡尔加里中国领事馆公开在会议地点展览的攻击法轮功的小册子。
据爱德蒙顿太阳报报道，爱德蒙顿警方对2004年卡尔加里中领馆官员公开展览的小册子进行了调查。根据加拿大刑法319.2节规定，法律禁止“故意散布仇恨”反对“可确认团体”。爱德蒙顿警署仇恨犯罪科（Edmonton Police Service hate crimes unit）警官斯蒂芬-坎普（Stephen Camp）确认，“我们感觉（这些小册子）确实构成了对这条法律的触犯。”
坎普警官称，“法律规定，是否对该类案件提出指控，将由政府决定。”据了解，因为这些小册子是在卡尔加里中领馆外面展览的，所以警方才能对此进行调查，因为中领馆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外法权地域。领事级官员不享有外交官的刑事豁免权，他们可能被起诉，但是不能被东道国逮捕或扣押。
法轮功发言人周立敏女士称，这个案子很有说服力，加拿大警方，作为法律执行机构，经过调查确认中领馆展览的攻击法轮功的小册子为仇恨宣传品。在过去六年中，中共在海外散布的大量的攻击法轮功的同类宣传品的行为，其实都是同一性质的。
去年6月19日，加拿大著名国际人权律师戴维-马特斯（David Mattas）在蒙特列尔的一次法律研讨会上称，在加拿大刑法中可以找到煽动仇恨罪。一般说，该刑法适用于全加拿大境内。
马特斯曾说，“无论一个外交或领事官员在加拿大犯了刑事上煽动，还是被民事上指控为诽谤，都可以在加拿大利用法律追究违法者的法律责任，因为违法者本人在加拿大，违法行为发生在加拿大。”
据了解，这是加拿大境内的第二起领馆官员诽谤和煽动仇恨的案件。去年2月3日，加拿大安大略省高等法院对中国驻多伦多副总领事潘新春诽谤法轮功学员乔-契布卡一案作出缺席审判，判决潘新春诽谤案指控成立，并明令被告赔偿为此造成的损失。之前，乔-契布卡曾写信给“多伦多星报”（Toronto Star）表达了对中共掩盖SARS的关注。中国驻多伦多副总领事潘新春在2003年5月该报上发表了一封回信，将契布卡和其他法轮功学员贴上险恶的Χ教徒的标签。该案被马特斯称为“加拿大司法史上开先河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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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一位潘姓市民也因烧纸引起山火，先是自己用棍子灭火，可火越烧越旺，在光靠自己已无法灭火的紧急关头，他想起大法弟子给他讲法轮大法真象时告诉他：你以后遇到什么危险时，你就想法轮大法好，求李老师帮助，就会转危为安！于是他大声喊：“李老师快帮我救火呀！”当他第二声刚过后，不知从那里出现一彪形大汉，手拿一付一尺多长的皮手套，朝火“啪啪”打去，火势减小。这时又来一位男士，也是手拿一付一尺多长的皮手套，三人一起很快把火扑灭了，挨着的三座坟墓的柴草全烧光，（有三间房子的面积大）当时被感动的潘姓市民要给钱感谢时，那二位却说：“不用”，你再等十分钟，等余火全灭再走。就这样没给集体和个人造成损失。他逢人就说：“是法轮大法、李老师救了我呀！”
还有一王姓市民是大法弟子，给一家老板看大棚和一片松柏类风景树苗（有三尺多高），这片树苗挨着玉米地，树苗地里及附近都是一尺多厚的玉米叶子，大棚边上也堆着很厚的玉米叶子，一有风到处乱刮，挺烦人的，他点火想把它烧掉，可火刚着起不多时，一看有风，怕烧着树苗（距树苗地有十几尺远），他就用土把火盖住了，然后他就到屋里休息去了。可能火没盖太严实，等他再出来时，已是一片烟火，他赶忙奔向树苗地。奇迹出现了，树苗地外（空闲地）是一片灰黑，现场象是有一旋风把树苗地与空闲地之间的玉米叶子齐刷的分开了，只烧死一棵树苗，还有5棵被火烤干半边。
据当事人介绍，当天的风向还朝树苗地方向刮，树苗却安然无恙，而逆风向的空闲地却焦糊一片。他说：“这是我修大法的好处啊！是我师父保护了我，否则，我倾家荡产也赔不起呀！”群众都说：“法轮大法太神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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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个五十多岁的人，原做干部工作，在党文化的灌输下本应该是个无神论者，可是神、佛、菩萨在我面前多次真实显现，让我不但相信神佛的存在，而且让我到处寻找成佛之路。
在日常生活中，神佛经常显现在我面前，无论在家、路上、办公室内，甚至上山都见到神佛向我微笑的注视。这其中有如来佛、观音菩萨、道家、还有很多不知名的。一次在家见到千手千眼观音，无数只手托着无数只金光闪闪的眼睛，整个身体充满全屋。我一个人在家时，心里特静，头脑总是空空的什么也不想，无论我注视墙壁、天棚都会有神佛出现，有时天棚都没有了，直接对着天上的星空，有时在沙发坐着就看到古代社会的情景，人们的衣着打扮都是古装的，他们忙忙碌碌，无忧无虑，有说有笑，真象是“世外桃源”。走在路上，如果等会儿能见到哪个熟人，此人提前就在头脑的右侧上空出现。还有很多有缘人（不认识），白天要去见，早上必先看到此人，有时甚至几个月前，就会常见另外空间的那个人。
我从小就善良，孝敬老人，思想单纯；走上工作岗位后，从不随波逐流，与现实的败坏了的道德风气格格不入。因此，让我显得那么守旧、古板。一度非常想出家，真心想削发为尼。然而当我皈依佛门后，发现那些僧人凡心不去，对钱财的欲望很强，尤其那些旅游景点的庙宇中，都在算计多卖佛像多发财，甚至看到和尚和尼姑为争地盘算命挣钱，还口出脏话大打出手，完全忘了自己是个出家修炼人，让围观的游客鄙视，笑话。为此，我很茫然不知所措。
我因头脑简单，不愿多想事，在家独处的时候，就听到另外空间东一帮、西一伙的男女老少在用听不懂的语言说话。晚上躺在床上会遇到另外空间来的一股强压气流，被子都要被扇起来。有时有一师父教我在腹前推动法轮（学大法后知道的），感觉非常美妙；在家中的写字台上见到一个中间有轴的大法轮（学大法后知道的），我在那上静坐。这些事，我问过很多练气功的和信佛的，他们都解释不通。后来还是去市里办事时遇到一个信佛的人，告诉我说那是“法轮常转”。由于我住在偏远山区，消息闭塞，根本不知法轮大法。
我相信“真、善、忍”是宇宙大法
1996年7月，我家一个亲属由外省来给母亲过生日。她讲了自从95年炼法轮功以来，身心及各方面都越来越好，主要是按“真、善、忍”修心，还说现在全国都在学这个法。我一听非常着急，就跑到书店买了最初的四本大法书，包括《转法轮》、《转法轮（卷二）》、《中国法轮功》、《法轮大法义解》。
我起早贪黑的看，尤其《转法轮》这本书，让我激动不已，这才是我多年寻觅的修炼大法呀！看完书，我要学准确的五套功法，就到市里去寻找炼功点。经多方打听，找到一位辅导员。他们热情接待，耐心教功，并带我到学法点及炼功点学法炼功，还借给我这个素不相识的人1500元买了放像机。我请了全部大法书、讲法录像带、录音带。到家后，一天没停的就在家组织学法炼功点。此后，在这片土地上，以至农村，学法修炼的人如雨后春笋般越来越多。
学法后，我脖子上多年的皮炎好了，长年的火牙痛好了，冬天脚裂口好了，接着我的白发全变黑了，精神轻松愉快。神奇也不断出现：刚得法不几天，我去母亲家传功，在途中车上师父把我头顶打开一个盖，从高空上往我头里倒下无数金灿灿的种子。到妈家，我请师父给我老妈小腹下法轮，80来岁的老太太立刻感觉到法轮在转。在一次到农村传功洪法时，有一个岁数大的老年妇女，多年积劳成疾，有很多病，脸色蜡黄，天天用药顶着。我去她家买点东西走后，她立即感到精神好了。药也不吃了，烟也不吸了，主动找到在那刚成立的学法点，开始学法炼功。这件事又证明了大法的威力。我老妈是一个大字不认识的80多岁老太太，在师父慈悲加持下，不到一年的时间，大法的所有书都能念了。老爸和老妈共同学习，老爸一边念，一边让我妈注意听记，后来都记住了，每天干完活，就抓紧时间学法，渐渐的300度的花镜也摘掉了。
在那三年的稳定的环境中（96年7月—99年7月），我在不断的学法修炼中，经历大法多次神奇再现，真正让我相信“真、善、忍”是宇宙大法。
不能违背良心
1999年4月25日过后，由于江××、罗干一伙精心策划着对法轮功残酷镇压，迫害日趋逼近。1999年7月20日，邪恶对大法的迫害开始了，省城大法辅导站站长被邪恶非法扣押，我必须去援救护法。结果公安局派警察，单位派保卫科的人多次前去我家砸门骚扰，吓得老母亲心脏病突发。回来的第二天早晨，来了两个恶警非法把我绑架到公安局，要调查我上哪去了。
恶警问：这几天上哪去了，是上北京了呢，还是上省政府闹事去了？
答：是上访，要求政府放出我们无辜被非法抓去的辅导站负责人。
恶警：你们这是反政府，跟××党对着干，你还敢围攻中南海，围攻各级政府，这是造反。
答：什么是造反？我们要求国家给我们合理的解决问题，不能非法抓好人，你听到我们喊“打倒政府了吗？”
恶警：没有。
我：你们违反法律乱抓善良的法轮功学员，我们就不能上访吗？
恶警：……（无言）（停一会，又换上一个警察）
后来换上一个又一个，从早晨一直到晚上8点多。直到我爱人来找公安局长要人，才放我回家。
2000年末，单位恶党总支书记、支部书记找我谈话，要求写年终个人总结。我把总结交给他们后，第二天来了两个书记，都说我的总结不行，让我必须在法轮功问题上“深刻认识”。我说：“全世界有40多个国家（当时）都在修炼法轮大法，那些国家政府都支持，唯独中国的江××反对，你们想想中国近代史，从战争年代的极左、极右，到五七年反右、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哪个运动正确了？哪个运动没平反？我们修‘真、善、忍’有什么错？难道好人多了还有罪吗？”来那两个人胡说：“××党给你工资养活你，反倒反对起共产党来了，说什么也没有用，必须重写，必须提高你的认识。”为此，我把以上向他们讲的又在纸上写了一遍，而且加上：如果非让我违背良心说假话，是不可能的。××党是靠人民养活的，决不是××党养活人民。我是做真正的好人，决不做违法的事。如果你们非要我违背事实，那么可以定为“不合格党员”或者开除党籍都可以。这份总结交上去后，我就走出去证实法了。
