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大水灾 （BBC）
华南大水灾 （BBC）
报道说，6 月中旬以来，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等地部分地区遭受强暴雨袭击，造成严重洪涝、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灾害。目前，广西受灾人口 766.3 万人，因灾死亡 54 人，失踪 23 人，紧急转移安置 94.5 万人，因灾直接经济损失 70.7 亿元。福建受灾人口 218.1 万人，因灾死亡 31 人，失踪 29 人，紧急转移安置 31.7 万人，因灾直接经济损失 37.7 亿元。广东受灾人口 387.8 万人，因灾死亡 66 人，失踪 14 人，紧急转移安置 44.2 万人，因灾直接经济损失 31.4 亿元。
报道说，今年以来，中国因洪涝及其引起的次生灾害已造成 607 人死亡，失踪 164 人，紧急转移安置 286.4 万人，因灾直接经济损失 271.7 亿元。
据官方初步统计，截至六月二十三日十六时，全国有二十二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发生不同程度的洪涝灾害，农作物受灾面积三千一百千顷，成灾一千二百六十六千 顷，受灾人口四千四百余万人，死亡五百三十六人，失踪一百三十七人，直接经济损失超过二百亿元。当前的洪涝灾害损失高于多年同期平均水平。
近期中国天气特征是南涝北旱。灾害的特点是迅速成灾，灾情严重。北方高温干旱、南方罕见洪水。近一段时间，中国南北方地区呈现“水火两重天”反差景象。
据报道，最近的气象卫星云图也呈现两种不同的空中景象：华北、华中和华东北部的广阔地区几乎都是云迹稀少的万里晴空区，而华南地区从广西、广东到福建一带，分布一条对流云团密集分布的强降雨云带。
专家认为，中国南北方地区呈现“水火两重天”，是极端气候频发的征兆反应。以广东为例，自１９９８年以来，各地年平均气温基本上呈现上升趋势，广州市半个多世纪以来 的年平均温为２２摄氏度。但近七、八年的年平均气温已上升至２２.８摄氏度以上。气候变暖导致正常的大气环流背景被改变，引发持续高温酷热、长时间干旱、 强对流天气、持续暴雨、超级台风等极端天气和极端气候事件。
“佛法在不同层次中有不同的体现形式，在不同层次当中有不同的指导作用，层次越低表现越庞杂。”（《转法轮》）
参加这一次台湾的“未来科学与文化大会”，感觉上好像和同修们，在人类这个层次，在各种领域中，用我们自已能理解的语言，“上穷碧落下黄泉”的交流了两天。虽然还有很多需要改善的空间，但“给未来人留下新的文化”，这个思想已经确立，而且表达清楚。
由于时间的限制，很多发言者的内容，未能报告完全。但他们的论文中，所表达的用心，和起到证实法的作用，真不愧是大法弟子所为。
譬如说，有一篇“画与道─通过修炼上达化境”文中，谈到：“我们通常藉山水作为宇宙之道的象征，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所以中国的艺术较少表达人的东西，而是表达自然，因为自然就是道的象征。现代艺术很狭隘的表现个人，自我的局限性和封闭性，事实上离道甚远。”几句话就把重点讲清楚了。
再有：“人从自然中认识宇宙的真理，犹如内在精神内涵的万种趣味（圣贤映于绝代，万趣容其神思）。山水画（以及山水诗）成为中国人内在精神的“实质”天地（质有而趣灵），也是视野与胸襟的代称。人们从山水之道，净化身心、提高层次，给自己有从俗世束缚中跳脱出来的认识与能力。”等等，深入浅出而精要细致。
另有一篇“工匠生涯中的道德与技术─以鹿港传统小木工匠为例”，是发言者的博士论文，其中谈到：“从以上的讨论中，我们可以充份认知到，在工匠劳动中，技术与道德是无法二分的，从学徒期间的养成过程开始，这二者便被同等的要求，同时这两者之间，也在劳动实践的过程中，取得了具体的关连，并且衍化出丰富的面向与意涵。
例如：道德人格的养成、社会生活的学习、能力的培养、对知识与科学的不断探索的精神、文化生活与美的生活的丰富、脑力活动与体力活动的合一、全人的养成，等等。”“因此，从工匠劳动的例子中，我们可以发现，道德并非仅是一种外在强制的一种规范或要求，也并非是所谓‘唯心’领域的存在，道德是一种生活中的自我要求与实践，是具有主体性的自我提升过程，同时，在这样的提升中，‘物质面’的技术也因此而能不断的精进。事实上，我们不难发现，在许多专业领域中，对于伦理、道德的要求也是极为紧要的，甚至成为一种专业是否得以成立的标准之一。”
这些论文从各个领域深入浅出，旁证博引，互相呼应，终至汇成大海，证实大法。而我们这些参与者，就成了收获最多的人。我们看到了大法法理在人类这一层的展现，忽而雄浑，忽而微妙，忽而精细，忽而大度，让我们遨游于化境，气象万千。为后来人留下新的文化，当仁不让，是吾辈中人应为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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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翠英，自幼跟中国传统国画大师研习中国传统画。她曾在欧洲、亚洲、澳洲、北美及南美40多个国家举办个人画展。1999年她因为到中国为法轮功和平请愿，被关押在中国监狱受酷刑达八个月之久。在她的朋友家人以及澳大利亚政府的努力下，章女士在2001年获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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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和她们全家坐在车里一块出门，她被姊夫骂了以后，在后座瘪着嘴，眼泪扑簌簌地掉下来，气气地皱着眉。我就哄她：“阿姨跟你说一个故事好不好？”她转过脸来，眨着眼看我，闷闷的点了点头问：“什么故事？”
“兰花跟鸡蛋的故事。……好不好？”
她立时不哭了，把着我的臂：“好”。
从前啊，有一个人的家里养了一盆兰花，摆在一张古雅的茶几上。他虽然工作很忙，但是很爱这盆兰花，每天都跟她说说话。当他为兰花浇水的时候，兰花会高兴地左摇右摆，抖着枝叶开心地笑。当他要出门的时候，会跟兰花说：“我要出门罗”，虽然兰花表面上静静的一言不发，但是心里会快乐回应着“再见、再见”。当他外出返家的时候，会对兰花说：“我回来罗”。兰花也会在心里默默地说：“欢迎你”。
悦慈眨着犹有晶莹泪水的睫毛说：“才怪。兰花怎么会动、会说话呢？”
我说：“兰花会动呀。但是因为她的动作太轻微了，所以主人察觉不到。要不然，怎么会从小叶子长成大叶子呢？只是她动得太轻太轻、说的太小太小声了，所以我们看不见也听不到”。
