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义诛逆

一九一二年元月十四日凌晨，上海法租界的广慈医院病人听到几声枪响。一名三十四岁的男子身中数弹，当即殒命。他叫陶成章，死前是反清革命党光复会的副会长、名噪一时的“革命钜子”。谁杀了陶成章？为什么？随着时光流逝，真相慢慢浮出。

倒转光阴，回到清光绪二十年，即一八九四年，北洋水师在甲午战争中遭到重创，溃不成军，大清在日本挑战面前颜面尽失。十一月底，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了第一个反清团体——兴中会。一九零三年，黄兴、宋教仁等在长沙创立华兴会；次年，陶成章、蔡元培等在上海成立光复会，蔡元培任会长，陶成章为实际领袖。一九零五年，孙中山在日本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及光复会等反清组织，创立中国同盟会，孙中山任总理，黄兴任庶务。孙、黄成为公认的反清领袖。整合后反清团体力量逐渐壮大，海外华侨响应孙中山的号召，纷纷慷慨解囊，组建武装，为振兴中华出钱出力。与此同时，反清组织内各派之间也开始出现矛盾。

一九零七年，光复会陶成章海外筹款受挫，到南洋向孙中山讨经费，未达目地。开始倒孙，发表《孙文罪状》，列举十二项“罪状”，要求“开除孙文总理之名，遍告海内外”。陶成章、章太炎（炳麟）等退出同盟会，重新用光复会名义活动，造成反清团体分裂。孙中山在一九零九年给吴稚晖的信中提到“陶信内忌功、争名、争利及煽人行杀于弟”，陶成章的活动已经威胁到孙中山的人身安全。

一九零九年，陶成章等再次发动倒孙风潮，在南洋报刊登出《请看章炳麟宣布孙文罪状书》。陶成章还宣扬“光复会即为同盟会之原”，树光复为正统，贬低兴中会、华兴会的历史地位，争夺同盟会的领导权。（彭剑，《第二次倒孙风潮新探》，2006）

黄兴在给孙中山的信中痛斥陶成章：“居心险恶，殊为可恨。”“桀犬吠尧，不足诬也。”“彼为神经病之人，疯人呓语自可不信，且有识者亦已责彼无余地也。”辛亥元老马君武对陶的行径颇义愤，称“其人必脑筋有异状，可入疯人院也”。陈其美（英士）曾要蒋介石当心陶成章：“英士告余曰：陶为少数经费关系，不顾大体，掀起党内风潮，是诚可憾，嘱余置之不理，不为其所动，免致纠纷。”（《中正自述事略》）可见陶行为乖张，为人所不齿。

武昌起义后，陈其美领导同盟会、联络光复会李燮和于十一月三日发动上海起义，次日取得胜利。八日，陈其美当选沪军都督。光复会不服气，有人甚至主张逮捕陈其美，治以“违令起事，篡窃名义”之罪，被李燮和否决。光复会在上海郊区吴淞成立军政分府，李燮和自任都督，明显与陈其美分庭抗礼，令人侧目。更有甚者，陶成章在吴淞成立“驻沪浙江光复义勇军练兵筹饷办公处”，公然开始招兵买马，另立山头。如此犯忌之举动，连章太炎也觉得太过分了，警告陶：“江南军事已罢，招募为无名。丈夫当有远志，不宜与人争权于蜗角间。”但陶不听，执意攻打陈其美，挑起血腥火拼。

蒋介石得到消息很着急，找到浙军参谋吕公望，希望这位保定军校的老同学出面阻止陶成章。吕公望在回忆录中说：“十九日晨（农历九月，公历十一月九日），蒋介石赶到说：‘陶焕卿(成章)、李执中（燮和）等组织张伯岐先锋队，带到上海去打陈英士。要我（吕）劝解。否则，后方闹乱子，前方怎么能打南京呢。’”吕公望大惊，急忙赶到上海质问陶：“洪、杨革命不成功，是自相残杀，我们正开始，南京尚未攻下，你们就要自相残杀，我们究竟革什么命？我劝你们眼光放远大些。现在你们要真真实实回答我一句话，我好决定行止，否则，我南京也不去攻了。’”陶成章只好说：“好，我不打陈英士。我们自己到吴淞，占一小地盘，组织队伍。”（参见《吕公望亲笔稿》）吕公望、张伯岐都是光复会会员。在刚刚结束的杭州光复战役中，张在蒋介石手下任敢死队长。