去北京上访证实法，步步向前走
2000年12月初，我只身一人去北京上访证实大法。早上，我顶着风雪上路了。
在出入火车站时，虽有警察盘问，还好顺利到京。可是因为没带身份证，找不到住处。偏远一点的平房居民，都因恶警天天查户口，找外地来租房的法轮功学员，谁都不敢留我。当时已入夜近10点了，天气很冷，又加人生地不熟的，我请师父加持快找到住处。这时灵机一动，乘火车退出北京一站地，到那很顺利找到旅店。登记时没带身份证也没说什么。夜间警察敲门查宿，旅店老板尽力掩护。第二天進京找同修，因为当时我什么都没有，就请师父加持：快点找到同修。那时天安门前及广场阴森恐怖，到处是警车，恶警便衣随处抓人。在师父的加持下，没用上半天时间，就在天安门门洞发现一位满头白发的老者，他在巡警走过之后，就在游人面前把前衣扣解开，露出胸前的横幅“法轮大法好”。我立即跟随，与他沟通，尔后我们合作买布、红色笔、两面胶，制作横幅，写小的就贴，大的可以挂，随机贴在地下通道、公交车、电线杆等处，我还请这位同修到住处交流如何做好证实法之事。他已经来京四次了，讲真象经验很多，最后我们把所制作的横幅都挂贴出去，我们定好回各自家乡，与没走出来的学员交流。
当我再一次返回时，依然天天去广场周围寻找最佳时机拉出横幅。每天都看很多学员在向广场走的途中就被打倒；有的拉出没等喊就被恶警打倒；有的在做抱轮动作被恶警从后边一脚踢倒，还经常看到恶警用警棍打学员，有很多学员被当场打的头破血流。我觉得不能简单行事，应找最佳时机。
一天，我在火车站发现有十几个女人衣着不整，好象是被抓后刚放出来，看她们象是在等车返回的样子。我觉得证实法之事，需要我们众多弟子的共同力量，现在还不是回家的时候。于是，我认准人主动上前小声说：“你们是法轮功吗？”没有回答，她们警惕的看我。接着我诚恳的说：“我是，我有话要跟你们说。”说完，我就走出火车站，随后跟出来一个年轻人。我说：“师父的正法没结束，需要我们做得更好，有困难互相帮助，要继续走好护法路。”就这样，留下的就带到我的住处。没几天我已经和12名男女老少学员连在一起，共同交流。时间长了，旅店老板也知道了，为了维护我们的安全，将我们都安排在最里边的几个房间。学法、炼功、交流形成一个很和谐的整体。其中一个学员把我领到她原来住的房子。那是个接待各地来京的站点，证实法的用品全都有了，我还被安排学习刻影碟，多数出去撒传单，按着北京地图每天跑一片居民区，夜间出去挂条幅，贴真象图片等。
后来，有人提议做“真象”喇叭。有人找来一位懂电器的技术员也是大法弟子，他一边教几个学员组装喇叭，我和其他学员负责往外传递。我觉得证实法的事是很神圣的，把6个喇叭、6个电热宝（因为天气冷怕喇叭上的小录音转动不起来）一齐装入一个大纸盒箱里扛走，这其中要倒三次车，而且有的倒车点离站点较远，到处是警察在巡查。一路上，我请师父加持：安全顺利的把喇叭送到地方，结果真是一路顺利。在正法时期，众弟子助师世间行。你只要真正的放下自我，正念正行，师父都会让你顺利做好每件事，闯过每道关。
2000年末，我常观察怎样進出广场，怎样能迅速离开走脱。为这次举动，我要熟记要喊出的那七句话：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还我师父清白、还法轮大法清白、立即释放所有被关押的大法学员、法正乾坤、窒息邪恶。这七句话我时刻在心中默念，免得一激动忘了哪一句。有同修说：“哪有时间让你喊那么多。”但我坚信一定能行。
有一天，我买点东西，象旅游人东瞅瞅西看看，兜里装着横幅“法轮大法好”。刚走到广场边上，有两个武警寻问：“你来这干什么？”我说：“旅游呀。”又问：“你兜里装的什么？”我随意的打开让他们看，什么也没看到。我把横幅装的隐蔽，很难看到。当我走到广场的侧面，发现人群中有很多便衣特务，一会往那边疯跑抓大法学员，一会往这边穷凶极恶的狂打大法学员。真是从早上升国旗开始到晚上降旗，都有无数的大法学员遭到殴打绑架。
2000年12月27日那天下午1点多，我和一位大几岁的同修，从天安门前左侧地下通道去了广场的前边。慈悲的师父给我久盼的良机：有一个南方来的旅游团，正好排成横向队形，这20多人那么一站，就形成一道屏障。我迅速走到他们的前边，瞬间从袖中抽出“法轮大法好”横幅，高高举过头顶，用全身的力量喊出那七句话，洪音直破层层阴霾冲向苍穹。我出奇的镇静，一点畏惧感没有。眼看有人凶神恶煞般向这边冲来，我迅速装好横幅，稳稳的，加速向地下通道走去。我顺利乘车返回住地。
因那天恶警抓的人太多，把许多大法弟子都拉到偏远的野外，到后半夜，把年岁大的都放了。第二天早上同伴回来了。接着，在北京的法轮功学员，为2001年元旦的证实法做了比较全面的安排：有撒传单的、有拉横幅的、有贴不干胶传单的，有挂条幅的，等等。我和另外5名分成三组搞喷字。我们于元旦早上3点30分出发。夜间睡觉时，师父点化我：清楚的看到喷字现场，那漆在往下流，接着看到立交桥的桥墩子里藏着几个坏人，硬说他们发现我们了，说什么也不让我们走。从梦中看到的情况，我觉得不好，要去的地方可能有恶警。但早上时间很紧迫，已没有改变的余地了。就这样我们去立交桥附近喷字，第一个“法轮大法好”已喷完，第二个还有一个字没喷完，恶警从我们身后突然出现。我们遭到绑架。尔后转送到一辆警车上，里边已有七名法轮功学员，加上我们两人共九人。
在派出所被非法审讯三天，我们不说家庭住址的，就送到看守所。在派出所和看守所的提审中，我都用祥和的心态向他们讲真象，打人的恶警提着警棍来回走，看着我那平静的表情，它们好象无从下手。一个最狠毒的恶警看谁不顺眼伸手即打，张口即骂，当他恶毒的对我说：“我一脚踢死你！”我一笑说：“哎呀！你还敢踢我？！”当时我已放下生死，那么神的一面就显现出来，恶警根本就抬不起脚。
我们监室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太多，人挨人的睡，把胸腔挤得生疼喘不出气来，但一早上起来我们照样背经文，集体炼功。当恶警打人，我们一起喊“窒息邪恶！”有时，恶警派几个五大三粗的男犯人冲進我们监室劈头盖脸的乱打一通。就这样，也没人打我一下。我绝食七天。第七天，恶警放我出去，但谎说是护理病重的法轮功学员，当时我没裤子穿（第一天，進去就被老犯给扔了）还是那个犯人号长把裤子脱给我。当办完手续，才知道放我们出去。因我们不说姓名住址，看守所把放出的8人车票都买到一个地方，恶警把车票给我们后，开车就跑。原因是我们出来这几个学员的存钱，办手续时返给本人了，结果又让送我们的恶警把钱抢回去了，说买票用。
我和一个老大姐搭伴把车票退了，送她到租房处。那时我只穿毛裤没有外裤，脚上拖一双黑布鞋（看守所把我们的鞋都扔了，都得买那里的黑布鞋）上衣扣子都被割掉了；那位大姐脸上还被恶警打得半脸都是黑色的。就这样我们还去天安门广场前看一下现场的情况，尔后我们才去住地。
在那里看见与我们同关在一看守所出来的男大法弟子，才26岁，被残害的实在不行了。他在看守所时被戴重刑手铐脚镣相连腰直不起来，恶警还给戴上一种“噪音帽”不让大脑休息，来回让他在走廊走，还打骂他。恶警看到他不行了，半夜把人拉到火车站前扔下，立刻逃离现场。那位同修已不能站立，后来有个好心司机把他送到住地，第6天就含冤离世了。
我又回到我原来住处。继续天天走大街串小巷，把真象传单送到千家万户。2001年2月，在法会上大家悟到：应回到各自的家乡讲真象，达到遍地开花。那时有几个省的学员没走出来讲真象，我们想去几个人交流一下，这样我就乘上西行列车。
在西北那片黄土地上证实法
到了西安，接触到的学员由于长期不与外边大法学员沟通，无论是经文、《明慧周刊》、各种真象资料一概见不到，对于真象的内容他们都有些怀疑，因为当地政府已把原法轮功负责人、辅导员都疏送到外地亲戚家不让回来。根据实际情况，我们首先向他们讲清真象。在北京时，每篇网上的报导都是根据真人真事，有人证、物证、时间、地点都要准确无误，负责上网的学员要求实事求是绝不虚报。经反复的交流沟通，出来几位年岁较大的学员，我们一边还继续找较年轻的、能把那个地区整个带动起来的当地学员。
我开始做真象资料时，根据当地长期没人做这些事的实际情况，我把真象传单送到商人手中及过路人、路边吃饭人。当我在一个大市场上把传单发到每个店铺时，有个很壮实的小伙子拿着传单边跑边喊住我：“哎！国家都不让炼法轮功了，你怎么还发传单？”我和蔼的拿着传单走了，有的过路人还主动的向我要。当把传单送给外国人，他会礼貌的伸出双手接过去，而且还说：“谢谢！”
在那段时间里，我和另一个同修做资料，每天忙到深夜，第二天转送出去，剩余的那些传单，我们俩出去散发，有时碰到警察开着车慢行，在检查每个电话亭是否贴“法轮大法好”。
有一次，我去农村撒传单，由于路途远，加上道路不好走，脚底下打了许多血泡都磨破了，再加脚脖子也肿了，走路很艰难，一瘸一拐的拖着脚走。这时后边过来一个捡破烂的老头拉着车，他同情的说：“坐我车上吧，看你走得那么难”。我看着这位善良的老人，忙说；“谢谢您的好意，您那么大岁数，怎么能让您拉着。”因为当时已近夜色，离另一居民村还较远，老人走一段路回头一看，我走路真是很难哪，就这样他又两次停下要拉我，全被我谢绝了，并告诉他我在做什么，把真象传单及影碟给老人，他说：“我不识字”。我让他叫亲人念给他听。由于脚痛走得慢，撒完传单已深夜十一点多了，离住处还有四站地，路边有几辆拉客的摩托车，都争着拉我，我兜里只有1.40元，一说这钱数，有人觉得少，就不吱声了，有的还不嫌少，这样我上了一位显得比较实在的人的摩托。快到地方了，但离住房还有一段路程，我下车时，给了他1.40元钱加一张真象影碟，并向他表示谢意，那位小伙子很高兴的走了。
在西北这块黄土地上，我日夜兼程的跟同修忙着，就要有些眉目时，当地学员不慎先出事，接着我们也被绑架。这其中原因：有出事者向国安特务交待供出；有不注意形象举止引起居委恶人盯梢；最大的漏洞就是学法少了，一天到晚忙干事。我那时很着急，这样下去能行吗？法学不了能圆满我们的证实法的路吗？同修很少到一起交流，遇事不能以法对照，还有手机被监控窃听（通话时已有间断反应），可是同修们却不在意，以致整套设备全落入邪恶之手。
我们被国安特务绑架后，恶警让那些所谓的有两下的“嘴皮子”轮番来洗脑说教。对此，我也谈古论今的摆道理，用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的事实，向其讲清真象。那个什么处长在没理可辩时说：“就算有那么一天给法轮功平反，那你现在又能怎样？你小胳膊能拧过大腿吗？”这些人，根本不敢正视一切正的，昧着良心干坏事。