悦慈懂了似地点了点头，又问：“然后呢”？
主人早晨出门之前，都有习惯喝一杯牛奶，吃一个荷包蛋。但是有一天，他太匆忙，把鸡蛋从冰箱里拿出，放在茶几上还来不及下锅，就匆匆出门去了，留下鸡蛋与兰花在一块儿。
“嗨，我是兰花，每次看到你们都是匆匆从冰箱出来就不见了。真开心能这么近和你说话。”
“嗯，我是鸡蛋。你好香好漂亮啊。难怪主人这么喜欢你。主人真匆忙，来不及把我吃掉就出门了”。
兰花沉默了一会儿，又问：
“你就要被吃掉了，害不害怕？”
鸡蛋勇敢的说：“虽然会害怕，但是也很高兴会被吃掉，否则我就会变酸变臭，污染整个环境。那多可怕啊”。
鸡蛋说起他的故乡。他是从南部的养鸡场诞生的。许许多多的蛋被小心翼翼地装在木盒里，一大清早运到市场，然后有人在把他们成批装载在卡车上，就这样运到台北，他又重新被取出，分装在一列透明塑胶盒，放在超级市场里，让主人买了回来。
“和我在一起的五个兄弟姊妹都被吃掉了呢。只剩下我”。
兰花也说起她的故事，她的父母常常告诉她，她们的远祖是生长在非洲的雨林里，被商人采回以后，一代代繁衍在台湾。兰花描述父母口中非洲丰饶的雨林与灿烂的星空，夜里都是兰花馥郁的香气。而这儿是兰花的第二个家。她被主人的好友当成珍贵的礼物，送到现在主人的手中。
“喔。难怪主人那么爱你”。
“我也爱他啊”。
兰花和鸡蛋聊了一整天。太阳渐渐西斜。主人就要回来了。
“希望主人回来以后，可以马上吃掉我……，我很怕自己变坏”。
兰花有点难过的说：“可是你走了以后，就没有人陪我了。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聊天了。”
“我一定得被吃掉。那样主人才会健康，才有力气帮你浇水啊”。
兰花欷欷嗦嗦地垂下花叶。就像人很悲伤似的哭了起来。
虽然没有眼睛，兰花知道鸡蛋很坚定的望着她，一个字一个一字地说：“可是我不会消失，而且我永远也不会离开你”。
晚上主人回来了，一眼看到放在茶几上的蛋，自言自语的说：“我怎么这么粗心呢？竟然没有把蛋放回冰箱”。
他闻了一闻，没有坏，就把鸡蛋下锅，煎成葱花蛋当晚餐。
当主人吃的时候，感到非常奇怪：“这个蛋的滋味怎么这么好呢，放了一天竟然没有变坏。……难道是因为放在兰花的旁边吗？”
抬眼看看，那盆兰花却有点垂头丧气的。主人吃完了以后收拾餐具，顺手就把蛋壳放在兰花的花盆里。
兰花高兴的说：“蛋，你又回来啦。”
这时候破掉的空蛋壳只能发出细微的回应。兰花要很静很静才能听到：“对啊。
我不是告诉过你吗。我不会离开你的。不过我现在不能说太多的话了。”
“没关系。我听得懂。”
兰花很高兴地和蛋壳静静的在一块儿。蛋壳虽然不能说话了，而且慢慢的变碎，变小。但是兰花感到蛋壳比以前更开心，有的时候还发出小小一串细碎的笑声，那个时候兰花也觉得开心极了，以至于整株枝叶都散发淡淡的银光。
尔后，兰花越长越大，大兰花又长出许多小兰花。兰花觉得那每一朵小兰花随风摇曳的时候，彷佛都有鸡蛋银铃般的耳语，对她说：“我永远也不会消失，只是变成另外一种方式存在，和你在一起”。
要和悦慈分别的时候，她拽着我的衣裳皱着眉说：
“你都不陪我玩芭比娃娃……你都不喜欢我”。
我对悦慈解释还有许多事得处理，但悦慈总翻来覆去地说：“你都不喜欢我”。
最后，我问悦慈：
“那鸡蛋不陪兰花，是因为不喜欢兰花吗？”
悦慈说：“不是”。
“鸡蛋喜不喜欢兰花？”
“喜欢”。
悦慈偏着头，慧黠地笑着对我说：“你是鸡蛋，我是兰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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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95年得法的。从99年7月20日以后，被非法关押了很多次，学位证被扣, 坐了三年大牢，被洗脑数千个小时。2004年3月“刑满出狱”以后回到家乡，因不“认罪和悔过”，继续受到严格管制。610办公室仍三番五次的企图将我送洗脑班再次进行洗脑。在海外同修们的努力营救下，我终于突破重重关卡和如山的障碍，从它们眼皮子底下安全来到美国。谢谢师尊! 参与营救我的大法弟子，谢谢你们！
回顾修炼这九年多，我在中国大陆见证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感人、最悲壮的时刻。既有平凡中的伟大和无数震憾人心的壮举，也有难以释怀的创痛。与大陆许多大法弟子相比，我做得很不够，在这儿只能结合自身修炼浅淡一些个人经历和体会。如有不足或错误请同修指正。
洪法实修打基础
1995年我在北京中国科学院研究院得法时，那时法轮功学员还不太多。我们几名研究生很快便在研究生院内成立了炼功点，从那以后不分严寒酷暑，我们每天不到5点就起床炼功，并在点上轮流洪法教功。
北京的冬天很冷，抱轮时手指经常冻得象刀割一样。夏天的蚊子也很厉害，通常炼完功打完坐，周围的地上有一圈跌落下来的蚊子，它们吸得太饱飞不动了。炼功是严肃的，我们不能老是去打蚊子啊。坚持了数月之后，蚊子再叮我，就不痛不痒不起包，炼完功只剩下一些针尖大的小红点了。炼功点的毛虫也很多，它们老喜欢往身上爬，有时它们从脚上一直爬到脖子上，我也是一动不动。平时的业余时间我们就用来学法，和组织集体学法。不久后，炼功点上的新学员越来越多，而且通过集体学法他们对大法的认识也很快加深。我们就不断的帮助这些新学员到周边地区去建立新炼功点、新学法小组。
那年整个北京的形势都是这样，新学员急速增加。市面上《转法轮》非常抢手，寒暑假我们就用省下来的生活费，请来了很多《转法轮》带回各自的家乡去洪法。洪法时常遭人白眼和诽谤。但看到别人得法后改掉恶习，真心向善，我们再苦再累也都特别高兴。
在洪法实修的那些年当中，我除了搞好本职工作外，全身心的都放在了修炼上，这给以后在镇压中我能走出来讲清真象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艰辛护法遭迫害
99年7月20全国各地大批老学员已被抓。21日清晨我就打出租车和一些中科院学员去中南海上访, 那里早已戒备森严。出租车根本就不能开到府右街，只能在前两个路口停下，我们再往里走。这时看到到处都是大公共汽车，到处都是警察。有的在盘查路人，有的手持警棍猛击学员，有的踢打学员把学员往大公共汽车上塞。有学员被打得满脸是血。我们大声喊“不许打人！”，于是也被警察拧着胳膊塞到了大公共汽车上。我先被关押在体育场，最后被转到中关村派出所进行“洗脑”。两天后释放，由本单位继续“洗脑”。
那时批判法轮功的节目遍及每一条大街小巷。7·20之后的短短几天，我就从一名人人都笑脸相迎的好学生，变成了大家批判的众矢之的，几乎每天要被弄去洗脑。我的父亲常常在没人看见的时候独自一人掉泪，母亲一把一把的掉头发。在几个月中，他们一下子苍老了很多。亲朋好友们都苦苦的求我不要再炼下去了，否则会连累他们。我的心都要碎了。但这时我想起了我的从前：我从前是一个自私的人，活的也很迷茫。是大法改变了我，受益太多了。那么作为大法弟子，我该做些什么？在巨大的压力面前，我不断说服自己：要为大法站出来，要坚持下去。一头是大法，一头是自己的学位前途，亲情友情。此时每迈出一步，对我来说都是要横心举足万斤腿的，每一次出去证实法，都是一次生死的考验。但我只要一从洗脑的地方脱身，就会义无反顾的去做大法学员应该去做的事。并每天都坚持学一讲以上的《转法轮》和炼功。