十二月二日，南京光复后，同盟会公推黄兴出任大元帅，在孙中山回国前主持革命政府。光复会无像样的人选，竟然推举黎元洪任大元帅。陶成章等称黄兴为“汉阳败将”，捧黎元洪为“起义元勋”。同盟、光复两会的分裂至此已是泾渭分明。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没几天，陶成章就致书孙中山，重提“南洋筹款”旧事，指责孙中山靠“诓骗”当选大总统。孙中山覆信，责问陶发布《孙文罪状》的理由，并称：“予非以大总统资地与汝交涉，乃以个人资地与汝交涉。”完全是君子风度，不与陶一般见识。

陶成章甚至出面鼓动蒋介石。据蒋介石回忆：“及陶亲来运动余反对同盟会，推章炳麟为领袖，并欲置英士于死地，余闻甚骇，且怨陶之丧心病狂，已无救药，若不除之，无以保革命之精神，而全当时之大局也。盖陶已派定刺客，以谋英士，如其计得行，则沪军无主，长江下游必扰乱不知所之。”（《中正自述事略》）今人如果设身处地，其实不难看出当时形势之险恶，革命党的内斗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程度。而具有暴力倾向与疯颠症状的陶成章，在危机四伏的民国初年，无异于一颗重磅定时炸弹，早晚要引发政治地震。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陈其美委托吕公望转告陶成章“勿再多事，多事即以陶骏保为例”。陶骏保原为镇军军官，因涉嫌破坏联军弹药供应，导致军事失败，于十二月十三日被陈其美枪毙。陶成章心虚，畏罪躲入法租界。

一九一二年元月十四日，蒋介石与前光复会成员王竹卿合作，在上海法租界的广慈医院将陶成章枪决。

对于这段公案，蒋介石后来表示：“余因此自承其罪，不愿牵累英士，乃辞职东游，以减少反对党之攻击本党与英士也。”（《中正自述事略》）明确道出诛陶是自己策划执行的，与他人无关。陈其美和孙中山事先并不知情。蒋介石知道，陈其美枪毙陶骏保已经引起光复会的强烈不满，用同样手段处理陶成章，很可能导致两党的火拼。他决定铤而走险，为国除害，然后辞职去日本。后人猜测陈其美派蒋行刺，甚至有孙中山的旨意，都是扑风捉影，并无实据。

蒋介石在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六日的日记中云：“看总理致吴稚晖先生书，益愤陶成章之罪不容诛。余之诛陶，乃出于为革命为本党之大义，由余一人自任其责，毫无求功、求知之意。然而总理最后信我与重我者，亦未始非由此事而起，但余与总理始终未提及此事也。”

清朝尚未结束，南北军事对峙，光复后的上海，浙江尚处于战争状态。陶成章等人挑战孙、黄、陈，使同盟会领袖面临一场你死我活的争斗。此时蒋介石果断出手，排除了革命党火拼的隐患。陶成章死，对革命党、同盟会甚至光复会都是好事，避免了进一步的流血。陶成章被处决后，光复会很快解体。同盟会及后来的国民党，在孙中山领导下，逐渐形成国民革命的主导，新的一幕历史大戏即将登场。

汉光武帝刘秀（前--57年，东汉创建者），他称帝后，镇压了赤眉军，削平了据守天水的隗嚣和据守成都的公孙述、据守睢阳的刘永等。经过十一年的征战，于建武十二年(36年)，统一了全国。

光武帝复汉之初，社会经济凋敝，各地农民起义时伏时起，另外还有一些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社会动荡不安。

光武帝生长于民间，亲身参加了新莽末年的农民起义，深知苛政的恶果。所以他决定“解王莽之繁密，还汉世之轻法”，“务用清静”，恢复汉初的“无为而治”，以“黄老无为”，作为他统治的指导思想。他说：“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光武帝的“柔道理国”就是力除苛暴，减轻对人民的压迫与剥削，与民休养生息。