他们无论是大声吼，还是拍桌子，我都不动气，并说：“你们无论怎样对我，我都不会生气，因为这是你们的工作。”见软硬都不行，弄得国安特务无可奈何。一个科长装腔作势的喊；“你往前站！往前站！”（意思是脸贴着墙站）我回头看一眼依然纹丝不动，反而不动声色的说：“别得寸進尺！”对方反过来说：“你是干什么工作的？这么能讲。”通过三天的软硬兼施啥也没得到，只好把我送進看守所。给我上手铐后，国安特务一边一个要架着我时，我制止他们的举动，他们忙说“这是规定。”我神圣而威严的举止，让架着我的国安特务胳膊在发抖。还有很多陕西省里高官要员在那看着，他们都显得那么渺小。
到了西安看守所已是午夜12点多，把我身上的物品收得一干二净，分文无存，他们想用困难，高强度强制劳动来制服我。半个多月一点生活用品没有，还没有被子，只好向犯人要手纸、牙刷、借手巾等，不穿号服给上“大板”（以前在电影上没见过，是四个男犯人抬来的大厚板子，上边手铐、脚铐都是固定的，上扣后人一点不能动）。看守所让犯人难为我，让我自己打自己、背“监规”。我是不会听那些恶人的，在心中一直在背经文、《洪吟》，背自己能记住的大法。
在每次审讯中，其实就是正与邪的较量。当我心中溶满了“真、善、忍”宇宙大法时，说出的话慈悲而有力度，使国安特务一次次无奈收场。在第四次提审的当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经过不断的努力，从北京大学毕业了，被分配到北京某公司工作，刚走向社会生活上还很清贫。于是我和另一个女同学一起到野地里每人挖一把苦菜。那意思我还得吃点苦，再一个是师父鼓励。我从未上过大学，师父的点化让我心中充满了无比的幸福感，为此让我更加坚定走好证实法的路。
接着，师父生日那天早上，我抬头向高空瞅着，心中默默的说：“师父，祝您生日快乐！祝您正法顺利！今天，我身陷囹圄无法对师父有什么表示，只好背法，敬请师尊加持弟子。”这时，师父面带慈悲的微笑显现在眼前，我瞬间感到一股热流从头灌到脚。那一天，我浑身充满着力量，尽管从早晨到深夜干着超长时间的劳动，但我背法没有间断。
必须要用正念清除邪魔
去年有一天，我去外边地取资料时，正在乘车途中，我的头顶一下裂开淌着鲜血（另外空间的我）一下蹦出一个奇丑的邪魔，跳到眼前晃着，让我头痛。我立即意识到这是魔的干扰，马上用心念出正法口诀。瞬间，邪魔被护法神清理了。而后，一路顺利。我悟到：那是自己头脑里还自封着一种怕心的魔，在考验面前它会暴露出来。实际那天早上我是有点顾虑，想到老母亲为我担心，又想到自己是公安局的重点关注对象，总之是怕心。当自己正念一出，那魔自败。
有一天早上，我和老妈正在发正念，突然接到一个不知姓名的电话，问完我的姓名就挂断了。老妈害怕是公安局在监控，突然老人不会说话了，右侧身体也失灵不好使了，象似脑血栓的症状，老妈掉泪哭了。我说：“妈，别怕，你心性上来就没事”。可是老妈的心里把它当作病，身体不见好转。我对老妈的情放不下来，又怕弟妹们对我不满，只好把老人送医院打针，可是两个星期下来，老人的身体毫无起色。这时，我向老妈讲了好多消业的事，并说：“妈呀，我们是炼功人，那打针吃药是给常人看的，好象在治病，其实它对炼功人一点都不好使，这些天下来劳民伤财的忙一顿啥也不是。对你这80多岁的老人用什么提高心性？也就只有放下情和消身体上的业力。现在我们只有放下有病的心，加快提高心性，好好学法，师父才管，那业才能消下去”。听到这，老妈好象一下明白了，立即说：“我好好学法”。就这样老妈立刻精神好多了，马上拿起《转法轮》学起来。但说是不想吃饭，给我愁的不知如何是好。
师父说：“那个修炼过程就是消业，就是吃苦。你不吃苦那业它消不下去，所以身体上的那个痛苦，它并不一定是坏事。”（《法轮大法义解》）此时，我真诚的请师父加持，让我老母亲的消业快点结束。这时，我看到一个魔在老妈面前来回跳动，就是不让我妈起来，我立刻打出一念：请师父加持，立即铲除邪魔。瞬间，另外空间的护法神一剑劈死邪魔。这时正是吃早饭时间，我马上把饭菜往桌子上一放，问老妈：“想吃饭吗？”老人很爽快的答应“想吃”。说话也清楚了，身体也恢复正常了。这件事实说明炼功人真的没有病，在消业过程提高自己的心性，那关就能过去。
“法轮大法好！”
去年有一天深夜，我躺在床上想：这法轮大法多好啊！要尽快让宇宙众生都知道，要站在最高的山上大喊“法轮大法好！”一边想着一边心里不断的喊着，就这样睡着了。
第二天上午，去同修家送资料，走在路上心里不停的喊“法轮大法好！”时刻都想破口而出。我去了一位同修家，又转上另一个同修家。当走到公路的十字路口，在大道的右侧，地势较高的一家小卖店前，有十几个退休老职工在那坐着聊天，看我过来都笑着瞅我，他们都了解我因炼法轮功被非法劳教，也都知道我人品好，他们笑着议论着，这时站在他们旁边有两个20多岁的小伙子，也在听他们说我的事。突然，其中一个小伙子一边笑着，象逗趣的样子大喊“法轮大法好！”我也大声的喊出“对！法轮大法好！”那些人听了都善意的笑着。那么祥和的场，没有一个动邪念去举报。这是师父慈悲用这种形式来了我的心愿。
不断的讲真象，师父不断的给以鼓励
每天安排半天学法，半天出去讲真象撒传单等。每次出去前，都想好去哪里讲，想好找某人，但有时又不知此人在哪里住，但在师父的加持下都能见到这个人。碰到生人就从身体健康上慢慢引入正题。有时电视播了什么破坏大法的谎言，或者哪里又有同修出点事了，有人就慌慌的说：“现在可紧了，可得小心点”。我认为“越紧”我们就越应该出去，抓紧救度那些不明真象的人。师父说：“讲清真象是对邪恶揭露的同时抑制邪恶、减少迫害；揭露邪恶的同时是清除民众头脑中被邪恶的造谣与假象的毒害，是在挽救人。这是最大的慈悲。”（《精進要旨（二）·致词》）
一天，我顶着大雪去讲，而对方还是个信某教的。经我讲真象，并告诉她修炼要找正法修，千万别误了自己的路，他们夫妻听后都很接受，也明白真象。我继续天天出去。有一天，我在路旁碰到四名妇女在闲聊，我认识其中一人，就凑过去，象唠家常一样让她们明白我们为什么坚持修炼法轮功，那个邪恶之首为什么迫害我们大法，我们为什么向世人讲清真象，最后她们都愿意记、念“法轮大法好”。一天，我向八个人讲真象。
讲真象做的好时，我经常能够感受到师父对我的鼓励。我还要继续往前不懈的做好，为那些不明真象的有缘人加快自己的脚步。
“间隔”是魔障
我撒真象传单与小册子时，如果数量较多，就去空白点的农村，如果少就在本地。在我们周边的远近村庄基本都去了，一切顺利。就在一个多月前经历一次让我深记。那也是师父讲的“间隔”起的魔障，让我吃了不曾有过的苦。
一天，同修建议要去一个偏远不通车的村子撒传单。单程是70多里，来回要走150里路，而且路特别不好走，到处是石头、水坑。我们带上传单、小册子、粘贴上路了，到那时已经是黑夜了。做的过程很顺利，但最后走散了，我找她，她找我（据说她喊我的地方离我只有30多米远）最后她先离开村子。我没有带手电筒，走出村子一片漆黑。那天是阴天，又是深夜，一边是大山庄稼地，野草树丛，还有一个地边的空窝棚；另一边是一片江水，真的很阴森恐怖。当时我真的有些束手无策，无路可走的茫然，但必须往前走。我一边快走加跑，一边拼命的喊她。在那夜深人静的旷野，象死一般的没有回音，那深一脚浅一脚的踢石头，脚痛也顾不上停息，一路上我请师父加持快点找到同修。在走到三分之一的路程，发现远处有手电筒的光亮，于是我一声接一声的大喊她，可是毫无回应，一直快到了，她打着手电都找不到路的情况下，我们才汇合。我累得浑身是汗，两脚踢得很痛，两腿也疼，走路也很艰难。她说在分手的地方不远处喊过我，我找她把那段路走三个来回，按说好象都离不远，可是旧势力看我们太顺利了，加“间隔”来迫害。
按当时的情形真是一种生死的考验，能不能把自己当做修炼人，能不能在关键时刻放下生死，放下自我。师父说“考验面前见真性”（《洪吟（二）·见真性》），不但是在邪恶的人面前，而是任何困境都是修炼人要过的关。那天到最后，我真的走不动了，真都要爬回来，進家快到12点了，发完正念没吃饭就躺下了。一看脚趾踢坏四个，有一个几天就整个趾盖全掉下来了。她也踢坏三个。
沉着应对恶警
前不久，有个星期天早上七点刚过，就听到有人敲门，我想谁能来这么早呢？也许是同修有事来，那些恶警今天休息，于是我没多想，床上的书还有些资料也没及时收起来，就轻易的把门打开，结果真是没想到是公安局那个恶警科长和一个退休了又返聘回来的老警察（也是原公安局的科长）。我冷静的笑着说；“这一大早上来干啥？”那个年轻的恶警说：“来看看你。”我立即说；“真对不起，我才起来，得收拾收拾。”随即，我哐的一下把门关死，回屋立刻开了电视并把声音放大些，让他们听不清我去另一个房间走动的声音，迅速的把大法书等藏好，而后把床上东西弄得乱一点，床单也没放上，一切都显得仓促不整。一切都就绪了，我也拖着不给开门，外边的等不耐烦焦急敲门，我慢慢的走去开门，他们直往里闯，眼睛到处乱看，我也不理他们照样收拾床上的东西，一边堵上他们的嘴不让他们有喘息的时间，就大吵大嚷的说：“看啥看！把我的抵押金还我，你们那是违法的压钱，（我被非法劳教时，被公安局非法从工资中扣去7000元）再说我丈夫身体不好，长期在外医治需要钱，现在家里生活很困难，赶快把我的钱退还给我！”那个恶警忙说；“这事我说了不算，得局里研究决定。”我说：“研究什么研究，就是推托不想给。”他们明知不占理，再没说什么就走了。
通过这件事，我想也提醒同修是要谨慎行事。
学好法，才能走好修炼路
有一段时间，我和母亲在一起学法，时间安排的比较紧，早晨4点多起来炼动功，6点发完正念接着炼静功，简单的吃点饭，就开始一上午或者是一下午学法，（因用半天出去讲真象或做真象资料等）。学法时，我们娘俩都用双盘至结束。老妈学法后大法书都能念了，可速度太慢，所以就由我一人念，念着学法很好，使人精神越来越好，越念越爱念。有一天，我念《转法轮》一连气念了五讲，真是不舍得放下。那天我在梦中：去市里一座最高的大厦，乘电梯直达楼顶。这是师父点化给我的鼓励。
在整个修炼过程，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里，表面东奔西跑的做点证实法的事，就用“忙”做理由忽略学法，就是学法心也静不下来，胡思乱想的装个样子，要不然就打不起精神困的不行，根本学不進去。慈悲的师父看到学员存在问题，就不断的从各方面讲法，让我们快些明白过来好精進实修。师父说：“再艰苦的环境、再忙的情况下，都不能忘了学法，一定要学法，因为那是你们提高最根本最根本的保证。”师父又说：“所以学法的时候，大家不要拘于形式，但是一定要放下心去看，真正的去学，不要思想溜号，一走神儿啊，那就等于白学。从另外一方面讲，如果学法时思想不在法上，不只是个形式问题，实际上是等于学法者对法也不太尊敬，那么法能显露出来吗？从这一点上讲，我想，大家一定要放下心去学法，注意在忙的情况下学法要稳住思想。”（《在美国佛罗里达法会上的讲法》）。师父的话让我醒悟，必须救度那些等待你的众生。