99年8月以后的北京，每天都有大批的外地学员汇集。他们是摆脱了围追堵截，穿过重重关卡来的。有的甚至步行了几百里，上千里地来到北京。在以后的几个月里，每天在北京的外地学员大概不下几十万。很多人在北京举目无亲，他们有的露宿街头；有的住在地铁站通道里；有的干脆睡在公园的；有的家庭条件挺好，在单位当处长局长什么的，费尽艰辛来到北京上访只好睡在瓜地里，饱受蚊虫叮咬，还要时刻提防警察的抓捕。
这时弟子之间的交流尤为重要。清华、中科院炼功点的一些学生那个暑假回了家，脱离了集体的环境，在压力下和邪恶的谎言当中写了“保证和悔过”之类的。9月初他们回到北京后，我们在圆明园以游客身份为掩护进行了暑期过后第一次心得交流会。一交流，他们就悟到自已错了，应该去证实法。那时北京还有一些老学员走不出来，我们就上他们家里去和他们交流，给他们创造一个好的环境，很多人慢慢又能回到法上。
通过自身的这些经验，我们感到一个当时最紧迫的责任就是给外地学员安排住宿，组织大家集体学法交流，在法上悟。基本上全北京的真修弟子都投入到当中去了。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大家交流之后，有的学员悟到该去上访那么他们就去上访；有的学员悟出该去天安门炼功那么他们就去天安门炼功；还有的学员交流之后就回自已的家乡，把在北京的收获带回去，去鼓励更多的学员走出来证实法。
在江鬼操纵下的中共对大法邪恶的定性不断的升级，我们上访无门。这时一些法轮功学员准备在京举行新闻发布会，这是一件非常振奋人心的事。新闻发布会的筹备工作得到了很多北京学员的积极支持。江鬼在99年10月25日接受法国费加罗报记者采访时，污蔑大法为 “邪教”。大法弟子的新闻发布会于10月28日在北京成功举行，一共有二十多名西方记者参加。这是从残酷的镇压以来，第一次从中国大陆发出的声音向世界人民正面介绍大法，这是打在江鬼脸上的一记响亮的耳光。江鬼限令北京公安一个星期破案。我因为向新闻发布会介绍了翻译，遭到北京市公安局审讯。
2000年2月下旬“两会”之前，我又向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当时的总理朱镕基及二十余位部长写信控诉江氏流氓集团恶行。之后被连续“洗脑”几天。后来，中国军事博物馆举行污蔑大法的展览，为了证实法，我下定决心豁出去了。第二天清晨我和一位怀揣着大法横幅的功友直奔军事博物馆。准备将那“真、善、忍”的横幅在邪恶的展览会上高高举起。结果在门口被搜出横幅。我们再次被非法抓捕并关押。中科院将我强制休学，遣送回家。
为了不配合邪恶，很快我从家回到中科院。镇压之后中国所有的媒体都是辅天盖地的邪恶宣传，当时海外华人媒体也受中共的影响在附和着罪恶， 所以我们就参与了创办“大纪元”，在国内进行新闻报导的工作。
惨痛教训难忘怀
敢于在中国大陆放下生死，为讲清真象，证实大法而创办媒体，这件事本身并没有错。但是我们当时对邪恶及旧势力的破坏等认识是完全不够的，那时学员中普遍也是一边倒的认为：要完全放下在安全方面的担心，一切自有安排，不该出事的决不会出事。所以经常大大咧咧不注意安全。在出租房，一窝蜂的出出进进啦；在公众场合，说起大法的事也比较高声啦等等。
同修们每一个放下生死而证实大法的项目都叫江氏流氓集团胆战心惊。除了办大纪元外，当时在北京的学员们还有另外一些秘密项目对江氏流氓集团也形成了强有力的震慑。例如：北京市民早上一起床后经常听到户外的街道、树上、公园里都有小广播揭穿江氏烂鬼谎言。这些小喇叭通常隐藏的很巧妙，不易被发现，即使被发现了也要花费很大精力才能拿下来。所以一般的百姓都不会去动它们，还笑嘻嘻听得津津有味，觉得法轮功弟子真勇敢。可是这些项目也往往因为类似原因而遭到破坏。北京市公安局国保总队一次就从一个做“小喇叭”项目的学员住处抄出了三千多个“小喇叭”，他被判了十三年。
现在回想起来，当年这些事很可能是因为有旧势力安排的人混在学员中在起作用。有些人自身不注意安全，被抓后首先“转化”邪悟，又反过头来对学员进行所谓的“帮教”。学员当时的状态也是忽视了媒体讲真象的重要性、对旧势力破坏认识不够，对共产邪党的认识不够并对它们抱有幻想，因而被邪恶钻了空子。
狱中过关要正念
没被抓之前，我知道的在北京证实大法的秘密项目比较多。罗干的爪牙们也嗅出了一些东西，所以抓到我后如获至宝，妄图从我身上打开缺口。
在阴暗、潮湿、拥挤的囚室里，人均面积不到一平米，吃喝拉撒全在里面。气味非常难闻，各种疾病蔓延。一进去犯人们就警告我：进到这里来就别以为自已还是博士，也别再把自已当人。在最初的几十天里，我被押到审讯室，夜以继日的诱供、逼供，审讯次数让那些死囚和重刑犯们吃惊。预审员们有时晚上9点开始提审我，凌晨4点或2点把我放回号子里，等我刚一合眼，它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审讯。有时，它们白天提审我，晚上我被放回号子后又被犯人罚站“值班”。不一会儿它们又开始把我从号子里拉出去审讯。并逼里面所有认识我的大法学员来揭发检举我。这样的审讯让人感到随时随地会被审问，任何问题都有可能会被问到。北京市国保总队的预审员和它们的主子们还经常“提醒”我：“知道这是哪儿吗？这是七处！” ；“从我们手里写了态度不好的没有几个能活着出去的……，你认为你这样的人还能活着出去吗？！”“你认识荆宝钟吗？他就在这里疯了。”凭着北京市国保总队多年整人的经验，它们深知这样的审讯最容易让人精神崩溃。
通常审讯过后放回号子又是体罚，长时间地坐板。坐板是一种很痛苦的折磨，必须双手抱腿，身体坐直，一个挨着一个坐在一板很硬的大板子上。时间一长屁股尖着板部分就象针扎一样痛。这样的体罚往往对法轮功学员要求更严。记得我有好几次双腿放松一点，就被后排的犯人一阵拳打脚踢，“不听政府的是吧？！又在炼功怎么着？！放老实点！”。最难受的是炎热的夏季，号子里的人太多，我呼吸都困难，就象鱼缺氧一样。因长期坐板，接触板面的皮肤都溃烂了。这样的环境让常让人感到生不如死。有一次一个犯人长叹道：这里养猪都活不了。另一个犯人就纠正他说：你说错了，这里是养鱼都活不了。
我是早在2001年3月就被北京市国保总队非法绑架了。当时从我的个人对法的认识来讲，我还分不清哪是师父给我的考验，哪是旧势力的安排，误把所遭受的迫害当作是自已应该承受过去的一部分，不懂得全面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从总体环境来讲，那时我们还不知道要发正念铲除邪恶。所以在长期与世隔绝的环境中，我有许多时候是在消极的承受，一味去忍。除了极其恶劣的生存环境，和审案警察的折磨，刚开始时，每天我都要忍受重刑犯们不知何时就会施加到我头上的凌辱。