东汉开国之初，许多百姓流亡在外，还有的则是“屯聚山泽”为“盗”，继续与政府对抗。光武帝为了缓和社会矛盾，招流民还乡，于建武六年 (公元30年)下诏，凡是参加赤眉等农民起义的，“自殊死以下，皆赦之。（不愿拼死顽抗者，都可免死）”建武十六年(40)，因“度田”在一些地方引起了豪强裹胁农民暴动的事件。光武帝下令，对参加暴动的群“盗”，可由他们自己纠察揭发，五人共斩一人，只要以后不再举事，其余一律免罪；对那些组织暴动的“魁帅”，也不治罪，只迁往他郡，给予田宅，使其安生乐业。这种安抚政策，旨在使流民还乡，让“盗贼”自己解体。果然不久，东汉社会便出现了“牛马放牧，邑门不闭”的景象，社会秩序迅即安定，农业劳动力增加。

奴婢问题，是自西汉中后期以来，最重要的社会问题之一。哀帝和王莽，都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均告失败。光武帝自即帝位第二年起，就着手解放奴婢，从建武二年(26)至建武十四年(38)，先后六次下诏，释放官、私奴婢，并制定了保护奴婢人身及生命的法律。建武十一年(35)，光武帝连下三次诏书，禁止残害奴婢，规定灸灼奴婢者，必按法治罪，免被灸者为庶民；废除奴婢射伤人，便处死刑的法律。光武帝还大批赦免囚徒，于建武五年(29)下诏：全国的罪囚，除极恶的处死罪外，其他罪囚一律赦免为庶人。光武帝释放奴婢、禁止残害奴婢和赦免罪囚的诏令，对阻止变自耕农为奴婢，提高劳动者的身份地位，稳定社会秩序，推动生产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进行统一各地豪强割据的战争期间，国家财政十分困难，光武帝在向人民征收“十一之税”的同时，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组织士兵屯田。建武六年(30)，光武帝下令：精简国家机构，裁缩官员，共裁并四百多个县，“吏职减损，十置其一”，裁损官员约数万人；第二年，又大量裁减军队。建武六年(30)，国家财政好转，恢复西汉旧制“三十税一”。同年，汉王朝罢郡国都尉官，停止地方兵的“都试”，并且一度废除了更役制度。光武帝还提倡节俭，以身示范，并多次赈济鳏寡孤独及不能生活的贫民。光武帝实行一系列精兵简政、轻徭薄赋的措施，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调动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以上诸项“柔道”措施，使西汉末年及新莽时期遭到破坏的社会生产，得以恢复并发展，土地得以开垦，人口大量增加。光武末年，载于户籍的人口，已达二千一百多万。

光武帝以“柔道”治天下，宽松而非放任，柔和而非软弱，做到了刚柔相济。

西汉初年的著名政论家贾谊，在他的传颂千古的《过秦论》一文中，对秦的兴亡过程，做过一番精到、简练的勾勒，并且认为，秦之所以二世而亡，是因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秦朝的统治者，没有看到和抓住攻守转换的机遇，及时调整自己的治国方针和策略。

秦王朝的统治者，并不是不想长治久安，其所以败亡：是因为“举措暴多而用刑太严，故也”。这就说明了一个道理，政策越繁杂，天下越乱；法越多，奸弊的情形，就会更加复杂多变。光武帝刘秀，吸取了秦二世灭亡的教训，用法简约，“务用清静”，恢复汉初的“无为而治”，力除苛暴，很快安定了全国。

（事据《后汉书》）

韦应物：《郡斋雨中与诸文士燕集》

【原诗】 【笔者读诗随记】
兵卫森画戟，燕寝凝清香。 （门口站兵卫，室内点着香）
海上风雨至，逍遥池阁凉。 （风雨故人来，池阁好纳旁）
烦疴近消散，嘉宾复满堂。 （高朋满座，忘忧心爽）
自惭居处崇，未睹斯民康。 （自惭任高官，百姓未安康）
理会是非遣，性达形迹忘。 （暂且放下官场是非俗习）
鲜肥属时禁，蔬果幸见尝。 （蔬果待客，不是盛宴大餐）
俯饮一杯酒，仰聆金玉章。 （边饮酒，边行创作交流）
神欢体自轻，意欲凌风翔。 （非常欢欣，心志高洁）
吴中盛文史，群彦今汪洋。 （好似文坛盛举，人材济济）
方知大藩地，岂曰财赋强。 （咱这里是弘文敬贤之乡啊！）