我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时间紧迫的不容再迟疑。对大法的认识由“浮”到“实”，从心灵的深处起了质的变化。我首先静下心来学法，打破以往的学法时间（以前晚9:30分就睡觉），现在从中午发完正念开始学法，（除去晚饭时间）到午夜发正念后。学法时头脑清晰，心无杂念，越学越爱学，字字入心，心静到象炼静功一样，而且还有一种不动心的兴奋感，发完正念，接着学到12点30分结束。在休息睡眠时，我不脱衣服，不用电褥子（我家比较冷）甚至有时厕所都不去，不让自己贪欲“舒适”而贪睡，总保持一种清醒的头脑，早晨4点多起来炼动功。
我在继续努力，每天都学到半夜，学《转法轮》两天一遍，中间有时学点经文，连着学二遍《转法轮》后，换学其他讲法一遍，再转回来，上午看些明慧文章，而后出去讲真象，下午整个坐下来学法，以前学法要坚持多长时间，现在学法总有一种新鲜感，让你如饥似渴的放不下。为此，有时不知不觉中，时间很快滑到近2点。这时，我看到：另外空间的我在跑步。这是师尊再一次鼓励，加快前進的速度。
在学法中，我体会到：要修炼，要跟师父走，就不能有一丝怠慢，法是严肃的。一旦思想上微有松懈，求安逸、懒惰、怕心及各种执著心露头，那层层邪魔瞬间侵占你那颗心，它让你无心学法，无心炼功，更无心发正念铲除它，甚至讲真象时，头脑不清，讲不出到底怎样才能使人家接受，或者说使人家明白真象的意义，它操控着你失去理智，甚至把你整个人都给毁了。
师父说：“如果你们表面人的一面执著心不去，师父与护法神就不好办。如果正念强，师父与护法神什么都可为你们做。”（《二零零三年元宵节讲法》）
我在整个修炼过程中，慈悲的师父一直用点化的方式来鼓励我走好每一步。可我还没有把整个身心无漏的溶于法中，还缺乏向内修，以及整体提高的意识，这是我今后必须修正，提高的，而且必须做好三件事。再一个，可以说被师父选定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多么殊荣而神圣的。今天，我懂得珍惜时间，懂得紧紧抓住这次千古机缘的救命绳索，攀上天梯，永不回头！
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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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背景
政法委员会制度是在现有法律制度框架之外发挥作用的制度。该制度直接来自于中共长期领导政法制度的传统。中共对司法的领导最常见的形式是党委审批制度。中共在夺取政权以前，公安司法工作都是直接在党的控制下进行的。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明确指出，“过去在人民军队和革命根据地里，捕人、杀人都是党委审批的，已经形成制度。”[1] 中共建政以后，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辖政务院，设立了政治法律委员会，指导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署、司法部和法制委员会。此时的政治法律委员会属于国家机构。作为国家机关的政法委员会大体上在五十年代末或者是六十年代初撤销。六十年代初期，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央政法工作领导小组，这一小组在文革时发挥的作用最大，并且延续到八十年代初期被中共中央成立的政法委员会取代为止。中央政法委员会继承了中央政法工作领导小组的职能，成为党内的正式机构。至此，政法委员会的性质彻底从国家机关演化为党的专门机构，成为强化执政党对政法工作直接领导的主要机构。[2]与此同时，党委审批案件制度则一直延续下来，并且与政法委员会制度纠缠在一起。由于这个制度实际上往往是党委某书记或主管政法的书记一个人说了算，因此成为日后镇压法轮功时公安司法机关无视宪法、法律而直接听命于党委、政法委和“610办公室”的重要基础。
现行结构
1980年中共中央为政法委员会（中央政法委）规定的职能设置是“联系、指导政法各部门的工作；协助党委和组织部门考察、管理干部；组织和开展政策、法律和理论的研究工作；组织党内联合办公，妥善处理重大疑难案件；组织和推动各方面落实‘综合治理’的措施。”[3] 中央政法委自己则直截了当的说：“中央政法委是党中央领导和管理政法工作的职能部门。”[4] 各省、市政法委的规定更具体。如武汉市政法委职责的第一条是“根据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省、市委的部署，统一政法各部门的思想和行动，保证中央和省、市委的决策在政法部门的贯彻实施。”[5] 显然政法委只负责中共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而完全无视宪法法律的实施。各级法院[6]、检察院[7]、公安[8]和司法[9]都是听命于中央政法委的。政法委员会的存在是为了保证中国宏观上政治任务的完成，而这种政治任务需要专门的部门协调完成，由此建立政法委员会制度来协调公检法制度，使得整个司法制度带有强烈的政治化色彩。中共中央现任政法委员会书记是罗干[10]，秘书长王胜俊，副秘书长陈冀平、张耕。副书记是公安部部长周永康，委员则包括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原韩杼滨）、国家安全部部长许永跃、司法部部长张福森等。
政法委是迫害法轮功的主要指挥系统
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直接发布文件或召集会议布置迫害行动。中央政法委每年召开一次全国政法工作会议，进行总体政策方针方面的指导[11]。2002年3月、5月和9月，中央政法委分别召开了“全国深入开展‘严打’整治斗争电视电话会议”[12]、“‘严打’整治斗争调查汇报会”[13]和“全国电视电话会议”[14]，每次都有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讲话部署镇压法轮功的内容。2004年11月7日，罗干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强调严打三股敌对势力，再次提出“深入开展反法轮功的斗争”。[15]
罗干以中央政法委书记的名义发布迫害命令。罗干是江泽民一手操纵成立的“中共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副组长，迫害法轮功的主要指挥者。罗干在政府部门并没有实质性的职位可以使他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指挥属于政府部门的公检法司。2002年，罗干到安徽、江西等地视察布置迫害法轮功[16],[17]，2003年11月22日，罗干在全国第二十次公安会议上部署迫害法轮功[18]，都是以中央政法委书记的身份进行的。
各级党委政法委直接指挥各地的迫害行动。如广西南宁市委政法委列出的5项职责中的第3项就是“反法轮功斗争”。其它的四项分别是：维护社会稳定、严打整治、社会治安打防控体系建设和政法队伍建设。[19]江苏溧阳市委政法委2005年的工作要点囊括了从“深挖打击”、“揭批”、“教育转化”到“反插播”和“警示教育”所有的反法轮功行动。[20]
组织路线落实。江泽民为中共设置的迫害法轮功的系统是各级党委的“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及其办事机构“610办公室”。由党委分管政法的书记（往往是纪委书记）担任各级党委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组长，一名政法委副书记担任“610办公室”主任，而从中央到大部分省、市、区、县的“610办公室”就挂靠在党委政法委，如南宁市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市610办公室”）挂靠市委政法委。[21]武汉市委政法委职责第十条是“负责管理武汉市处置‘法轮功’及对社会有危害气功组织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中共武汉市委610办公室）。[5]
从中共中央到各级党委政法委员会的设立和对公检法司的控制使中共及其主要领导人能够凌驾于中共自己操控制定的宪法和法律之上。这种体制也使得中国的法律系统在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成为江泽民和中共的私家打手。
参考资料：
1. 《江华司法文集》人民法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46页。
2. 《北大法律信息网》中国政法治理方式的制度变迁——以政法委员会为研究中心。（侯猛）
3. 《中共中央关于成立政法委员会的通知》（中发[1980]5号文件）
4. 《新华社》北京(2005)1月25日电 （记者 田雨）“中央政法委：切实搞好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
5. 《武汉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中共武汉市委政法委员会主要职责”（十）负责管理武汉市处置“法轮功”及对社会有危害气功组织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中共武汉市委610办公室）。