在这里你说不想接受不好的东西，可是看到的全是肮脏的行为，听到的全是坏的，吃下去的是脏东西，到处都是滚滚的业力。朝夕共处的犯人们的肮脏思想行为全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你。在这里时间长了我就发现自已开始用常人思维方式想问题，而且有时还有脏念头。甚至还产生了活不起的想法，这种思想是极其危险的。我知道自已受到了污染。没被抓之前，我的平时所说所做基本上都能在法上，思想也比较纯净。这是我几年艰苦修炼修出来的啊。看着自已一点点往下掉，我真着急啊！有一天夜深人静的时候，我终于掉泪了，是因为长期学不了法，我心里难过。师父讲：“大法不离身，心存真善忍；世间大罗汉，神鬼惧十分。”只有大法才是在这里过关的保障。而我已经被恶徒扒光检查了许多遍，身上一张纸片都没有。真后悔没能把师父的书和经文都背下。后来我就每天在坐板的时候一段一段的回忆老师讲过的法来坚定自已的正念，坚持不懈。大法使我一直保持了相对平静的心并且心中充满希望，慢慢的我坚信自已一定能好端端的走出这个死牢。同时，我还悟到了不能消极的承受，应该主动去改变生存的环境。
在这里每天都度日如年，一天中最轻松的时候就是看守们下班换班的一至两个小时，可以聊会儿天。我就利用这个时候，给号里的犯人们讲故事。他们听得津津有味。日子一天天的过，很多人每天都开始期盼这个时间。我在纯净的心态下给他们讲完了《出埃及记》、《释迦牟尼修炼故事》、《密勒日巴佛修炼故事》等等，有时还穿插结合着大法弟子的一些修炼故事和体会去讲。在讲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已的对修炼的信心也增强了。慢慢的，他们中有些人不再诽谤大法，对我甚至还带有敬意了，也不再欺侮我。有的还公开在号子里讲：炼法轮功的都是些好人，是xx党太坏了。我的正念与正信终于把他们冰冷的心打动了。
警察们疯狂审了我几十天，软硬办法都用尽了。头四十天我都基本没能睡过什么觉，瘦了近三十斤，它们也彻底打消了从我身上打开缺口的企图。同时由于我本人和大部分其他被关押大法弟子坚决不配合，它们能找到的、能用来迫害我的“所谓证据”的也只是：我召集一些大纪元的工作人员吃过一顿饭。如果长时间搞不出东西来，爪牙们也会被后台老板责骂的。最后为了应付上面压力，它们只好结案了事，声称全部都查清楚了。不过后来凭这顿饭就判了我三年。
异国他乡洪正法
在迫害与反迫害中五年多过去了，我安全的来到了美国。下了飞机我对同修们的第一个感叹就是：“我觉得这里的每一个空气微粒都是自由的。”
在这片自由的土地上，我终于可以自自在在的学法炼功了。在这儿，同修们的生活很紧张，除了干好本职工作外还要发报纸、发传单、游行、找议员、打电话、办酷刑展等等，真是叫我眼花缭乱。对我来说这里是全新的开始。在中国大陆五年多残酷的迫害中，我习惯于从事很多“地下活动”。这实际上是中共迫害下的形成一种不正常状态。所以来到这里以后一下子放不开。刚开始叫我在大街上发报纸、和真象传单等我都觉不好意思。就象在狱中时，有人被迫时时刻刻保持低头姿态，几个月后你叫他抬头反而不习惯了。
我知道这是一种心里障碍和观念，应该努力克服它。可是真正做起来也是有一个过程的。来美国短短的时间，纽约我去了三次，参加了在曼哈顿的酷刑展讲真象等活动。慢慢的我发现害羞的心理没了。但讲真象时，总想拉一个同修陪着。这颗心还老是不想去。很快师父又安排了给我去这颗心的机会。最近遇到一次的非常紧急讲真象事情，同修准备了近180个资料袋，那天要开车到州府把它们送给118位众议员和56位参议员。算上我一共去了三位同修，刚开始我胆气还挺壮，因为我已经来过几次给议员送报纸，但每次都是同修陪着。可是那天到了Springfield都下午四点了，议员们快下班了。如果三人一起去送，时间上肯定来不及。所以决定三人分头一个房间一个房间的去送，我头皮都硬了。但由于事情很紧急，我可不能拖。只好拿了分到的几十个资料袋独自的去送，还得用英语去回答秘书们的问题。发完资料后，我发现自已一头汗，不过却再也不怕了。
记得在狱中的时候我做过一个梦。梦见自已和许许多多的同修在一条泥泞山路上艰难的走着。师父叫我们要到达某个山顶等他。一路上不停的有同修跌倒，跌倒了又爬起来。过一个泥潭的时候，我和同修们不断的在泥潭里滑倒，泥潭里的蛇就来缠我们身体，蚂蝗来吸我们的血。我们奋力甩掉缠在身上的蛇，拿下蚂蝗，三三两两互相搀扶，继续朝前走。过了很久很久，我们终于到了目地地。就在那里等师父，等啊等啊，师父一直都不来。很多人都想要离开了。就在这时，天突然开了一个大洞。一阵仙乐传来，接着从中飞出了一群五彩的大鸟，羽毛以青绿色为主，这种鸟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些大鸟飞到我们面前降落，顿时我们身上的泥泞全都没了，变成了神体。我们跨上大鸟背上飞到了高高天上，天空全是七彩祥云。世上的人哪，全都瞩目望天上，街上的人抬着头，楼中的人把窗户全打开了。人们眼睛都舍不得眨一下。为了让他们看清楚，我们又缓缓降下来。过了很久，就朝天外飞走了。
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从《太平广记》这部古书的记载中发现：那种大鸟叫“青鸾”。在中国古代，只有得道的上仙中的上仙才能乘坐，一般的神仙只能分别乘坐龙、麒麟等不同等级的神兽。
虽然只是一个梦，但我想相信我们的未来比我梦中的情景会更加美好状观。同修们，让我们在大法中共同精進吧！无比辉煌壮丽的那一天一定会到来！
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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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台湾的开业牙科医师，今年四十四岁。1979年進入医学院时，因缘际会参加了佛学社团，从此约有20年我沉浸在佛教经典中。我内心深处很明白──佛理虽好，却苦无着手处，始终没能改变自己的身心状况，忧郁症与失眠曾伴随我很多年。
1999年台湾大地震，当时约有三千人死亡，见到许多生离死别的悲剧，我猛然发觉生命何其脆弱，不能再如此浑浑噩噩、虚掷宝贵的青春时光了。就在这时候有幸得遇大法，当我第一次看《转法轮》这本书，就知道他是一部真正的佛法正道。书中将宇宙人生的奥秘和盘托出，大法破迷，他彻底解答了我长期在佛教经书中不得其解的疑惑。从此枯渴的心灵得以润泽、尘封的本性渐渐苏醒，“法轮大法”成为我生命的归宿！
初期炼功学打坐，吃了不少苦。虽然第一天就能双盘，但几个月下来始终只能坚持半个多小时。后来我痛下决心，炼静功时干脆拿系带将双脚缠绕起来固定住。前三天痛彻心肺，之后渐入佳境每天坚持炼完，直到得法一周年那天，我拿掉绑脚的带子，也拿掉了依赖的心理。