【作者介绍】
韦应物(737—790年)，长安(今陕西西安市)人。早年豪侠任气，生活放荡不羁，曾以“三卫郎”(宫廷侍卫之一)侍卫玄宗。后来悔悟，折节读书，举进士。曾任洛阳丞，又一度辞官闲居。唐德宗建中二年(781)以比部员外郎 出任滁州(今安徽滁县)刺史，不久，改任江州(今江西九江市)、苏州(今江苏苏州市)等地刺史。

他在一些诗中，反映了对民间疾苦的关注，表现出不安于居官生活的心情，敢于揭露暴政，抨击豪门。另有大量诗篇，写田园山水。在艺术上，他接受陶渊明、谢灵运、王维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的高雅闲适、自然淡远的艺术特色。著有《韦苏州集》。

【注释】
郡斋：官署中休息的斋舍。燕集：燕与宴通。燕集，即宴集，饮酒聚会。
画戟：一种有画饰的兵器。
燕寝：休息安寝之处，即上述“郡斋”。清香：室中所焚之香。李肇《国史补》：“韦应物立性高洁，鲜食寡欲，所在之处，焚香扫地而坐。” 烦疴：本指疾病，这里指暑天出现的烦闷郁热。 居处崇：身居高位。
金玉章：金玉之声，喻文章佳美，指文士的诗篇。
吴中：苏州的古称。 彦：美士。汪洋：指文士们的文章气势浩大。 大藩：大郡。 “岂曰财赋强”句：怎么能说只是财赋丰饶?言外之意是：我们这里，文德也昌盛！

【简析】
本诗作于贞元五年(789)，写的是作者和文士的宴饮。诗作者是当地的长官（刺史），也是著名诗人，他以这样的地位和身分，宴请当地的文人，所以诗的口吻，自然是地方长官和文人领袖的口吻，显示出身居高位的气度和满足于已有的优裕生活的襟怀。好在本诗所写文士宴饮之乐，主要是赞美当地文化昌盛，文人荟萃，赞美文士的诗文多名篇佳作，有如金玉文章。作为一州长官，能不拘形迹，朴素谦恭，与文士亲切相处，尤其是还能不忘人民的疾苦，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篇中的“自惭居处崇，未睹斯民康。”是久经传颂的名句。

【今译】
州衙前卫兵执画戟，排列端庄，
公余休息的寝室，凝聚清香。
海面上，飘洒过来阵阵风雨，
池阁亭台，刹时间变得清凉。
整天的烦躁闷热，很快地消散，
嘉宾贵客，此刻济济会于一堂。
我自惭身为刺史，居于高位，
不能看到百姓们乐业安康。
通晓道理，才能够排遣是非，
性情旷达，方可把形迹遗忘。
鲜鱼肥肉，在灾年属于时禁，
幸有蔬菜水果，请诸位品尝。
俯下身，痛饮一杯清甜米酒，
仰着头，聆听篇篇金玉文章。
心神欢快，身体自然很轻爽，
真想乘风在万里高空飞翔。
自古以来，苏州文化就兴盛，
看在座的人才，济济势若汪洋。
我们的苏州大郡，本系重要城市，
不仅是财赋多，文采也很辉煌！

日前，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法轮大法俱乐部，首次放映讲述法轮大法学员被中共活体摘取器官的纪录片《活摘》，吸引约五十位学校师生观看。有几位学生因室内没有空间添加更多座位而无奈离去。主办的俱乐部学员表示下回举办类似活动会选择更大房间。

获第七十四届皮博迪奖的纪录片《活摘》（Human Harvest）以大量证据以及证人的证词，让观众了解当前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以至活体摘取器官的罪行。影片证据清晰确凿，放映完毕后观众两次鼓掌表示感谢。之后部份观众主动留下，交流影片中的内容以及如何推动帮助制止这一罪行，包括帮助在哥大举办更多类似活动，还有两位来自中国的学生主动找到学员了解有关法轮大法的问题。