6. 《新华网》北京（2003）6月20日电。“罗干对全国法院司法大检查做出重要批示”
7. 《正义网－检察日报》2005-5-21“高检要求半年内集中解决内部徇私枉法权钱交易”
8. 《法制日报》2001-4-11。本报北京4月10日讯（记者孙春英）“罗干在全国公安机关严打整治斗争电视电话会议上要求以‘打黑除恶’为龙头掀起严打整治斗争高潮”
9. 《大连市司法局》（2005.4.1）“中央政法委要求司法部牵头推进《决定》实施及司法鉴定体制改革相关工作”
10. 中共中央政法委历任书记是：彭真（1980至1985）、乔石（1985至1992）、任建新（1992至1998）、罗干（1998至今）。
11. 《人民日报》2003年12月14日（第一版）本报北京12月13日讯，记者吴兢报道：全国政法工作会议12日至13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罗干出席会议并讲话。
12. 《人民网》北京(2002年)3月25日讯记者崔士鑫报道：中央政法委员会今天在北京召开全国深入开展“严打”整治斗争电视电话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发表讲话。
13. 《新华社》北京(2002)5月30日电 “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今天在京举行‘严打’整治斗争调查汇报会”。
14. 《中新网》（2002）9月17日电：据新华网报道，9月16日中央政法委员会召开全国电视电话会议，对进一步深化“严打”整治斗争、做好十六大安全保卫工作作出部署，动员全体政法干警和武警官兵为党的十六大胜利召开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
15. 《中新网》（2005）3月2日电 最新一期的《求是》刊载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在2004年12月7日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16. 《CCTV》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罗干4月5日至8日在安徽考察时强调：…
17. 《新华社》南昌(2002)7月19日电（记者沈虹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罗干7月15日至19日在江西考察工作时强调，…
18. 《公安在线》2003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罗干22日在第二十次全国公安会议上讲话强调，…
19. 《南宁年鉴》2003>>法制>>市委政法工作
20. 中共溧阳市委政法委员会、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2005年全市政法综治和平安创建工作要点》
21. 《南宁年鉴》2003>>法制>>市委政法工作。南宁市维护社会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市稳定办”）、南宁市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市610办公室”）挂靠市委政法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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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业已走过的历史中，撒下了不计其数的谎言。1957年的反右运动就是这其中可以排在前列的谎言之一。海外学者丁抒先生著的《阳谋》一书以详尽的史料，揭示了这一段历史的真象，让我们深切的了解到这一运动发生的始末，发生的一幕幕惨剧，以及中共的罪恶。
在这场浩大的反右运动中，约一百五十万人被扣上“右派份子”、“中右份子”、“极右份子”、“反社会主义份子”和“坏份子”的“帽子”，被迫害至家破人亡，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是知识份子。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同毛发动的反右运动相比，也许是小巫见大巫了。1958年，毛泽东曾得意的声称，秦始皇“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一九五八年五月八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但事实上，被迫害至死的人数远远不止这些。中共的暴虐在此展现无遗。
本章将结合并引用丁抒先生的研究成果，加以阐述。
* 反右前的国际国内形势和“引蛇出洞”
1956年，是中国两种发展可能交错并存的一年。苏共对史达林罪行的揭发和自由化浪潮的兴起，这对中共不能不发生影响。而在中国国内因毛泽东对政治、文化的高压和急速推行经济国有化、农业集体化造成的弊端的暴露，引发了人民的不满，开始促使中共修正其一列政策。
同年，一批匈牙利知识份子组织了“斐多菲”俱乐部，被苏联出兵镇压，称为“匈牙利”事件，毛泽东引以为戒。中国政府不仅表示坚决支援镇压在匈牙利发生的反革命事件，而且还赠予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价值3000万卢布的物资和现金。
从毛当时的所为看，他并不想放弃史达林道路，但是他又不能漠视当前存在的不满情绪，特别是知识份子中的不满情绪。为了彻底消灭这种情绪和所谓的反社会主义逆流，1956年，毛宣布在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领域采取允许“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由于中共宣布每人都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判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转引自戴晴《梁漱溟、王实味、储安平》一书第一二六页。）不少人耳目之一新，十分兴奋，认为跨进了一个新时代。但是仍有许多知识份子对于中共发动的历次改造运动记忆犹新，生怕再次成为中共屠宰的羔羊。因此对于中共的最初的号召，大多数知识份子并没有积极的回应。
不过，中共不断诚恳的态度逐渐使情况有所改变，天真的知识份子的疑惧开始消失。虽然大多数人仍然选择了沈默，但终于有人勇敢的站了出来。作家刘宾雁和王蒙相继发表了抨击中共党内丑恶现象的小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基本没有什么政治压力的情况下，人们展开了对小说内容的讨论。
为了创造百家争鸣的气氛，中共于7月间将已经停刊的上海《文汇报》复刊，制造所谓宽松气氛。该报的复刊受到了知识份子的普遍欢迎。9月，受苏共对史达林搞个人崇拜的错误作了严厉的批判的影响，中共八大的主要议题是反个人崇拜，刘少奇和邓小平主持在党章中将中共以“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标”这句话删去，在“党员义务”那一款中也删去了“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内容。上述举措推动了知识界对“双百方针”的回应。而毛对此举动表面不加以反对，但内心处心积虑，终于在日后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邓之后的1969年的中共九大上，他终于成功推翻了八大的决议，将上述被删去的内容重新写入了党章。
而毛在发布“双百”方针后，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地，即将“反党分子”诱骗出来，将存在于知识份子中的反社会主义逆流引诱出来，他在1957年1月到4月，逐渐将文艺上的“双百”方针往政治方面引，将“百花齐放”的“放”演变成“大放厥词”的“放”，将“百家争鸣”的“鸣”演变成“不平则鸣”的“鸣”。至于“双百方针”本身，中共似乎不再关心，任其冷冷清清的无疾而终。而毛和中共的关注点已经放在政治上的鸣放去了。同时毛又号召中国的知识份子和群众“帮助共产党整风”。毛泽东在1957年初给各省党委书记的信中表露出借鸣放和整风“引蛇出洞”的意思。当时有几句鼓励人们鸣放的说词，叫做“不揪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决不秋后算帐”。
毛不仅鼓励大家“鸣放”，而且提出要出版《蒋介石全集》，允许罢工、罢课，“第一条是反对官僚主义”等等。
对于毛的姿态，曾经深受其害的知识份子深表怀疑。但是善于耍手腕的毛和中共主动邀请全国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一齐到北京，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坚决宣布“疾风暴雨的阶级斗争的时代已过去了”，这次整风“不再是狂风大雨，也不是中雨，是小雨，是毛毛雨，下个不停的毛毛雨”。由于主要是请党外人士鸣放，毛还特地于4月30日约集各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知名人士谈话，说民主人士有职无权，确是不好当，“党内外应改成平等关系，不是形式上的，而是真正的有职有权。”又说“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学校党委制恐怕不合适，要改一下”等等。在这种循循善诱的气氛中，《人民日报》又于5月2日发表了根据毛的意见写成的社论《为甚么要整风》，表示中共决心“使全体人民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充份的自由、平等和主人翁的感觉”。这种作法使还没有看透中共本性的一些高级知识份子再一次上了当。但是，还是有一些知识份子分子对中共保持了应有的警惕。我们可以在此引用《阳谋》一书的某些资料：