法轮功强调修炼心性，要求做个符合“真、善、忍”的好人。我的个性急燥倔强、难忍不平之事，容易与人冲突。学炼法轮功后，原来自私自利的狭隘心胸开阔许多，逐渐能学习书中要求的“做事考虑别人”。也许是这个原因，困扰我多年的忧郁症与失眠在学炼后便不药而愈，迄今快六年没去看医生吃药打针。台湾流行一句广告名言：“好东西要与好朋友分享”，我学炼亲身受益后，影响了妻子与父亲加入修炼的行列。
二、见证大法的超常
99年第一次看九天班录像带时，我看到师父身体周围始终有金黄色的光圈，非常神奇。没学大法前我原本晚睡晚起，几乎每天早上８点闹钟响了才会醒。当我开始到炼功点学功时，每天清晨３点５０分就会自动醒来，这种情形整整持续了一个星期才消失。在刚学功时身体不像许多同修有明显反应的情形下，我知道这是师父慈悲，增强我修炼的信心。
2001年几次的SOS紧急救援徒步活动：七月华盛顿DC、八月日本、九月台湾，及十月在澳洲，我渐渐从一开始“不专注的走路、手酸腿也痛”的状态，进步到“救度众生的正念正行”，充分体认到自己正做着全宇宙最殊胜伟大的事。十月底在家乡宜兰县的第二次SOS徒步活动，我意想着自己顶天独尊，银河全在脚下，心中默念“法正乾坤，邪恶全灭”口诀，踏出一步伐，默念一个字。全程我用左手拿真象图片，右手单手立掌，一路上感觉到像灌顶似的从头到脚净化了身心。接连两天从早走到晚，一点儿也没感到疲累或腿疼，取而代之的是轻松安祥的平和心态。
2001年三十六位西人学员去北京证实大法后，十一月底在台北中正纪念堂有一场五、六百人的功法表演，一位同修私下问我想不想去天安门，如有意愿，尽快去办台胞证云云。当时我心中升起纯正的一念──大法弟子就应该维护大法、证实大法，当下决心要去北京。约半小时后，我亲眼看见金黄色的卍字符，绕着会场中一幅对联上的字旋转了好几分钟，我知道这是师父的慈悲鼓励。（当然去北京一事，因师父已有讲法，此事就此作罢。）
这几年在出国洪法搭飞机时，经常与同修看见法轮旋转的殊胜景象，大家共同见证、赞叹大法的超常﹔有时忙于工作分不开身时，恰好会有同修适时出现协助﹔有时炼功或睡梦中突然会灵光乍现、思绪清澈，一下子想出解决困难的好办法﹔以上这些不是偶然的，我相信都是师父的慈悲看护，鼓励我们要更加精進──“你们自己做正的时候师父什么都能为你们做。”（《北美巡回讲法》）
三、运用工作便利条件洪法，积极参与海外正法活动
我的常人工作中是一项专业技能，也给讲清真象带来许多方便。比如我常常有机会受邀去各级学校、公家机关、企业公司、有线电视台等地演讲，多数是由身心健康谈起，再智能的切入大法洪传与迫害真象，配合用计算机动画及影片播放，效果更为生动良好。另外，我在诊所内外摆放张贴了大法材料与海报图片，许多病人来看牙候诊之际询问法轮功，就是我讲真象的好机会。例如县政府教育局长是我的老病人，有一次我利用看诊后向他讲真象，改变了他原本对大法的误解。我体会到自己当一名牙医不是目地，运用这项便利条件去证实大法、讲清真象才是我从事医疗工作的真正目地。
我的门诊工作采用预约制度，可以自由安排休诊时间，近年我就经常运用这便利条件出国洪法约三十次，足迹远至欧亚美澳各大洲，广泛参与了各地集体炼功、法会、游行、旅游景点讲真象等正法活动。许多人疑惑不解：“身为开业医师，经常休诊一星期去国外，时间与金钱的损失不是很大吗? ”单单从饮水思源、感恩图报这一层做人的基本道理，我认为自己就应该这么做。
我也谨记师父所教导的，在常人社会中应该把工作做好，在哪里都做一个好人。在参加活动前后，我都会加班将门诊病人安排好，使他们就医看诊不造成影响。三年前报名去俄罗斯、冰岛近距离发正念前，我正犹豫会不会休诊太多天了，当时我想到师父在《致北欧法会全体学员》经文中提到的：“……只要对大法有利，都要主动去做、主动去干。”那一次我参加了全程十七天的所有活动。
四、运用多种渠道讲清真象，写文章证实大法
师父在《美国佛罗里达法会上的讲法》中告诉我们：“讲清真象是当前我们要做的事情。大面积的做，用你们能利用的一切智慧去做，只要能救度世人就去做。”这几年我陆续学会了许多讲清真象的方法，家中有五台计算机，每台计算机都同时做着几种讲真象的工作。我充分利用电话公司的减价优惠时段讲真象。用空档时间写邮寄材料也坚持了几年。除了每周播报希望之声节目，我还经常写文章在大法网站刊登，以文字证实大法。
前些年我只是偶而投稿，内容大多是个人修炼心得、地区洪法活动等等。提笔写文章之前能去掉自己的怕心、顾虑心；如果文章没发表，可以从中找出自己认识不足的地方；编辑若改动一些内容，可以想想原稿有哪里不妥；文章发表了，要提醒自己勿生欢喜心和显示心。我觉得在写稿的过程中能不断的提高升华，也明白了很多法理，有时还感到文思如泉涌。写作过程蕴含修炼，就在不断归正自己、突破自我，进而放下人心、同化大法！
最早期我看明慧网大多偏重看“弟子切磋类”，后来贴论坛与传真都需要编写文字材料，开始关注学员受迫害的报导及各种真象内容，《转法轮》中说：“你看到杀人放火那要不管就是心性问题，要不怎么体现出好人来？”救度众生的急迫感，使我看迫害报导时顿生慈悲之心。那时我常从明慧网摘选大法讯息，配合大纪元新闻网的时事内容，由常人容易感兴趣或关心的话题切入来完成论坛材料与传真稿件，这段经历也为这两年加大力度的写文章证实大法奠定基础。
为了庆祝今年的“世界法轮大法日”，并见证法轮功在海峡两岸形成的强烈对比，上个月我先后写了两篇综合报导文章，回顾大法洪传台湾至今十年来的概况，分别连载于明慧网好几天，意外的收到许多同修的反馈与鼓励。事实上如果写出这段光辉的洪法历程，能起到镇慑邪恶的作用，并不是我个人的本事或功劳，完全是大法赋予的智能与师父的慈悲加持。在我构思题材停滞不前，或搜索图片茫无头绪时，更常感受到师父法身就在旁边细心呵护。
五、大法工作中去执著心，总结不足吸取教训
就像炼静功要求入静入定，不是光盘腿；大法工作是心性修炼，不能只做事。 师父在《清醒》经文中说：“大法的任何工作都要为人得法和弟子的提高为目地，除去这两点都是无意义的。”所有讲清真象的工作，都要能体现出修炼的本质──去执著心与救度众生，也就是心性上（德、忍、悟、舍、能吃苦等等）的整体升华。以下我举一些修炼中做的不足的实际例子，鉴往知来，盼望对同修和整体有帮助：
1. 善心不够：譬如几年来我很少有病业方面的困扰，对于同修的病业问题，总是能从法理上侃侃而谈，没有为他人着想的慈悲，却隐然有隔岸观火的冷漠。去年初我的脖子突然僵硬不能动，像个木头人一样，躺在床上两天不能下地，稍微一动痛彻心肺。起初还用热敷这种人为的办法，想暂时舒服些。等意识到不该中断学法炼功时，也是抱着有求之心而为。即使后来察觉是邪恶干扰，仍然带着争斗心、怕心发正念。就算常人都能有同理心，通过这次亲身经历，我对自己以往对待同修的善心不足感到惭愧汗颜。
2. “在学员之上”的好胜心：从几年前开始，我陆续承接的联系人工作愈来愈多，带读书会、带出国团、带项目小组，在沟通协调、开会讨论事情时，我最常犯的毛病就是坚持己见、自以为是，总觉得自己的看法高明，不愿倾听别人的意见，不只没做到“宽容大度”，连“理解别人”都谈不上，有时还摆出一副不容挑战的权威架势，完全混同于常人了。如果事后证实自己的办法管用，甚至沾沾自喜，更加重加深此执著。知错能改，除了得能听不好听的话、把自己摆在学员之中，我还悟到：让我做这些联系协调工作，就是因为我自私心理太重，正应该借着多为别人服务的机会去掉这颗心。