哥伦比亚大学肾脏科医师Cheryl Kunis说：“我曾经有患者，说他们可以在中国获得肾脏，他们是很聪明的人，我跟他们说：‘你们在跟我开玩笑吗？’我告诉他们风险是什么、现在中国发生的事，当然就改变了他们的想法。”

学生Jeff Odgis表示，第一次知道中共非法活摘人体器官，并进行非法器官交易，“我觉得太可怕了，这大概是大屠杀以来，人类史上最可怕的事，我无法想象有组织或政府会允许这种事发生，而且还在持续发生。”

纽约人Genevieve说：“影片令人印象深刻，我知道这件事还存在，但影片讲得更加深入，很值得透过影片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

影片结束后，有些观众在联合国联署请愿书上签名，要求中共立即停止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Cheryl Kunis表示，这是个大问题，她希望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等组织能做对的事情，让中国受到来自其它国家的压力。

学生Jeff Odgis也说：“我认为大家应该促使自己的政府认真去跟中国联系，让他们知道这种事是不被容忍的。”

活动第二天还有观众发来电子邮件表示感谢这个活动让他们了解法轮大法以及希望保持联系。法轮大法俱乐部计划还会在哥伦比亚大学举办更大规模的纪录片放映活动。

伟大的师尊好！
同修们好！

我们每天出去讲真相，什么样的人都会遇到，有悟性好的，有悟性差的，有一讲就明白的，也有受毒较深的，有面带微笑的，有恶语相加的，也有威胁举报的，各种各色的人都有，如果我们遇到说难听话的，心态要是不稳，那可能就救不了这个人。

这天我和往常一样到菜市场去讲真相，在菜市场的路口处停了一辆轿车，里面坐着一位女士，我上前给她打了一下招呼说：“你好！我给你个护身符吧，挂到你车上有灾有难，人车都能平安”。对方说：“俺什么都不信！”我接着说：“你什么都不信，我今天给你这个救命的护身符得信！这是宇宙大法、是天法！”我又说：“你们现在的年轻人什么都不信，这都是党文化教育成长起来的，不信神！俺这个岁数是在神传文化中成长起来的，那时的戏剧、小说、故事都是讲信神的，都是劝善做好人的，不信神能行?！现在天灾这么多，你知道长江翻船、天津爆炸、上海踩踏事件，灾难多了！共产党讲无神论，它敢斗天、斗地，敢叫日月换新天，灾难真的来了共产党自已的命也保不住！你说是不是？！你入过党团队吗？如果入过，我帮你赶快退岀来，保命保平安”！她听明白了，让我把团给她退了，并高兴的接过了护身符。 

过来个男的，可能是这个女的丈夫，看我站在他车旁边就走了过来，阴沉着脸问：“你干啥！“我笑着说：“看你车上没挂啥，我就送给你个护身符吧！这上面都是法轮大法的词，挂在车上吉祥如意!只要你信，保证无灾无难保平安！”“不要、不要、啥也不要！”他连着说了几个不要!女的接着对我说：“他这个人啥都不信！”我停顿了一下，笑着走到他跟前说：“看你刚才给我弄个大沒趣！你以为俺是干坏事哩？我给你说：这法轮大法可是佛家上乘之法！是救人命的法！”可他不耐其烦的说：“我是党员，我就信科学。”我心不动、稳着心性接着说：“你知道爱因斯坦、牛顿吗？他们可是大科学家！最后都走入了神学，信神，你是党员信马克思，可是马克思是欧州的，讲无神论！咱东方人信的炎帝、黄帝，咱是炎黄子孙！你听说过吗？在我们中国几千年来，儒、释、道这三家文化交相辉映，规范着人类的思想和行为！生生息息维系着我们中华民族的道德，经久不衰！朝代变，儒、释、道的思想不变！可在近几十年来被共产党破坏贻尽！尤其文革扒庙、砸神胎，中国文化全部被破坏！六零年饿死四千万人，三反、五反、反右、六四、文革整死四千万人，法轮大法弟子都是好人，崇尚真善忍，利国利民，可它对炼法轮功的大打岀手残酷迫害，直接致死近四千人，成千上万人无家可归，妻离子散，可以说它干的坏事罄竹难书、天理难容！”我又接着说：“这些年天灾人祸多多，社会问题不断，十官九贪，道德败坏，世风日下，究其原因就是不信神所造成的。人不治天治，天要惩罚人类，善恶有报是天理！”他们夫妻俩静静在那听着，我又对他们说：“只有相信真善忍，就能保平安！”他笑着说：“大姐：你不要再说了，我全明白了！我叫王某某，是个党员，你帮我退了吧！”我说：那最后祝你们全家平安幸福！就这样俩个生命得救了。 