身为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中央常务委员的北京大学原社会学教授潘光旦，对于自己在“知识份子改造运动”中检讨十二次尚不得过关的经历记忆犹新，于是面对帮共产党整风的“邀请”，坚决声明“不跳”。
重庆一位年近七十的老教授，过去爱对不合理的现象发表讥论，吃够苦头后，现在学乖了，私下对朋友说：“主人翁感万万感不得。天下无不是父母，只有听说听教罢了。”有的教授则悄悄劝人学圆滑些，不要直话直说，当炮筒子：“要多学薛宝钗，乃至王熙凤；那林妹妹的性格，千万不能学。”四川还有教授在家里贴了副对联：“守口如瓶，身心安宁”，表示对毛泽东那些“和风细雨”保持距离，决不回应。
河南省信阳地区计委干部刘铁华不相信共产党已经变了。他认为“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是个幌子，实际上是言者有罪，闻者不戒”。“共产党是闻到批评，面红耳赤，居高临下，棍帽齐来，泰山压顶，藉端报复。”“不如武则天，例像隋炀帝……以顺为贵，以直为仇。”（一九五七年八月二日《人民日报》，转引自陈权《鸣放选萃》第二册第二二○页。）
河北省一位党外人士则表示他有顾虑，怀疑共产党的“放”是“放长线，钓大鱼，发现目标”，以便整肃。
中央民族学院教授费孝通本为社会学教授，因各大学系均被撤消，他无书可教，去国务院专家局做了个副局长。这几年他心存不满，写了题为《知识份子的早春天气》的文章，请朋友（如著名女作家谢冰心）看过，修改之后，发表于三月二十四日的《人民日报》。文中点明了大多数知识份子的心理状况：“心里热，嘴却还很紧……怕（百家争鸣）是个圈套，搜集些思想情况，等又来运动时可以好好整一整。”
可见，中共的整人手段之残酷已经让本应以天下为己任的的知识份子禁若寒蝉。
当时的国务院森林工业部部长、民盟副主席罗隆基为了解除知识份子的忧虑，便提出了一个方案，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一个委员会来保证这一点，而且建议全国上下都设立这种委员会，形成一个系统，不但审查过去运动中的偏差，为过去受了委屈的人平反，而且可以制止以后可能发生的对批评者打击报复的事件。“这样既检查了肃反中的遗留问题，又配合了整风。”但是本意是消灭知识份子中的“反党分子”的毛和中共，根本不可能接受这样的方案。而罗隆基亦为此付出了代价，成为日后举国声讨的“大右派”。
车厢鸣放时期
在毛和中共的温和的姿态和循循善诱中，许多知识份子终于解除了疑虑，开始真诚的向中共提出自己的建议。
首先，一些人提出了“镇反”、“肃反”中制造的冤案。《阳谋》中记述了一位国民党老党员、广东省政府参事室副主任罗艺群得鸣放：“共产党所领导的一切，别的省份我不知道，就广东省来说，肃反政策、农业政策，搞得太糟，七年以来的镇反、肃反冤杀了许多好人。”还有渖阳师范学院两位青年干部张百生、黄振旅联名在《沈阳日报》上发表文章，认为“镇反和肃反都是企图用暴力维护革命果实。这同我国著名的“爱民如子”、“以德立国”、“以法治国”的传统思想是背道而驰的。”复旦大学法律系教授杨兆龙的口气比较和缓，但问题却提得十分尖锐：“希望检查一下历次运动的合法性，尤其是肃反运动。”对于中共将法律定义为“阶级镇压的工具”，他表示异议：“中国今天镇压物件只有百分之几，百分之九十几的人民要不要法律？”
……
但是在肃反问题上，鸣放只是鸣放而已，那些肃反的受害者，死的不说，活着的也没有因此得益。出席鸣放会的共产党干部只是在听意见，而不是听指示，当然不会说了就去处理冤案，开狱门放人，向当事者赔礼道歉。
其次，一些人还提出了胡风问题，认为胡风并不是反革命，应该予以平反。对胡风案讲得最直截了当的恐怕要算北京大学的女学生林希翎，她的鸣放一语破的：“胡风的意见书基本上是正确的……毛主席的话又不是金科玉律，为什么不能反对呢？”“两年还不公布胡风案件的下文，我看共产党很为难，没法下台，知道错了又不肯认错……”
第三，一部分知识份子还对于中共不依法行事提出了批评。鸣放期间以顾执中教授的意见最为尖锐：“宪法自一九五四年通过以后，有的被彻底破坏了，有的有名无实。”“第八十九条规定人身自由不受侵犯，非经法院决定或检察院批准不受逮捕，而肃反时的行动证明这一条文全被破坏了。第八十七条规定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事实都没有得到保证。”“集会结社的自由更少，许多人民团体几乎都是官方包办。可不可以再有新的民主党派？宪法没说不行，但事实却没有人敢大胆的做。”“大家都把宪法当做一张纸，通过后也就算了……现在从刘委员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刘少奇）到一般公民谁也不提保护宪法了。这样下去，把宪法当成了手纸，乱关人、乱捕人、拆（私人）信等等，都可以为所欲为，将来何堪设想？”（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
第四，在对苏关系上的一边倒政策也遭到了批评。比如，上海第二医学院的学生在黑板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人的呼声》的文章，文章说：“今天已解放八年了，中国人民应该站起来了。应该由中国人来管理自己的国家！遗憾得很，现在哪一个地方没有苏联专家和顾问！那些所谓中国干部们把苏联专家捧得七丈高，把中国专家看作饭桶！苏联专家什么都好，即使放一个屁都是香的。中国专家被排挤得透不过气来发表与苏联专家相反的意见就要大祸临头，一连串『反苏』、『反共』、『反动』等大帽子暴雨般地打下来芋K在中国境内，中国人没有说话余地，这是什么样的社会？”文章还喊出了“精简全国苏联专家”的口号，呼吁“需要者留下，蹩脚货叫他们回去！”（《提高惊惕，粉碎右派阴谋》第一○五至一○六页。）
而最终刺痛毛和中共的并引发大规模镇压的是知识份子对中共政权问题的讨论。下面引用《阳谋》一书的研究资料：
中共于1954年制定的宪法规定，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既然中共说自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当然就要它来领导。但它和中国究竟是什么关系呢？机械科学研究学副院长雷天觉用提问的方式放出了自己的意见：“党究竟应在国家之上，还是应在国家之中？”
山东青岛市民盟成员曲北韦也用提问的方式参加了鸣放。他在市政协会议上发问道：“我十分怀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呢，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共产党？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呢，还是人民为共产党服务？共产党是人民的勤务员呢，还是人民的统治者？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呢，还是奴隶？”（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八《人民日报》）
广西省副省长、民革中央常委李任仁说：“每个党员并不等于党。有的机关、学校中有人给党员提意见，竟被批评为是反党反组织，这不是比“朕即国家”还有过之吗？”“在省里还好一点，愈到下面愈成问题，区委书记和乡支书就可命令一切。”（一九五七年六月六《人民日报》。）
北京大学有人署名“天水心”贴出一张大字报说：党独揽一切，专断一切，党即人民全体，党即国家，党即法律。所谓“民主”实际上已被党主所代换。
……
而《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却将矛头直指中共主要首领毛、周二人。他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于1956月1日召开的座谈会上作了一次发言，题为“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他说“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党这样做，是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竟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竟见。我现在想举一个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一九四九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两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没有一个人可以坐此交椅？”（一九五七年六月二日《人民日报》。）
民盟副主席章伯钧是国务院交通部长及全国政协副主席，他对“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状况也颇有不满：“国务院每次开会，总是拿出成品要大家提竟见。生米煮成了熟饭，还有什么竟见可提？”“譬如文字改革和如何改革，并未讨论过，就拿出已拟好的改革方案，向大会宣布，就算通过，强制执行。这算是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没有说话的余地，只可说是党的专政吧？实际的情况就是共产党专政，并没有人民民主专政。”