3. 由“干事心”衍生出许多执著： 具体项目的工作做久了，从“干事心”容易生出许多其它执著，比如：攀比心，和别人比、和自己比、和过去比，使神圣的大法工作变成了常人的例行公事，挑肥拣瘦、计较得失﹔稍有建树就“得少为足”、沾沾自喜的欢喜心和显示心﹔人我对立愈明显时，生出争斗心和妒嫉心﹔还有急于求成之心，例如写文章时，一下子思路中断，浮现了烦躁情绪，此时若急于求成，反而停滞不前，正所谓欲速则不达。有一次急着修改一篇访问稿，我大幅改动了许多内容却两次不听原作者的意见，完成后也没再征询她的建议补充。过了几个月，我才从另一位同修那儿知道她对我很不谅解。自己的执著又造成了同修间的隔阂，岂不是给邪恶钻了空子？遇到矛盾，畏难绕开走，冒出前述种种常人心之后，我也经常不承认、不面对、不改正，说白了就是好面子之心作祟。
4. “求安逸之心”忽视炼功：前些年我每天必定将五套功法全炼一遍，去年起懈怠不少。我经常安慰自己不去炼功点的借口，就是前一天讲真象忙太晚了，久而久之，清晨不去炼功点成为常态。其实，这是用大法掩盖自己的求安逸之心。每天忙忙活活，好象很积极主动，但因为疏于炼功，精神状态大不如前。光讲真象不炼功，就象《转法轮》中辟谷有一段提到的“……光干活，不吃饭。那能行吗？”
有一次在读书会时听到一位同修提到，他们炼功点上一位八十几岁的老先生，在亲生儿子刚过世正忙着处理丧事那几天，仍然坚持每天出来炼功。我听了很惭愧，感到和这位同修差距这么大。这其中不只体现了对 师父的坚信不移、对亲情的断然割舍，也充分表现出对自我的严格要求及对修炼的负责态度。最近一个月我尽量挤出时间，每天至少要炼动功、静功或抱轮其中之一，希望尽快弥补跟上来。
5. 固守本位主义，忽视整体：这几年的协调工作，我经常只强调某一项新工作的重要，忽视其它周边的彼此配合，又不自觉的将地区划分为国内国外、北美台湾等；将整体工作切割成许多细小项目，再将项目区分为一线、二线，私自衡量孰轻孰重。没有从正法全局的宏观视野去考量，只是偏执的侧重某一局部、见树不见林，更常用人的认识、人的观念来处理问题。在工作项目有增无减、协调工作日益繁重的情况下，最近我还有一个体会：就是要加大自己“心的容量”，并鼓励更多同修走出来参与，才能达到整体提高、救度众生的目地。已经熟悉上手的许多项目，不能中断或松懈；新增加的项目，若有便利条件的要积极主动参与；看到同修有不足的，善意的默默圆容补充；即使没有实际加入，也要正念对待、扩充大法弟子正念的场；联系人自身更要加大心性容量，用洪大的宽容、慈悲对待同修，像 师父 说的“谁也包揽不了大法”(《再去执著》)、“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在2002年华盛顿DC法会上的讲法》 )，进而协调其他同修共同参与，从具体做事中整体升华上来。
以上谈这些自己不足有漏之处，是希望同修们引以为戒，让我们更加珍惜这万古机缘，时时、处处、念念以大法为重。结束发言之前，容我恭读师父在《2005年曼哈顿国际法会讲法》中的一段话与大家共勉：
“我想再利用这个机会告诉大家，你们在救度众生的时候啊，不要忘了修自己。（鼓掌）三件事都要做。大家平时保持着正念，经常面对邪恶、面对一些情况的时候要发正念，要讲清真象、要救度众生，更要修好自己。如果大家修不好自己就没有威德，讲出的话不在法上，救度众生那都谈不上，讲出的话没有威德、没有力量就不起作用，邪恶也会钻空子。甚至于如果不修好自己啊，正念也不足，处理一些事情时就会流于一种常人的那种想法。那就起不到救度众生的作用了。”
正如《精進要旨》的“再认识”中说的：“真能这样提高上来，你们在纯净心态下所做的事才是最好的事，才是最神圣的。”
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2005年美中地区法轮大法心得交流会心得交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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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摄影技术方面讲这张照片是很成功的。画面构图充实、突出主体，并且用光讲究，表现出物体的质感，立体感很强，很生动。
虽然是真人模仿的展示，然而它太真切了，尤其是准确抓拍了人物的精神——大法弟子的精神。也是这幅作品的灵魂。
（English Translation：http://www.pureinsight.org/pi/index.php?news=3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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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四门乍辟”，应指“中共”的改革开放。在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浩劫之后，一向夜郎自大、闭关自守的中共已到了穷途末路，经济上日益危机，为挽回败局、寻求出路，于是乎又走了另一个极端。“突如其来”，是说忽然之间，彻底敞开了中国的大门。
“晨鸡一声”，“ 鸡”当指鸡年，即今年。“晨”是一天的开始，“晨鸡”即新年伊始，这“一声”应指《九评共产党》，由于年初“九评”已在中国大陆陆续传播，随之愈来愈广，人们已从根本上认清了中共的真实面目；“其道大衰”，再也没有人相信中共的那一套了。由此而见，中共已是名存实亡，大限将至。
〔以上为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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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初席卷全中国的“四清运动”，持续时间达四年之久。1962年城市开展“五反”运动。1963年5月，农村开展“四清“运动，即清理帐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最初统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来又改称四清运动。运动期间毛泽东亲自挂帅，指导“四清”；数百万干部下乡下厂，开展革命；无数工人和农民被迫参与其中，积极回应；“四不清”干部纷纷检讨，“洗手洗澡”。而紧随“四清” 运动的，就是给中国带来巨大创伤的文化大革命。