如果在讲真相对方不听，有抵触和厌烦情绪，或出言不逊那就不讲了、放弃了！那我们的使命完成了吗？配当大法弟子吗？那不是给我们自已留下深深地遗憾吗？所以我们要以平稳的心态讲真相，才能把人救了！ 

初次投稿，有我口述，同修帮我整理，一点所悟，有不妥之处请同修指正！

一天， 同修妹妹跟我说：“我得跟你说个事，你太自私了。”我一惊：“咋啦？”妹妹说：“那天咱俩去看某某同修，你当时滔滔不绝的，就你说了，你倒是痛快了，你知道人家什么感受？”我想起来了，那天我和妹妹去看一个同修，她正过关，有些困惑和蔫，我觉的自己正念很强，给她讲了很多，确实有点滔滔不绝。于是我说：“她当时没说啥呀？”妹妹说：“都你一个人说了，人家也插不上话呀？”我感到自己确实有些自私，忽略了对方的感受。妹妹接着说：“当时人家说作个梦，悟到是点化哪里有错？你倒好，马上给推翻了，说梦不是这个意思，是另外一个意思。那梦是点化她的，不是点化你的，你凭啥说是另外一个意思？虽然你当时说了那么多，对方不接受，你说多少也没用。”

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我意识到自己思想深处，似乎有个时隐时现很大的私，它藏在我生命的深处，不时的支配我的表面言行，这是我修炼中忽略的地方。具体表现在：平时和同修交流中，总愿挑对方毛病： 好抢话，别人说话本来与我无关，只要我在跟前，也能插话说上几句，心里有种很强的东西：我比别人都明白，我谈的都是“理”。这种状态，其实已经在较强的自我中了。有时到学法小组，我喜欢交流，不喜欢学法，交流前，有人看着我说：“你先说吧。”于是我就滔滔不绝开了，有时我一人满场灌。当有人夸我“法理清”，我嘴上说“不行不行”，心里多少有点飘然。

这一次，师父通过妹妹嘴点化我，对我触动很大，修炼人不管在什么场合，都要修自己，帮别人过程，也是修自己过程，不要站在高处去评论别人，说话中的语气、善心、道理有多少？都体现出自己的境界。不要眼睛老是盯着对方是否改了？改没改不重要，自己提高多少才最重要。

我又想到，我身边有个同修，每次和他交流时，都用训斥的口气和他说话，我说：“你太不精進了，已经落下了。”不断数落他的缺点。可每次他都不接受，甚至不满的说：“我不比你差，不圆满我上哪呀？”最近一次交流时，他生气的说：“以后咱俩别见面了，省得闹矛盾，都好好修自己吧。”我一下猛醒了：是我错了，我的话没让人感动，倒让人心烦和生出怨恨，我这是强加对方，想改变对方，这种交流能有什么好的结果呢？这不仅是缺少慈悲心的问题，而是心里那个很强的自我还没有修去，这才是根子。我一直认为自己修的不错，特别是同修在一起交流时，自己能谈出不少认识，甚至多少有点显示和卖弄口才，其实认真想一想，修炼不是这么回事呀，我把自己看得太重了，没有时刻想到别人，没有想到在大法面前自己太渺小了，什么都不是，深层的私一直没有修去，最起码，一个神佛不会是这个样子。

写出自己的不足和点滴认识，意在能够给同修一点借鉴，惭愧！惭愧！