党外人士对中共不满，说：“只要是共产党员，不论工作、地位、待遇、生活都可以特殊照顾……旧的统治阶级是没有了，但是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特殊的阶层。”
很多党员也一样不满。一九三六年参加共产党的山东农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周次温就这样说：“我是战时入党的，假若是在解放后的现在，这样的共产党，我根本就不会参加。” (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三日《人民日报》，戟引自陈权《鸣放选萃》第一八五页。）
中共哈尔滨市委宣传部报刊处副处长傅信也认为中共已经变了质。他认为共产党的干部利用特权剥削人民，是剥削集团。他说，这种剥削很巧妙，不必占用生??资料，“直接利用特权而无偿地占用劳动人民的剩余劳动”。（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
民主党派不满被排斥于权力中心之外，“轮流执政”的意见自然就提了出来。不过，各党派的领导人似乎都很有自知之明，并不认为那是现实可行的方案，因此他们并没有提出这个意见。章伯钧、罗隆基、龙云、黄绍弘、陈铭枢、章乃器等所有“国家级”的大右派份子无一人主张“轮流执政”。倒是有位小人物，天津市一位中学教师黄心平这样说：“既然允许民主党派存在，为什么不可以实行各政党轮流执政的办法呢？如果不要共产党一党执政，而要共产党和各党各派提出不同的政纲来，由群众自由的选择，这样可以刺激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不得不努力克服缺点来博得选民的选票，为人民服务。”不过，即使他希望这样做，也并不认为这是个现实的方案：“这是一个触及共产党利益的意见，问题是共产党肯不肯放弃政权。”（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二日《人民日报》。）
此外，新闻界也提出了新闻自由问题，文艺界提出了对党干预文艺演出的批评。吴祖光曾讽刺说，“如果党一定要这样的领导，过去谁领导屈原的？谁领导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鲁迅的？又谁领导莎士比亚、托尔斯泰、贝多芬、莫里哀的？”（《戏剧报》一九五七年第十一期第五至七页。）教育界提出了党对学术研究的控制。画家，音乐家等也都提出了自己的批评意见。
而且，在全国各个高校，都出现了针对中共的激烈的言辞和行动。比如，6月2日，北京清华大学一个共产党员，并且是“解放区土生土养”、为中共打过仗的，署名“一个清华人”，张贴了一份题为《我控诉、我抗议》的大字报，矛头直指毛泽东。这份大字报行文不甚通顺，不像从容写来再加润饰的文章。作者显然是在感情冲动的情况下草草挥成，所以顾不上遣词造句：
“我抗议毛主席最近在团中央所说的……。皇上哟！秦始皇与你相比，也只能是个无名小卒了，无怪乎你说：“昔秦皇汉武，略输文采”，你在镇压人民的这方面，是胜过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多少倍了……。老祖宗啊！世界上有多少皇上能像你这样，从一九四九年以后杀了七十多万人民！（还算不算一些自杀的呢）杀吧！把中国人杀绝吧！
“胡风那一条子构成了反革命份子的罪状呢？还不是由你将‘莫须有’的罪名加在善良人们的身上！……他要杀你时，还不用自己动手，还可以动员你的妻子、你的骨肉孩子翻脸不认你，亲手杀死你！这是理性的社会乎？这就是毛泽东式的阶级斗争啊，这就是我们时代的精神面貌啊------
随着鸣放言论的激烈，中共亦开始准备行动了。但是早在5月15日，毛泽东就写就《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并发至党的高层，将反右部署安排妥当，只等扣发板机了。毛和中共已经决定收网了。不过，毛和中共为了将“反党分子”一网打尽，在收网前，依旧上演着彬彬有礼，虚心倾听的一幕幕。
5月25日，早已听到反右风声的作协主席周扬甚至在邀请文艺工作者提意见的座谈会上说：“希望大家意见提得尖锐一点。你们太客气了，你们的批评只是一分，可是我体会到我们的缺点有十分。”其态度之诚恳，使任何善良的党外人士都料想不到共产党正在暗里布罗网。所以不谙阴谋伎俩的作家、《文艺报》副总编辑萧乾直到6月1日还在《人民日报》上写文章，认真地讨论实现“百花齐放”之道。他要共产党对作家放得下心，“大家彼此都放心一些，花，自然就会慢慢放开啦”。
但是仍有许多知识份子不相信中共会阳一套，阴一套，这是因为他们太不了解中共的历史了。
有人为中共狡辩说：毛本欲接纳对共产党的批评，只是在鸣放超出了他的接受限度才转而决定反击。这与事实不符。这是毛造就预谋好的。我们可以看一张时间表：5月15日，毛写就《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此后才有北京大学的第一张鸣放大字报，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5月21日) ，龙云的“反苏谬论”(5月22日) ，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5月22日) ，林希翎在北京大学演说，抨击中共的封建社会主义(5月23日) ，葛佩琦的所谓“杀共产党人”(5月30日) ，吴祖光的《党“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5月31日) ，储安平的“党天下”(6月1日) 等。
有些中共事后用以证明反右之必要的“罪恶活动”，全是在毛泽东5月15日写下《事情正在起变化》，通知党内高层准备反击右派后，在不知中共幕后部署的情况下，为中共反覆邀请而“放”出来的。据粗略估计，凡因为“鸣放”而当上右派的人，一大半是在5月15日之后被劝说、诱导而中计的。
6月初起，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已悄悄开始变调。譬如6月6日发文说“帮助共产党整风，是为了巩固党的领导”，“有些人是在反对教条主义的旗帜下，反对马列主义”；6月7日的文章说“共产党的领导下不容动摇，社会主义方向不容模糊”。但此时似乎没有多少人注意到一场规模空前、比两年前的“肃反”远为酷烈的运动就要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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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矩定四方，宇宙本有其制衡一切善与恶及好与坏之标准，无论度或量或衡都有其分寸与拿捏。神将规矩方圆的智慧教导给人类，其实是要告诉人类宇宙的运行自有一定规则，人的行为也要像规矩一样，不能逾于宇宙的标准之外。本文藉由此文乃是希望在此世风日下，道德标准下滑的社会中，能拾起维系道德的标准约束自己，如果每个人都能有一把尺来衡量自己心性，找自己不足的地方而加以改正，同时保持一颗祥和的心，不与人斤斤计较，相信随着道德的提升，对人类环境、科学及精神文明等一定会有长足的发展。
一、前言
在远古时代人类最早商品交易，是简单的物物交换，并没有考虑商品在价值上的贵重多寡，以满足生活所需，当此交换发展到一定程度，改观了对事物价值的衡量，必须做到交易的公平性，于是人们产生了对度量衡的需要，于是度量衡才得以产生并逐渐发展起来，度量衡主要是指专门用于测量长度、容量、重量的单位和器具，分别为三个计量基准。有时也指测量本身，史籍《史记·夏本纪》中记载“左准绳，有规矩”，禹在划分九州、治理水患时，以自己的身长和体重定出长度和重量标准，同时使用规矩准绳等测量工具，此外据《周髀算经》卷上在提及勾股术时说：“故
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数之所由生也”，也就是他在治理天下时，不仅实现计量标准于洪水的测量中，更以高标准来衡量自己心性，所以人民安居乐业，夜不闭户，不过历代统治者开始把计量的标准作为行使统治权力的象征来对待，只因不明了度量衡有其真实内涵。
就古人的论述而言，真正可以称得上是比较完整的度量衡起源学说的，就是乐律累黍说。《尚书·舜典》也提到“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尔后的文献中常可见到“同律度量衡”此名称之说，其意思乃根据伶伦取竹造律以定钟作为度量衡量测单位的标准。到了西汉末年，律历学家刘歆，征集一批学者，重新系统讨论乐律累黍这一问题，收录在《汉书·律历志》，乐律累黍说的提出，反映了古人为建立统一的度量衡基准所做的努力。
在中国古代度量衡发展经过许许多多不同时期转变，无论单位量值、方法或制度，虽然都有不同时期变化，但在人类历史所传承的不仅只有其标准传递轨迹可依循，其真正所留下的文明则是神传给人对判断人、事、物标准化的依循。本文藉由此文乃是希望在此世风日下，道德标准下滑的社会中，能拾起维系道德的标准约束自己，正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大自然自有其规律法则衡量这一切，人唯顺自然，尊重宇宙规律，时时修正自己不足的地方，相信未来人类在环境、科学及精神文明等发展一定会有长远的進步。
二、人类取自然物为标准
在早期的测量实践中，古人是用自己身体上的某些部位作为测量工具，如人体的手指、手掌、足长等，而罗马人认为从人体中发现的数字比例最为完美，这一完美比例关系在欧洲15世纪艺术绘画中表现出来，像达文西手绘人体比例图就是代表；另外古希腊学者则说：“人是万物的尺度”，地球上的一切都是为了人类而存在，正因为人体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而强调天人合一的东方民族，认为人体就是个小宇宙，也把人体某些部位作为度量衡的测量工具，例如在《孔子家語•王言解》中指出“夫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寻，斯不远之则也”，其中也说明古人并没有像