* 源起
由于大跃進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给经济和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了极其恶劣的影响，经济困难重重。
大跃進的后果是：遍地废弃的大小土高炉，所谓炼出的产量比57年翻一翻的钢铁，大部分质量低劣，大部分是不能使用的废料。到58年底，不少砸烂了小锅吃大食堂的农民，每顿只能分到一碗稀饭；在大兴水利的工地上，不少农民因饥饿和疲劳而倒下，有些地区如贵州等地，一些冲破消息封琐而透露出有些村民已大批饿死，地方官为了保持“大跃進”“成绩”，封锁路口，凡是往外逃者都击毙在路上。就连首都北京，也从58年的敞开肚子吃到59年肉、油、菜定量。这些“大跃進”的败象连瞎子也能见到。
为此中共党内出现了纷争。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希望采取务实的经济政策，而毛则否认大跃進的失误，而认为困难并不大，形势仍然是好的。党内纷争在1959年召开的庐山会议上变得更为激烈。彭德怀等人批评了大跃進，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各种强制性的经济措施，并将上述问题的产生归结于毛泽东。毛为了确保自己党内最高地位，消灭异见，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大讲阶级斗争和反苏修。他指出：“我们这个国家要好好掌握，好好认识，好好研究这个问题。要承认阶级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反动阶级可能复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中层和基层干部，老干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们这样的国家，还会走向反面。所以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大会讲，开党代会讲，开全会讲，开一次会就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于是，在毛看来，开展阶级斗争，已势在必行，進而并决定在城乡发动四清运动。
* “四清”运动：洗手还是又一次杀戮？
庐山会议后的1960年和1961年，许多地方因为大跃進而出现了大面积的饥荒，据估计，当时整个中国饿死了至少三千万人。毛虽曾在会议上大谈阶级斗争，但由于国内日益严峻的形势，各地负责人仍将主要精力放在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上。因此，许多地方并未开展社教运动，而且也缺乏阶级斗争的色彩。
1962年冬到1963年初，毛跑了11个省，发现大多数省份并未按照自己的想法开展社教运动，十分不满意。因此在1963年2月召开会议，决定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和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二月会议以后，毛泽东又到各省去视察，发现有的省抓得好，有的省抓得差。于是，５月２日至12日，毛在杭州召集有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召开了小型会议，即“五月工作会议”。会议讨论制订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于２０日颁发。《前十条》颁布后，各地开始进行社教运动的试点。
城市中的“四清”或“五反”试点主要集中在中央国家机关及各省、市、区级机关、工业交通财贸单位和文教单位的企业以及军队各单位。运动中不可避免的出现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问题，一些地区也出现了自杀等极端现象。而在农村也出现了捆绑罚跪、吊人等极端现象，比如“在湖南常德地区，发生了乱搞斗争、打人、乱搜查、重点集训、乱扣帽子、乱立罚规等现象，据不完全统计，在11个区中共斗争了331人，其中被打的21人，被捆的65人，被吊的3人，被罚跪的42人。”
针对上述出现的问题，中共在刘少奇的支援下，又出台了由邓小平等主持起草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简称《后十条》。其中提出了如何避免运动中出现的过激问题，并释放了一些被关押的干部。这自然触怒了毛。
《后十条》出台后，四清运动在全国全面展开。在城市中，各地普遍清查出了一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但出现了打击范围扩大的现象。而在农村，中共更是派出了“强有力的工作队”，扎根串联，对农村各家各户的阶级成分进行复议、审定和重新登记等，并宣讲《双十条》，干部和群众洗手洗澡等。其间，因运动的扩大化，各地均出现了自杀事件。
仅举广东为例。时任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铸把阶级斗争当作头等大事，指定省委书记赵紫阳和省委秘书长张根生，分任四清工作团团长、副团长，限期开赴试点。由省直机关抽调千余名干部组成的工作团，于1963年8月底开赴揭阳县，并在县城住了一个月，闭门学习和整顿。这次四清工作团的学习和整顿，一开始就强调“阶级斗争”，人人必须过“社会主义关”，气氛十分紧张。因个人历史或思想作风犯错，经批判仍然被认为过不了“关”的，不论党员、团员或非党团员干部，一律清除出工作团，回原单位等待处理。最后宣布纪律：一、必须与贫农“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工作团员一律不准吃肉、鱼、蛋；二、一律不准送礼受礼、行贿受贿；三、一律不准谈恋爱，严禁乱搞男女关系。违者，一律开除党籍、公职，情节特别严重者，移送劳改或判刑。这种严酷的气氛自然又造成了诸多的冤案。
但是毛对此依旧不满意，他强调：运动至少要三到四年，不要着急。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要打个歼灭战，没有四、五年功夫不够，至少四年。
1963年底，在中苏交恶的同时，四清运动也走向了高潮。