现代人这般细节辎铢必记，另外像"身高为丈"、"迈步定亩"等，也显示出人类早期以身体各部位为依据作标准建立。
除人体外古人也考虑以自然物作为度量衡基准，像中世纪欧洲选择用麦、黍等农作物作为长度和重量标准。英国古代法规，一个penny的重量是32粒小麦的重量，1 grain是麦一粒的重量，《孙子算经》卷上说：“度之所起，起于忽。……蚕吐丝为忽，十忽为秒，十秒为毫，十毫为厘，十厘为分。”《淮南子•天文訓》说：“十二粟而当一寸”等等。
然而以身体部位或其它自然物作为基准，虽然在量测时可以方便取用，但不具备通用性，每个自然物外型、重量及仍然有丝毫差距，于是统一使用规定的自然物为标准时就可解决，例如大禹治水时，“身为度，称以出”，就考虑到统一性问题，以身长定出标准尺寸。在国外英王亨利一世将其手臂向前平伸，从其鼻尖到指尖的距离定为“码”；英王查理曼大帝以自己的脚长为标准，把它定为“英尺”；而中国紫禁城的建筑以人体为准的尺度系统，并以十進制为基础，正所谓“千尺为势，百尺为形”的尺度规定作为建筑外部空间设计，由此也说明古人使用自然物为标准在度量衡量测的贡献。在这时期当中人们利用最方便的自然物，解决日常所需度良衡的问题，是因为这种量测基准符合宇宙特性及人类自然本性，所考虑的供给需求并非斤斤计较、锱铢必计。而现代机械式的科学定义，虽然表面符合了这个空间通用的标准，然而并未真正解决公平交易问题，所造成的纠纷日益增多，看来量测方法的進步，还得需要求人类道德提升，若一味只能往机械量测技术发展，最终仍达不到解决交易根本问题。
三、古代度量衡标准器
自从人类从原始文明开始進步时，在生活环境上为了可以达到共用性、方便性及普遍性的需求，在制造工具等器具也都走向统一，彼此以物易物的交换需求也逐渐改变，要求以公平交换、等价交换为原则，于是决定度、量、衡单位和器具标准化。据史籍记载，我国最古度量衡标准，乃始于黄钟之律，度本于黄钟之长，量本于兼钟之龠，权衡本于黄锺之重，故黄钟之器为我国最古老之度量衡标准原器。秦始皇为了统一全国，首先在度量衡也必须达到统一的要求，当时采用商鞅所做的标准量器，其标准量器的制作和检定已相当精确，后人对其现存的量器的测试后，发现误差在1 ％以内。西汉律历学家刘歆，创造出用积黍与黄钟律管互相考校，定度量衡三个单位量标准的方法。
王莽新朝始建国元年西元年新莽铜嘉量，则是按照刘歆原理设计制作的。器形为正圆柱体，两侧有耳。使度量衡三个单位量标准组合在同一器物上，制造工艺相当复杂。器壁正面有八十一字总铭，每个容量器上有标明尺寸和容积的分铭。历代数学家、律历学家都以它为标准考校秦汉度量衡单位量值。
中国历代度量衡变迁虽然每个朝代其度量衡标准不一，但是每个朝代遂遵循其国家所制定的标准，姑且不论每个朝代的转变乃是不同世界天国转生结缘之说，但对标准及规矩制定让人们有法遵循，循规蹈矩，如所罗门说：“诡诈的天平，为耶和华所憎恶，公平的砝码，为它所喜爱。”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一点一滴都有它的深刻内涵。
四、古代量测技术
度量衡讲究“规矩”及“标准”，也代表“量测”技术，而这些量测方法与技术都是为了符合标准计量的准确性，包括长度、容量及重量等基本单位。而古代也发明许多计量测量原理和方法，在当时世界可是达到领先水平。长度测量最早用于水文测量、天文测量，《尚书·舜典》记载“同律度量衡”，并任命垂担任掌管百工的官职，垂的主要工作就是测量标准化的计量，到夏禹治水，使用规矩准绳为量测工具，对于禹治水量测山川之形及地势、江河等有许多帮助，为现今的量测仪器奠定基础。不过古人在许多技术上并不需要很多尺寸的量测，例如在敦煌石窟里有很多很大的佛像，甚至刻了很多各种很特殊的在佛经里面的景观，另外像巴黎的罗浮宫里面展了很多过去西方人画出来的耶稣的天国世界，这些等比例尺寸可是许要很多丈量工具，且如何知道这些佛道神的庄严外表？原来人事实上是有第三只眼睛，现在的解剖学家也都发现，在我们脑子里面，事实上有个松果体这个结构，有着具足和眼睛一样的结构，我们可以推测当他在绘画的时候，利用第三只眼睛去观察另外空间的事物，于是影像就在脑子里面，这个观察的量测技术，在某个层次上面，比起现在科技是相当的先進。
关于容量的量测技术，从古遗物的青铜器、铁器上也都可以发现那时容器已巧妙把度量衡三个单位尺寸、容量和重量，集合在一个标准器具上，例如战国时代《考工记》中记述了齐国标准量器栗氏量的技术条件，包括冶炼青铜合金和铸造的工艺要求也都符合现代科技水准。
关于重量的量测技术，小型权衡器─木衡杆天平铜砝码在楚国已被普遍使用，此外还有一种有等分刻度的铜衡杆，据研究是用作不等臂天平，通过调节所挂重物和砝码不同位置，根据杠杆原理可以计算出所称物重。东汉时期杆秤的出现，将古人运用杠杆原理发扬光大，而杆秤最明显的特征是把对重量的测量转化成对相应权臂长度的测量，随着杆秤使用面的扩大和普及，技术上不断改進，秤重的计量相对准确性也提高。
五、科技始终来自心性
中国古代在度量衡计量方面的贡献是卓越的，在测量方式的精度也非常仔细，且很早就把音律联系起来，以黄钟律管定长，运用了自然界物理量作为定音的规律，遂使度量衡有标准基量的依据，开启了中国在物理、哲学、医学及数学的進步。法国巴黎国际计量局的专家阿利─莫罗，在他的权威论述中说：“采用光的波长作为长度单位的问题，在纪元前2700年中国古代所制定的计量原器中早就有记载。”，英国著名科学史学家李约瑟就曾经高度赞扬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伟大成就，可见当时的科技发展确实是令现今科学研究人员所啧啧称奇的。
然而中国古代科技发展之所以会受到现代科学思想重视原因，我想不外乎现代科学引发的危机现象，虽然在表层面上确实给人类带来進步，让人类享受到现代化科技的方便，可是无形中却带来许多精神与心灵的危机与空虚，在某方面反而导致另外问题产生，像战争、社会问题、疾病、饥荒、天灾人祸及环境污染问题等，有前瞻性的科学家也逐渐思考起现代科学本身所存在的问题，思索古人“天人合一”的观念，重视起精神与物质之间关系。如日本量子力学专家江本胜博士等人，自1994年起，以高速摄影技术来观察水的结晶，证明透过带有“善良、感谢、神圣”等的美好讯息，会让水结晶成美丽的图形，也给目前实证科学开拓另一种思维方式。
中国古代科学之所以发达是因为他们研究方向直接就是针对人体、生命与宇宙之间关系，且在心性上都有一定的道德规范，在“《四书》”中的《孟子》离娄篇，“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成方圆。正说明鲁班作为科技发明的人物，二千多年来一直被工匠尊奉为“始祖”，并成为中国古建筑业、工匠业、科技界的先驱者，他的创造发明不但在科学研究上不输给现代科学家，而且做任何事情都事事按照心性标准，不求名不求利，而打开在史前文明的许多例子中，消失的古文明中也都告戒我们无论科学如何发达与進步，如果人们的道德下滑，终究也会被消毁灭尽的。
六、结论
二千多年前的法家思想家已经认识到，法是用以规范和衡量人们的行为的客观的、公正的准则，并因此把法比拟为度量衡，如“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而历代君主在治理国家之时，必先统一度量衡，制定律法，以保障人民安定的生活，但是无论法律健全或者统治者使用严刑律法，表面上虽然可让人心生畏惧而不敢身陷囹囫，但实际上，有甚者仍钻法律漏洞，治国者却掌握法律教条，实行专制来保护自己或政权的利益，大肆禁锢百姓思想，以致正义不能伸张，历史上有太多当权者为巩固自己政权而大肆以法律教条排斥种族、信仰团体。例如罗马帝国为迫害基督徒，利用诸多法律教条捕杀基督徒，耶稣也是在其所谓“公正”的审判被钉在十字架处死；还有江xx及中共邪党为一己之私，利用栽赃、嫁祸及谎言等，利用国家政治资源迫害法轮功学员，追求真、善、忍信仰的人，于是成为看似公正的法律条文，一夕成为千万人所指的叛乱者，权衡法之天平乃象徵宇宙的理，岂能容一人之私所变。
旧约圣经就警告人们：“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在尺、秤、升、斗上，也是一样。”女娲持“规”，炼石补天；伏羲持“矩”，画八卦，通神明之德，将“规”“矩”二字的文化内涵传给人类，而宇宙本有其制衡一切善与恶及好与坏之标准，无论度或量或衡都有其分寸与拿捏。古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也说明人应该自然而然符合宇宙的法理，故其行为准则也应该有其尺寸标准的，推而广之，人类的道德伦理观念遂孕育而生，有了文化约束及道德的提升后，人们相信“善恶终有报”，于是时时做好事，恪守“仁义礼智信”为道德的规范，在真诚、善良及包容的前提
下，科技的進步一定有长远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尚书》今注今释，屈万里主编，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民82, 页11.
2. 量测资讯网，http://www.measuring.org.tw/
3. 大纪元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2004年11月
4. 国立科学工艺博物馆，http://www.nstm.gov.tw/
5. 《利末记》第十九章第三十五，六句。引用版本为圣经公会在香港印发之中文版《圣经》
汉高祖刘邦和功臣作丹书铁契，藏于宗庙。
东汉人崔烈用钱买了个司徒。不久，问他儿子崔钧说：“我位居三公，外面如何议论我？”崔钧说：“父亲大人从小就有英名，可是今天登司徒位，天下失望。”崔烈问：“怎么说？”崔钧说：“论者说您有铜臭味。”
汉时洛阳宫门外有两座铜驼，索靖知天下将亡，指着说：“会在荆棘中看见你们。”
晋朝人许玄度的弟弟稍有愚钝，许玄度为他举办婚事。人或嘲弄，许玄度便为化解。有人说：“许玄度为弟张十重铁步障（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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