1964年5月中至6月中，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会议。这次会议主要研究了四清运动和培养革命接班人等具体政策。8月，中共成立四清、五反指挥部，由刘少奇负责。此后，开始了大兵团作战搞四清。即全国各地开展四清的单位，改变了过去以县委领导为主，实行在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搞一县，县以下都由工作队领导的办法，集中大量工作队员，开到点上搞四清。如江苏省组织了一支６万人左右的农村四清工作队和一支２万人左右的城市工作队；山东省参加运动的工作人员共５４０００人--如此搞运动的许多单位把阶级斗争的形势看得比前一阶段更严重、更尖锐，甚至认为许多单位烂掉了，领导权不掌握在中共手里，展开了夺权斗争，从而使运动出现打击面过宽等严重局面。如陕西省长安县進行四清时，斗争手段以揭发批判为主，造成兵临城下，不交待问题不行的局面。对其中的“坏中之坏”、“霸中之霸”，大张旗鼓進行公判，对大部分则采用“小战斗”的办法解决。对于那些久斗不服的“死顽固”、“牛皮筋”、“老狐狸”、“母老虎”、“老运动员”、“橡皮碉堡”等，狠批硬斗，甚至动手打耳光，碰头，有的当场被打得头破血流。
但是，随着四清运动的深入开展，毛和刘少奇在运动中的矛盾、具体作法等问题上分歧更加激烈和公开，当然根本分歧还是权力之争。毛公开批评刘少奇。毛与刘冲突的直接结果就是毛废除了《后十条》，而代之以《二十三条》，这对四清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开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可以说，《二十三条》充分体现了毛的意志，否定了刘少奇的许多重要意见。
《二十三条》最重要的部分是明确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继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来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的进一步升级。《二十三条》颁布后，城乡四清运动進入了以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为主要内容的大四清阶段。同时，各地在开展运动中，强调突出政治，强调用毛著作指导四清，掀起了学习毛著作的热潮，对毛的个人崇拜开始流行。
*“四清”运动中对毛个人顶礼膜拜的形成
自中共建国后，毛泽东的地位在中共党内无人可及。其由谎言编织的光环使中共的追随者们视毛为人民的“救星”，但是由于苏联于1956年谴责了史达林及其个人崇拜，中共对毛的个人崇拜也暂时放慢了步子，并官方正式表态对此進行了批判。可是，毛对此不以为然。他在1958年的讲话中说，要区分正确的和不正确的个人崇拜。如果一个人掌握了真理，就应该崇拜他。很显然，毛认为自己就是掌握了真理的那个人。因此，他不顾反对之声，发动了一个又一个运动。特别是在大跃進运动中，他以一个乌托邦预言的形象出现在舞台上，直接号召人们。但是大跃進的失败，使毛的形象受到了损害，在党内遭到了批评和抨击。不过，毛利用其特有的政治手腕，打击了自己的对手，進而开展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四清运动，为从新确立毛个人和毛思想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扫清障碍。
60年代初，刚刚接替彭德怀任国防部长的林彪首先在军队开展了神化毛的运动，并随后推至全国。1964年5月，军队首先出版了《毛主席语录》。在这本很快便以“小红书”著称并被人们顶礼膜拜的书的前言中，林彪宣称“毛泽东同志天才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告诫人们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从而掀起了学习毛著作的热潮。在其后的3年时间里，军队出版了数十亿册的《毛主席语录》和大约1.5亿册的《毛泽东选集》。
到了1965年，毛和毛思想已经完全被神化。街道上，房间中，到处悬挂着毛的塑像和照片。而显而易见，毛是非常赞同这种个人崇拜的。他在1965年与斯诺的谈话中提出，个人崇拜是一笔政治财产。而且他认为赫鲁晓夫的下台就是因为他没有个人崇拜。
从“四清”运动走向文革
四清运动后期，毛和刘少奇的矛盾日益尖锐，毛决定将运动的重点转向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矛头指向了刘少奇，并因此发布了《二十三条》，这就为“文革”的发动做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准备。此时，毛对四清运动已不感兴趣了。在1965年１月的会议上，毛已透露出这种想法：你只要不触及全面问题，枝枝节节、修修补补不行。同时，毛对文化批判也日益不满，认为四清与文化批判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而转向酝酿和发动“文化大革命”了。四清运动最终让位于又一场给中国带来无限灾难的运动中。1965年底，毛竟不择手段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与刘少奇最后摊牌，一举置刘于死地。
四清运动虽然只是中共发动的无数次运动中的一次，但它同样造成了一定人员的死亡，同样带给了人民无限的恐惧。在此期间形成的对毛的个人崇拜，也被毛成功的利用发动了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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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人孙权拔刀砍面前奏案说：“诸将谁敢复言当迎曹操者，与此案同。”
三国人吕虔有口佩刀，赐予王祥说：“有人相这刀，认为必三公才配。你有公辅之量，故以相送。” 王祥死的时候，把刀交给弟弟王览说：“我的孩子都平庸，你以后定会兴起，足以佩此刀，所以相送。”
晋朝时宇文归派骑百余人追慕容翰。慕容翰遥语追者：“我因思恋而归，于理当合。你们可在百步外竖刀，我如果射中，你们就回去，如果不中，再上来。” 追者竖刀，慕容翰一箭中刀环，追者散。
唐朝人哥舒翰有威名，西鄙人歌：“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
金国有劲军，皆重铠，贯以韦索，三人为联，号“拐子马”，宋军不能当。以万五千骑来，岳飞命步卒以麻札刀入阵，勿仰视，只砍马足，于是大败。
（出自《太平御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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